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曾有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為戰友抬棺下葬。享此殊榮者，就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張浩烈士。
張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生於湖北省黃岡縣林家灣一個手工染織工人家庭，參加革命後改名為林仲丹，化名張浩。張浩和黨的早期傑出領導人、“龍華24烈士”之一的林育南是同一個曾祖父的堂兄弟，還和林彪是堂兄弟。張浩年長林育南一歲、長林彪10歲。林彪是在張浩的直接影響和幫助下走出家門、考入黃埔軍校的。張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們都尊稱他為“八哥”。
化名由來
張浩1 9 2 2 年2 月入黨。第二年，即被黨組織派往安源，擔任路礦消費合作社營業主任。由於他心繫民眾，又精明強幹，為工人辦了許多實實在在的事，深受大家擁戴。同時，也開創了我黨抓經濟工作的先河。
1924年5月1日，安源1萬多名工人隆重集會，紀念國際勞動節。張浩擔任大會總指揮，並在會上作了精彩的演講，受到工人們的熱烈歡迎。同年8月，他被安源地委選派到蘇聯學習。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參與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漢，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副官兼特務隊隊長；隨後，受命去長沙重建湖南省委。1928年春，又去安源祕密建立交通局，領導和組織湘贛邊人民，從人力、物資、藥品等各個方面支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1月，曾調任上海滬西區委書記，不久又返回安源工作。
1929年8月中旬，湖南軍閥何鍵和江西軍閥相勾結，命大批軍警突襲安源。在危機關頭，張浩化裝成和尚，隱藏在當地古剎慈雲寺，繼續堅持革命鬥爭。為不引起敵人注意，他隱姓埋名，與眾僧一道吃齋唸佛，白天砍柴種地，夜裡下山四處活動。
3個月過後，由於叛徒告密，敵人到慈雲寺抓他，寺中主持釋朗覺出於對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掩護他躲過了敵人的搜捕。但是，釋朗覺卻被敵人帶走。凶殘的敵人把釋朗覺關押折磨了好幾個月，始終未能從他口裡得到需要的口供，最後將他押至萍鄉殺害！
張浩脫險後，以和尚裝束作掩護，芒鞋破缽，一路化緣乞討，歷盡艱辛，終於找到了黨組織，並於1930年春被派往滿州省委工作。其間，他得知釋朗覺為了掩護自己而被害，十分悲痛。為紀念這位恩人，他決定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張浩”：姓張，是因為釋朗覺俗名為張仲華，名浩，意指革命的洪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
在此後的歲月裡，張浩出於對敵鬥爭的需要，也曾使用過不少其他化名，如張植三、張至善、張新甫、張志山、張開照、張春生等等，但使用最多、歷時最久的，仍是“張浩”，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也還是用這個名字。
鋼筋鐵骨
張浩1930年4月任滿洲省委常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6月任省委書記。數月後，即11月9日，由於叛徒出賣，張浩被日本憲兵逮捕。隨後，敵人對他威脅利誘，嚴刑逼供，甚至將他手腳捆綁起來，用棍子撬開他的嘴，往肚子裡灌水，直到灌不進去為止。接著，又在他肚子上踩槓，冷水和著血從鼻、口往外流。數九寒冬，敵人還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然後再將血肉模糊的他丟到缸裡……即便如此，他也始終沒有吐露一個字！敵人用盡了酷刑，還是拿他沒辦法。他們想不到共產黨人的骨頭有多硬，反而認為他神經不正常。於是，漸漸放鬆了對他的監管；而他，居然又巧妙地抓住時機，被黨組織營救出獄。
張浩逃出敵人魔掌後，於1932年2月任全國總工會常委，1933年1月赴歐洲，3月抵莫斯科，擔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從此，他和斯大林開始多次接觸，並給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7月，張浩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親耳聆聽了“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8月1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了張浩參與起草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當時，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早已失去電訊聯絡，共產國際遂派張浩回國與中共中央接上聯繫。於是，他同在蘇受訓的趙玉珍一起踏上了艱難的回國旅程。
張浩從外蒙古入境，逢山越山，遇水涉水，忍飢挨餓，風餐露宿，歷時1個多月。其間，傷口時常發作，諸病也乘虛而入。但他憑著頑強的毅力，硬是掙扎著前進，終於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帶回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繫的電臺密碼。在12月17日召開的瓦窯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從而為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礎。
力挽狂瀾
早在瓦窯堡會議之前，張國燾就自恃人多槍多，一直拒不執行中央北上進軍路線，還於1935年10月5日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強行成立“臨時中央”，自任主席，並宣佈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的黨籍，同時命令紅四方面軍南下。張浩遵照瓦窯堡會議精神，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極力協助黨中央做爭取張國燾的工作，幫助他更改主張，走到正確路線上來。
首先，張浩給張國燾發電報說，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見毛澤東同志……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國際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
