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葉挺，這兩位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戰士，早在北伐戰爭之前，就在黨內一起共事，兩人志同道合，風雨同舟。這對革命的老戰友，相知相交數十年，他們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肝膽相照，情同手足；他們之間的革命情、戰友情，同志情、朋友情，純潔而高尚，誠摯而久遠，為全黨全軍樹立了光輝典範。
一
葉挺是我黨最早組建和領導的一支部隊--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三十四團，即後來的“葉挺獨立團”的團長。
這個團是在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軍事部長周恩來的主持下，精心籌建起來的一支革命武裝。1924年11月，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時，中共廣東區委徵得孫中山的同意，由區委軍事部長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主持，抽調第一期畢業生徐成章、周士第、趙自選等黨員軍事幹部，另從區委機關抽調了廖乾吾，組織了一支“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鐵甲車隊以徐成章、周士第為正副隊長，廖乾吾為黨代表。三十四團，正是廣東區黨委在鐵甲車隊的基礎上籌建起來的。
既然是一支由廣東區黨委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革命隊伍，就要選一位在黨內、軍內有影響有才幹的人來擔任團長。
周恩來首先想到了葉挺。因為他了解葉挺的革命經歷和軍事才幹。葉挺是著名的粵軍將領，擔任過孫中山警衛團的營長。1924年，孫中山派他到蘇聯學習，同年12月在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回到國內。在上海，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長陳獨秀的接見，並被分配到廣州工作。在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和軍事部長周恩來的主持下，葉挺被分配到由粵軍第一師擴編而成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擔任參謀處長。到職不幾天，國民革命軍發動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戰役，葉挺隨軍東進，離開了廣州。11月間，葉挺在惠州前線接到一個新的任職命令，調他到正在組建的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擔任團長。
1926年1月1日，三十四團改稱第四軍獨立團，全團有共產黨員20人左右，建立了黨的支部。這是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革命軍隊。
1926年4月下旬，中國共產黨決定派葉挺率領第四軍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首先北伐。獨立團出師經過廣州時，周恩來在住處單獨約見葉挺，兩人作了一次長談。後來，周恩來又來到葉家祠，在葉挺家裡召集團內連以上黨員幹部會議。會上，他向與會同志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各方面的情況，並就北上作戰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幾點具體要求，作了語重心長的囑咐：一、加強黨的領導，加強政治工作；二、注意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三、注意統一戰線工作，很好與友軍團結；四、作戰要勇敢，要有犧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勞；五、要起先鋒作用、模範作用、骨幹作用；六、要多打勝仗。
周恩來著重強調了“要多打勝仗”。他說，現在有些國民革命軍部隊對北伐戰爭仍然存有種種顧慮，都不願意派部隊先出去，只要你們打了勝仗，他們就會跟上來。
在葉挺的指導下，獨立團黨支部作出決定：把周恩來這些指示分別在黨內和黨外、幹部和戰士中進行普遍的傳達討論，並把它作為從廣州出發到湖南行軍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利用行軍途中休息和到達宿營地後的時間進行討論，從而對全團幹部戰士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擁有2000人的葉挺獨立團在這次千里遠征中一直充當前鋒，所向披靡，在湖北汀泗橋和賀勝橋兩次戰鬥中獲勝，為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至武昌大戰時，“鐵軍”之稱更是聲名大振，葉挺也被譽為“北伐名將”。
葉挺獨立團之所以贏得“鐵軍”的光榮稱號，葉挺本人之所以被譽為“北伐名將”，這與中共廣東區委對於獨立團建團和作戰的堅強領導是分不開的，更與周恩來的提攜、教育和培養是分不開的。葉挺本人，一直引周恩來為知己，始終不忘周恩來的知遇之恩。
二
1927年7月27日，周恩來祕密從武漢經九江到達南昌，為南昌起義做準備。這一天，葉挺和賀龍的部隊同時進入南昌。7月27日，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4人組成的中共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成立，周恩來為書記，前委負責指揮前敵一切事宜。
葉挺和賀龍、朱德、劉伯承，是這次起義的四員戰將。賀龍為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劉伯承為參謀長。由於葉挺和賀龍是起義的直接指揮者，身為前委書記的周恩來，便以主要的精力和時間，就起義的種種問題，與他們兩人進行磋商。葉挺雖然對於起義的發展前景有所疑慮，但他深知，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舉起屠刀殘殺革命人民的今天，中國共產黨除了訴諸武力反抗，已別無選擇。同時，他也明白，由於他在黨的軍事工作中所處的地位，挺身而出，承擔這一歷史任務，更是責無旁貸。因而，當週恩來與他交談時，他明確地表示：堅決執行黨的決定，竭盡全力，完成使命!
