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作者：溫駿軒 / 編輯：塵埃
長篇連載，每週更新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作者：溫駿軒 / 編輯：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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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作者：溫駿軒 / 編輯：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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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作者：溫駿軒 / 編輯：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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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漢平原遷移的第一方案已經被太史伯否定了，那麼移居南陽盆地則成了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陝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經領王命在南陽盆地的北部立國，誠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這裡原先也並非無主地。
讓我們回到渭河平原，再去聽聽太史伯和鄭桓公又談了些什麼吧。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歷史上被稱之為“謝西九州”。“謝”指的是古謝國，地點就在現在的南陽市（古亦稱宛城）目前被認為是謝姓的發源地，申國的新封地就在那裡。
至於“九州”的意思，並非完全是後世代指“中國”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為一“州”，而“九”則是一個泛指的大數，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已經臣服於周人的地區。也就是說鄭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陽盆地西側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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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漢平原遷移的第一方案已經被太史伯否定了，那麼移居南陽盆地則成了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陝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經領王命在南陽盆地的北部立國，誠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這裡原先也並非無主地。
讓我們回到渭河平原，再去聽聽太史伯和鄭桓公又談了些什麼吧。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歷史上被稱之為“謝西九州”。“謝”指的是古謝國，地點就在現在的南陽市（古亦稱宛城）目前被認為是謝姓的發源地，申國的新封地就在那裡。
至於“九州”的意思，並非完全是後世代指“中國”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為一“州”，而“九”則是一個泛指的大數，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已經臣服於周人的地區。也就是說鄭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陽盆地西側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國。
不過在太史伯看來，申國西面的那些子民並非那麼訓服，他很懷疑鄭人是否有力量在那裡立足。後世中央帝國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開創者。當然，根據方位的不同，可以將之改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將勇武而又與周人有親緣關係的申戎放在南陽盆地，就意味著南陽盆地的情況並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先被放在隴右征戰的戎人，後又被授權在渭河平原收拾殘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參考。
太史伯當然明白鄭桓公的顧慮是什麼，不過就象後世評書裡的那些神機妙算的“軍師”一樣，他已經為鄭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來，王室失於戎人之手是遲早的事，而“東虢”和“鄶”兩國的國君私心已重，必不會來勤王。而這時候，忠勇護主的鄭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門戶，以儆效尤。當然，洛陽盆地的東大門不能沒有人看守，在這個時候王室將這兩個不忠之國的封地分封給東遷的鄭國也就在情理之間了。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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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漢平原遷移的第一方案已經被太史伯否定了，那麼移居南陽盆地則成了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陝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經領王命在南陽盆地的北部立國，誠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這裡原先也並非無主地。
