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大家閱讀“景德鎮南河公安”頭條號。如果您喜歡本文章，還可點擊右上角關注我的頭條號，每天都有精彩文章推薦。

來源：（原創）黨史博採

1981年6月，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後，說：“想問題，動手動腦，工作方法，我們要學主席；工作精神我們要學總理，他是全黨的楷模嘛。”

美國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談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時說道：“毛澤東致力於加快歷史前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於乘時乘勢。”胡耀邦和基辛格的評價，大抵可以說明毛澤東和周恩來各自的特點。周恩來善於從毛澤東儘快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戰略高度來理解毛澤東的每一個決策，很多時候都參與了制定；同時更善於作為一個忠實的執行者處理好每一個細節問題。在發現涉及決策層面的問題時，周恩來還特別善於化被動為主動。他們這種長期的相知互信的關係，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

水利在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中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中國的自然地理特點和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從大禹治水開始，中華民族一直把治水作為治國興邦的重要一環。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就根據國情和人民的意願，立即把水利建設列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毛澤東在治水方面高瞻遠矚，以雄偉的氣魄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治理、開發、保護江河的戰略目標。周恩來則將戰略與戰術緊密結合起來，周到細緻地進入具體操作中。

1952年10月，毛澤東主席視察黃河，併發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

周恩來迅速落實毛澤東的四個治淮批示

新中國成立後，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千頭萬緒。周恩來經過反覆權衡，在作好全面安排的基礎上，確定把水利和鐵路作為工作的重點。我國著名水利專家林一山後來回憶：每當全國發生難以解決的水利糾紛，或是水利建設中出現重大難題，周恩來都親自出馬，認真處理；凡是毛澤東交辦的治水任務，周恩來更是抓得緊，抓得細。

當時水利方面首先需要治理的是淮河。周恩來指出淮河連年發生水災的直接原因是：抗戰初期蔣介石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造成了極大災難，創傷一直未能平復。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夏季，長江和淮河堤防決口，江、浙、滬的海堤在臺風襲擊下幾乎全線崩潰。

1950年7月，淮河中游又是水勢猛漲，超過1931年最高水位，造成重大災害。治水如治國，如何消除水患，對於一個誕生不到一年的人民政權，無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7月20日，毛澤東看完華東防汛總指揮部7月18日關於安徽、河南兩省水災情況報告後，就根治淮河問題寫批語給周恩來：“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請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導淮兩問題。如何，請酌辦。”

周恩來看到了毛澤東轉來的災情報告和批示後，於7月22日約請中財委主任董必武、財政部長薄一波和水利部長傅作義、副部長李葆華和張含英等人，研究防災救災和導淮工程問題。最後決定由水利部和中財委計劃局負責草擬導淮根本方針與次年度水利計劃。

8月1日，皖北區黨委書記曾希聖等就當地災情和救災工作意見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華東軍政委員會並轉中央。毛澤東在8月5日閱後批送周恩來：“請令水利部限日作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八月份務須作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如何，望酌辦。”

從8月25日至9月12日，根據毛澤東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周恩來參加了水利部召開的治淮會議，多次聽取彙報，針對會上發生的蓄洩之爭，就治淮工作的方針提出指導性意見。

此時的新中國，各項工作特別忙。除了土改、復員工作，還有準備抗美援朝。在治淮的解決辦法上，蘇、皖、豫三省存在著分歧。8月28日，華東軍政委員會向周恩來轉報了中共蘇北區委的電報，電報強調了蘇北的困難，認為如果當年即行導淮，將改變蘇北的整個工作計劃，對農業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響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上都感倉促。

8月31日，毛澤東閱畢這份報告，批示：“周：此電第三項有關改變蘇北工作計劃問題，請加註意。導淮必蘇、皖、豫三省同時動手，三省黨委的工作計劃，均須以此為中心，並早日告訴他們。”