接著，張浩又發去電報，希望一、四方面軍消除分歧，團結在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該電明確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此後，張浩向張國燾頻頻發電，不但重申“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線”，而且明確表示：“張國燾處可成立西南局”，等等。
張國燾讀罷電報，大為震驚。他南下已遭失敗不敢繼續一意孤行，從而揹負“違背共產國際”的罪名。再加上朱德、徐向前等人的抵制、鬥爭，中央又反覆給他做工作，張國濤不得不和陳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聯名致電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及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等表示尊重，並同意北上。
隨後，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朱德、劉伯承、賀龍、關嚮應、陳昌浩、張琴秋等19人任委員，從而使張國燾分裂黨的陰謀徹底破產。
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等領導機關移駐延安。3月27—31日，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並著重批評了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錯誤。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號召紅四方面軍和整個紅軍在開展同張國燾的路線作堅決鬥爭中要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以完成當前的偉大任務。張國燾表面上承認錯誤，但實際上拒絕黨的教育和挽救，最後走向叛黨道路。
自1937年2月起，張浩又一度擔任中共中央工農部部長。
安定軍心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3個師，即一一五師、一二O師和一二九師。由於一一五師師長是林彪，一二九師又由張浩任政委，所以毛澤東有一次不無調侃地對張浩說：“假如林育南還在，乾脆八路軍這3個師都由你們林家包了。”
張浩任一二九師政委時，工作困難很大，原因有三：第一，一二九師的基礎是紅四方面軍，張國燾又統治紅四方面軍多年，還一直掛著馬列主義知識分子招牌，長期在軍內實行愚民教育，所以張國燾的問題被處理後，很多幹部、戰士的思想都非常複雜。而原來不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卻認為，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大多是張國燾提拔起來的，執行張國燾路線也很賣力，這一部分人也應處理。第二，幾乎所有的幹部戰士都對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想不通，特別是對身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頭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還將領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吵著要回家，不願當兵。第三，紅四方面軍過去善於打大仗、打惡仗，長於陣地進攻和陣地防禦，抗戰開始後，要以打游擊戰為主．幹部戰士一下子難以適應這個變化。而張浩以前一直在白區工作，未帶過兵，在部隊沒有任何基礎。但是，他卻以自己的高尚風格和卓越的領導才能，通過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快就贏得了一二九師全體指戰員的信任和愛戴，把全師幹部戰士的思想統一起來，解決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難。
張浩在一二九師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腦傷時常發作，不得不帶著健腦器堅持工作。後來，他實在堅持不住，經常暈倒在工作崗位上。劉伯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報告了張浩的嚴重病情，建議將他調回延安治療，另派一位同志到一二九師任政委。毛澤東接電後，當即與張聞天等人商量，決定調張浩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替一二九師政委一職，這是此後出現 “劉鄧大軍”稱謂的由來。
1938年2月底，張浩從前線返回延安，一邊養病，一邊工作。其間，他創辦了安吳堡青訓班職工大隊和延安工人學校。但是，他的病久治不愈，而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跡象，不得不住院治療，從而引起延安各界的關切。
捨己為人
對於張浩的病，中共中央十分關心，尤其是毛澤東更為掛念。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毛澤東就與張浩相識，而且毛澤東在長沙從事革命活動時，張浩給過他許多幫助；在井岡山根據地期間，也得到張浩的多方支持。此後，他們雖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建立了很深的友誼。特別是張國燾另立中央時，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做工作，使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未能得逞。對此重大貢獻，毛澤東和黨中央是十分清楚的。
有一天，朱德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商量工作，二者又談及張浩的病情。經過反覆研究，決定請蘇方派專機將張浩接到蘇聯治病。他們還一致認為，“只有採取這樣的做法，才能治好他的病。”當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與蘇共中央取得聯繫後，斯大林和蘇共當即表示同意，並很快派專機降落在延安機場。
張浩得知蘇聯飛機專門來接他治病，先是驚奇，感激黨中央和蘇共的關心，但仔細思考後，卻又決定不去。他認為，他的病難以治好，沒有必要去蘇聯。
鑑於張浩的這種態度，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又輪番去醫院勸他。他說：“我的傷病我心裡清楚。這個樣子，再好的設備，最好的醫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費蘇聯的資金、藥品。有很多八路軍的傷病員急需治療，還有一些烈士的後代及其他人要去蘇聯，讓他們去吧。他們的傷病治好了，還可以為革命事業繼續奮鬥。”
