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陳正人(後排右二)陪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
毛澤東與陳正人的革命友情，始建於震驚中外的“萬安暴動”。“萬安暴動”在經歷了前三次攻城不下的困難之時，初上井岡的毛澤東知道後，就立即派人送書信一封:“萬安負責同志:澤東於10月間集合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目前還在井岡山略加整理。風聞萬安工作同志熱情甚高，甚為欽佩。但聞幾度攻城未下，是否要派些武裝去協助，希望覆函詳答。”
1928年1月4日，毛澤東在接到陳正人等萬安縣委領導回覆信後，率部攻佔了遂川縣城，策應萬安農軍攻打縣城。1月8日，萬安縣城在毛澤東率部配合下第四次攻打成功。就是在這次激烈戰鬥中，陳正人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陳正人(1907-1972)，原名陳林，字代倫，江西遂川縣盆珠大屋村人，1907年12月12日出生。192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冬，創建中共遂川地方黨組織。大革命失敗後，參與領導組織“遂川劫牢”和“萬安暴動”。1928年1月，跟隨毛澤東投身井岡山的鬥爭，先後任中共遂川縣委書記、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被譽為“井岡之子”，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長期打擊迫害，貽誤心梗救治，1972年4月6日不幸病逝。
一、毛澤東親自修改陳正人起草的遂川《施政大綱》
在著名的“萬安暴動”後，1928年1月8日，毛澤東在遂川縣城天主教堂親自主持並召開了遂川縣黨員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國革命遂川史上第一個黨的縣級組織--中共遂川縣委，經毛澤東提議，21歲的陳正人被正式任命為縣委書記。1月中旬，毛澤東又在遂川縣城五華書院主持召開了井岡山前委和遂川、萬安縣委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敵來我去，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十二字訣”，用以對付敵人的進攻。
根據革命鬥爭需要，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分幾路深入遂川鄉村，開展宣傳發動工作。陳正人將部分縣委委員及地方幹部，分別插入各路宣傳隊，協同工作。在陳正人主政遂川縣委工作期間，也是他和毛澤東接觸最多的時間。於是，毛澤東就成了他的良師益友。他堅持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毛澤東就親切關懷和指導他。在遂川縣委轉入井岡山腳下的黃坳後，就開辦了黨員訓練班，定期輪訓黨員幹部。毛澤東親自編寫了《怎樣做個共產黨員》小冊子，來給訓練班黨員作基本教材。陳正人除自己編寫訓練班黨員學習材料外，還親自上講臺去講《怎樣做個共產黨員》。

◆1931年11月27日，毛澤東(站立者)在葉坪村主持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左一徐特立、左三任弼時、左五博古、右七朱德、右五陳正人、右一鄧發。
1928年1月23日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前夕，毛澤東對陳正人和縣委的同志說: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遂川人民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沒有過的一件大事。有些群眾對我們的政府還不太曉得，縣蘇維埃成立後的第一大事就是宣傳我們的政治主張，讓老百姓瞭解我們的政府是幹什麼的，為誰辦事。要汲取茶陵建立的“人民委員會”那個“換湯不換藥”的新政府的教訓，一定要搞出一個體現人民利益的《施政大綱》。於是，毛澤東就指示陳正人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一個《遂川工農兵政府施政大綱》。陳正人就連夜寫好了《施政大綱》初稿，總共30多條涉及方方面面。馬上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後認為:內容可以了，但有些條文不夠通俗，公佈出來是讓群眾看的，應該用群眾的語言。毛澤東拿起筆來，從頭看起，一條一條地認真修改。初稿中原來的“廢除債務”改成了“借了土豪的錢不要還”;把“廢除聘金聘禮，反對買賣婚姻”，改成了“討老婆不要錢”;把“反對虐待兒童”，改成了“反對大人打小孩”;……經過修改後的《施政大綱》不但一看就懂，也好記，即使不識字的人，聽人家念一遍，也能完全明白。
《施政大綱》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部代表工農利益的施政大法。
譚震林在後來回憶這段井岡山革命鬥爭史時說:它“相當完整地體現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方針和任務，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要求和願望，成為井岡山地區和後來贛南、閩西等根據地建設的初步藍本”。
二、為開好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毛澤東三次致信陳正人
陳正人的一生是很傳奇的，在千里尋黨，從白區來到日夜思念的革命聖地延安時，已是1937年6月。毛澤東在家中親自接待了這位他在井岡山革命戰爭時期的老戰友，並邀請陳正人夫婦吃飯，囑咐陳正人好好的養病，病好後再工作。在聽完陳正人彙報主力紅軍轉移後中央蘇區的情況以及突圍找黨的經過後，毛澤東給了陳正人很大的安慰與鼓勵。毛澤東深情地說:“你們這些留在蘇區的同志能衝破艱險，戰勝敵人，來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了。許許多多優秀的同志都犧牲了，但是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它的黨員、它的幹部都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你看，你們不是又回到這裡來了嗎?……”
