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發達的民主國家，政治領導權日益變得人人可爭而得之。選民顯然已經厭倦了現狀，他們希望頂層發生變化，其結果是，就連西方國家主流政黨的建制派都難以安插他們選定的領導人。
在英國，工黨議員罷黜黨首傑瑞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的努力嚴重受阻。在日本，執政黨自民黨中意的東京都知事增田寬也慘敗給了小池百合子。至於美國，共和黨幾乎願意讓任何人贏得總統提名人，只要不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好；然而，偏偏就是特朗普最終贏了。民主黨儘管仍然由建制派選擇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作為參與競逐下一屆總統的代表，然而她與其競爭對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競爭之激烈，也超過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料。
對建制派來說，信號是明確的：我們再也不信任你們了！但選民果真信任的一些領導人則有可能帶來非常切實的危險。
在這些人當中，特朗普是首屈一指的，儘管他對獨裁者的景仰、毫不遮掩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對相關問題的無知以及喜怒無常的習性暴露無遺。英國脫歐陣營的領導者——如保守黨的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現任英國外交大臣)和英國獨立黨的右翼民粹主義領導人尼格爾·法拉奇（Nigel Farage）——也因為肆意踐踏英國和歐盟的未來而被人唾棄。
如果主流的政治領導人想要改變選民的觀點，就應該認真想想，領導力真正意味著什麼？在這方面，我們值得回顧美國五星上將喬治·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洞見。他在20世紀40年代重建美軍時思考過這個問題。
△ 馬歇爾
馬歇爾認為，領導力是氣質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套熟練的說辭。特別是，領導人必須展現三大關鍵品質，才能贏得有效的領導所需要的信任：目標、公正和勝任力。
在馬歇爾看來，目標意味著大大超越一個人的自身利益。這類領導力仍然存在。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在英國脫歐運動期間遭到殺害的年輕的英國議員喬·考克斯(Jo Cox)，他在推進難民權利方面的領導力得到了超越黨派界線的承認。
但是，在現實的許多例子中，政治已經淪為自我推銷和評級的競賽。在當今的名人文化中，政客必須“有個性”。他們的競選活動就好比電視真人秀。特朗普形象滑稽，深諳娛樂圈之道，堪稱這一轉變的終極範例——《赫芬頓郵報》甚至決定將特朗普競選活動的報道放在娛樂版。
問題不僅在於這可能導致選出完全不夠格的領導人。問題還在於，他們一旦當選，甚至合格的領導人也可能只顧著在決策中為自己打上個人烙印，而無法做到公平地服務於國家。
這一急轉直下的變化可以從一份最近披露的備忘錄中一窺端倪，這份備忘錄是英國“奇爾科特調查報告”的一部分，由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伊戰前夕寫給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他在開頭寫道：“不管發生什麼，我將與你同在。”他談的是領導國家進入戰爭。但其語言表明，他與小布什的個人關係似乎排在了他作為首相的職責之前。
以目標而不是個性來領導一個國家，這一點與馬歇爾認為的另一個關鍵要素——公平密切相關。上臺後，領導人必須公正坦率地行動。他們必須抵制以權謀私——謀他們自己、家庭或文化認同群體之私——的誘惑，並拒絕為朋友、金主和遊說集團提供特殊便利或照顧，不管他們多麼強大。
在公平方面保持高標準絕非易事，但也絕非不可能。佛得角總統佩德羅·皮雷(Pedro Pires)2011年獲得易卜拉欣非洲領導力成就獎，獲獎原因就是他將他的國家改變為“民主、穩定和日益繁榮的典範”。皮雷離職時名下沒有一棟房產；他為人民工作，而不是為斂財工作。
傑出領導力的第三個標準——勝任力，並不只是具備多少知識那麼簡單。馬歇爾指出，勝任力還包括領導人從錯誤中學習和讓自己和周圍人群隨時做出重要決定的能力。“奇爾科特調查”認定，英國對伊拉克戰爭及其後果準備不足，這一點便是對領導人勝任力的全盤否定。英國脫歐派完全沒有處理公投後果的計劃亦是如此。
政治家必須重振杰出領導力，選民需要看到候選人如何展現目標、公平和勝任力。如果無法看到這一點，他們將繼續投票反對他們認為辜負了民眾的建制派——即使這意味著投票支持歐洲的動亂和美國的魯莽的自戀狂。
（摘自《領導文萃》2017年3月下）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