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羅廷在演講中
孫中山過世後，國民黨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各種力量重新組合，標誌之一是蔣介石的崛起，其對權力的追求不斷挑戰原有的黨內格局，他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的關係漸趨惡化，並最終決裂。以往的史料中，多側重敘述導致蔣與鮑羅廷決裂的得益因素與蔣如何“ 決斷”， 而《蔣介石日記》則若隱若現地展示出他與鮑羅廷決裂的另外一面，即蔣對鮑個人的觀感的變化、蔣在最初的猶豫甚至略帶恐懼的情緒及其為驅鮑所採取的策略。
蔣介石得益於蘇聯顧問
鮑羅廷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蘇聯駐廣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孫中山確定實施“聯俄”政策的1923 年秋天來中國。鮑羅廷得到孫的極大信任，被聘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他協助孫中山完成了國民黨的改組，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在兩個方面得到鮑羅廷的幫助：一是鮑羅廷關心軍校建設，多次請求蘇聯政府派出軍事顧問團，增撥軍費與軍械支持軍校；二是鮑羅廷本人也常去軍校介紹蘇聯紅軍的組織與生活，幫助軍校師生了解蘇聯的狀況。蔣介石得益甚多，對鮑很尊重。
孫中山過世後，鮑羅廷被繼續聘為國民政府高等顧問，對國民黨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在處置商團叛亂、東征統一廣東及處理“廖仲凱遇刺案”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任用。鮑的強勢引起部分國民黨的反彈，“西山會議派”強烈要求解除鮑羅廷的職務，雖然未得逞，但鮑羅廷不得不在1926 年2月離開廣州，到北方“休假”。蔣介石並不反對鮑羅廷，但他乘鮑離開之時擴張個人權力，發動“中山艦事件”，一度包圍蘇聯顧問團，氣焰頗囂張。4 月，鮑再回到廣州時，對蔣介石的行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遷就退讓。蔣介石等人抓住鮑羅廷與蘇聯方面害怕關係破裂的弱點，繼續進逼，提出《整理黨務案》，限制共產黨人，鮑羅廷的影響力也受到制約。1926 年7 月，北伐開始，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其實力隨著軍事勝利而擴張，對鮑羅廷開始的態度也不再如從前般恭敬。鮑開始為退讓而付出代價。
1926 年10 月， 北伐軍完全佔領武昌，11 月初，攻佔南昌。此時，國民政府仍偏處珠江流域的廣州，對未來戰事的指揮有鞭長莫及之嫌。蔣介石開始考慮國民政府北上問題，建議“政府常務委員，先來武漢，主持一切，應付大局”。（《蔣介石日記》，1926年9 月9 日）。十天之後，他又電催國民黨中央速將政府遷至武昌，電曰：“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既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蔣介石日記》，1926 年11 月19 日）
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武漢的確有利於北伐戰事的指揮。但蔣介石提議遷都武漢，卻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將黨政權力控制於自己之下的目的。鮑羅廷也支持遷都，除了有利於北伐之外，他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能夠用黨政權威來制約蔣介石勢力的擴大。同一件事，兩人的目的卻南轅北轍，各有打算。之後的紛爭，都源於此。
11 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作出遷都武漢的決定。11 月16日，鮑羅廷與宋慶齡等第一批黨政要員從廣州北上，到達韶關後因鐵路尚未修通，便繞道贛州由水路北上。12 月2 日鮑羅廷在南昌與蔣介石見面，對遷都武漢有共識。幾天後，他們溯江北上到達武漢。鑑於黨政機構的遷移尚未完成，行事不便，鮑羅廷提議在武漢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此一提議得到蔣介石同意。
正當遷都工作緊鑼密鼓進行之際，蔣介石卻出爾反爾，將隨後北上的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截留在南昌，阻止他們前往武漢。1927 年1 月3 日，蔣介石主持召開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與政府暫駐南昌”的決議。蔣從提議遷都武漢轉而要求暫駐南昌，主要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因為此時蔣介石的勢力在江西基本扎穩腳跟。如能將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至南昌，有利於其全面掌握軍政大權。然而，蔣也意識到他擅自改變黨的重要決定，必然遭致強烈反對，將面對壓力。故在當天的日記用“精神痛苦”、“心神煩悶”來形容心情，甚至“幾難成眠”。
1 9 2 3 年10月，孫中山委任鮑羅庭（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
果然，鮑羅廷與武漢方面堅決反對蔣介石擅自強令“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的決定，由此引發了著名的“遷都之爭”。
蔣介石“蒙羞”欲自殺
