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陳伯鈞：被毛主席譽為紅軍“幹才”的傳奇人物'

在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勝利大會師前夕，毛澤東同志曾親筆致函一位紅軍高級將領：“伯鈞同志：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幹才！你的身體好否？同志都相念的。我們都好，相見之期不遠，願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禮！”這位被毛主席譽為紅軍“幹才”的傳奇人物就是紅六軍團軍團長、開國上將陳伯鈞。

毛澤東1936年10月15日給陳伯鈞的信

（一）

何以稱陳伯鈞“幹才”？縱觀陳伯鈞的人生經歷，他確實是一個實幹、苦幹、拼命乾的人。長征前他就歷經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開闢贛西根據地、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英勇作戰，多次負傷，又經過萬里長征的千錘百煉，終得鍛造成紅軍之骨幹、將才！紅軍長征時年僅二十幾歲的陳伯鈞，先後擔任紅一方面軍十三師師長、五軍團參謀長，紅四方面軍九軍參謀長、四軍參謀長，紅二方面軍六軍團軍團長。他從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直到將臺堡三軍大會師，隨著紅軍三大主力的長征路線，曾血戰湘江、四渡赤水、突破烏江、巧渡金沙、強渡大渡河、三過草地、兩爬雪山。在三個方面軍都任過職的紅軍高級將領中，他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之一（還有彭紹輝、黃火青、李幹輝等）。

陳伯鈞當時是受“左”傾路線迫害降職之後步入長征的。早在1932年中央蘇區反“圍剿”戰鬥中，22歲的陳伯鈞就擔任了紅十五軍軍長，1933年1月升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同年8月，由於對反“圍剿”中紅軍最高領導層“左”傾錯誤指導的不滿，他曾上書紅軍總部陳述自己的意見，遭到“左”傾路線執行者的批判，10月初被降職為十三師師長。陳伯鈞不計個人榮辱，率領紅十三師六千官兵連續打了十餘場勝仗，被中革軍委命名為紅軍主力“堅師”。毛澤東聞此消息，不禁贊呼：“十三師萬歲！”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大背景下，陳伯鈞率部開始長征。他指揮的十三師為紅一方面軍全軍最後衛，掩護兄弟部隊先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十三師抵達湘江前，五軍團參謀長劉伯承派人給他送來中央駐五軍團代表陳雲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說：“這是緊急關頭，關係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決心，趕快拉過湘江”。陳伯鈞臨危不懼，身先士卒，把坐騎讓給了傷病員，親率十三師在敵人夾擊中打了一整天阻擊戰。十三師指戰員前赴後繼，終於掩護整個方面軍渡過湘江。劉伯承元帥後來評價：“十三師是我最放心的師！”當時任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元帥，1972年在北戴河療養時曾深情地對陳伯鈞說：“要不是你的十三師在湘江戰役與敵苦戰一整天，我們前面的部隊沒那麼順利渡江，早不知是什麼結局了。”

血戰湘江後，由於部隊嚴重減員，軍委電令撤銷八軍團建制，併入五軍團，把五軍團、八軍團和十三師三個指揮機關合編為一，陳伯鈞覆調五軍團接替劉伯承任軍團參謀長。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陳伯鈞因腿傷復發在遵義開刀作手術。會後，正值紅軍三渡赤水到茅臺，因前線戰事緊急，陳伯鈞傷未痊癒就奉命重返五軍團，與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領五軍團掩護全軍在太平渡之間四渡赤水，又掩護大軍南渡烏江。烏江戰役中，陳伯鈞親自指揮五軍團殿後部隊同敵人整整打了七個小時阻擊戰，才將追敵擊潰。由於五軍團擔負全軍殿後任務，常常要阻擊數倍於己的追敵，待掩護兄弟部隊全部通過後，再急行百里追趕大部隊。在長征中，五軍團作出了巨大犧牲，圓滿完成了總部交給的任務，堪稱“紅軍鐵流後衛”，陳伯鈞亦在紅軍將領中贏得“鐵屁股”之美譽。

