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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黃埔嫡系部隊從何而來?萬軍之源的黃埔校軍與黨軍

張雄文

1924年9月,孫中山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決定以黃埔軍校學生為基礎,編練一支新軍。對於新軍的規模大小,蘇聯顧問加侖建議,可以先編練2個團的精兵,然後再逐步擴大。孫中山十分贊同,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寫信,交代說:“以練至一營或一團為最大單位。以一營等一團。”

他對這支完全不同以往的新軍充滿了憧憬:“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及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

這是蔣介石個人命運的又一次機遇。

如果他僅僅是一個“為人做嫁”、“甘為人梯”的軍校校長,而非同時掌管軍隊實職,門下弟子們又是這支軍隊的骨幹,那麼歷史上的他,或許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成功的教育家而已。

但上帝再次眷顧了他。

隨後,蔣介石便開始奉命組建新軍第1團。這一年9月3日,他將籌備新軍第1團的具體任務,交給了自己信任的軍校總教官何應欽。

經過緊張的籌備,第1團於9月18日正式開始招收學兵。湘軍慷慨地選送了68人到第1團,其中好幾個還曾擔任過軍官;蔣介石的把兄弟、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也將他組建訓練的一個營(400多人)直接編入第1團。

不久,第1團又從報考黃埔軍校的學生裡選取了27人。

蘇聯援助的第一批武器運抵黃埔島後,孫中山於10月11日寫信給蔣介石,要求他將“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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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黃埔嫡系部隊從何而來?萬軍之源的黃埔校軍與黨軍

張雄文

1924年9月,孫中山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決定以黃埔軍校學生為基礎,編練一支新軍。對於新軍的規模大小,蘇聯顧問加侖建議,可以先編練2個團的精兵,然後再逐步擴大。孫中山十分贊同,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寫信,交代說:“以練至一營或一團為最大單位。以一營等一團。”

他對這支完全不同以往的新軍充滿了憧憬:“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及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

這是蔣介石個人命運的又一次機遇。

如果他僅僅是一個“為人做嫁”、“甘為人梯”的軍校校長,而非同時掌管軍隊實職,門下弟子們又是這支軍隊的骨幹,那麼歷史上的他,或許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成功的教育家而已。

但上帝再次眷顧了他。

隨後,蔣介石便開始奉命組建新軍第1團。這一年9月3日,他將籌備新軍第1團的具體任務,交給了自己信任的軍校總教官何應欽。

經過緊張的籌備,第1團於9月18日正式開始招收學兵。湘軍慷慨地選送了68人到第1團,其中好幾個還曾擔任過軍官;蔣介石的把兄弟、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也將他組建訓練的一個營(400多人)直接編入第1團。

不久,第1團又從報考黃埔軍校的學生裡選取了27人。

蘇聯援助的第一批武器運抵黃埔島後,孫中山於10月11日寫信給蔣介石,要求他將“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

蔣介石的黃埔嫡系部隊從何而來?萬軍之源的黃埔校軍與黨軍


黃埔軍校

對於“革命軍”的兵員,他強調說:“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

他還交代蔣介石:“請轉告鮑(鮑羅廷)顧問,並請他向各專門家代籌妥善計劃,及招致特種兵之人才。”

10月18日,蔣介石又委派大本營參軍、黃埔軍校檢閱委員會少將委員王懋功與軍校管理處處長戴任、軍校上校學科教官陸福廷等人前往上海、江蘇北部、浙江東部、安徽、山東、河南等地招募士兵。

新兵陸續抵達後,蔣介石於11月11日組建了第1團第1營,9天之後,又將第1團第2營、第3營全部組建完畢。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團長,王登雲、繆斌先後擔任團黨代表。

在第1團實行黨代表制,也是遵循孫中山採用蘇聯紅軍制度,進行組織和訓練的結果。

第1團編為3個營。第1營營長為沈應時,黨代表為胡公冕;第2營營長先後為陳繼承、劉峙,黨代表為茅延楨;第3營營長為王俊,黨代表為蔡光舉。

隨後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組建了新軍第2團,任命王柏齡為團長,張靜愚為團黨代表,羅為雄、陳焯為副團長。