讓我們回到渭河平原，再去聽聽太史伯和鄭桓公又談了些什麼吧。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歷史上被稱之為“謝西九州”。“謝”指的是古謝國，地點就在現在的南陽市（古亦稱宛城）目前被認為是謝姓的發源地，申國的新封地就在那裡。
至於“九州”的意思，並非完全是後世代指“中國”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為一“州”，而“九”則是一個泛指的大數，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已經臣服於周人的地區。也就是說鄭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陽盆地西側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國。
不過在太史伯看來，申國西面的那些子民並非那麼訓服，他很懷疑鄭人是否有力量在那裡立足。後世中央帝國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開創者。當然，根據方位的不同，可以將之改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將勇武而又與周人有親緣關係的申戎放在南陽盆地，就意味著南陽盆地的情況並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先被放在隴右征戰的戎人，後又被授權在渭河平原收拾殘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參考。
太史伯當然明白鄭桓公的顧慮是什麼，不過就象後世評書裡的那些神機妙算的“軍師”一樣，他已經為鄭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來，王室失於戎人之手是遲早的事，而“東虢”和“鄶”兩國的國君私心已重，必不會來勤王。而這時候，忠勇護主的鄭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門戶，以儆效尤。當然，洛陽盆地的東大門不能沒有人看守，在這個時候王室將這兩個不忠之國的封地分封給東遷的鄭國也就在情理之間了。
最終的結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預測的那樣。在東遷之後的第三年，鄭人就藉著視查“虎牢”防務的機會，將東虢從地圖上抹去。而王室對此則是持默許的態度。對於王室來說，在犬戎之禍中忠勇護主的鄭人（鄭桓公甚至為此丟了性命），比之貪生怕死的“東虢”要更可信的多。鄶國甚至在王室東遷之後就立即被鄭人所滅，與之相比，東虢的那身黃褂還讓他們多活了兩年。
順便說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時就已經有了，據說是因為周穆王曾經在此關過老虎，方得此名。不過後人顯然對周穆王西遊，豔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興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到過東方抓過老虎。根據虎牢所處的位置，這隻老虎很有可能是華南虎，而且決無可能是用年畫翻拍的。
實際上鄭桓公在結束與太史伯的談話之後，就馬上開始行動了。就此滅了“東虢”、“鄶”兩國當然是不現實的，鄭人需要等待時機。不過先將財物和人口轉移過去卻是可以的。這需要虢、鄶兩國的配合，也就是說需要他們先讓出點土地來，安置鄭國的人口和財物。
這個時候，鄭桓公在王室的官職發揮作用了。作為為王室主管徵發徒役、勞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問地方諸侯要點土地來寄放家財，只會讓這兩個國家感到榮幸。只是如果讓他們知道鄭國的最終目的，恐怕腸子都會悔青了。
鄭人所得到的土地是在虢、鄶之間（滎陽境內），也就是兩國在相會之處各讓出了部分土地來孝敬上差。而鄭人後來在那裡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城作為“京城”。
作為鄭人來說，滅掉“東虢”還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畢竟“虢”國人是深受王室的信賴。不過對於志存高遠的鄭國人來說，既然已經選擇了將嵩山——箕山作為靠山，那麼留下這麼一個戰略通道在王室手中，並不能讓鄭人感覺到安全。
事實上他們所擔心的並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遲疑下手只會讓潛在的競爭對手搶得先機。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東遷後的西虢最終沒於晉人之後。這也為鄭國後來的衰亡埋下了隱患。
在滅掉了“東虢”和“鄶”國之後，鄭人的核心區也就建立了。他們在鄶國國都的南側又建起了新都，這個國都也就是“新鄭”。最終鄭人正是依託虎牢——京城——新鄭三地所構成的核心區開始了他們的復興之路。而最初引領鄭人的就是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
寫的這裡可能有朋友會問，鄭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麼？其實答案很簡單，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是，這種叫法是否就是後世將帝都稱之為“京城”的開始。