（二）

長征路上，陳伯鈞為維護紅軍三大主力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為了加強四方面軍的軍事指揮工作，陳伯鈞調任四方面軍九軍參謀長。他堅決擁護黨中央、毛澤東關於紅軍北上的正確方針，與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錯誤路線作了面對面的鬥爭。1935年9月左路軍南下途中，他聽到一些受張國燾影響的同志關於兩個方面軍起糾紛、鬧矛盾的錯誤議論，深為憤慨。9月8日他直接找到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當面提出要他“採取有效手段，立即解決這些問題，以挽救危機，匡復革命，庶幾有利於黨，有利於群眾”。張國燾以種種理由推託敷衍，陳伯鈞最後義正辭嚴地說：“黨中一切事件，紅軍中黨員當可提出意見，但在未解決前，絕不允許隨便亂鬧，破壞紅軍，分離團結……不然，則糾紛日深，團結日乖，這對革命損失必定很大！”為此，他受到追隨張國燾路線的一些人圍攻，當面威脅他“誰敢反對張總政委就沒有好結果！”陳伯鈞毫不畏懼，據理一一答覆。慣於耍兩面派的張國燾一方面安撫陳伯鈞，同意其調離九軍，一方面縱容親信把他的坐騎、望遠鏡扣下，打其馬伕，整其警衛員，逼使他隻身離開九軍。

後經再三交涉，陳伯鈞才被分配到紅軍大學當主任教員。這年12月陳伯鈞身患重病，有人還說他患的是“政治病”。1936年1月，中共中央公佈了俄界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張國燾鑑於自己南下方針的失敗和左路軍多數指戰員的要求，終於被迫北上。在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等力薦下，2月11日，陳伯鈞帶病到四方面軍四軍任參謀長。3月初，他指揮陳錫聯任師長的十一師作戰、籌糧，偵察北進道路。4、5月間，他在瞻化積極爭取少數民族首領，打開了群眾工作的新局面。陳伯鈞胸懷寬廣，能打仗，能訓練，能講課，工作紮實穩健，深得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擁護，他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和實幹精神，加深了周圍同志對於中央紅軍的認識。

1936年6月，紅二、紅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六軍團軍團長肖克、政委王震率先頭部隊與四方面軍部隊接觸初期，聽到的多是關於一方面軍的負面消息。直至6月17日，陳伯鈞所在的四軍與六軍團會合後，多年不見的老戰友重逢，連續兩個夜晚，肖克、王震聽陳伯鈞詳談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搞分裂的真相，隨後將真實情況打電報向賀龍、任弼時、關嚮應彙報，打破了張國燾的封鎖和欺騙。7月4日，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任弼時、劉伯承會見陳伯鈞並通知他調紅二方面軍六軍團任軍團長。此後，陳伯鈞與王震率領六軍團征戰數月，終於在10月18日與一方面軍一軍團勝利會師於甘肅老君坡。

（三）

是什麼力量使紅軍“幹才”陳伯鈞能經得起磨難，受得起委屈，百折不撓、愈挫愈銳、屢建奇功的呢？正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堅定的革命信念！用粟裕大將的話說，就是他對革命充滿信心，“始終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讀過陳伯鈞在長征中的日記的同志，一定對此感悟頗多。1935年6月5日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懸崖數丈，絕壁時生，石坎參雜，爛泥殊深，攀葛附藤，舉足難進。駿馬走騾死傷十匹以上。太白詩云：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雖生長蜀中，過去尚不以為然，至此，方證實。這亦證明我工農紅軍無堅不摧，無險不克！敵人夢想我步太平天國石達開之後塵，而我竟於最短時間，不但越過石達開受困頓之絕地，反而西北出天全，東逼漢源，使敵人全取守勢，東奔西馳。這亦是我戰略指導之機動與神速、戰士之堅信勇猛所致。”字裡行間流露著散文詩般的如畫意境，對所遇到的艱難險阻等閒視之，處處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紅軍必勝的堅定信念。

寫日記，是陳伯鈞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養成的良好習慣。在紅軍長征的兩年征程中，陳伯鈞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駐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兩個月採取幾天集中寫一篇外，都一天不落地堅持記日記。有時作戰緊張實在沒有空隙就過後補寫。他為我們留下了一部頗為完整的紅軍長征日記，成為記錄我黨我軍革命精神和光榮傳統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據自己的日記，陳伯鈞到陝北後，在紅軍大學為我黨我軍繪製了第一幅較為精確的紅軍長征路線圖。建國後，陳伯鈞在南京軍事學院、北京高等軍事學院任院領導期間，還多次講軍史、講長征，留下一批珍貴的歷史資料。這是陳伯鈞軍旅生涯中對中國革命的又一重大貢獻！

1987年《陳伯鈞日記》第一冊出版時，徐向前元帥曾親筆題詞：“陳伯鈞同志的光輝業績，是永不磨滅的。”聶榮臻元帥作序，稱“他留下的珍貴日記，從一個側面，如實生動地反映了我黨我軍鬥爭歷史的一部分。讀後，會使我們對黨的這段光輝而又曲折的歷史有更感性更深刻的認識”。2001年1月，《陳伯鈞日記·文選》正式出版，作為一部珍貴的歷史資料，它必將永垂青史。（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