編者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何大章編著的《宋慶齡往事》一書中採用大量曝光圖片與文字檔案，揭祕塵封歲月中的往事，展現了宋慶齡的堅韌與溫柔，魅力情懷與獨特的美。以下為本書節選。(孫琳)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機裡傳出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按照幾十年養成的的習慣，宋慶齡清晨總要坐在床上收聽新聞。儘管早就知道周恩來病危，但摯友長逝的消息真真切切傳來之際，宋慶齡頓時失去了控制。她知道為國操勞鞠躬盡瘁，時時關心著自己的那個人真的走了，再也見不到了。淚水不住地從宋慶齡的臉頰上流下來。
宋慶齡得到通知，第二天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10日下午，在祕書杜述周的陪伴下，隋永清、隋永潔姐妹攙扶著宋慶齡來到北京醫院簡陋的告別室。宋慶齡忍著悲痛，最後一次仔細端詳躺在靈床上的，消瘦蒼老的周恩來。
宋慶齡第一次見到他，還是在半個世紀前的1924年。當時這位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年僅二十六歲，他堅定沉穩，才幹超群、精力充沛，給宋慶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國成立前，周恩來是在國統區公開活動時間最長的中共領導人。所以，他與宋慶齡有著更多的直接接觸。1949年以後，在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周恩來也是和宋慶齡走動最多的朋友。生活、工作中樁樁件件的事情，無論大小，他都替宋慶齡安排得妥帖而周到。多年的交往中，兩人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
想到與戰友的永訣，宋慶齡心如刀絞。告別周恩來遺體後，宋慶齡默默回到了家。她的情緒還沒有緩解，就聽到了“高層”通過祕書傳達給她的批評。大意是：“讓她去和周恩來告別，為什麼還要自己帶人去？”宋慶齡本來情緒就很糟糕，聽到指責立刻就按捺不住了。她在臥室裡激動地說：“我這麼大年紀，就不該有個人扶扶我嗎？再說，總理也是看著她們兩個(指隋氏姐妹，作者注)長大的，怎麼就不能去告別？”宋慶齡一生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都盡力做到完美，幾乎可以說是在個人品質上有些“潔癖”。所以，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儘管有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對她造謠汙衊，卻從未動搖過她魅力高尚的形象。這次受到批評，在宋慶齡來說是“破天荒”的。更何況，批評是由祕書傳達，這也是對她刻意地不尊重。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她還爭什麼？沉浸在悲痛中的宋慶齡，當時只是在私人空間裡，跟身邊的人發洩了幾句牢騷苦楚，最終還是按捺了下來。
1月15日，她抱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周恩來的追悼會。
在這以後，“高層”的一些評價又陸續傳到了宋慶齡的耳中。這次，她再也無法忍耐了。宋慶齡悲憤至極，在臥室裡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麼樣？我不幹了!我辭職!這麼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周恩來去世、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此時的宋慶齡對中國的政局已經心灰意冷。在原則問題上，宋慶齡從來是說一不二的。既然決定回家養老，她隨即付諸行動。宋慶齡吩咐杜述周，說她26日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級報告，並與空軍司令部聯繫專機。最後，專機定在了27日。
1月24日，宋慶齡寫信給廖夢醒：“我寫信是要祕密地告訴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變一下環境。可怕的打擊(指周恩來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關節炎越來越嚴重，吃安眠藥也沒用。我的眼睛似乎總是睜著。”
同一天，她寫信給愛潑斯坦：“此信是為了告訴你，我必須回上海去住些日子，因為那裡有急事要我處理，且不說我迫切需要從我們最近遭受的震驚和痛苦中解脫出來，也不說那些我還沒有告訴你的其他麻煩事。沒有必要去麻煩你，你也不能幫助解決我的問題。”
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是，此次返回上海，離別北京，宋慶齡認真做好了切斷同北京一切聯繫的準備。1月27日，她要求祕書張珏以住宅祕書室的名義分別發函給全國人大、新華社、《中國建設》雜誌社、北京地安門郵局和上海徐彙區郵局。函件很是簡短：
密：
人大常務委員會：
從今天起給宋副委員長的文件、信件，請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林泰同志收。
密：
新華社發行科負責同志：
宋副委員長看的《參考資料》，請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林泰同志收。大字《參考消息》也請寄上開地址林泰同志收。
密：
中國建設雜誌社：
給宋副委員長的雜誌《中國建設》和信件等，請郵遞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林泰同志收。
密：
地安門郵局負責同志：
自即日起，寄給宋副委員長和林泰同志的信件、刊物、包裹等，請轉上海市衡山路徐家彙郵局投遞。
密：
上海市徐彙區郵局負責同志：
自即日起，寄給宋慶齡副委員長和林泰同志的信件、包裹等，請投遞淮海中路1843號。
