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之後，人們對伊斯蘭教的討論從未平息。對於那些常看新聞的人來說，有些問題是很明顯的：一小群人熱衷於炸燬建築，斬下“敵人”的頭顱，而他們這麼做時打著伊斯蘭的旗號，似乎這個宗教與暴力之間的關聯已經被證實（然而並沒有）。因此，新當選的白宮領導人打算限制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居民進入美國。不過，假如你對伊斯蘭教的歷史有所瞭解，便能很快發現暗含在新政策中的諷刺之處：僅僅一百年之前，許多穆斯林還被看做是享樂和神祕主義人士，而且充滿著異國情調。
然而在《陌生人之路》（The Way of The Strangers）一書中，你卻找不到多少與上述三個品質有關的例證。這書本的副標題是“遭遇伊斯蘭國（ISIS）”，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向我們描述了一系列與ISIS有關的事情，但並非與ISIS的直接接觸。在成為ISIS身穿橙色囚服的犧牲品這一巨大危險面前，許多西方記者望而卻步。於是，伍德轉而輾轉開羅、倫敦以及紐約等地，與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和狂熱者進行了對話。
媒體在稱呼這個恐怖組織的時候，已經使用了“所謂的伊斯蘭國”這樣的字眼，以表明他們所指的並不是真正的伊斯蘭。我們很多人都以為，那些投到黑色旗幟麾下的人是出於宗教之外的目的：他們或是從中找到了目的感，或者愛好殺戮、或者感受到了不正義。這些可能是促使成員們加入戰鬥的部分動機，但許多ISIS武裝分子似乎真的認為他們是歷史進程的參與者，將帶領伊斯蘭重返光輝。伍德在本書開頭放了一張“ISIS對人類的看法”示意圖，將其成員的上述姿態表露得清楚無疑：那些將自己奉獻給ISIS的人位於圖表的最上端，接近天堂；異教徒與人文主義者、基督徒、雅茲迪教派信徒一起困在底部，他們“都應被罰做奴隸”。
關於這一問題以及與ISIS相關的人們，伍德瞭解甚多。2004年，他曾在伊拉克摩蘇爾的一家快遞公司工作，2015年3月他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伊斯蘭國到底想要什麼》（What Isis Really Wants）一文，引起轟動，這可能是該雜誌創辦160年以來讀者最多的文章。在新書中，伍德更深入地分析了這一點，ISIS想要的是一個完全宗教化的國度，與他們心中7世紀時穆罕默德先知建立的伊斯蘭國足夠相似。從伍德的採訪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對於許許多多支持巴格達迪這位自封的哈里發（伊斯蘭政治宗教領袖）的人而言，目的合理可以證明手段合理，無論這些手段多麼粗野殘暴，總可以在伊斯蘭教典籍或傳統中找到合理性。這種看法難以辯駁。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之一，我們缺乏直接的辯論。一方面ISIS正在社交媒體上巧妙佈道，反對者同時也在發聲。然而兩邊缺乏直接的對話——不再有遜尼派/什葉派分歧那樣的對話——這使得許多評論者將眼下的態勢視為伊斯蘭的“宗教改革”。克里斯托弗·貝爾萊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的新作就描述了這種狀況，《伊斯蘭的啟蒙》（The Islamic Enlightenment）一書嘗試從中東地區，特別是埃及、奧斯曼和波斯帝國等處來尋找證據。
貝爾萊格的論述遵循傳統，把1798年拿破崙對埃及的入侵，視為該地區及其主要宗教重新崛起的契機（因為歷史本還有其他可能）。當法國士兵來到中東時，隨之而來的許多學者們記錄下了所見所聞的一切，建立了當地的第一家出版機構，還創造了啟蒙運動時期常見的學術機構。當埃及的編年史學家艾爾·賈巴提（Al-Jabarti）和法國學者會面時，他很快意識到自己形式化的思考方式與好辯的法國思維之間存在著鴻溝。法國人走後，自封的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意識到了歐洲文明的強大。他派遣埃及人赴歐學習，並邀請歐洲士兵、工程師和學者來訪埃及，他迎來了一個轉型新生期：特權階級的思維方式、行為舉止，以及政府的形態都在慢慢發生轉變。
貝爾萊格曾在伊朗和土耳其做過新聞記者，對於發生在德黑蘭、伊斯坦布爾和開羅的復興，他在書中展開了相當深入且細節豐富的講述。他把這一過程置於了保守信仰和自由信念相鬥爭的框架裡，作者極富野心且成功地將19世紀的阿拉伯覺醒和奧斯曼帝國、波斯帝國開放國門的故事融會貫通，儘管各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問題、需要克服的傳統以及對於現代化的獨特需求。貝爾萊格同時表明，殖民主義背信棄義的天性以及西方對自然資源的貪婪，是如何先延緩後破壞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目標的。最終結果是否真的是一次啟蒙運動，還有待觀察。
假如《拉卡日記》（The Raqqa Diaries）中的記述可信，那麼沒有比伊斯蘭國佔領之處更黑暗的地方了。這本書以“薩莫爾（Samer）”的筆名寫就，記錄了他被佔領的家鄉——敘利亞拉卡市的見聞。書中充斥著以“伊斯蘭”為名的隨機暴行：母親們被羞辱，戀人們被處以石刑，許多人被鞭打，更多人被斬首……這讓人感到難以承受的冷酷絕望。他做出離開母親、兄弟姐妹以及營地裡的難民的決定的那一刻，至今仍令這個年輕人心碎。如果你關注這些地區的話，不難想象他們面臨的恐怖，而薩莫爾理性地下定決心，自己決不能變得同樣殘暴，這真是令人鼓舞的驚喜。正如拉卡的宣禮員對忙於騷擾女性的侵略者的評價，他們“和伊斯蘭教沒有半毛錢關係”。
這一切可能會促使讀者思考，伊斯蘭教的本質究竟是冷酷還是溫情。如果你關心這一問題，那麼塔裡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的袖珍新書《伊斯蘭的要素》（Islam: The Essentials）就絕不可錯過。作為穆斯林兄弟會組織者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的孫子，拉馬丹被長期禁止入境美國。儘管他已經是牛津大學當代伊斯蘭研究專業的教授，這個禁令恐怕仍會持續下去。不過限制他的出行可能沒什麼好處，因為他是一位開明伊斯蘭教的雄辯支持者。在題為“你以為你瞭解的十個伊斯蘭細節”的總結性章節中，他直接討論了沙利亞法（伊斯蘭教教法，與“壓迫性懲罰”毫無關係）、一夫多妻制（“事實上……所有規定都指向了一夫一妻制”）以及包括聖戰在內的一系列問題。他提醒人們，“聖戰”（jihad）一詞意味著“努力”，並且僅指在某些特殊條件下、為應對殖民統治和侵略不得不做出迴應時而發起的戰爭。而格雷姆·伍德訪談過的那些人，以及薩莫爾描寫的那些為哈里發統治賣命的亡命徒，都不會同意拉馬丹對教義的解讀以及對先知話語的分析。
這四本著作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共同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經過了1400多年的激烈爭辯，伊斯蘭教中對於如何更好生活的探索和努力，從未停止。
本文作者安東尼·撒丁（Anthony Sattin）曾寫作數部關於中東、非洲的研究著作，最近的一部名為《年輕的勞倫斯：一幅傳奇年輕人的肖像畫》（Young Lawrence: A Portrait of the Legend as a Young Man）。
（翻譯：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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