周恩來立即按照毛澤東的批示，仔細聽取意見，細緻做好各方面的協調工作，親自落實了治淮工作的經費和任務。他對三省的負責人說：“只要你們三個諸侯統一了，就好辦了。我向主席彙報，只要主席同意，就這樣辦了。”蘇北是周恩來的故鄉，但他反覆告誡幹部要吸取國民黨治淮時江浙人管事，只顧下游，不顧中游、上游，鬧地方主義的教訓。

9月2日，周恩來又約董必武、薄一波和傅作義等人開會，研究治淮計劃。會議決定：（一）治淮必須江蘇、安徽、河南三省同時動手，做到專家、群眾和政府三結合，新式專家和土專家相結合。（二）到九月訂出動員和勘探的具體計劃，十月動工。

9月21日，毛澤東收到曾希聖電告皖北災民擁護治淮的情況，非常高興。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開工，毛澤東批示：“周：現已9月底，治淮開工期不宜久延，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

同樣也是在9月21日，周恩來約傅作義和李葆華談話，要他們加緊督促實施治淮工程計劃。在9月22日接到毛澤東21日的批示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等其他中央領導人，告知關於治淮的兩份文件已經送至華東、中南軍政委員會審議；治淮工程計劃則已經由水利部及各地開始付諸實施，因時機不容再誤。

1950年10月14日，政務院發佈《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制定了上中下游按不同情況實施蓄洩兼籌的方針。新中國水利建設事業的第一個大工程拉開了帷幕。當人民政府決心根治淮河的消息傳到淮河流域的時候，數千萬群眾熱烈擁護中央治理淮河的決定。

同抗美援朝一樣，治淮工程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支持。“父子齊上陣，兄弟爭報名，婦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徵”。百萬民工和工程技術人員奮戰在治淮工程的工地上，“緊張、愉快地勞動著。這是自古以來都沒有聽說過的大事情。”這番情景也深深感動了到工地視察的傅作義和李葆華等人。傅作義在文章裡寫道：“我所看見的一切，真是滿眼都是力量，滿眼都是希望。”“使我深刻體會到毛主席所領導的革命的意義。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曾經把一個政令、一個運動、一個治水的工作，深入普遍到這樣家喻戶曉的程度，這是一個空前的組織力量。依靠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政府是深深地紮根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塊土地、每一個人心的深處，因此人民政府的力量是不可搖撼的偉大。有了毛主席和共產黨，我們不僅能夠治好淮河，更能夠做好一切應該做好的事情。”

治淮工程取得的一個個成績不斷感動了很多人。我國著名學者梁漱溟，曾在1953年與毛澤東爭辯，認為共產黨不關心農民了。儘管他很快認識到自己的說法不妥，但最使他信服的還是後來參觀治淮成果的所見所聞。梅山水庫是周恩來親自主持工作會議決定的治淮工程之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水庫就擁有了世界上最高的連拱型大壩，聯合國大壩委員會主席託蘭還稱讚道：“連拱壩好，中國人民了不起！”梁漱溟在參觀日記中寫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產黨多矣！”

治淮工程的成績也使新中國的形象在海外煥然一新。2011年9月9日，臺灣著名作家龍應臺在大陸一家報刊發表文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文中提到了當年在美國留學的、當今享譽世界的臺灣編舞家林懷民。文中寫道“林懷民說的是，‘七零年代末，我跟一堆臺灣留學生在美國看一個片子，感動得一塌糊塗，覺得，這就是真正的、偉大的中國嘛。’”“那部片子，我至今不曾看過，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從此牢牢記得了它的名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資料對這部1952年出品的片子的解說是，‘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區，全長一千多公里，流域面積二十二萬平方公里，有五千八百多萬人口居住在淮河兩岸。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不治水、不修堤，使淮河成為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情況。解放後，毛主席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堅定了人們治水的決心。”