附：鄭國擴張路線圖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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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漢平原遷移的第一方案已經被太史伯否定了，那麼移居南陽盆地則成了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陝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經領王命在南陽盆地的北部立國，誠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這裡原先也並非無主地。
讓我們回到渭河平原，再去聽聽太史伯和鄭桓公又談了些什麼吧。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歷史上被稱之為“謝西九州”。“謝”指的是古謝國，地點就在現在的南陽市（古亦稱宛城）目前被認為是謝姓的發源地，申國的新封地就在那裡。
至於“九州”的意思，並非完全是後世代指“中國”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為一“州”，而“九”則是一個泛指的大數，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已經臣服於周人的地區。也就是說鄭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陽盆地西側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國。
不過在太史伯看來，申國西面的那些子民並非那麼訓服，他很懷疑鄭人是否有力量在那裡立足。後世中央帝國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開創者。當然，根據方位的不同，可以將之改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將勇武而又與周人有親緣關係的申戎放在南陽盆地，就意味著南陽盆地的情況並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先被放在隴右征戰的戎人，後又被授權在渭河平原收拾殘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參考。
太史伯當然明白鄭桓公的顧慮是什麼，不過就象後世評書裡的那些神機妙算的“軍師”一樣，他已經為鄭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來，王室失於戎人之手是遲早的事，而“東虢”和“鄶”兩國的國君私心已重，必不會來勤王。而這時候，忠勇護主的鄭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門戶，以儆效尤。當然，洛陽盆地的東大門不能沒有人看守，在這個時候王室將這兩個不忠之國的封地分封給東遷的鄭國也就在情理之間了。
最終的結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預測的那樣。在東遷之後的第三年，鄭人就藉著視查“虎牢”防務的機會，將東虢從地圖上抹去。而王室對此則是持默許的態度。對於王室來說，在犬戎之禍中忠勇護主的鄭人（鄭桓公甚至為此丟了性命），比之貪生怕死的“東虢”要更可信的多。鄶國甚至在王室東遷之後就立即被鄭人所滅，與之相比，東虢的那身黃褂還讓他們多活了兩年。
順便說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時就已經有了，據說是因為周穆王曾經在此關過老虎，方得此名。不過後人顯然對周穆王西遊，豔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興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到過東方抓過老虎。根據虎牢所處的位置，這隻老虎很有可能是華南虎，而且決無可能是用年畫翻拍的。
實際上鄭桓公在結束與太史伯的談話之後，就馬上開始行動了。就此滅了“東虢”、“鄶”兩國當然是不現實的，鄭人需要等待時機。不過先將財物和人口轉移過去卻是可以的。這需要虢、鄶兩國的配合，也就是說需要他們先讓出點土地來，安置鄭國的人口和財物。
這個時候，鄭桓公在王室的官職發揮作用了。作為為王室主管徵發徒役、勞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問地方諸侯要點土地來寄放家財，只會讓這兩個國家感到榮幸。只是如果讓他們知道鄭國的最終目的，恐怕腸子都會悔青了。
鄭人所得到的土地是在虢、鄶之間（滎陽境內），也就是兩國在相會之處各讓出了部分土地來孝敬上差。而鄭人後來在那裡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城作為“京城”。
作為鄭人來說，滅掉“東虢”還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畢竟“虢”國人是深受王室的信賴。不過對於志存高遠的鄭國人來說，既然已經選擇了將嵩山——箕山作為靠山，那麼留下這麼一個戰略通道在王室手中，並不能讓鄭人感覺到安全。
事實上他們所擔心的並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遲疑下手只會讓潛在的競爭對手搶得先機。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東遷後的西虢最終沒於晉人之後。這也為鄭國後來的衰亡埋下了隱患。
在滅掉了“東虢”和“鄶”國之後，鄭人的核心區也就建立了。他們在鄶國國都的南側又建起了新都，這個國都也就是“新鄭”。最終鄭人正是依託虎牢——京城——新鄭三地所構成的核心區開始了他們的復興之路。而最初引領鄭人的就是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
寫的這裡可能有朋友會問，鄭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麼？其實答案很簡單，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是，這種叫法是否就是後世將帝都稱之為“京城”的開始。
附：鄭國擴張路線圖
