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21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政治 經濟 資本論 馬克思主義 光明網頭條號 2017-03-31

作者:南京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 孫樂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說法是武斷的。”今年正值《資本論》第1卷出版150週年,因此,如何基於當代語境,客觀評估當代西方左派的理論得失,全面總結和繼承《資本論》的理論遺產,系統推進和建構21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當前國內學界必須面對的一項重大課題。

西方左派社會批判理論的時代困境

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隨著歐美國家的自由主義轉向,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何認識這一階段的發展特質,建構更具特色的社會批判理論,就成為當代西方左派學者面臨的首要任務。他們分別從分配、消費、空間、生態、性別、種族、生命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的理論和學術流派,在當代西方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必須看到:(1)它們的這種探討還存在明顯不足。實際上,上述諸領域的變化完全是資本積累方式轉型的內在結果,單純從某一視角出發,的確能夠為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提供重要啟示;但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還遠遠不夠,因為這些理論未能完全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2)當西方左派學者基於自己的理論分析提出相應的實踐策略時,恰恰中了新自由主義的圈套。在西方左派學者看來,今天真正能夠承擔起歷史使命的不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階級,而是多樣化的大眾或少數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結果,傳統的階級範式遭到解構,政治立場日益多元化、碎片化。就此而言,與其說這是一種理論上的重要突破,倒不如說是它們在階級立場上的一次重大退卻;與其說是一種激進的實踐運動,倒不如說是它們在新自由主義的侵蝕下所做的一種策略調整。(3)當代西方左派雖然呈繁榮發展之勢,但在整體上卻日益學院化,越來越脫離底層民眾,實踐效果日益式微。西方政治實踐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明確表明,他們的鬥爭策略即多元民主、大眾自治或多元文化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已走向雙重破產。

迴歸資本邏輯批判方能走出困境

面對這種困境,哈維和齊澤克分別進行了理論診斷,認為要拯救當代西方左派,必須在理論上回到資本邏輯批判,在政治上回歸階級範式。這一判斷是準確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究竟如何實現這種理論和實踐轉向,他們並沒有給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我認為,必須沿著馬克思所開創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路繼續前進,全面、系統深化對當代資本邏輯的研究。

第一,必須堅持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藝學”前提,站在時代發展的制高點上,深刻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最新形式。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但在不同的生產力形式下,這種關係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依據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將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區分為三種類型:協作、分工和機器大生產,並依據三種形式,逐一分析了不同階段階級關係的內在表現。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籠統地談論資本邏輯批判,必須結合當代生產力的發展形式,歷史地、具體地建構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是隨著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浪潮的興起,智能生產已成為全球發展的主導趨勢,我們必須站在這一高度來重新審視和建構21世紀的資本邏輯批判理論。

第二,必須堅持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係維度,全面深化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智能化轉向意味著什麼?首先,從最直接層面來看,意味著自動化生產的完成。馬克思當年預測,隨著機器體系的普遍運用,以體力勞動為主導的勞動形式將會逐漸被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實現勞動過程與生產過程的有效分離,可以說,智能化生產的出現意味著這一過程的完成。其次,意味著一般智力生產已成為資本支配的對象。馬克思當年只是分析了資本對科學知識的吸納過程,並沒有分析資本對一般智力生產的滲透過程。不過,馬克思卻清楚地預測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資本必然會將自己的觸角伸到知識生產過程之中,實現對一般智力的滲透和支配,將發明轉化為一種資本化的職業。可以說,時下這一判斷已經成為現實。在諸多社會領域,資本已經實現了對知識和技術生產的滲透。再次,這意味著商品形態和勞動力的轉型。馬克思當年認為,資本主義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資本正是通過對勞動力的無償佔有,完成了商品生產和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最終實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而今天,商品不再單純表現為有形的物質產品,還表現為以知識或信息等為代表的無形產品;同樣,剩餘價值的生產不僅表現在有形商品的生產之中,還表現在知識、信息商品的生產之中。這種商品形態的轉型,重塑了勞動力的內在特徵,使腦力勞動者從屬於資本的統治。以此來看,資本主義生產的智能化轉向,表明一般智力和物質生產過程已全面淪為資本的統治對象。

第三,必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深化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研究。當代部分西方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智能化轉向,意味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走到了盡頭,因為在自動化工廠中,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已經不存在了,而所謂勞動創造剩餘價值的學說也被徹底證偽了。實際上,這是站不住腳的。究其原因,自動化生產本身是以一般智力生產為前提的,在此背景下,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系統已經轉化為一種更為複雜的生產體系,包括一般智力生產系統—智能體系生產系統—有形商品生產系統等,其中,每一個環節都包含著剩餘價值的生產或轉移。這就決定了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中,知識已經成一種商品資本,並在後續的生產系統中,逐步實現剩餘價值的轉移或再創造。從這個角度而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是進一步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知識生產過程的一把鑰匙。這也表明,今天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已不單純是傳統意義上的身體規訓(體力勞動),而是已經滲透到人的智力、靈魂乃至整個生命之中,這正是當代西方左派所強調的生命政治批判理論。由此來看,只有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發,才能準確理解生命政治理論的科學內涵,妄圖用後者來取代前者,恰恰就本末倒置了。

第四,必須堅持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總體性要求,實現對當代資本主義總生產過程的研究。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只是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說的批判,更是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現實本身的總體性批判。這意味著,單純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還遠遠不夠,必須將流通、分配、消費納入到考察範圍,實現對當代資本主義總生產過程的全面剖析,深入揭示資本對整個社會的殖民過程,特別是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信用資本等在現代社會中的最新發展,以及土地和房地產成為商品之後的社會效應,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全面批判。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為階級範式的迴歸提供客觀基礎。

基於上述分析,我認為,不論是當代西方左派還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都沒有完成對當代資本邏輯展開全面、系統研究的時代性任務。中國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中心,有責任也有義務承擔起這一歷史使命,真正為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做出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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