根治淮河的決策和淮河水利建設的開展,突出地顯示了毛澤東、周恩來人民領袖的光輝本色。這種光輝本色，既體現在毛澤東的戰略眼光，也體現在周恩來善於把毛澤東的方略具體化。

參加建設十三陵水庫勞動的雙重意義

1957年前後在全國一些地方曾發生過群體事件，有的影響還比較大。這使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意識到有必要在各級幹部中加強群眾路線教育。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佈了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全黨整風開始後，5月10日中央又發佈了《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這兩個文件實際上都是4月27日同一天由毛澤東起草的。文件認為，領導者參加生產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有利於及時地、具體地發現和處理問題，有利於改進領導工作，從而可以比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許多錯誤。這個文件與關於整風文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使各級幹部不脫離群眾。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有著高度的共識。

1958年，周恩來在北京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

新中國建都北京時，百廢待興，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為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城內的供水系統。生逢亂世的著名作家老舍，從這件事上看到了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始。在反映北京治水的《龍鬚溝》中有這樣的話：“自打咱記事起，有誰關心過咱門口這條龍鬚溝嗎？……除了咱們毛主席，沒有過！”為了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首都，只考慮固有水源是遠遠不夠的，1957年12月，毛澤東經過數次考察並徵求了周恩來等人的意見後，決定修建十三陵水庫。

十三陵水庫於1958年1月破土動工，開始只有民工8000人和義務勞動大軍2000人。為了趕在汛期之前完成築壩任務，北京市委決定發動全市各方面力量參加義務勞動。至5月，每晝夜達到十萬人。1958年5、6月間，周恩來三次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5月25日下午，周恩來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率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來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義務勞動。周恩來站在民工隊裡往大壩上傳土。裝筐的民工有意少裝一點，周恩來開玩笑地說：“都裝這麼少，大壩什麼時候才能長起來呢？”這些中央領導人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一方面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治水安邦的重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毛澤東希望所有幹部不要脫離群眾的意願。毛澤東在當時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強調：像我們這些人是否每年可體力勞動一個月，分幾次，目的主要是鍛鍊思想意識，也可鍛鍊身體，增長知識。那天，直到晚上七點，毛澤東一行人才返回北京城。

6月12日，周恩來寫報告給毛澤東：“昨晚尚昆轉達主席關於組織政府部長們去十三陵工地參加一週勞動的指示，今天已經佈置。”6月15日，周恩來親自率領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領導幹部三百多人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三百多人中，有部長六人，副部長、副主任六十四人，部長助理五十人，司局長級幹部一百七十四人，中央直屬機關幹部也去了二十多人。那天，天氣依然很熱，腳下的砂礫都被晒得發燙。水庫指揮部的同志剛剛說：“我們歡迎首長們……”周恩來立即糾正說：“這裡沒有首長，沒有總理、部長、司局長的職務，在這裡大家都是普通勞動者。”在一天的勞動中，周恩來不僅裝料、拉車，而且堅持推了幾車石料。當天晚上，他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我和習仲勳、羅瑞卿兩同志今日隨同他們前往勞動一天，夜間回來，準備參加明天政治局會議，待政治局會議開過後，擬再去參加幾天。”6月22日和23日，周恩來又來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在中央的帶動下，原本安排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修建的十三陵水庫，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當時還有不少的外國駐華使節和國際友人也主動參加了十三陵的義務勞動。

有部描寫新中國領袖們治水的書籍寫道：“5月25日那天晚上，毛澤東在閱讀彭真送來的材料時，寫信道，發明‘躍進’一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而在建設中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正是周恩來，周恩來當功不在禹下。其實，在共和國的歷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功蓋大禹的人物，因為他們從開國之初便下大力治水。”關於那部書提到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功蓋大禹的人物，則是概括得很到位的。

興建三峽大壩“需要一個反面報告”

2008年5月4日，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訪問三峽大壩時說道，三峽工程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百年以前孫中山先生就有這個夢想，現在終於實現了。