起義的作戰方案是劉伯承起草的，周恩來看過後拿給賀龍和葉挺過目。葉挺看過這個計劃，覺得各種安排十分周密，便什麼也沒說，將原件退了回去。那時幾位將領初次合作，互相都不大瞭解。劉伯承不明白葉挺為什麼一言不發，不置可否，便去詢問周恩來。周恩來聽罷，笑著說：“哈哈，這就是葉挺嘛!他不做聲，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見，就會跳起來和你爭論的。這是葉挺的風格。”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前委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2萬餘人，舉行南昌起義。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城內的敵人全部被肅清，共殲守敵3000餘人，繳槍5000多支，子彈70多萬發。整個南昌城被起義軍佔領。
8月3日，起義軍按照中央在起義前的決定，開始撤離南昌，取道臨川(撫州)、宜黃、廣昌，南下廣東，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並佔領出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然後重新舉行北伐。
起義軍從汕頭撤退時，周恩來染上惡性瘧疾，發起高燒。葉挺率部掩護周恩來及機關人員突圍脫險。到了普寧縣城流沙，周恩來的病情更加危重。當時部隊被打散，葉挺和聶榮臻始終守在周恩來身邊。最後只剩下幾個人，路不熟，又不懂當地話，總共只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的能力也沒有。幸虧隨軍撤退的汕頭地委書記楊石魂擔任嚮導，與葉挺、聶榮臻一起，一直陪伴著時而清醒、時而昏睡的周恩來，先帶他們在附近一個小村子裡隱蔽了下來，晚上又找來一副擔架，把周恩來抬上，轉移到陸豐的甲子港。葉挺和聶榮臻、楊石魂一起，陪伴周恩來在陸豐鄉下養了半個月的病。但因缺醫少藥，周恩來的病情總不見好轉。大家為此都很著急，便趁著敵人的搜查鬆動了一些，祕密地找到一條帆船，於10月下旬偷渡出海，護送周恩來到香港就醫。這時，聶榮臻已分配新的任務，要到省委軍委主持工作。葉挺則得到黨的批准，搭船到澳門去，回家探親。至此，葉挺才依依不捨地與周恩來握手告別。
三
大革命失敗後，為挽救革命，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中國共產黨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又發動和領導了廣州起義。1927年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廣州發動廣大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舉行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建立了工農兵民主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在華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樹起了一面鮮紅的旗幟。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最後失敗了。
葉挺是廣州起義工農紅軍總司令，起義爆發後，他親臨前線，沉著、機警地指揮作戰部隊進行戰鬥，很快佔領廣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區。在起義的當夜，葉挺即主張隊伍帶上繳獲的武器到海陸豐去，保存革命力量。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則大罵葉挺動搖，說廣州起義是進攻的，應該“進攻進攻再進攻”。第二天張太雷犧牲，第三天起義軍大敗，倉皇退出市區。結果張發奎軍殺回廣州，幾天之內，就屠殺了五六千起義軍官兵、赤衛隊員和革命群眾。
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參加廣東省委擴大會議，全面檢查廣州起義問題。李立三獨斷專行，把起義說得一無是處，完全抹殺了參加起義的同志們的革命熱情和大無畏的英勇獻身精神。他指責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領導犯了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錯誤，在關鍵時刻動搖，對起義指揮不力等等。他把持會議，通過了《省委對於廣州暴動決議案》。在《決議案》的政治紀律一節中，葉挺被列為第七個受處分的人。
