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這是梅貽琦接任清華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時說的一句話。這裡的“大學”，指的是高等學府，在現代漢語中，“大學”一詞借鑑於日本，是高等教育院校的統稱。
但“大學”二字的淵源，其實還是在中國。
儒家經典《大學》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開篇，從此樹立下了中國知識分子—士人的理想人格標準，將士志於道的“道”，具體化為了三綱領八條目。
大學，古代漢語中強調的是人格塑造，現代漢語中強調的是學術範疇。在“古代”與“現代”更迭之時，這兩重意義同時寄託於“大學”之上。
這段特殊時期，便是民國。
11月，央視推出了系列紀錄片，講述了民國時期最能體現出知識分子的擔當與學術追求的一段歷史，而這歷史，集中體現在一所大學，[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豆瓣評分高達9.2，資源已出，已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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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從1927年進入近代史中的“黃金十年”，在政治、文化、基建、經濟、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整體環境的最高水準。
黃金十年是以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事變”為結束的。
7月29日，北平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先後被日軍佔領；7月30日，天津淪陷，南開大學被日軍炸燬。
被炸燬的南開大學
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號令，由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初，學校再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對於長沙到昆明這場遷徙，維基百科上只用了十個字描述“師生們徒步經貴州入滇”。
沒有說明這徒步的路程，三千里。
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知識分子“長征路線”
這段歷史在“民國熱”盛行的今天，公眾多少有所瞭解。在被說爛了的情況下，系列紀錄片[西南聯大]仍然值得一看，是因為它敘述這段歷史時的角度與方式。
這種敘述很像《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從一個個看似偶然的事件說起，最終散在天南海北的個人都彙集到一所學校，用這些人的命運反映出一個波譎雲詭的時代。
第一集的第一句是“我出生在一個小村莊裡的小康之家”，接著說的是這個小村莊和村民的事情。邊上的註解上寫著出處“蔣夢麟《西潮》”，卻沒有提這個出生的嬰兒，蔣夢麟，便是後來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國立北京大學的校長。
《西潮》是蔣夢麟的自傳
“1889年，蔣夢麟剛滿三歲，這一年，位於天津城東八里的北洋水師學堂招收了一個13歲的高個子男生，它的入學登記名字是張伯苓，這一年快結束的時候，12月29日，天津一戶姓梅的詩書人家，誕生了一個男孩兒，取名梅貽琦。”
[西南聯大]用這樣娓娓道來的方式，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的三位校長連接在一起。
當然，敘述方式再別開生面，也沒有故事本身重要。為什麼人們愛聽民國的故事，因為那是個造就大師的時代，是個知識分子尚有風骨可言的時代。
而大師，常是以大學為中心。
於是與[西南聯大]相關的每個人、每所學校的變遷，都如同一首慷慨的詩歌，令人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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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是三位校長中年紀最大的一位。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海軍全軍覆沒；1898年，繼日本之後，英國強租威海衛，在通濟輪上服務的張伯苓，目睹國旗從日本國旗換到大清黃龍旗，又從大清黃龍旗換到英國國旗。
大清黃龍旗，升了又降，國幟三易
在張伯苓的自述中，他說道：“目睹國幟三易，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將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願，即肇始於此時。”
這是張伯苓立下教育救國志願的緣由，也是南開大學成立的緣由。
早在“9·18”事件前，張伯苓便覺悟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越來越甚，便以學術的姿態，組織南開大學東北研究會，到東北進行考察。
正因如此，南開大學和南開中學被認為是天津抗日的中心。
1937年，天津淪陷，南開大學被日軍炸燬。
1940年，日軍以重慶南開中學為目標，投炸彈三十餘枚。
日軍轟炸重慶，以重慶南開為重點目標
張伯苓命令立即修復校舍，有人問：“若日機再來轟炸呢？”他答道：“再炸，再修。”
這是對他曾說的“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最好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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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中講述的每一位大師，都有著和張伯苓相似的風骨。
這種風骨按現在的話來說，便是知識分子的擔當。
當下有些學者批評“民國熱”，認為那些大師並沒有多大的建樹，後人在學術上的成就早已超過民國。
這話不假。但大師之所以為大師，須有學術上的見地，還應有擔當。
美國哲學家杜威曾這樣評價蔡元培：“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蔣夢麟是蔡元培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後，蔡元培辭職，蔣夢麟成為北大代理校長
事實上在民國，對於民族與時代產生巨大影響的知識分子，有很多。北大校長蔣夢麟是，清華校長梅貽琦是，為了去西南聯大任教不顧右眼失明的陳寅恪是，發誓抗戰不勝利不剃鬍須的聞一多也是。
清末民初的那群知識分子，多是貫通中西。他們都有著留學經歷，對西方文化頗有研究。同時，也有國學基礎。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
他們有學術造詣，更抱有“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
這種儒家理想顯著異於西方對於知識分子的要求，美國曆史學家託尼·朱特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對於知識分子廣泛意義上的政治參與抱有批判態度，認為知識分子首要提供的應是獨立的、學術領域的技能。
喪失獨立性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確實是可怕的，文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服從於權威的政治站隊往往比沒有政治傾向還可怕。
但是，民國時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喪失獨立性，而是在“君子中立而不倚”的基礎上，由衷地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為大。
這與當下知識分子的“愛國”很不一樣。當下知識分子的“愛國”更接近於喪失獨立性的站隊，譬如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劉志彪和博士張曄提出的“二胎基金”政策。
在計劃生育“強制節育”時期他們緘口不言，國家一開放二胎就立刻出來表態。這種投機嘴臉，實在令人不齒。
在當下語境，確實有很多“一肚子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無法施展抱負。
但正如季羨林老先生所說的“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就算無法伸張正義，也不要做某些意識形態的“乏走狗”。
不該像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孫東東，說出“99%的老上訪者都是精神病”這種話；不該像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董藩，說出“四十歲沒有4000萬身價不要來見我，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這種話。
其實當下無需談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與擔當，在基礎的學術領域，造假也是層出不窮。南京大學社會系教授、青年長江學者樑瑩遭舉報後，百餘篇論文被撤稿。
曾培養出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至今仍風光無限的清華大學，在今年有11篇論文因“學術不端”被海外學術期刊網站撤稿。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
而民國知識分子，繼承了儒家的“道統”，陳寅恪在悼念王國維的詩中寫“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他們始終懷有對於真理的信仰，不會臣服於權威；他們牢記科教興國，教育救國，苦心鑽研學術，對近現代諸多學科有著奠基性的貢獻。
那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一代人。
[西南聯大]以講述士志於道的君子的態度，講述民國知識分子的故事。
杜甫是最符合儒家美學標準的詩人，他的《旅夜書懷》出現在紀錄片片頭——“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這首詩作於杜甫晚年，在辭官之後，描寫了在流離失所境遇下，所見的沿途風景。
紀錄片去掉了後二聯“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只留下筆力剛健，氣勢壯闊的前二聯，藉此說的是在時代大變革時期，西南聯大的風骨。
[西南聯大]中有很多珍貴的影像資料，除此之外，還有頗具水墨風格的動畫
紀錄片共分為五集，每一集都有四字主題，分別為“八音合奏”“剛毅堅卓”“大學之大”“火的洗禮”“嘉蔭長留”。
八音合奏，這四字來源於《國立西南大學紀念碑碑文》，由清華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寫。原句是“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這是對西南聯大最貼切的形容，也在一種蘊藉裡，形容了亂世之中的君子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