第2團也轄有3個營。第1營營長為顧祝同,黨代表為胡公冕;第2營營長先後為林鼎祺、劉堯宸,黨代表為季方;第3營營長為金佛莊,黨代表先後為鄭洞國、宋文彬。

新軍的士兵多數由王懋功等人從江浙一帶招過來。黃埔一期學生宋希濂後來回憶說:“這兩個團士兵的籍貫絕大部分是河南、安徽、山東、蘇北、浙江一帶”。“這些新兵有些確實是當過兵的”。

新軍兵員比較充實,每團1000多人,都實行“三三制”,即每團3個營,每營3個連,每連3個排。團部直屬部隊有特務連、偵察隊、重機槍連、炮兵連、通訊連、衛生隊等。

他們的武器配備也十分齊整,長短槍、輕重機槍、山炮、野炮以及各種彈藥一應俱全,一部分是收繳的商團槍支,一部分來自蘇聯第一批軍援。

新軍的各級官佐都是黃埔軍校師生,團長、營長等高、中級軍官多由軍校軍事教官和學生隊原有官長何應欽、沈應時等人擔任,排長、副排長等下級幹部多由軍校畢業生擔任(絕大部分為第1期)。

因此,這支部隊普遍政治理論較強,軍事素質也較好,的確是一支符合孫中山“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要求的新軍。

蔣介石如期完成新軍的編練任務之後,按照孫中山的要求,這支新軍原本應該北調韶關,參加北伐。但此時孫中山已應馮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北伐之舉中斷。

新軍隨即奉命留在了軍校,任務是教導畢業生練習帶兵技術,成為直接受蔣介石指揮的軍校附屬部隊,因此被稱為黃埔軍校“教導團”,也被稱為黃埔“校軍”或學生軍。

教導團是按照孫中山的指令與意志建立起來的第一支名副其實的勁旅,但它的指揮權因北伐的中斷,後來又因孫中山不久之後辭世,最後歸屬了軍校校長蔣介石。

這也是蔣介石直接擁有自己軍隊的開始。

教導團雖然如期完成了組建任務,但畢竟時間緊迫,匆促異常,連行軍鍋灶都是連夜從廣州臨時買來。組建不久後,教導團又不得不匆忙開赴戰場,開始第一次東征。

因此,新兵的訓練也採取瞭如同軍校學生教學的辦法——急用先學,一切都從基本戰鬥技術開始,甚至一面行軍一面進行野外演習,制式教練則根本沒有進行。

儘管如此,教導團卻有著神奇的戰鬥力,一戰成名,成為風捲殘雲、摧枯拉朽的勁旅,成就了孫中山與國民黨的夢想,也成就了蔣介石個人的一番基業。

它戰鬥力的重要來源,是仿照蘇聯軍隊設立了黨代表這一全新的制度。

第一期管理部副主任陳適等人後來回憶說:“它參照‘十月革命’時蘇聯紅軍的制度,強調政治領導,團、營、連各級部隊均設黨代表,並賦予黨代表與部隊軍事長官同等領導權力”。

教導團的各級黨代表都由廖仲愷、周恩來在教官、學生中精心選拔,最後呈報國民黨中央任命。

他們富有政治才幹,工作出色,可謂百裡挑一。陳適等人後來回憶說:“除團黨代表1團繆斌,2團王登雲外,其餘營、連級黨代表,多由黃埔1期畢業生中的優秀分子擔任。”

其中,教官金佛莊、茅延楨,學生劉疇西、鄭洞國、李奇中、章琰等多數人還是中共黨員。教導團東征時,周恩來還擔任了東征軍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說,中共黨員實際掌握了教導團的政治領導工作。新兵多是寒門出身的工農子弟,對中共有天然的親近情感,聽到階級教育和形勢教育便很容易接受。

因此,教導團軍事訓練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新兵們的政治覺悟都很高。加上多數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士兵們很快便能衝鋒在前,奮勇搏殺。