雙方僵持不下之時，蔣介石決定親赴武漢觀察形勢，並試圖說服武漢方面。蔣介石於1 月12日下午到達武漢，受到了極高規格的接待，稍休息後即赴歡迎會，到者約數萬人，蔣在會上演講。當晚，武漢方面為蔣專門舉行歡迎宴會。這本該是其樂融融的場面，卻因蔣挑起的“遷都之爭”而變得更像是場“鴻門宴”。宴會之後，蔣介石記道：
晚， 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華民族之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盡是賤辱而不可侮蔑也。（《蔣介石日記》，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蔣的不良情緒繼續發酵，徹夜未眠，灰心喪氣，以致動了自殺的念頭：
昨晚憂患終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幾欲自殺，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會上發生了什麼，讓蔣情緒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應，甚至要自殺呢？蔣介石並未記下“受辱”的細節。陳公博的回憶再現了當時的情景。鮑羅廷與蔣介石談話時，對蔣的一意孤行感到憤怒，要求蔣尊重武漢方面的意見。鮑講了個西方故事，一個古代的專制君王不聽別人意見，不許大臣們講話，大臣反駁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蔣介石對此不敢當面駁斥，但覺得被喻為專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汙辱，非常委屈，並將此上升到外國人對中國人侮蔑的高度，遂生與鮑羅廷不共戴天之心。這次“受辱”使蔣終生難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後的1958 年的日記中，仍咬牙切齒地提起鮑羅廷對他的羞辱。
17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上說明中央暫駐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數人的反對。蔣意識到鮑羅廷是武漢方面的後臺，他與武漢方面的矛盾不易調和，便採取隱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開宣傳自己主張。
18 日，蔣介石離開武漢。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隱忍，見到程潛就直言：
餘與鮑爾廷不能相容，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復為餘辱國？革命至此，總受帝國主義與外人壓迫，何如及時辭我以謝國民，與已死同志之靈。否則，殆有自殺而已。（《蔣介石日記》，1927年1 月19 日）
20 日，蔣介石寫下了一大段類似“遺書”的文字：
餘既不能為國雪恥， 何忍為餘辱國。今日情況，餘惟有一死，以殉國難，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三民主義留精神，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深信其不誤，然而來華如鮑爾廷等最近之行動，徒使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與其主義完全相反，國人有知，應驅而逐之。蘇俄同志如誠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國際信用破產，應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復至帝國資本主義之道路，則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則，餘雖一死，不足救國，且無以見已死同志於地下，吾甚願全國同胞速起以圖獨立自主，不負總理卅年革命之苦心。餘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自知誤信鮑爾廷之非，何敢再誤國民以為萬世罪人也。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萬歲！（《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20 日）
蔣介石痛恨鮑羅廷，但他深知鮑對國民黨與政府有著重要的影響，且鮑的背後的蘇聯援助也是蔣所需要的，以蔣當時的實力，驅逐鮑羅廷並無把握，說不定是自尋死路。所以蔣既要有勇氣，也需要策略。他開始是有些懼怕，敢怒不敢言，“消極異甚”，無奈之下，也數次誇張地想到以死來“喚醒”國民黨人的覺悟。
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
然而，蔣並非等閒之輩，在經過一段猶豫彷徨後，他決定以攻為守，驅逐鮑羅廷以除後患。在策略上，蔣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爭取在江西的國民黨官員支持。1月27 日，蔣介石不顧痢疾重病，在南昌連續與譚延闓、戴季陶等商談驅逐鮑羅廷事。蔣提出，“必欲去鮑爾廷顧問，使政府與黨部能運用自由也”。然而，蔣的提議並未得到眾人的響應。何香凝、顧孟餘等認為驅鮑事關重大，“恐牽動大局，不敢決斷”。對此，蔣甚為失望，嘆曰：“書生辦事，誠非敗壞不可也。”（《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27 日） 兩天後， 蔣再與戴季陶、張靜江、譚延闓談驅逐鮑羅廷事，結果仍是意見紛呈：戴季陶怯弱、張靜江強硬，而譚延闓則默不作聲。蔣極不滿，認為戴等“皆有病也”。（《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29 日）