實際上，興建三峽大壩不但是孫中山的夢想，也可以說一度是蔣介石的夢想。1944年9月，美國政府的重要經濟官員納爾遜受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抵達重慶。他在與蔣介石會談時認為，只要修好了三峽電站，不愁中國沒有發達的工業。蔣介石對此非常滿意，特致電羅斯福強調，“納爾遜先生所提供之意見，餘完全贊同。”但是，當時的國民政府貪腐無能，興建三峽工程完全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直到新中國，孫中山的夢想才一步步變成了現實。在這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對三峽工程的興建居功至偉。沒有他們堅守科學民主原則指導對三峽工程進行的反覆調研和論證，還有先期主張建設丹江口水利樞紐和葛洲壩工程積累的經驗，後來的三峽工程的主體部分三峽大壩的建設可能今天還在黑暗中摸索。

毛澤東、周恩來等對三峽工程的遠大理想與蔣介石等的想法還是有所區別的。蔣介石等人首先想到的只是“發電”。而毛澤東、周恩來等首先著眼於三峽工程在長江防洪中的特殊功能。當國力等條件不具備的時候，毛澤東便提出過“少裝機，少投資，先修大壩防洪”的主張。發揮三峽工程水利資源的作用則擺到了第二位。

1953年2月毛澤東在“長江號”艦上聽取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的彙報，提出興建三峽大壩的遠景設想。

自1953年2月乘“長江艦”視察到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在五年的時間裡，毛澤東先後6次和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談論和探討三峽工程和長江水利建設問題。1954年長江大水後，毛澤東、周恩來加快了對長江治本工程的籌劃。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議會議安排討論三峽工程問題，並派飛機把對興建三峽工程兩種不同意見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銳接到會上，請他們各抒己見。林、李兩位早在1956年就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了對立觀點的文章，爭論激烈。毛澤東在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後，提出了三峽工程建設要“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這個方針是在肯定興建三峽工程的同時又充分吸收了反對意見的合理部分形成的。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名周恩來掛帥三峽工程。周恩來謙虛地說：“這麼大的事，還是請主席管。”劉少奇在一邊插話道：“周恩來同志能領會主席的意圖，還是請恩來同志掛帥。”周恩來答道：“好，我來管。”毛澤東高興地說道：“好吧！你來管，一年抓四次。”林一山在其《周總理關懷水利建設》一文中說：從1950年初長江委成立開始，周總理就很關注長江的治理開發。在1958年南寧會議上，三峽工程和長江流域規劃工作明確由周總理主管後，周總理過問更多。林一山說，他每次到北京，總理都要他去彙報工作。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深知決策的重要性，始終堅持既積極又慎重的態度，堅持百家爭鳴、博採眾長的民主決策的原則。南寧會議結束後，周恩來於2月26日至3月5日，率領有關負責幹部和科技專家共100 餘人察勘了長江三峽，研討三峽工程問題。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兩位副總理和蘇聯專家等，林一山和李銳也在這支隊伍中。在察勘路上，更多的人聽到了林、李對立的主張（據李銳回憶，周恩來沒有安排林發言，而安排了與林觀點相似的錢正英發言），其他人員也都暢所欲言，討論十分熱烈。周恩來非常重視不同的意見，他指出：“三峽是千年大計，對問題只發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為三峽搞得更好，還是可以爭論的。”“在今後工作中，還允許有反對意見，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3月25日，黨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此前，周恩來已就該文件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口頭彙報。這是關於三峽工程的第一個“紅頭文件”。

1958年8月，周恩來主持召開北戴河長江流域規劃座談會，提出了“為1961年開工做好準備”的要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會議還批准興建三峽試驗壩——丹江口水利樞紐，為三峽工程建設開闢道路。這個先搞丹江口的決策，是一個積極慎重、循序漸進的決策，體現了毛澤東的“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