李立三把持通過的這個決議，後來並未獲准實施。原因是：中央接到他的報告後，認為這種做法不妥。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周恩來多次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分析廣州起義前的具體情況，認為這次起義是必需的。他說：這樣的批評，一是批評的人沒有在廣州，沒有深深地想想暴動時的困難；二是因退卻時通知不周而造成許多人犧牲，就從根本上說暴動不好，這兩種精神都不好。他明確地表示：“這種指導的影響是很壞的，對這次同志的嚴厲的處罰是不對的。”他還說：一個事變以後，對它的批評一定要同時注意到它的價值。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前往香港重新處理這件事情。
1928年3月中旬，周恩來在香港主持召開的廣東省委擴大會議上，全面分析了廣州起義的歷史意義，肯定起義領導人在鬥爭中表現的革命精神，指出起義失敗的原因是敵強我弱、沒有爭取廣大農民配合、在戰鬥形勢不利時又沒有及時撤退轉往農村。他在分析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犯了錯誤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評，並宣佈原來的處分決定無效。省委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又重新作了一個決議。
此時的葉挺，為周恩來的實事求是精神所深深感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召開前，葉挺到了莫斯科。他懷著美好的憧憬，抱病寫了一篇關於廣州起義的材料，結合起義的始末經過，對國內外廣泛流傳的有關他在起義中表現“消極”的種種責難，提出了申辯，實指望黨的六大對他本人在廣州起義中的表現做出一個公正的結論。可是，共產國際中國問題負責人米夫和正在他身邊工作、充當其助手的王明等人，不僅對葉挺的申辯不予理睬，還以各種方式故意冷落葉挺。連莫斯科中山大學邀請葉挺演講，也因米夫和王明等人從中作梗而作罷。葉挺是一位有個性的人。他受不了對他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忍受不了對他的“政治動搖”的無理指責。他有冤難伸、投訴無門，苦惱至極，一氣之下，便獨自離開莫斯科，脫離黨的組織，前往德國，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回國投身抗戰之中。
在中共黨內，與葉挺共事時間最長、最熟悉葉挺的周恩來，在對待廣州起義問題上，在對待葉挺脫黨問題上，一直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始終為廣州起義和葉挺蒙受的無端的責難鳴不平。對葉挺的離黨出走，周恩來說了公道話：“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
四
抗戰全面爆發後，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12日，新四軍成立，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新四軍實行黨委負責制，各項工作都是通過黨的組織系統貫徹執行，葉挺不是黨委領導成員，有時新四軍軍分會開會，葉挺不能參加，這不免使他心存疑慮。再加上由於蔣介石、顧祝同的限制和刁難，第三戰區每月發給新四軍的軍費，僅相當於國民黨一個丙等師的供給標準，葉挺常為“餉款不濟，軍食不足，軍裝不備，彈藥不充，槍械不補”而苦惱。
由於這諸多因素的影響，葉挺產生了離開新四軍的念頭。1938年10月下旬，他離開雲嶺回到廣東，接受東江遊擊指揮的任命，決心參加家鄉的抗日遊擊戰爭。蔣介石得知此事，既害怕又生氣，因為他擔心共產黨在華南又建立一支新四軍，嚴令立即撤銷這項任命，讓葉挺離開東江。中共中央也認為葉挺不應留在廣東，因為華中的戰略地位比華南更重要，葉挺在華中比在華南發揮的作用更大；而且葉挺如果不回新四軍，勢必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而影響國共兩黨的統戰關係。1939年1月8日，周恩來在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文中提議：葉挺仍回新四軍，解決的原則是，“共產黨的領導必須確定，工作關係必須改變，新四軍委員會可以葉正項副，項實際為政委”。1月10日，中共中央覆電同意。