不久後調任教導團第2團3營營長的金佛莊說:“教導團成立以來就設有各級的黨代表,以為官兵政治的訓練。中國軍隊之有黨代表制度自本師始。一年來政治工作,在本師已有很大的成效。”

他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看出來:

一、每次戰爭,官兵都明白作戰意義和自己所處的地位與任務。

二、歷次戰爭,官兵非常奮勇,因為他們甘為主義而死,義無反顧。所以本師作戰往往能以少勝多。就是所謂革命軍人,是以一當百的。

三、紀律謹嚴,對於人民非常親愛,能確切與人民合作。

黨代表制度不僅讓士兵們視死如歸,敢於赴湯蹈火,而且對教導團的最高軍事長官蔣介石以及各級軍事官佐的言行舉措都予以監督,保證了軍隊的黨化。

這一制度的存在,對蔣介石的軍權無疑予以了極大的限制,他的“黃埔系”還僅僅處於萌芽狀態。這也是他後來極力主張廢除這一制度並最終成功的原因之一。

教導團也是蔣介石統領的第一支軍隊(以前幹得最多的是替別人“打工”的參謀長),因此,他對教導團也抓得很緊,可謂費盡心思。

廖仲愷掌握了政治官佐的任命,蔣介石能控制的便是軍事官佐。他早已未雨綢繆,軍校教官和畢業生中有一批他物色並“交心”的人。這時候,蔣介石便將他們全部安排在連長以上的軍事主官位置上。

這些人被分為三個層次安排:

一、最信任、倚重的何應欽、王柏齡分別擔任第1和第2團團長;

二、軍校教官錢大鈞、劉峙、顧祝同、沈應時、蔣鼎文、劉堯宸、王俊擔任營長;陳誠、郭俊等人擔任副營長、連長。

三、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多數擔任副連長、排長、副排長、特務長等職。

每個星期六下午1時,蔣介石差不多都要在校長辦公廳召集會議,與會者是教導團營長以上軍官。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研究教導團一週以來的訓練經過,學、術科的實施程度,教育管理狀況以及衛生狀態等事宜,並確定下一週的學術課程及應辦事件。

蔣介石也十分重視軍隊紀律。“對於軍紀、風紀,尤應隨時討論。”

黃埔軍校教導團組建以後,在第一次東征中所向披靡,打出了黃埔軍校的軍威,力量也隨之逐步擴大。

1925年4月13日,軍校黨代表廖仲愷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77次會議上提議:“請以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二兩團成立黨軍第1旅,任第1團團長何應欽兼充旅長,沈應時為第2團團長,全旅歸校長蔣中正節制調遣。”

他的提議隨即獲得通過,教導團正式更名為(國民黨)黨軍,編制為一個旅。4月14日,廖仲愷被任命為黨軍黨代表。

黃埔校軍之所以被稱為“黨軍”,是因為它是以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為宗旨、以國民革命目標為己任、以國民黨黨紀為軍紀,完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與監督之下。

同時,軍中建立了黨代表制。“凡軍隊一舉一動,都受黨代表的指導與監督。換句話說,就是受黨的指導與監督,因為這軍隊是完全黨化的軍隊,所以叫做“黨軍”。

一週後,廖仲愷又提議組建黨軍第3團,也獲得了通過。蔣介石任命錢大鈞為第3團團長,蔡熙盛、沈良任為副團長,王俊任為第1營營長,郭俊為第2營營長。

5月1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黨軍司令官,體現了繼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央文官集團,對自己的槍桿子和蔣介石本人的倚重。

不久,蔣介石組建了黨軍司令部,內設參謀處、副官處、軍需處、軍械處、交通處、軍法處、祕書處。

他還任命王俊為黨軍第1旅參謀長,劉秉粹為第1團團長,顧祝同兼代第2團參謀長,劉峙為第1團副團長,劉堯宸為第2團副團長,詹忠言為第1團第1營營長,倪弼為第1團第2營代理營長。