1966年3月，林一山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關於修建長江三峽大壩的報告。報告說：“長江規劃和三峽工程研究，在總理的親自指導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和‘有利無弊’的方針進行工作。最近幾年，根據主席的指示，我們著重研究了建築物防護，水庫淤積和分期建設等三個問題，進一步認識到分期建設更符合‘有利無弊’的方針，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設三峽工程的可能性。根據當前國家經濟發展情況，三峽工程宜早不宜遲，建議中央將這一工程列為第三、第四兩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建設項目。”毛澤東閱後批示：“已閱。需要一個反面報告。”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三峽工程的決策一直重視傾聽不同的聲音。毛澤東不是反對建三峽大壩，而是認為如此重大的項目的決策需要特別的謹慎，既要聽正面意見，也要聽反面意見，以避免片面性,在比較中達到決策最優化的目的。

1970年12月26日，毛澤東審閱了周恩來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給武漢軍區、湖北省革委會的批示稿。周恩來在送審稿中說：“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會議討論原則批准。”毛澤東批示：“贊成興建此壩。”周恩來曾就修建葛洲壩解釋過，他說：“至於三峽大壩，需視國際形勢和國內防空炸的技術力量的增長，修高壩經驗的積累，再在‘四五’期間考慮何時興建。”他還指出：“修建葛洲壩水利樞紐，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偉大領袖毛主席‘高峽出平湖’偉大理想的實戰準備”。12月30日，葛洲壩工程舉行了開工典禮。

但葛洲壩工程受到了林一山的反對。對此，周恩來十分重視，他指示林把自己的觀點寫成書面意見。周恩來在致信毛澤東時，附上了林的書面意見。毛澤東堅持一貫注重在重大工程問題上聽取反面意見的民主作風，在後來下發中央關於葛洲壩工程上馬的正式文件時，將林一山的反對意見一併發到全黨，以提醒要充分重視可能出現的問題，特別提到了“要準備修改設計”。

果然，在葛洲壩工程開工兩年後，遇到重大技術難題。正當工程騎虎難下的時候，周恩來以病弱之身，親自主持召開會議，集思廣益，最後決定暫停施工，徹底檢查。（據李銳回憶，在一次會議上，“總理說：李銳對三峽的意見還是正確的嘛”。）周恩來指示組建了以林一山為主任的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負責全面“修改設計”。林一山全力以赴，用兩年時間就拿出了通常要5—6年才能完成的技術設計，精心組織施工。葛洲壩終於在1974年重新開工。此後建設一直比較順利。當1991年葛洲壩工程產生的效益基本收回了工程總投資時，昔日反對葛洲壩工程上馬的林一山，才完全體會到了建設葛洲壩工程的戰略意義：建設葛洲壩的過程可以為建設三峽工程積累經驗，奠定基礎。正如周恩來所說，葛洲壩工程是為三峽工程作重要的“實戰準備”,“搞好了葛洲壩，就是大成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修建三峽大壩重新提上日程。以林一山為代表的主建派和以李銳為代表的反對派多次向中央陳述了各自的主張。社會各界許多人士也通過各種渠道提出了大量的意見和建議。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發揚毛澤東、周恩來對三峽工程民主決策的傳統，積極歡迎反對意見，儘可能吸取其合理內核。時任副總理的鄒家華在《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的說明》中再次肯定：任何意見“都是從對國家和人民負責出發。這些意見對增加論證深度，改進論證工作以及完善論證結果都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毛澤東、周恩來生前都未能親眼看到“高峽出平湖”的壯觀，但三峽工程今日的輝煌足以告慰兩位偉人。國際河流組織政策主任白好德(Peter Bosshard)早在2011年就在美國報刊撰文稱：“都江堰體現出中國順應自然的道家哲學，長江上的大壩則是毛主義征服大自然的象徵，三峽大壩被視為全球大壩的建設範本”。

文章來源：黨史博採，版權歸作者所有，不代表本平臺觀點。

聲明：如有侵權，造謠，請聯繫我們及時刪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