對於在中原站穩了腳跟的鄭人來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進行擴張了。如果僅僅是為了謀得一小塊生存之地，鄭桓公也沒有必要和太史伯進行那樣深入的談話。
關於鄭人擴張的方向，太史伯實際上也為鄭人指出來了，用他的話說就是在“謝郟之間”。“謝”我們已經知道了是指南陽盆地的“申”國；而“郟”則位於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東側。
找到這個地點現在的位置並不太難，誠如中國的很多地名一樣，這個地名也用了差不多3000年，現在只是根據它的行政級別在後面加了個縣字而已，全稱叫作“郟縣”。位於河南省平頂山市的北部，行政上歸平頂山所轄。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作者：溫駿軒 / 編輯：塵埃
長篇連載，每週更新
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漢平原遷移的第一方案已經被太史伯否定了，那麼移居南陽盆地則成了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陝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經領王命在南陽盆地的北部立國，誠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這裡原先也並非無主地。
讓我們回到渭河平原，再去聽聽太史伯和鄭桓公又談了些什麼吧。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歷史上被稱之為“謝西九州”。“謝”指的是古謝國，地點就在現在的南陽市（古亦稱宛城）目前被認為是謝姓的發源地，申國的新封地就在那裡。
至於“九州”的意思，並非完全是後世代指“中國”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為一“州”，而“九”則是一個泛指的大數，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已經臣服於周人的地區。也就是說鄭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陽盆地西側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國。
不過在太史伯看來，申國西面的那些子民並非那麼訓服，他很懷疑鄭人是否有力量在那裡立足。後世中央帝國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開創者。當然，根據方位的不同，可以將之改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將勇武而又與周人有親緣關係的申戎放在南陽盆地，就意味著南陽盆地的情況並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先被放在隴右征戰的戎人，後又被授權在渭河平原收拾殘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參考。
太史伯當然明白鄭桓公的顧慮是什麼，不過就象後世評書裡的那些神機妙算的“軍師”一樣，他已經為鄭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來，王室失於戎人之手是遲早的事，而“東虢”和“鄶”兩國的國君私心已重，必不會來勤王。而這時候，忠勇護主的鄭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門戶，以儆效尤。當然，洛陽盆地的東大門不能沒有人看守，在這個時候王室將這兩個不忠之國的封地分封給東遷的鄭國也就在情理之間了。
最終的結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預測的那樣。在東遷之後的第三年，鄭人就藉著視查“虎牢”防務的機會，將東虢從地圖上抹去。而王室對此則是持默許的態度。對於王室來說，在犬戎之禍中忠勇護主的鄭人（鄭桓公甚至為此丟了性命），比之貪生怕死的“東虢”要更可信的多。鄶國甚至在王室東遷之後就立即被鄭人所滅，與之相比，東虢的那身黃褂還讓他們多活了兩年。
順便說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時就已經有了，據說是因為周穆王曾經在此關過老虎，方得此名。不過後人顯然對周穆王西遊，豔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興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到過東方抓過老虎。根據虎牢所處的位置，這隻老虎很有可能是華南虎，而且決無可能是用年畫翻拍的。
實際上鄭桓公在結束與太史伯的談話之後，就馬上開始行動了。就此滅了“東虢”、“鄶”兩國當然是不現實的，鄭人需要等待時機。不過先將財物和人口轉移過去卻是可以的。這需要虢、鄶兩國的配合，也就是說需要他們先讓出點土地來，安置鄭國的人口和財物。
這個時候，鄭桓公在王室的官職發揮作用了。作為為王室主管徵發徒役、勞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問地方諸侯要點土地來寄放家財，只會讓這兩個國家感到榮幸。只是如果讓他們知道鄭國的最終目的，恐怕腸子都會悔青了。
鄭人所得到的土地是在虢、鄶之間（滎陽境內），也就是兩國在相會之處各讓出了部分土地來孝敬上差。而鄭人後來在那裡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城作為“京城”。
作為鄭人來說，滅掉“東虢”還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畢竟“虢”國人是深受王室的信賴。不過對於志存高遠的鄭國人來說，既然已經選擇了將嵩山——箕山作為靠山，那麼留下這麼一個戰略通道在王室手中，並不能讓鄭人感覺到安全。
事實上他們所擔心的並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遲疑下手只會讓潛在的競爭對手搶得先機。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東遷後的西虢最終沒於晉人之後。這也為鄭國後來的衰亡埋下了隱患。