我把這五個函件都公佈在這裡，是為了使大家瞭解這次宋慶齡離開北京的決絕態度。對於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的宋慶齡，這種舉動是異乎尋常的。
1月27日是宋慶齡八十三歲的生日。就在這一天上午十點三十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帶著滿懷的憤懣離開了北京。
以後的五個多月中，她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家裡，整理資料和物品，不時因勾起對往事的回憶而唏噓長嘆。她已經開始為自己的身後事做準備了。
7月6日晚，北京電話報告——朱德委員長逝世!請宋慶齡第二天回北京!對此，她無法推託。朱德的為人一直令宋慶齡十分敬重，更何況朱德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是第一副委員長。
7月7日中午，宋慶齡飛抵北京。她沒有攜帶行李，拒絕回到後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飯店一四三五號房間。當天下午，她就前往北京醫院向朱德的遺體告別。11日，她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朱德追悼會。14日事畢，她從北京飯店驅車直奔南苑機場，乘專機返回上海。
宋慶齡悲涼的心情無法解脫。18日，她從上海寫信給廖夢醒：“參加完我們敬愛的領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禮之後我又回來了。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不愛拋頭露面的。朱德同志為中國做了這麼多的工作，卻如此低調。他得到每一個人的愛戴。在我們最敬愛的總理同志逝世不久，我們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實在令人難以承受。”
9月1日，她將幾個月來整理出的文物裝了一面包車，由兩位祕書護送到上海市博物館。9月9日，北京再次傳來消息——毛澤東主席逝世!驚悉噩耗，宋慶齡火速於10日下午再次返抵北京，下榻北京飯店七零三一號房間。11日、12日、17日她三次參加遺體告別和守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出席追悼大會時，由於過度的悲傷和衰弱，拄著柺杖的她站立已經非常困難。起初，宋慶齡還能斜靠著攙扶自己的杜述周勉力支撐，後來，她再也堅持不住，身體直往下墜。在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急忙請人要來了一把椅子，她撲通坐了下去!就這樣，宋慶齡成了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唯一坐著與會的領導人。
國慶節前夕，宋慶齡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座談會的邀請，她“因身體原因請假”，沒有出席。
“十一”剛過，宋慶齡就要杜述周馬上安排返回上海。8日，宋慶齡和隨從人員乘車來到南苑機場，專機已經按照預定的時間做好了一切準備。就在宋慶齡走向飛機舷梯時，突然接到了飛機停飛的命令。這種情況是以往從未發生過的，大家都十分錯愕。過了一段時間，又通知可以起飛了。宋慶齡沒有作出任何表示，徑直登機回到了上海。對這一突然變化的內幕真相，她真的毫不知情。
1976年的10月，歷史註定要重重地記上一筆。10月6日晚，“四人幫”被逮捕，這個消息當時還被中央嚴密封鎖。8日，“四人幫”上海老巢的死黨們剛剛得到了用暗語傳遞來的消息。中午他們召開會議，決定抓緊部署發動武裝暴亂。而正是在這個非常時刻，宋慶齡要返回上海。這位著名的“總理幫”的安全有沒有保證？如果臨時取消飛行，會不會引起“上海幫”的懷疑？這肯定是需要考慮的。
宋慶齡平安地回到了上海。很遺憾，她沒有聽到在北京通過口口相傳陸續“發佈”的令人振奮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幫”統治一直維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學生衝破阻力，高呼口號上街遊行。一位服務人員慌慌張張地跑來向宋慶齡報告：“街上有人喊反動口號!”宋慶齡問：“喊的是什麼？”“是說江青和張春橋同志……”宋慶齡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趕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來了，她彙報道：“街上喊的是打倒‘四人幫’!……”
宋慶齡對“四人幫”是再熟悉不過了。早在這一年的3月9日，她就忍不住在一封信裡明確地使用了這個詞。她說到周恩來逝世後，“每個人都在分擔她(指鄧穎超，作者注)的損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幫’以外”。緊接著，她就在信中對“四人幫”做出了評判：“只要時機一到，他們必將得到應有的懲罰。”在風雨如磐的中國大地上，當時有幾個人能夠說出或者敢於說出這樣的話？
如今，欣慰的消息終於盼來了，宋慶齡的臉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四人幫”的結局她早已料到，她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機”會來得這樣快!
11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派出一位副祕書長專程來到上海，敦請宋慶齡回京參加會議。
30日宋慶齡乘專機回京，入住北京飯店。當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2月8日，她再次飛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慶齡接受中央的建議，回到了北京後海的寓所。為了迎接新的時代，迎接生命中第二次春天，她又開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職責。
歷時一年多的辭職風波就此結束。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