1937年秋，肺病剛剛好些，陳正人就急切地參加了工作，先接任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一職。之後，又於1938年春調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不久，因工作勞累過度，肺病又復發，毛澤東十分關切，決定讓他與任弼時等同志一起去新疆養病，並準備飛機送他去蘇聯治療。1938年7月，因新疆政局不穩，陳正人病情已有好轉，便在陳雲安排下乘蘇聯飛機又回到延安。在延安，陳正人一邊看病，一邊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做整理中國蘇維埃運動史工作。1940年9月，由於病情好轉，陳正人被正式分配到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工作，任常委兼組織部長。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崗、王世泰、張邦英、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蕭勁光為委員，賈拓夫、李卓然為候補委員，高崗為書記，陳正人仍任常委兼組織部長。

◆1941年10月，毛澤東給陳正人的親筆信。
陳正人到西北局工作後，就著手開始了籌備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事宜。在西北局高幹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很關心重要文件的起草，曾於1941年8月19日寫信給陳正人，說:“我要朱理治寫了一報告書，很有些價值，……請向他索一份，以作你們起草財經綱領的參考。在起草文件前，請與南漢宸、高自立、葉季壯、朱理治及糧食局、貿易局諸人加以研討。他們是實際經手人員，從他們收集各方面確實的材料與意見，起草的東西更準確。”
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幹會議舉行開幕式。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話。會議期間，毛澤東又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書面報告和《關於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的講演。20日，各小組閱讀整黨文件。21日、22日，由陳正人在大會上作《關於整黨整風問題的報告》。陳正人在報告中共講了“整黨為了什麼事”“本著什麼原則精神來整黨”“整黨草案從何而來”“黨員政策”“支部建設”“幹部政策”“新區同邊區工作問題”等七大問題。
圍繞陳正人的報告，與會同志從10月23日至31日，用了8天時間討論整黨整風問題。各小組的討論是緊張而熱烈的。其間，毛澤東又來兩封書信，第一封毛澤東是寫給謝覺哉和陳正人兩人的:“此事(指精兵簡政)應在整風學習完後來一個好像整風這樣的大舉，方能普遍、深入與切實見效，過去還只是耳邊風。”毛澤東第二封信是親筆寫給陳正人自己的:“正人同志:整黨鉛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問題，康生同志在看過後有些值得考慮的不同意見，提議在討論後暫不作結論，接著討論其他問題。結論可以在閉會前作，而在作結論前中央可以討論一下。請與任(弼時)、高(崗)商量酌定為盼!”會議最後根據陳正人的報告和討論的意見，並得到中共中央認可，對原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的功績做了充分肯定，批判了打擊、排擠劉志丹等的“左”的錯誤。為劉志丹、張秀山等為代表的陝甘寧邊區同志徹底平反。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時期的陳正人。
西北局高幹會從1942年10月19日開始至1943年1月14日結束，歷時80多天，毛澤東在閉幕式又做了重要講話。著名的西北局高幹會議是對陝甘寧邊區黨的歷史和現狀的大檢討，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典型，是非常好非常實際的一次整風會議。其效果之大、影響之深，在西北地區乃至整個中共黨史上都是少有的。
三、毛澤東親自點將陳正人轉戰東北戰場
在經過了艱難困苦的全面抗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終於在投降書上籤了字。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聽取了我赴東北先遣部隊司令員曾克林關於東北情況的彙報後，立即做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部署。毛澤東早在中共七大的一份報告中說:“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再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
就這樣，搶佔東北，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就成為一場決定國共兩黨兩軍命運的舉足輕重的棋局。
毛澤東親自點將，除了派4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高崗、彭真、張聞天外，還親派了正在患肺病中的陳正人，去出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後改為東北民主聯軍(四野前身)總政治部主任，主要負責整編、組建部隊和調配幹部。
在陳正人到達東北時，正是中共在東北戰場遭遇第一次挫折的時候。東北戰場格局是異常艱難的。除了國共兩黨搶佔東北地盤外，美英等國也向蘇聯施加外交壓力，迫使蘇聯要求中共黨政機關撤出大城市。於是“三國四方”爭奪東北的鬥爭變得紛繁複雜起來了。
◆1946年7月，時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的陳正人(前排左二)與吉林軍區司令員周保中(前排左一)等合影。