葉挺從廣東到重慶後，與周恩來作過幾次交談。交談中，周恩來把黨中央希望葉挺留在華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意見，再次面告葉挺。葉挺表示願意顧全大局，但他仍有種種顧慮，對重回皖南軍部，表示消極。他對周恩來表示因自己非黨員，工作困難，大家信任差。如加入黨，則只有往八路軍；因在新四軍，蔣會懷疑他。他問周恩來，可不可以讓他到八路軍去直接帶兵打仗，如可以，不論到哪個師，擔任何種職務，他都願意。周恩來堅持認為華中重要，而且經過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職務，不好隨意變動。同時他告訴葉挺，黨中央同意新四軍委員會改由葉挺任正職，項英為副職，軍事工作多交葉挺辦理，項英實際為政委，並在全軍再次進行教育，確立葉挺的軍長權力。周恩來推心置腹的幾次談話，使葉挺深受感動，終於表示願聽從黨的指示，回新四軍工作。周恩來高興地握著葉挺的手說：“到時候我們一起動身，我送你回皖南。”
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和葉挺到達雲嶺。
從這天起，周恩來便在新四軍軍部住了下來。在長達20多天的逗留當中，他在軍部及其所屬機關、部隊中，進行了許多重要活動。他與葉挺、項英等軍部領導人和陳毅、粟裕等支隊指揮員親切交談，聽取他們的彙報，走訪雲嶺地區的各個工作單位，與廣大的基層人員促膝談心。
為了調解項英和葉挺之間的關係，周恩來向新四軍高級幹部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葉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他就葉挺與項英的關係問題批評了項英，認為項英應承擔主要的責任。他說，廣州起義失敗後，黨內出現極“左”思想，個別人實行懲辦主義，處分葉挺等一批領導同志是不對的，這個錯誤做法很快就被黨中央糾正了。葉挺在那以後脫離了黨，但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黨內的苛刻責難和對他的冷落。儘管這樣，葉挺脫黨十年，政治上一直是好的，他的心始終向著我們這邊。現在全國抗戰，他通過參加抗日接續他的革命生涯，並以他的資望和影響，在國共兩黨之間發揮極其重要的、別人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決不能因為他現在還不是共產黨員，就不信任他。中央認為葉挺作黨外人士是暫時的，這對國共合作更為有利，如果不是考慮這一點，他的黨籍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周恩來懇切地對項英說，黨中央、毛澤東同志都很重視葉挺的政治風範和軍事才幹，希望你能和他搞好關係，合作抗日。
此後，葉挺和項英舉行了一次歡迎周恩來的小型宴會，在雲嶺的高級幹部們也都應邀作陪。周恩來坐在主賓席上，葉挺和項英分坐兩旁。宴會開始，項英首先起身舉杯說：“我代表東南局全體黨員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向中央代表敬酒!”周恩來聽到這話，心裡有些不悅，依然坐著不動，似乎沒有任何反應。在正常情況下，項英作為黨委書記或者說是政委，首先站起來向主賓敬酒，也是順理成章的，但在眼下週恩來正融洽項、葉關係的情況下，項英又擺出黨和新四軍的代表非他莫屬的口氣和姿態，周恩來心裡當然不太高興。葉挺見狀心知肚明，趕忙站起身來舉杯提議：“我和項英同志代表新四軍指戰員，歡迎周恩來同志前來指導工作，併為你的浙皖視察一切順利乾杯!”周恩來喜形於色，立即站起來與葉挺、項英等一一碰杯，連聲道謝。接著，周恩來又示意早在大革命時期便是葉挺部屬的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副參謀長周子昆，讓他們向自己的老上級葉挺敬酒致意。周恩來心細如絲，他是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提醒人們，要尊重葉挺的革命歷史，要尊重他今天在新四軍的地位。
3月15日，周恩來離開雲嶺，葉挺親自送行。臨別之際，葉挺用他那架高級照相機，在麻川河的竹筏上，拍了一張他與周恩來的合影；又在黃山小補橋頭，為周恩來拍了一張“遊黃山”。如今，這兩幅珍貴的歷史照片，成了周恩來與葉挺革命情誼永遠的見證。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9000餘人奉國民黨當局之命北調。1月6日，部隊行經安徽涇縣雲嶺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隊7個師8萬多人的包圍襲擊。經過七晝夜血戰，終因彈盡糧絕，除2000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當週恩來獲悉新四軍陷入重圍時，立刻向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提出嚴重抗議，接著又向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分別提出抗議。