在滅掉了“東虢”和“鄶”國之後，鄭人的核心區也就建立了。他們在鄶國國都的南側又建起了新都，這個國都也就是“新鄭”。最終鄭人正是依託虎牢——京城——新鄭三地所構成的核心區開始了他們的復興之路。而最初引領鄭人的就是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
寫的這裡可能有朋友會問，鄭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麼？其實答案很簡單，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是，這種叫法是否就是後世將帝都稱之為“京城”的開始。
附：鄭國擴張路線圖
對於在中原站穩了腳跟的鄭人來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進行擴張了。如果僅僅是為了謀得一小塊生存之地，鄭桓公也沒有必要和太史伯進行那樣深入的談話。
關於鄭人擴張的方向，太史伯實際上也為鄭人指出來了，用他的話說就是在“謝郟之間”。“謝”我們已經知道了是指南陽盆地的“申”國；而“郟”則位於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東側。
找到這個地點現在的位置並不太難，誠如中國的很多地名一樣，這個地名也用了差不多3000年，現在只是根據它的行政級別在後面加了個縣字而已，全稱叫作“郟縣”。位於河南省平頂山市的北部，行政上歸平頂山所轄。
如果我們觀察那張《鄭國擴張路線》圖，會發現，太史伯所指的這一地區實際是在箕山與南陽盆地之間，也就是伏牛山的東部邊緣地區。如果王室能夠依靠餘威而保持洛陽盆地的穩定的話，這種沿著山地邊緣的擴張路線，顯然可以讓鄭國獲得邊緣地區的身份。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作者：溫駿軒 / 編輯：塵埃
長篇連載，每週更新
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漢平原遷移的第一方案已經被太史伯否定了，那麼移居南陽盆地則成了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陝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經領王命在南陽盆地的北部立國，誠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這裡原先也並非無主地。
讓我們回到渭河平原，再去聽聽太史伯和鄭桓公又談了些什麼吧。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歷史上被稱之為“謝西九州”。“謝”指的是古謝國，地點就在現在的南陽市（古亦稱宛城）目前被認為是謝姓的發源地，申國的新封地就在那裡。
至於“九州”的意思，並非完全是後世代指“中國”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為一“州”，而“九”則是一個泛指的大數，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已經臣服於周人的地區。也就是說鄭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陽盆地西側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國。
不過在太史伯看來，申國西面的那些子民並非那麼訓服，他很懷疑鄭人是否有力量在那裡立足。後世中央帝國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開創者。當然，根據方位的不同，可以將之改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將勇武而又與周人有親緣關係的申戎放在南陽盆地，就意味著南陽盆地的情況並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先被放在隴右征戰的戎人，後又被授權在渭河平原收拾殘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參考。
太史伯當然明白鄭桓公的顧慮是什麼，不過就象後世評書裡的那些神機妙算的“軍師”一樣，他已經為鄭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來，王室失於戎人之手是遲早的事，而“東虢”和“鄶”兩國的國君私心已重，必不會來勤王。而這時候，忠勇護主的鄭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門戶，以儆效尤。當然，洛陽盆地的東大門不能沒有人看守，在這個時候王室將這兩個不忠之國的封地分封給東遷的鄭國也就在情理之間了。
最終的結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預測的那樣。在東遷之後的第三年，鄭人就藉著視查“虎牢”防務的機會，將東虢從地圖上抹去。而王室對此則是持默許的態度。對於王室來說，在犬戎之禍中忠勇護主的鄭人（鄭桓公甚至為此丟了性命），比之貪生怕死的“東虢”要更可信的多。鄶國甚至在王室東遷之後就立即被鄭人所滅，與之相比，東虢的那身黃褂還讓他們多活了兩年。
順便說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時就已經有了，據說是因為周穆王曾經在此關過老虎，方得此名。不過後人顯然對周穆王西遊，豔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興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到過東方抓過老虎。根據虎牢所處的位置，這隻老虎很有可能是華南虎，而且決無可能是用年畫翻拍的。
實際上鄭桓公在結束與太史伯的談話之後，就馬上開始行動了。就此滅了“東虢”、“鄶”兩國當然是不現實的，鄭人需要等待時機。不過先將財物和人口轉移過去卻是可以的。這需要虢、鄶兩國的配合，也就是說需要他們先讓出點土地來，安置鄭國的人口和財物。