基於當時東北戰場的全局考慮，陳正人又根據自己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的工作經驗，他認為，東北若實施“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戰略方針，就必須大力地去深入農村發動群眾，進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進而進行土地改革，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起廣大鞏固的東北革命根據地，這也正是毛澤東為什麼要點將陳正人去東北戰場的真正原因。就在這決定東北革命命運乃至全國革命命運的重要時刻，陳正人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毅然決然地向黨中央、毛澤東請辭“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主動請求去做創建鞏固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工作。1946年6月上旬，中央、毛澤東及東北局接受了陳正人的請辭，並同時任命陳正人為吉遼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1946年7月11日，東北局決定撤銷吉遼省委，以原吉遼省委所屬吉林、吉東分省委為基礎，組建中共吉林省委，任命陳正人為吉林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
因吉林省委所轄區域正是東北戰場的中心地段。史稱的“東滿根據地”正位於現在吉林省的東部，東靠朝鮮、蘇聯，北與北滿根據地相連，南與南滿根據地相望，是連接北滿和南滿根據地的戰略要地。東滿根據地是“東北的腰桿子”。這裡山高林密，物產豐富，除廣大的鄉村外，還有許多中小城鎮，工業比較發達，正是建立農村根據地的理想區域。四平保衛戰後，原吉遼省委大部分地區已被國民黨軍佔領，通往南滿根據地的交通已被阻斷。也正是在這最困難的時期，陳正人主政了吉林省委的工作。作為吉林省委首任書記，陳正人在主政吉林省委工作的三年期間，團結省委一班人，領導吉林人民以建設東滿根據地、支援前線為總任務，終於以自己超凡的膽識與卓越的領導能力，為東北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和吉林省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貢獻。
四、毛澤東說，派陳正人主持江西工作，“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即1949年4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迅即以雷霆萬均之勢，跨過長江，向江南奮勇挺進。全中國取得勝利指日可待。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就已經在考慮解放後的江西政權建設問題。中央在研究主政江西的人選時，毛澤東就看中了當年在井岡山斗爭中的得力助手陳正人。毛澤東說:“派陳正人去江西，主持家鄉的工作，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當時陳正人正在吉林省委主政工作，在接到毛澤東的急電後，就立即趕到北京。他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後又住到香山黨中央的臨時住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先後分別與陳正人面談了兩天兩夜，就江西解放後的人事安排、工作部署等事項做了詳細的指示。
剛剛解放了的江西，正面臨著重重困難。首先剿匪反霸、安定社會、恢復經濟，都是重中之重的首要大事。在陳正人緊張工作的日誌裡，他根本就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他首先完成了毛澤東在北京香山臨別時讓他捉拿的土匪頭子肖家壁、羅普權。這個當初差一點兒害了毛澤東的匪首肖家壁、羅普權，也正是殘害陳正人母親張龍秀的匪首。
◆1949年底陳正人留影。
在1950年秋季，江西也和全國許多新解放區一樣，一場轟轟烈烈深入性的土改運動也正在江西全省內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了……
陳正人在廣泛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又切合江西土改鬥爭的實際，實事求是地寫出了《如何分鄉分村深入土改鬥爭》的報告書。據江西省委原文書科長王田有回憶說:“我在江西工作五十多年，都搞文書工作，經歷過許許多多的領導，可以說沒有一位領導能像他那樣寫什麼東西都親自動手，事事躬親，一絲不苟。記得大約在1951年嚴冬，一個清晨，陳政委(當時都這麼叫他)拿一份長篇文件過來，說要立即送到武漢華中局去……他最後交待說，就你一人去，千萬要小心，一到就來電話。我勝利完成任務後沒幾天，華中局對我帶去文件的批覆下來了，給予文件極高的評價。不日，中央也有重要批示，毛澤東讓全國各地參照執行，並將文件精神發表在《人民日報》社論中去了。全國各大報紙也都轉載。”就這樣，陳正人關於《如何分鄉分村深入土改鬥爭》的報告書轉發給了全國，併成為了引領指導全國性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
五、解放後陳正人三次重要調研都受到毛澤東極大關注
1958年2月初，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陳正人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指派下深入到河北徐水縣搞水利調研工作。陳正人到徐水時縣境內最大的瀑河水庫正在施工之中。如何從戰略著眼，把徐水興修水利的先進經驗，科學有序地推向全國廣大的農村，並探索出一條全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與農業生態平衡和水土保持的新路，是此次陳正人在深入徐水調研水利中，在腦海裡不斷地思考著的大問題……
在近半個多月的深入徐水工作調研後，陳正人終於提筆把這些日子裡思考的問題，以《報告書》的形式給中央、毛澤東寫下了6648字的《關於徐水縣興修農田水利建設情況的報告》。
在時隔7天后，即195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央成都工作會議的後期，看到了陳正人親筆寫下的《關於徐水縣興修農田水利建設情況的報告》後，就立刻做出了重要批示:“此件連同譚震林報告付討論。徐水縣的經驗普遍推廣。”