這些軍事官佐與其他人一樣,依然是清一色的黃埔軍校教官和學生。

1925年6月,蔣介石率黨軍從東江前線回師廣州,平定了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

隨後,黨軍奉命擴編為一個師,即黨軍第1師。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第1師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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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黃埔嫡系部隊從何而來?萬軍之源的黃埔校軍與黨軍

張雄文

1924年9月,孫中山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決定以黃埔軍校學生為基礎,編練一支新軍。對於新軍的規模大小,蘇聯顧問加侖建議,可以先編練2個團的精兵,然後再逐步擴大。孫中山十分贊同,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寫信,交代說:“以練至一營或一團為最大單位。以一營等一團。”

他對這支完全不同以往的新軍充滿了憧憬:“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及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

這是蔣介石個人命運的又一次機遇。

如果他僅僅是一個“為人做嫁”、“甘為人梯”的軍校校長,而非同時掌管軍隊實職,門下弟子們又是這支軍隊的骨幹,那麼歷史上的他,或許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成功的教育家而已。

但上帝再次眷顧了他。

隨後,蔣介石便開始奉命組建新軍第1團。這一年9月3日,他將籌備新軍第1團的具體任務,交給了自己信任的軍校總教官何應欽。

經過緊張的籌備,第1團於9月18日正式開始招收學兵。湘軍慷慨地選送了68人到第1團,其中好幾個還曾擔任過軍官;蔣介石的把兄弟、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也將他組建訓練的一個營(400多人)直接編入第1團。

不久,第1團又從報考黃埔軍校的學生裡選取了27人。

蘇聯援助的第一批武器運抵黃埔島後,孫中山於10月11日寫信給蔣介石,要求他將“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

蔣介石的黃埔嫡系部隊從何而來?萬軍之源的黃埔校軍與黨軍


黃埔軍校

對於“革命軍”的兵員,他強調說:“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

他還交代蔣介石:“請轉告鮑(鮑羅廷)顧問,並請他向各專門家代籌妥善計劃,及招致特種兵之人才。”

10月18日,蔣介石又委派大本營參軍、黃埔軍校檢閱委員會少將委員王懋功與軍校管理處處長戴任、軍校上校學科教官陸福廷等人前往上海、江蘇北部、浙江東部、安徽、山東、河南等地招募士兵。

新兵陸續抵達後,蔣介石於11月11日組建了第1團第1營,9天之後,又將第1團第2營、第3營全部組建完畢。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團長,王登雲、繆斌先後擔任團黨代表。

在第1團實行黨代表制,也是遵循孫中山採用蘇聯紅軍制度,進行組織和訓練的結果。

第1團編為3個營。第1營營長為沈應時,黨代表為胡公冕;第2營營長先後為陳繼承、劉峙,黨代表為茅延楨;第3營營長為王俊,黨代表為蔡光舉。

隨後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組建了新軍第2團,任命王柏齡為團長,張靜愚為團黨代表,羅為雄、陳焯為副團長。

第2團也轄有3個營。第1營營長為顧祝同,黨代表為胡公冕;第2營營長先後為林鼎祺、劉堯宸,黨代表為季方;第3營營長為金佛莊,黨代表先後為鄭洞國、宋文彬。

新軍的士兵多數由王懋功等人從江浙一帶招過來。黃埔一期學生宋希濂後來回憶說:“這兩個團士兵的籍貫絕大部分是河南、安徽、山東、蘇北、浙江一帶”。“這些新兵有些確實是當過兵的”。

新軍兵員比較充實,每團1000多人,都實行“三三制”,即每團3個營,每營3個連,每連3個排。團部直屬部隊有特務連、偵察隊、重機槍連、炮兵連、通訊連、衛生隊等。

他們的武器配備也十分齊整,長短槍、輕重機槍、山炮、野炮以及各種彈藥一應俱全,一部分是收繳的商團槍支,一部分來自蘇聯第一批軍援。

新軍的各級官佐都是黃埔軍校師生,團長、營長等高、中級軍官多由軍校軍事教官和學生隊原有官長何應欽、沈應時等人擔任,排長、副排長等下級幹部多由軍校畢業生擔任(絕大部分為第1期)。

