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為什麼植物在中國文學中越來越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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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我們的文學一直跟自然界有聯繫,自然植物作為投射情感的意象頻繁地出現在詩歌中。什麼是意象？它不再是自然植物，變成了一種寄予我們情感的事物。

博物學與我的寫作

阿來

不知道誰幫我起了這樣一個題目，這也算是一個命題作文，因為博物學這三個字要把它說清楚已經非常困難了。我現在正在追蹤一個真正的博物學家，一個美國人，麗江的價值就是由這個人發現的，他叫約瑟夫·洛克。洛克本是奧地利人，沒怎麼上過學，他父親是歐洲貴族家族的管家，所以約瑟夫·洛克從小有一個野心，特別想出人頭地。後來他覺得在歐洲這樣等級分明的國家很難實現抱負，於是去了美國。

真正的博物學是從歐洲發端的，約瑟夫·洛克也深受歐洲博物學的影響。雖然沒受過系統的教育，但是他從小就很會觀測動植物，而且知識豐富。他到美國時說自己是植物學博士，卻沒人懷疑他，因為他的水平確實達到那個高度。他教什麼呢？教植物學。他還是第一個把夏威夷植物弄清楚的人。約瑟夫·洛克還不滿足，希望到東方、到中國來，後來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來到中國青藏高原東南部，地理上是橫斷山區幾十萬公里的其中一個地方。這是世界上植物基因最豐富的地方之一，有人預估它佔全世界植物基因的十分之一左右。

我前年去美國講學，看到了他在美國地理雜誌上發表的9篇文章。後來我就想，我要去追蹤這樣的人，他當時到過的地方，他發現的地理奇觀、文化奇觀，當然包括他當年發現、製造的標本，命名的動植物，不是一種兩種，也不是一兩百種，而是上千種。通過這一過程走進過去時代的人，領會過去時代的人，即是一個寫作者以他為藍本寫新作品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寫每本書的過程是自己學習、自己體會的過程。

大家覺得我適合寫這本書，因為我對博物學感興趣。中國人從古到今就有一個博物的理想，比如古文中有說要多識花鳥蟲,但我們總是做得不夠。很多人一講國學，其實強調的是第一層關係——社會關係、人跟人的關係。但是更重要的，人生活在哪裡？人生活在更廣泛的自然界中。老祖宗有一個樸素的願望，但是我們忘記了，所以走到自然環境中是陌生的。

中國老祖宗還有一個詞：格物致知。從古至今，我們的文學一直跟自然界有聯繫,自然植物作為投射情感的意象頻繁地出現在詩歌中。什麼是意象？它不再是自然植物，變成了一種寄予我們情感的事物。比如杜甫的“恨別鳥驚心”，鳥叫本不驚心，我們聽見鳥叫非常美麗、婉轉、清脆。為什麼杜甫說“恨別鳥驚心”？處在離別之時，我們聽見鳥叫就有另外一種感受，這就是意象，也是投射。我們也經常遇到一個詞：象徵。荷花是什麼？從《愛蓮說》開始就有這樣的意象，它變成一個象徵事物,梅花、蘭花等也有其意義。當賦予植物象徵意義的時候，其自然意義就慢慢在中國文化中萎縮了，作家只書寫被賦予某種象徵意義的意象。四大名著中，《水滸傳》看不到自然，都是人在鬥爭；《三國演義》在更廣泛的地域中展開，但很難看到真正的地理，還是人跟人的鬥爭；《紅樓夢》出現一些花花草草，但是都被人造的園林包圍起來，最後來來去去都是人。

西方文學就很不一樣，我年輕時讀俄羅斯文學,讀到森林裡的各種樹木、花草、果實、蘑菇……它們雖然沒有被特別賦予象徵性的意義，但是類似西方油畫的方式，讀者能客觀認知它的美、認識事物本身。中國文學跟歐美文學在處理自然植物時產生了差異，中國發展成象徵式的系統，而歐美沒有這麼寫。所以西方世界中第一個現代詩運動就是向中國古典詩歌學習——賦予自然植物象徵式的意義。這是西方向中國學習，叫意象派運動。

中國也在向西方文學學習，但對自然的關注卻不夠，尤其是在歐洲思想史、文化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博物學上。歐洲人一直有一個傳統，儘量把身邊的事情搞清楚，比如動物跟植物首先要建立一個系統。中國也有一些植物研究，比如《本草詩》，這是出於經驗，不是出於科學系統。其中收錄了自然界中200多種可以吃的野菜，在糧食不夠吃的時候大家可以用這本書。中國人只關注極其有用的少部分，而歐洲人則不管它有用沒用，先建立對它的全面認識，建立一個系統。近代有好幾個自然學科的誕生髮展是跟博物學有關係的，有幾個學科就是博物學家建立的。