◆擔任國務院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時的陳正人。
遵照毛澤東的批示，陳正人的這份6648字的《報告書》連同譚震林呈交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水利建設的初步安排的報告》，這兩份《報告書》恰似姊妹篇，一個從宏觀上著眼，一個從微觀上入手，既有指導性，又有可操作性，立刻就成了中央成都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討論文件之一。
1961年是毛澤東所說的調查年，即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在經歷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也不斷深入起來。
1961年5月初，身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陳正人在四川簡陽縣一個公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關於人民公社“六十條”的彙報調研信，毛澤東閱後很是高興。因為毛澤東是越來越看重“六十條”，把它當作解決農業和農村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因此，毛澤東十分關注群眾對“六十條”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又正恰好陳正人這封信趕在了北京中央工作會議的半個月前(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於5月21日至6月12日召開)。
就這樣，毛澤東趁借給陳正人覆信的機會，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到農村去做調查。此信雖是寫給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和陳正人的，但轉發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手中。毛澤東的覆信是這樣寫的:“井泉同志:你為什麼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們的。五月四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五月二十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裡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夫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並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
見到毛澤東在5月6日的信件後，李井泉在5月13日就寫了《關於恢復供銷社試點工作》的來信，毛澤東看後並沒加批語的又轉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來閱看。
而陳正人在接到毛澤東的信件後，就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簡報》名義，總結性地呈交給毛澤東來審閱。
此《“六十條”情況簡報》是在第二次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被毛澤東審閱的。毛澤東於9月6日在此件上特別地批示道:“此件很好，印發各同志。並帶回去，印發省、市、區黨委一級的委員同志們，開一次省委擴大會，有地委同志參加，對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個問題，做一次認真的解決。時間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種和秋收分配時間，政策實行兌現，爭取明年豐收。”毛澤東後來一直稱讚這個文件寫得好。要知道此次廬山第二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主題並不是來研究農業農村問題的，是以研究工業(出臺了七十條)、高教(出臺了高教六十條)、輪訓幹部為主題的會議。而毛澤東仍著重關心和注意的是在農業方面，在“六十條”上。
1964年12月4日，身為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搞社教蹲點已快兩個月時，他給薄一波寫了一封很有思想深度的信。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裡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薄一波在看到這段文字後，立刻就在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在看了陳正人這段文字後，接著就批了一段份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1964年，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時學會開拖拉機。
陳正人在信中還寫道:“幹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幹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又寫上了一段批語:“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引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什麼是“階級鬥爭”?為什麼要上升到“階級鬥爭”的觀點上去認識“幹部官僚腐敗的嚴重”呢?
陳正人給薄一波的這封信，儘管有著時代烙印，但他敏銳地指出了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要高度自律，要經常深入實際去搞調查研究，這不但是一個幹部作風轉變的問題，也是黨風中的一個要害問題，現在讀來仍不失現實指導意義。
文據《黨史博採》作者 陳陽 穆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