因此,這支部隊普遍政治理論較強,軍事素質也較好,的確是一支符合孫中山“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要求的新軍。

蔣介石如期完成新軍的編練任務之後,按照孫中山的要求,這支新軍原本應該北調韶關,參加北伐。但此時孫中山已應馮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北伐之舉中斷。

新軍隨即奉命留在了軍校,任務是教導畢業生練習帶兵技術,成為直接受蔣介石指揮的軍校附屬部隊,因此被稱為黃埔軍校“教導團”,也被稱為黃埔“校軍”或學生軍。

教導團是按照孫中山的指令與意志建立起來的第一支名副其實的勁旅,但它的指揮權因北伐的中斷,後來又因孫中山不久之後辭世,最後歸屬了軍校校長蔣介石。

這也是蔣介石直接擁有自己軍隊的開始。

教導團雖然如期完成了組建任務,但畢竟時間緊迫,匆促異常,連行軍鍋灶都是連夜從廣州臨時買來。組建不久後,教導團又不得不匆忙開赴戰場,開始第一次東征。

因此,新兵的訓練也採取瞭如同軍校學生教學的辦法——急用先學,一切都從基本戰鬥技術開始,甚至一面行軍一面進行野外演習,制式教練則根本沒有進行。

儘管如此,教導團卻有著神奇的戰鬥力,一戰成名,成為風捲殘雲、摧枯拉朽的勁旅,成就了孫中山與國民黨的夢想,也成就了蔣介石個人的一番基業。

它戰鬥力的重要來源,是仿照蘇聯軍隊設立了黨代表這一全新的制度。

第一期管理部副主任陳適等人後來回憶說:“它參照‘十月革命’時蘇聯紅軍的制度,強調政治領導,團、營、連各級部隊均設黨代表,並賦予黨代表與部隊軍事長官同等領導權力”。

教導團的各級黨代表都由廖仲愷、周恩來在教官、學生中精心選拔,最後呈報國民黨中央任命。

他們富有政治才幹,工作出色,可謂百裡挑一。陳適等人後來回憶說:“除團黨代表1團繆斌,2團王登雲外,其餘營、連級黨代表,多由黃埔1期畢業生中的優秀分子擔任。”

其中,教官金佛莊、茅延楨,學生劉疇西、鄭洞國、李奇中、章琰等多數人還是中共黨員。教導團東征時,周恩來還擔任了東征軍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說,中共黨員實際掌握了教導團的政治領導工作。新兵多是寒門出身的工農子弟,對中共有天然的親近情感,聽到階級教育和形勢教育便很容易接受。

因此,教導團軍事訓練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新兵們的政治覺悟都很高。加上多數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士兵們很快便能衝鋒在前,奮勇搏殺。

不久後調任教導團第2團3營營長的金佛莊說:“教導團成立以來就設有各級的黨代表,以為官兵政治的訓練。中國軍隊之有黨代表制度自本師始。一年來政治工作,在本師已有很大的成效。”

他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看出來:

一、每次戰爭,官兵都明白作戰意義和自己所處的地位與任務。

二、歷次戰爭,官兵非常奮勇,因為他們甘為主義而死,義無反顧。所以本師作戰往往能以少勝多。就是所謂革命軍人,是以一當百的。

三、紀律謹嚴,對於人民非常親愛,能確切與人民合作。

黨代表制度不僅讓士兵們視死如歸,敢於赴湯蹈火,而且對教導團的最高軍事長官蔣介石以及各級軍事官佐的言行舉措都予以監督,保證了軍隊的黨化。

這一制度的存在,對蔣介石的軍權無疑予以了極大的限制,他的“黃埔系”還僅僅處於萌芽狀態。這也是他後來極力主張廢除這一制度並最終成功的原因之一。

教導團也是蔣介石統領的第一支軍隊(以前幹得最多的是替別人“打工”的參謀長),因此,他對教導團也抓得很緊,可謂費盡心思。

廖仲愷掌握了政治官佐的任命,蔣介石能控制的便是軍事官佐。他早已未雨綢繆,軍校教官和畢業生中有一批他物色並“交心”的人。這時候,蔣介石便將他們全部安排在連長以上的軍事主官位置上。