這個時候，鄭桓公在王室的官職發揮作用了。作為為王室主管徵發徒役、勞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問地方諸侯要點土地來寄放家財，只會讓這兩個國家感到榮幸。只是如果讓他們知道鄭國的最終目的，恐怕腸子都會悔青了。
鄭人所得到的土地是在虢、鄶之間（滎陽境內），也就是兩國在相會之處各讓出了部分土地來孝敬上差。而鄭人後來在那裡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城作為“京城”。
作為鄭人來說，滅掉“東虢”還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畢竟“虢”國人是深受王室的信賴。不過對於志存高遠的鄭國人來說，既然已經選擇了將嵩山——箕山作為靠山，那麼留下這麼一個戰略通道在王室手中，並不能讓鄭人感覺到安全。
事實上他們所擔心的並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遲疑下手只會讓潛在的競爭對手搶得先機。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東遷後的西虢最終沒於晉人之後。這也為鄭國後來的衰亡埋下了隱患。
在滅掉了“東虢”和“鄶”國之後，鄭人的核心區也就建立了。他們在鄶國國都的南側又建起了新都，這個國都也就是“新鄭”。最終鄭人正是依託虎牢——京城——新鄭三地所構成的核心區開始了他們的復興之路。而最初引領鄭人的就是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
寫的這裡可能有朋友會問，鄭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麼？其實答案很簡單，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是，這種叫法是否就是後世將帝都稱之為“京城”的開始。
附：鄭國擴張路線圖
對於在中原站穩了腳跟的鄭人來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進行擴張了。如果僅僅是為了謀得一小塊生存之地，鄭桓公也沒有必要和太史伯進行那樣深入的談話。
關於鄭人擴張的方向，太史伯實際上也為鄭人指出來了，用他的話說就是在“謝郟之間”。“謝”我們已經知道了是指南陽盆地的“申”國；而“郟”則位於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東側。
找到這個地點現在的位置並不太難，誠如中國的很多地名一樣，這個地名也用了差不多3000年，現在只是根據它的行政級別在後面加了個縣字而已，全稱叫作“郟縣”。位於河南省平頂山市的北部，行政上歸平頂山所轄。
如果我們觀察那張《鄭國擴張路線》圖，會發現，太史伯所指的這一地區實際是在箕山與南陽盆地之間，也就是伏牛山的東部邊緣地區。如果王室能夠依靠餘威而保持洛陽盆地的穩定的話，這種沿著山地邊緣的擴張路線，顯然可以讓鄭國獲得邊緣地區的身份。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以及太史伯所述，這一地區顯然還沒有歸於王化。不過與南陽盆地的謹慎相比，太史伯似乎對鄭人消化掉這裡更為有信心。對於消化那些體量不大，而又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的邊緣民族，姬姓諸侯們還是有足夠的信心的。農耕的生產方式所造就的人口基數以及技術的優勢是他們信心的來源。
因此太史伯不建議鄭人進入南陽盆地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希望他們能夠避開楚人的攻擊。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在王室衰弱之後，楚人很有可能崛起，而他們最先進攻並謀求消化的地區就會是南陽盆地。有申國和漢陽諸姬作為緩衝，鄭人也許有足夠的時間拓展自己的戰略空間。
如果要想向南發展，那麼位於黃淮平原西側的一系列封國顯然並不會感到高興。這些封國主要包括許國（今許昌）、胡國（今漯河）、蔡國（今蔡國）、息國（今息縣），對於這些“地主”來說，儘管鄭人屬於王室近臣，但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擴張欲以及虢、鄶兩國的下場讓每一個國家都感到不安。
與他們有同樣感受的，還有之前被劃入中原強國圈的衛、宋、魯三國。如果說衛國與鄭國之間有黃河和濟水作為緩衝；位於泰山西側的魯國又距離尚遠；那麼同樣處在中原核心區的宋國是最容易感受到鄭人的威脅了。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鄭、宋兩國成為了中原爭奪戰的主角，雙方也分別用不同的方式來證明過自己有號令諸侯的能力。
關於鄭國具體是怎樣進行擴張的，他們與王室的關係又如何，要留待明天解讀了。
- END -
中央之國的形成<先秦篇> [第33節]
作者：溫駿軒 / 編輯：塵埃
長篇連載，每週更新
關於鄭國東遷這件事，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當鄭人感覺到渭河平原已經不適合做為長居之地以後，鄭人是最先決定搬遷的。搬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搬到哪裡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鄭人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否則肯定不能作為選項。南方有秦嶺阻隔，如果不是為了觀賞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動植物，暫時也不會成為考慮的對象。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西方和東方了。
西方鄭人是肯定不會考慮的，那裡仍然是戎人的地盤，秦人在那裡征戰了多年也沒有平定。因此對於鄭人來說只有可能向東方遷移了。
問題是環顧洛邑四周，經過歷代周王的分封，已經沒有空間了。對於當時的鄭國國君——鄭桓公來說，他希望找個有戰略眼光的人來幫他分析。很幸運，他找到了，