1月17日晚，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佈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通令和發言人談話，反誣新四軍“叛變”，悍然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聲稱要把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周恩來得知後，義憤填膺，立即打電話痛斥何應欽：“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隨即又驅車到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處，當面提出質問和抗議。當夜，周恩來奮筆為皖南事變和死難烈士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滿含悲憤的25個字，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變的實質，不僅表達了對國民黨頑固派最強烈的抗議，也是對新四軍軍長葉挺的最有力的聲援。
葉挺被扣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索要葉挺。1941年3月2日，周恩來在寫給蔣介石的《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中，再次強烈要求“釋放葉挺，回任軍職”。周恩來還通過種種途徑，給囚禁中的葉挺及家屬提供儘可能的經濟幫助和政治關懷。資料記載：周恩來曾託人給獄中的葉挺捎去2000元錢，葉挺則用這筆錢買了些內衣和蚊帳分給獄中的戰友、同志。1943年5月間，周恩來派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記者陸詒，參加慰問在反擊日軍進攻鄂西山區的戰鬥中取得勝利的國民黨前線將士,他特別交代陸詒：除了採訪報道外，主要的任務是設法代表黨去看望慰問葉挺。周恩來說：“據我們最近了解到的情況，葉挺同志和他的夫人、女兒現在押在第六戰區，你可以拿著我的親筆信去訪問陳誠。可以直截了當地向他要求單獨見一次葉挺，我想他是不能拒絕的。”陸詒出發前，周恩來又約見他，請他向葉挺轉達：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非常關心葉挺的處境，非常讚賞葉挺的氣節。自毛澤東就皖南事變發表談話，提出包括取消蔣介石的反動命令、懲辦皖南事變禍首、釋放葉挺回軍任職、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撫卹新四軍傷亡將士家屬和撤退華中剿共軍等6項要求在內的12條善後辦法以來，中共代表團在歷次國共談判中，都把恢復葉挺的自由作為一個重要議題提出來進行交涉。董必武、鄧穎超等同志為了迫使蔣介石接受這12個條件，曾經冒著被反動派捕殺的危險，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黨中央切望葉挺保重身體，耐心等待，要相信黨一定能夠為他爭得自由，把他營救出去。陸詒見到葉挺後，向他轉達了周恩來的話。葉挺激動地說：“我也深知我的自由問題決定於談判結果。我深信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必能獲致勝利。這一堅定不移的信念，在幾年囚禁中也沒有動搖過。你回去請向恩來同志，並經恩來同志向黨中央、毛主席彙報，請他們放心。”
1946年4月8日，葉挺被營救出獄後，在乘飛機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4月19日，重慶各界舉行追悼葉挺和王若飛、博古、鄧發等烈士的大會，有3000多人出席。在追悼會上，周恩來痛哭失聲，沉痛地報告遇難諸烈士的生平事蹟。同日，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寫道：“十天過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憤的淚，殘酷的回憶，還有，你們遺留下來的沉重的擔子，抑壓得我們還只在默默無言中悼念你們。”“二十多年來，成千成萬的戰友和同志，在共同奮鬥中犧牲了，但沒有一次像你們死得這樣突然，這樣意外。突然的襲擊，意外的犧牲，使我們更加感覺到這真是無可補償的損失!”周恩來的這篇悼念文章，句句情真意切，字字感人肺腑!它強烈地表達了周恩來對包括葉挺在內的四八烈士無盡的悼念之情!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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