這些人被分為三個層次安排:

一、最信任、倚重的何應欽、王柏齡分別擔任第1和第2團團長;

二、軍校教官錢大鈞、劉峙、顧祝同、沈應時、蔣鼎文、劉堯宸、王俊擔任營長;陳誠、郭俊等人擔任副營長、連長。

三、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多數擔任副連長、排長、副排長、特務長等職。

每個星期六下午1時,蔣介石差不多都要在校長辦公廳召集會議,與會者是教導團營長以上軍官。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研究教導團一週以來的訓練經過,學、術科的實施程度,教育管理狀況以及衛生狀態等事宜,並確定下一週的學術課程及應辦事件。

蔣介石也十分重視軍隊紀律。“對於軍紀、風紀,尤應隨時討論。”

黃埔軍校教導團組建以後,在第一次東征中所向披靡,打出了黃埔軍校的軍威,力量也隨之逐步擴大。

1925年4月13日,軍校黨代表廖仲愷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77次會議上提議:“請以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二兩團成立黨軍第1旅,任第1團團長何應欽兼充旅長,沈應時為第2團團長,全旅歸校長蔣中正節制調遣。”

他的提議隨即獲得通過,教導團正式更名為(國民黨)黨軍,編制為一個旅。4月14日,廖仲愷被任命為黨軍黨代表。

黃埔校軍之所以被稱為“黨軍”,是因為它是以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為宗旨、以國民革命目標為己任、以國民黨黨紀為軍紀,完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與監督之下。

同時,軍中建立了黨代表制。“凡軍隊一舉一動,都受黨代表的指導與監督。換句話說,就是受黨的指導與監督,因為這軍隊是完全黨化的軍隊,所以叫做“黨軍”。

一週後,廖仲愷又提議組建黨軍第3團,也獲得了通過。蔣介石任命錢大鈞為第3團團長,蔡熙盛、沈良任為副團長,王俊任為第1營營長,郭俊為第2營營長。

5月1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黨軍司令官,體現了繼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央文官集團,對自己的槍桿子和蔣介石本人的倚重。

不久,蔣介石組建了黨軍司令部,內設參謀處、副官處、軍需處、軍械處、交通處、軍法處、祕書處。

他還任命王俊為黨軍第1旅參謀長,劉秉粹為第1團團長,顧祝同兼代第2團參謀長,劉峙為第1團副團長,劉堯宸為第2團副團長,詹忠言為第1團第1營營長,倪弼為第1團第2營代理營長。

這些軍事官佐與其他人一樣,依然是清一色的黃埔軍校教官和學生。

1925年6月,蔣介石率黨軍從東江前線回師廣州,平定了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

隨後,黨軍奉命擴編為一個師,即黨軍第1師。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第1師師長。

蔣介石的黃埔嫡系部隊從何而來?萬軍之源的黃埔校軍與黨軍


何應欽

黨軍第4、第5團及炮兵、憲兵兩營也隨之相繼成立。劉堯宸為第4團團長,蔣鼎文為第5團團長。不久,教導第4、第5團被編為黨軍第2師,王懋功為師長。

這就是說,國民黨的黨軍開始有了兩個師。1925年7月8日,黃埔黨軍又奉命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蔣介石擔任軍長。

有了槍桿子,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蔣介石。

他不再是一個純粹吃粉筆灰的軍校校長。當初籌辦軍校之時,他還因不甘“專心辦學,不問軍事政治”撂過擔子,如今也不存在這一擔心了,他在國民黨內說話開始舉足輕重。

蔣介石與他的黃埔嫡系部隊與“黃埔系”將領,也就在這一次次迅速的擴編中,逐漸羽翼豐滿起來。(選自《蔣介石的槍桿子——從黃埔軍校到黃埔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作者張雄文

(來源:掌上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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