這個人被稱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職責中的一項就是負責修史。既然一時找不到後知五百載的“神人”，那麼找個前知五百年的史官來問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本系列習慣於從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單元等方面來談及地緣結構的變化。這一方面可以讓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轉的頭暈；另一方面有利於提升我們的視角，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興衰。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人物，我們還是必須花些筆墨的，而太史伯就是這樣一個人。
太史伯為鄭桓公提出的建議是在“虢——鄶”之間建國，虢指的就是東虢，而鄶的封地就是後世的“新鄭”周圍。這一地區地處嵩——箕山的東側，如果將東遷的鄭國建在這裡，一可以背靠高山，減少自己的防禦面；二可以以王室為依靠，或者緩衝，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擴張。
問題是這種建議在王室權威尚未消失時顯然有些超前，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經過正式封建的，特別是“東虢”還是屬於王室最為親信的諸侯國之一。
因此鄭桓公希望將東遷的地點設定在王朝的南部邊緣。江漢平原是鄭桓公最先想到的，畢竟江漢平原的農業潛力已經體現出來了，而從那些自視為蠻夷的“楚”人身邊奪取土地，比從“虢、鄶”兩國身上下手，要更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
鄭桓公之所以能作這個的構想，主要是緣於漢陽諸姬已經扼守住了江漢平原進入南陽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漢平原進一步壓縮楚人的空間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向邊緣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說周人所封建的諸侯國，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後再換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連國名也不會換。當然，這一次如果鄭人成功了的話，我相信他還是會用“鄭”這個名字的。
太史伯顯然沒有鄭恆公這麼樂觀，因為他對楚人的力量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一個作戰略轉移的國家來說，和這樣的強敵對抗顯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結束這段談話時，他將秦、晉、齊與楚一併視為王室衰弱之後能夠興起的國家，如果這段談話不是後人附會的話，太史伯應當是中國最先意識到邊緣地區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漢平原遷移的第一方案已經被太史伯否定了，那麼移居南陽盆地則成了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陝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經領王命在南陽盆地的北部立國，誠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這裡原先也並非無主地。
讓我們回到渭河平原，再去聽聽太史伯和鄭桓公又談了些什麼吧。鄭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歷史上被稱之為“謝西九州”。“謝”指的是古謝國，地點就在現在的南陽市（古亦稱宛城）目前被認為是謝姓的發源地，申國的新封地就在那裡。
至於“九州”的意思，並非完全是後世代指“中國”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為一“州”，而“九”則是一個泛指的大數，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已經臣服於周人的地區。也就是說鄭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陽盆地西側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國。
不過在太史伯看來，申國西面的那些子民並非那麼訓服，他很懷疑鄭人是否有力量在那裡立足。後世中央帝國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開創者。當然，根據方位的不同，可以將之改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將勇武而又與周人有親緣關係的申戎放在南陽盆地，就意味著南陽盆地的情況並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先被放在隴右征戰的戎人，後又被授權在渭河平原收拾殘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參考。
太史伯當然明白鄭桓公的顧慮是什麼，不過就象後世評書裡的那些神機妙算的“軍師”一樣，他已經為鄭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來，王室失於戎人之手是遲早的事，而“東虢”和“鄶”兩國的國君私心已重，必不會來勤王。而這時候，忠勇護主的鄭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門戶，以儆效尤。當然，洛陽盆地的東大門不能沒有人看守，在這個時候王室將這兩個不忠之國的封地分封給東遷的鄭國也就在情理之間了。