見無法說服張浩，毛澤東和中央其他負責人只好尊重他的意願。考慮到飛機已經來了，不能空飛回去，黨中央便用這架飛機將延安的其他傷病員和一些烈士子女送到蘇聯。後來，許多老同志憶起當時的情景，無不感慨道：如果張浩那時去蘇聯，也許能夠治好病；可他不去，而是把生的希望給了那些傷病員和其他病人！還都一再稱讚他是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
臨終錚言
1 9 4 1年1月1 6日，“皖南事變”的消息傳到延安，許多同志義憤填膺，要求同背信棄義的國民黨決裂。躺在病榻上的張浩得知這一情況，心裡很不平靜。他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尚未趕出中國，國共仍應繼續合作下去；如果國共兩黨在此時破裂，對抗日戰爭大局極為不利。為此，他抱病給毛澤東寫信說：“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力量之間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未趕出中國，統一戰線仍要堅持。”毛澤東讀後，覺得他的意見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當即給他回了信，並囑咐他“好生保養為盼！”此後，毛澤東又代表黨中央多次來看望他。而他卻懇請道：“主席，我現在是老病號。你太忙，再不要來了。”
張浩躺在病床上，時常回憶自己參加革命的艱難歷程和黨內複雜的鬥爭。有一天，他與住在一起治病的原一二O師政委關嚮應談話，談到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為排斥異己，殘酷打擊迫害為黨的事業作過很大貢獻、又有很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豐富政治經驗的重要領導幹部，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關嚮應完全贊同他的觀點，遂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建議中央給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平反，重新做政治結論。
1942年2月，張浩在生命垂危之際，林彪從蘇聯回到延安，到醫院看他。他對林彪說：“育容啊，今天見到你，我有幾句話要說，也算是我的囑咐，你要好好記住。”林彪一邊“嗯”著，一邊湊過去，恭恭敬敬地說：“你講吧。”張浩說：“我們林家三兄弟參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實際上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總惦記著這件事。近來，我與關嚮應同志多次談過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映過，希望黨中央對他和何孟雄、李求實等同志的問題重新作個結論。你回來了，要把這件事與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再談談。他的冤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關係到黨的路線和大是大非問題。”還說：“育南是我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才華橫溢，能文能武。在那非常時期，能發現並勇敢地站出來反對王明路線，沒有非凡的膽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對王明路線，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如不為他說句公道話，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他！”林彪連忙表示：“我記住了。”張浩又說：“我活不了多久，儘管革命的路還很長，相信勝利終歸屬於我們共產黨人；遺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們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勝利的只有你了。你還很年輕……我希望你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堅定革命信念，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將革命進行到底！”
想不到，這些話竟然成了張浩對他的臨終遺言！
身後殊榮
1942年2月下旬，張浩的病情日益嚴重起來；半個月後，進一步惡化。中央領導同志聞訊後，紛紛前往探視。
3月5日，張浩用微弱的聲音吃力地說：“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卻未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深以為憾！……我死後，請組織上將我葬到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
站在一旁的毛澤東十分感動，連忙轉身對大家說：“讓張浩同志在桃花嶺上天天監督我們吧！”
3月6日凌晨1點15分，張浩在延安中央醫院永遠離開了他親愛的同志和戰友們。第二天，《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訃告，並專發了《悼張浩同志》的社論。中共中央負責人李富春、彭真、鄧發以及林彪等懷著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後事。當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張浩治喪委員會，遺體移入延安中央大禮堂，供人們瞻仰悼念。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葉劍英等輪流為他守靈，毛澤東還寫輓聯“忠心為國 雖死猶榮”。許多人在遺體前淚流滿面，有些同志甚至號啕大哭起來。
3月9日，張浩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央黨校大門外的廣場上隆重舉行。會後，一萬多人自發地為張浩送行，參加出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劉少奇、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嶺上，又親自為他執紼安葬。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給自己的戰友抬棺、下葬。之後，毛澤東還親自為張浩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接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解放日報》連續刊發了許多中央領導同志的回憶和懷念性文章。
在黨的歷史上，在我黨我軍高級領導人中，只有張浩享受了這一殊榮。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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