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除了有民科以外，也有所謂的民哲（民間哲學家或愛好者），但由於哲學的小眾性，他們的知名度則遠遠沒有民科高。但我們應當相信，他們確實有很強的求知慾和對哲學本身的巨大興趣，但是由於受教育的侷限性，所以才導致像一些民間科學家動不動就會認為自己成功的發明了永動機一樣，有不少民間哲學愛好者動不動就提出一個能推翻現有哲學體系的哲學理論。

人是理性的動物，面對各式各樣的經驗現象，或是由於驚奇、或是由於憂患，有諸多提問並不足為奇。有了問題，自然就要求解答，而民哲就是積極創造解答的一群人。

民哲是如何誕生的？

民哲的出現有很多原因。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地位，使得人們對哲學一詞有基本好感；其次是造詣頗深的宗教人士較少，使得很多文化程度較低的普通人，對關於人生、宇宙或價值的問題無法從宗教那裡得到太多信息，從而必然透過哲學；三是過往年代哲學作為冷門的學術資源的不足，使得有志於哲學鑽研哲學的人們，只能通過自學。

而最重要的一點，也是哲學在全世界各地的共同點，就是到了近代以來哲學的高度專業化與學院化。以北京大學哲學系為例，下分馬克思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佛教與道教、基督教與宗教學、科學技術哲學等九個次級領域，僅管皆屬哲學，但研究方向卻可能毫不相關，彼此之間更不見得相互熟悉。

也就因為如此，加上專業性的概念分析的精細與問題意識的深入，要跟上哲學專著的思維脈絡，甚至進入信息對等的討論，對一般非哲學專業的人而言是越來越難。在此趨勢之下，加上交流渠道的缺乏，學院派的學者與民哲之間的落差必然越來越大。

其中原因可細分為兩點來說明：

1、培養機制的差異

首先是培養機制的差異。如果不從高中（文科）開始正式在課本上接觸專業性的哲學算，僅僅從大學新生直到博士畢業，一名哲學專業學者的訓練，往往要花上六七年以上的時間。在這段期間裡，會選修課程、閱讀文獻與撰寫報告，在研討會、圖書館、各式期刊與電子數據庫中搜集大量相關資料，以它們的整理、歸納與反省為基礎，最後完成一篇符合格式的哲學論文。

而在撰寫論文時，往往有對於題目的文獻回顧，把握前人對此題目的已有觀點，再說明自身觀點相較之下有何優勢。如此一來，才不會浪費精力而得出差不多的東西，學術也才得以累積與進展。

相較之下，民間哲學家們儘管對哲學抱有極大的熱情，也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但由於缺乏相關的專業訓練，尤其是哲學基礎性知識的積累，在概念定義、論證推演與理論結構上，並不見得能夠達到哲學學界要求的程度。而在參考資料上，更只能靠著古代經典、有限的二手文獻與自身的生活經驗來提供解答。其所得出的成果質量，自然會與學界中人相去甚遠了。

如去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哲學大會上出現的以下事例：

有一位民哲滔滔不絕地說明「彩虹太極圖」對於人類文明的重大意義，後來有人問：「這個圖跟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什麼關係？」他回答：「那人是誰啊？」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其重要意義，後世認為它開啟了宋明儒學的宇宙論或本體論思維，這樣的一個哲學界最基本的常識，卻是許多民哲所缺乏的。尤其是缺乏哲學史閱讀和了解，意味民哲們多半不知古人對類似主題的觀點，自然也就談不上對哲學的更進一步的反省與修正。

當然，這不是說民哲們的作品毫無可看性，它們或許能夠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思維方式，但這與學界所認可的學術價值相比往往有著不小的距離。

2、哲學史訓練的有無

在哲學思想長久以來的發展演變裡，有繼承、有轉化、有揚棄、有擴大，它們交織出了一套概念術語、理論問題、論證方法甚至價值觀，形塑出了一套傳統。而在現今學界，這套傳統主要是透過哲學史課程與哲學史著作來傳承的。