最終的結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預測的那樣。在東遷之後的第三年，鄭人就藉著視查“虎牢”防務的機會，將東虢從地圖上抹去。而王室對此則是持默許的態度。對於王室來說，在犬戎之禍中忠勇護主的鄭人（鄭桓公甚至為此丟了性命），比之貪生怕死的“東虢”要更可信的多。鄶國甚至在王室東遷之後就立即被鄭人所滅，與之相比，東虢的那身黃褂還讓他們多活了兩年。
順便說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時就已經有了，據說是因為周穆王曾經在此關過老虎，方得此名。不過後人顯然對周穆王西遊，豔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興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到過東方抓過老虎。根據虎牢所處的位置，這隻老虎很有可能是華南虎，而且決無可能是用年畫翻拍的。
實際上鄭桓公在結束與太史伯的談話之後，就馬上開始行動了。就此滅了“東虢”、“鄶”兩國當然是不現實的，鄭人需要等待時機。不過先將財物和人口轉移過去卻是可以的。這需要虢、鄶兩國的配合，也就是說需要他們先讓出點土地來，安置鄭國的人口和財物。
這個時候，鄭桓公在王室的官職發揮作用了。作為為王室主管徵發徒役、勞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問地方諸侯要點土地來寄放家財，只會讓這兩個國家感到榮幸。只是如果讓他們知道鄭國的最終目的，恐怕腸子都會悔青了。
鄭人所得到的土地是在虢、鄶之間（滎陽境內），也就是兩國在相會之處各讓出了部分土地來孝敬上差。而鄭人後來在那裡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城作為“京城”。
作為鄭人來說，滅掉“東虢”還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畢竟“虢”國人是深受王室的信賴。不過對於志存高遠的鄭國人來說，既然已經選擇了將嵩山——箕山作為靠山，那麼留下這麼一個戰略通道在王室手中，並不能讓鄭人感覺到安全。
事實上他們所擔心的並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遲疑下手只會讓潛在的競爭對手搶得先機。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東遷後的西虢最終沒於晉人之後。這也為鄭國後來的衰亡埋下了隱患。
在滅掉了“東虢”和“鄶”國之後，鄭人的核心區也就建立了。他們在鄶國國都的南側又建起了新都，這個國都也就是“新鄭”。最終鄭人正是依託虎牢——京城——新鄭三地所構成的核心區開始了他們的復興之路。而最初引領鄭人的就是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
寫的這裡可能有朋友會問，鄭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麼？其實答案很簡單，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是，這種叫法是否就是後世將帝都稱之為“京城”的開始。
附：鄭國擴張路線圖
對於在中原站穩了腳跟的鄭人來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進行擴張了。如果僅僅是為了謀得一小塊生存之地，鄭桓公也沒有必要和太史伯進行那樣深入的談話。
關於鄭人擴張的方向，太史伯實際上也為鄭人指出來了，用他的話說就是在“謝郟之間”。“謝”我們已經知道了是指南陽盆地的“申”國；而“郟”則位於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東側。
找到這個地點現在的位置並不太難，誠如中國的很多地名一樣，這個地名也用了差不多3000年，現在只是根據它的行政級別在後面加了個縣字而已，全稱叫作“郟縣”。位於河南省平頂山市的北部，行政上歸平頂山所轄。
如果我們觀察那張《鄭國擴張路線》圖，會發現，太史伯所指的這一地區實際是在箕山與南陽盆地之間，也就是伏牛山的東部邊緣地區。如果王室能夠依靠餘威而保持洛陽盆地的穩定的話，這種沿著山地邊緣的擴張路線，顯然可以讓鄭國獲得邊緣地區的身份。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以及太史伯所述，這一地區顯然還沒有歸於王化。不過與南陽盆地的謹慎相比，太史伯似乎對鄭人消化掉這裡更為有信心。對於消化那些體量不大，而又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的邊緣民族，姬姓諸侯們還是有足夠的信心的。農耕的生產方式所造就的人口基數以及技術的優勢是他們信心的來源。
因此太史伯不建議鄭人進入南陽盆地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希望他們能夠避開楚人的攻擊。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在王室衰弱之後，楚人很有可能崛起，而他們最先進攻並謀求消化的地區就會是南陽盆地。有申國和漢陽諸姬作為緩衝，鄭人也許有足夠的時間拓展自己的戰略空間。
如果要想向南發展，那麼位於黃淮平原西側的一系列封國顯然並不會感到高興。這些封國主要包括許國（今許昌）、胡國（今漯河）、蔡國（今蔡國）、息國（今息縣），對於這些“地主”來說，儘管鄭人屬於王室近臣，但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擴張欲以及虢、鄶兩國的下場讓每一個國家都感到不安。
與他們有同樣感受的，還有之前被劃入中原強國圈的衛、宋、魯三國。如果說衛國與鄭國之間有黃河和濟水作為緩衝；位於泰山西側的魯國又距離尚遠；那麼同樣處在中原核心區的宋國是最容易感受到鄭人的威脅了。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鄭、宋兩國成為了中原爭奪戰的主角，雙方也分別用不同的方式來證明過自己有號令諸侯的能力。
關於鄭國具體是怎樣進行擴張的，他們與王室的關係又如何，要留待明天解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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