戴季陶、譚延闓等人不贊成驅逐鮑羅廷，主要是怕因此與蘇聯搞僵。戴等人勸蔣忍耐，不可貿然去鮑。蔣介石不聽人勸，卻又難以說服同僚，無人支持。他萬分苦惱，在日記中寫道：
近日消極灰心怠惰驕矜，患得患失，愁悶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環境之怯弱，幹事之無人也。惟能立於革命地位，則外聞之揣測懷疑，可以不顧也。鮑爾廷之橫暴，如不速去，則不能革命。惟欲聯俄革命，所以欲去鮑爾廷，以免破裂，否則，不必去鮑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縮，可嘆。（《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30 日）
這裡“惟欲聯俄革命，所以欲去鮑爾廷，以免破裂，否則，不必去鮑也”一段，實際上是蔣介石自己對“聯俄”與“驅鮑”關係的認識，即驅鮑不會破壞聯俄事業，而是為了更好的聯俄革命。他嘆惜其他人無法理解他的“想法”。
蔣介石與鮑羅廷關係的惡化，被英國報紙所察覺，大肆報道，以期分化。蔣介石見此報道，有所警覺，反而決定暫停驅鮑舉動：“見英報挑撥餘與蘇俄感情甚烈，餘本決心去鮑，見此報，則適中帝國主義者之計，故雖欲急去，亦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將來可也。”這反映了蔣介石對當時局勢的判斷，即與鮑羅廷的矛盾，是革命陣營內部的事情，而帝國主義則是主要的敵人。為了反帝，他考慮將與鮑羅廷的矛盾暫時擱置。2 月1 日，蔣介石與張靜江、戴季陶等人商議“黨務及鮑事”。蔣主動提出，“吾不忍為帝國主義者之誹笑，寧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發展，故放棄（驅鮑）主張”，並願意將政府遷移至武昌，以平息“遷都之爭”。（《蔣介石日記》，1927 年2 月1 日）。
蔣介石決意分裂
然而，由於時局發展快與溝通不利，蔣介石決定退讓之時，武漢方面沒有迴應，反而步步緊逼。一系列針對蔣介石的“反獨裁”宣傳，讓他甚是不解、委屈與憤怒。2 月17 日，蔣介石記道：“漢口聯席會議定‘反革命罪條例’，以及各種宣傳，對餘與靜江兄攻擊幾無完膚。名餘為獨裁製，名靜為昏庸。……本黨黨員之諂奉卑汙、趨炎附勢，執迷不悟之徒，其惡罪比敵尤甚也。嗚呼，黨團其亡乎？”（《日記》，1927 年2月17 日）2 月21 日， 武漢方面自行召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即日起結束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由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分別在漢正式辦公。蔣認為，這是武漢方面目中無人，“不勝憤激”。他針鋒相對地於23 日下午在南昌召開臨時政治會議，“聲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辦公，武漢不得另行辦公”。（《蔣介石日記》，1927 年2 月23 日）
蔣介石認為武漢的行為由鮑羅廷操縱，將所有的憤怒歸罪於鮑羅廷一身：“鮑氏之罪，不容於天地之間”，“奸黨之計毒極矣，鮑氏之肉，不足食也”。（《蔣介石日記》，1927 年3 月10 日）此時，蔣介石一度擱置的驅逐鮑羅廷的念頭再度抬頭。
2 月23 日，蔣介石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即胡定康）會談，他公開擺出與鮑羅廷勢不兩立的架式，徑直地向維經斯基發問：共產國際是要國民黨團結呢，還是要國民黨分裂？是主張國民政府駐武漢，還是駐南昌？蔣介石告狀說，國民黨現在所有糾紛，“皆由鮑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橫暴卑汙，思之憤恨”。蔣並揚言，“政府遷期乃待第三國際撤鮑之電與已回去方定”。這等於是要脅共產國際撤回鮑羅廷。幾天後，蔣介石又操縱南昌方面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電，要求撤回鮑羅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漢，拒絕蔣介石的要求。
1926年5月，張靜江夫婦在廣州
蔣介石本想憑藉北伐戰績來逼迫莫斯科讓步，不料這一招受挫，他倍感壓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黨政要員去武漢。失望之餘，蔣再次想以退為進，以辭職來爭利益，他記道：“處境困難已至極點，似有非辭職不可之勢，革命至此，痛心盍極。”（《蔣介石日記》，1927 年3 月8 日）
3 月10 日至17 日， 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沒有參加。會議在“提高黨權”，防止個人獨裁的精神下，通過了許多鮑羅廷贊成的主張，對蔣介石的權力進行限制，蔣所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常會主席職被免，只保留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實職。這也把蔣介石逼上絕路，他決定利用掌握的軍隊最後一搏。蔣記道：
武漢形勢險惡，謀害益烈，海軍恐亦為其利誘，敗類奸黨全部動員，合國際共產之力量以倒餘。處置雖困，而精神不倦，希望益大也。（《蔣介石日記》，1927年3 月24 日）
自此，蔣決心走上了與中共與蘇聯決裂的不歸路。不到一個月，他就在上海等地“清黨”，大批屠殺共產黨人。4 月18 日，蔣介石等人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發佈的第一號命令就是通緝共產黨首要，而名列榜首的，就是蔣恨之入骨的鮑羅廷。
（作者陳紅民為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夏思為浙江大學歷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