比如說地理學。有個德國人叫洪堡，他用父親留給他的遺產僱了一艘輪船去了拉美，對歐洲與拉美的地理作了對比性的研究，後來成為了現代地理學和氣候學的創始人；另一個喜歡博物學的人達爾文，遠航到了印度洋、太平洋的孤立島嶼上，回來後發表了偉大的著作《物種起源》，就是今天說的進化論；還有一個不出遠門，更窮的人叫林奈，他對植物非常有興趣。他發現通過研究可以給植物分門別類，即建立植物分類學，我們今天說這個植物是什麼門、什麼屬、什麼種，就是從這兒來的。

我們的博物學不發達，比如今天說的“絲綢之路”，就是德國的地理學家斯坦因發明的。晚清時期，斯坦因研究了中國的史料和阿拉伯的史料，發現這條封閉的道路原本是暢通無阻的。而這條商道最主要的商品是絲綢，所以他就把這條商路命名為“絲綢之路”。岑參為什麼偉大？因為他真正去過絲綢之路，出過陽關、玉門關，他寫的“春風不度玉門關”會讓大家一下就想到嘉峪關。但是今天中國人很少討論地理，更多是在講一個人的故事，而沒有著眼於當時的環境。過去中國有這麼多文化人，也在格物致知對人倫、理、法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對具體地理空間、自然環境的重視度是不夠的，甚至是完全漠視的。我自己要去絲綢之路只好帶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書，雖然無奈，但是他們的日誌和書確實很有作用。

說到考古學家，他們在書中記錄沿途的蘋果、木薯、胡蘿蔔，還有很多其他植物，記這些幹什麼？考古就考古，去長城、敦煌不就可以了嗎？早期我不理解，後來我想他們是對整個世界充滿好奇。他們在某地發現蘋果是一種樣子，到了新疆發現蘋果發生了變化，他在暗暗考究，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氣侯對同一種植物的影響。作為考古學家，他管這個幹什麼？因為做學問是非功利的。

中國文學起頭是多麼生氣勃勃，後來越來越乾枯，最後只剩下那麼幾種被賦予象徵意義的植物。如果有人連周圍十種植物都不認識，我們應該感到恐懼，他要麼是愚昧無知，要麼是自大狂。這個情景確實有點可怕，但大部分人還處於這種對環境茫然無知的狀況中。

我們沒有專門做博物學，但是我們到處行走，帶一雙眼睛看一看，回去翻翻書就可以認識一個東西。很可惜，今天中國人寫小說，甚至寫散文、詩歌，都進入了無名時代。無名時代是什麼？就是寫不出自然環境的花草樹木、石頭、山峰的名字，鳥也是不知名的。文章裡寫不知名的小鳥在歌唱，這是什麼意思？你居然好意思這麼寫？老前輩都不這麼幹。魯迅是很“宅”的吧，《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寫“我”家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寫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蜈蚣、斑蝥。然後又寫到植物，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著，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最後寫到覆盆子。大家算算寫了幾種昆蟲、植物？要是寫院子裡有不知名的小蟲、植物就完了，那還有三味書屋嗎？而且文章裡頭還有人物活動——他怎麼拔何首烏，這就是作文的方法。

博物學不是玩古玩，不是針對文物賣多少錢。要是熱愛就不會問值多少錢，這是很簡單的事情。我對大自然是抱著這樣一種心態，我看大自然就是一場生命奇蹟，人只是眾多奇蹟中的一個奇蹟。

美國一個作家有一句話：我看到一朵小花匪夷所思的結構時，我就回頭望向藍天，我以為一定能看到上帝。但文學還只是著眼於人跟人的關係，而人跟人的關係怎樣呢？很危險，我們只愛很少的幾個人，別的人都是放在柵欄外邊要防備的。所以今天中國文學的深刻，是在寫人的時候往往只能寫到暗黑、醜惡。如果只看人跟人的關係，必然造成這樣的結果。

如果把自然關係抽空以後，只剩下人的關係，會導致這個社會不能建立足夠的溫情和信任。防備人很容易，怨恨一個人也很容易，但愛很難。這個時代裡有人感到無聊、空虛，伴隨著他什麼都沒幹成，功不成名不就，所以就產生焦慮，越無聊越空虛越焦慮……推薦大家去讀一讀艾略特的《空心人》，今天的中國有點像那樣的時代，需要人重新尋找位置。

我寫第二個長篇是上世紀90年代，那時候沒有留意到博物學的因素，但是不能忍受自己的作品中只有人有名字而花草沒有名字。比如我寫的長篇小說《空山》，其中最主要的主題，除了寫人以外，就是人與森林的關係。我還有一本書。那年我做了個手術，醫生說不準去高海拔。我就手癢，剛好春暖花開，拍了成都20多種植物。後來一個出版社主動來說幫忙編好書了，就請你提供一些照片。那時候還有一個網站，問能不能做一個網絡版。這本像博客一樣的書，已經出第三版了。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大家對我們身邊的這些東西有認知的願景，不管是學校教育的渠道，還是家庭教育的渠道，我們都該更多地去獲取到這些信息和知識。

來源：2019年4月14日阿來在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的講座

主題：博物學與我的寫作

編輯：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