在這樣的傳統中，許多題問題早已被研究過了，就算還沒有令人完全滿意的解答，通常也有通過初步檢視的兩三種說法，可供我們參考與改進。若不能對這些說法有恰當把握，論文便難以得到學界的認可。

但民哲們往往缺乏這樣的把握，就直接進行自己的論述。真正厲害的，或許能暗合於當前的理論；其次的，不過重複了古人已有的觀點；再者就可能連基礎的哲學知識也沒有了。況且，無論其論述有多少創見，在表述的細緻程度上往往也遜於學界中人。

也就因為如此，我們並不容易從民哲的作品當中，看出它所可能蘊含的學術價值。當然，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也可能有類似情況，但由於有哲學系教授的指導，這是可以逐漸改進的。

接下來是個小故事，用以說明古代也有民哲。

明朝有個人叫王艮，他從小跟父親經商，對儒家典籍特別有興趣，自己拿著《論語》、《大學》等書到處宣講。後來有個多嘴的說，你這套說法跟王陽明很像啊。王艮一聽，竟然有個搶信眾的，二話不說就去踢館了。

王陽明在當時已有極高聲望，不僅是因為他學問好，也是因為他在寧王朱宸濠叛亂時，非但沒有選擇逃跑，反而積極以巡撫身份安定人心、調動資源，最終生擒對方。

兩人見面，二話不說就開始脣槍舌戰。王艮始則心高氣傲，中間則心生敬佩，最後竟甘拜下風，主動要奉王陽明為師。但故事還沒完，王艮當晚睡覺前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對勁，後悔自己太過輕率。隔天早上起來，王艮居然宣稱昨天還沒戰完，要再辯！

王陽明似乎也不太驚訝，辯論再開，王艮在學富五車的王陽明面前自然仍舊不敵，這次他才心悅誠服地拜師了。後來陽明說：曏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矣！

可見真正讓王陽明心動的，不是讓他得以聲名大噪、加功晉爵的平定叛亂，而是收了一個不肯盲從又頗為固執的民哲當學生。王艮後來開創了泰州學派，在中國哲學史上也是略有名氣的一人物。

民哲也是一般人

從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王艮的許多行徑，諸如建立自身觀點、積極對外宣傳、不肯服從權威、強調反省批判等，都能在今天的民哲們那裡見到。事實上，這也是我們希望哲學系學生所具備的特質，甚至是現代人多少應有的特質。既然如此，為何這些特質在民哲那裡，好像有了截然不同的評價呢？

在現代學科體制尚未出現以前，在思想與知識交流尚未如此普遍以前，某些古代哲人的發言，或許也和現代民哲差不了太多。然而，當我們有了積累兩千多年的哲學史，更在論題、術語與論證上有了嚴謹標準時，學者們很願意耗費心力去為古代的艱澀文本給出合理詮釋，卻對現代民哲的發言不屑一顧了。

而王艮的故事更讓我們看出，握有學術資源的學者們，在面對民哲的質疑時，可以選擇避而不見，也可以選擇花上許多時間與對方平等對談。當然，本文在此並非主張學界的學者們有義務和對方談，而是要說：如果哲學的知識、信息與方法，可以更為友善地傳播給社會上的民眾，那麼民間哲學與學院哲學中人的認知落差，就不至於這麼地大。

結語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當然要肯定去年的世界哲學大會開放各界人士自由發表、自由參加的態度。誠然，民哲們的言論有時看來天馬行空，它們在學術上或許不太重要，或許帶些偏見，有時甚至難以理解，但背後卻可能隱含著長久以來的哲學思考。

如果哲學要應用於社會，就應該試著面對這些言論，並挖掘出其中的問題意識，相信這也是哲學普及工作者所希望做到的。如果從思考哲學問題的初衷來看，民哲和一般人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只是由於沒有接觸學術信息的條件，使得他們走上了一條與學院中人完全不同的路，創造了一套屬於自己的表述。或許民哲的奇談怪論有多少，不是由他們自己所決定的，而是由掌握學術資源者的態度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