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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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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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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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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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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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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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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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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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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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作者：洪梅芬）
點擊上方藍字“檔案春秋”一鍵關注！
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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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作者：洪梅芬）
點擊上方藍字“檔案春秋”一鍵關注！
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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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作者：洪梅芬）
點擊上方藍字“檔案春秋”一鍵關注！
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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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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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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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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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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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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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上午八九點鐘，周林（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祕書長）帶著陳毅的親筆條諭，帶領一批接管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軍管會幹部，來到位於漢口路江西路上的舊市府大廈，按照事先商定的接管部署，各就各位，進入各個辦公室，向留守在那兒的工作人員宣佈接管事項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堅守崗位，照常上班。
接著，周林帶著一部分人員來到市長辦公室和祕書長辦公室。根據陳毅的指示，第二天的政權接管儀式將在原國民黨上海市市長辦公室舉行。此時，他們正是為這一接管儀式作最後的準備。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一號佈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茲委任陳毅為上海市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為副市長。
這一天，標誌著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新政權接管儀式，趙祖康刻骨銘心：“下午2時左右，陳毅市長同曾山、潘漢年、韋愨副市長，以及劉曉、周林等領導同志來到市府，我們熱烈歡迎。”在市長辦公室，陳毅市長在聽取了軍管會各項工作要求落實情況後，握住了趙祖康的手，並讓他與自己對面就座。“趙先生，那個陳大慶、陳良是怎麼跑走的啊？”一句親切、詼諧、拉家常式的開場白，使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從嚴肅、緊張轉向輕鬆、喜慶，趙祖康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了下來，向陳毅市長一一作了如實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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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上午八九點鐘，周林（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祕書長）帶著陳毅的親筆條諭，帶領一批接管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軍管會幹部，來到位於漢口路江西路上的舊市府大廈，按照事先商定的接管部署，各就各位，進入各個辦公室，向留守在那兒的工作人員宣佈接管事項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堅守崗位，照常上班。
接著，周林帶著一部分人員來到市長辦公室和祕書長辦公室。根據陳毅的指示，第二天的政權接管儀式將在原國民黨上海市市長辦公室舉行。此時，他們正是為這一接管儀式作最後的準備。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一號佈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茲委任陳毅為上海市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為副市長。
這一天，標誌著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新政權接管儀式，趙祖康刻骨銘心：“下午2時左右，陳毅市長同曾山、潘漢年、韋愨副市長，以及劉曉、周林等領導同志來到市府，我們熱烈歡迎。”在市長辦公室，陳毅市長在聽取了軍管會各項工作要求落實情況後，握住了趙祖康的手，並讓他與自己對面就座。“趙先生，那個陳大慶、陳良是怎麼跑走的啊？”一句親切、詼諧、拉家常式的開場白，使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從嚴肅、緊張轉向輕鬆、喜慶，趙祖康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了下來，向陳毅市長一一作了如實彙報。
上海市第一屆人民政府成員合影（前排右二為趙祖康）
下午3時，舉行市府職工大會。凡在舊市府的職員、工役、司機等都集合來到會議室，約共三百餘人。趙祖康和各局處負責人被安排在前排就座。趙祖康這樣記錄當時的場景：“3時許，穿著解放軍服裝的七八人來到會場時，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這時，一位解放軍走到桌子前，自我介紹說：‘我叫周林’。他即介紹副市長潘漢年講話。”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潘漢年請陳毅市長講話。“趙祖康先生率領舊市政府人員懸掛白旗……保存了文書檔案，這種行動深堪嘉許。期望今後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陳毅在講話中還真誠地歡迎大家留下來為新上海建設出力。事後趙祖康回憶說：“陳毅市長的講話，好像和朋友談話一樣，態度和藹……凡是到會的每個人聽了都深受感動，消除了種種疑慮。”這一刻，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受到：大上海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趙祖康心裡非常明白，新舊政權的更替，這是一百年來仁人志士為之前仆後繼的結果，這是28年來共產黨人浴血奮鬥的勝利，這是中國4億5千萬同胞的人心所向！
這天下午的兩件事令趙祖康始料不及。交接儀式結束後，陳毅市長要在市府作講話，周林讓趙祖康的祕書通知舊市府人員到會議室集中開會。趙祖康親眼看見陳毅市長特別關照：要把在市政府工作的所有勤雜工也叫來參加。這在舊市府裡是從來沒有過的，趙祖康真切地感到：世道變了！
會議結束後，陳毅市長請趙祖康到他的辦公室裡單獨談心，開門見山希望趙祖康出任新上海市政府的工務局局長。這又是趙祖康始料未及的。他已經有了打算，完成歷時5天的“代理市長”使命後，心甘情願在共產黨領導下，留在上海，教書育人做學問，以此為國家效力。現在，一天之間又要他轉換角色，到人民政府當幹部，可自己對共產黨的理論、政策知之甚少，能否相處共事把工作做好，心裡實在沒把握。
陳毅看出趙祖康的顧慮，掬誠相見地說道：“趙先生，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很好，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上海市的市政建設貢獻力量。”陳毅要趙祖康繼續幹老本行，當工務局局長。趙祖康被深深感動了，表示回去仔細再想一下。因為，個人事小，市政乃大呵！當天，趙祖康在日記裡記下：“陳表示好感，要我繼續工務局長，‘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若干年後，趙祖康再次見到陳毅同志，欣然賦詩：“最是動人心肺處，海涵‘合作’到今天。”陳毅的一句“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成為趙祖康後半生的座右銘。
這是5月30日，趙祖康日記：“與陳毅市長暢談廿分鐘，告以餘最好不再長工務局，但願學習研究新民主主義兩個月，又談及都市計劃。”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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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上午八九點鐘，周林（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祕書長）帶著陳毅的親筆條諭，帶領一批接管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軍管會幹部，來到位於漢口路江西路上的舊市府大廈，按照事先商定的接管部署，各就各位，進入各個辦公室，向留守在那兒的工作人員宣佈接管事項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堅守崗位，照常上班。
接著，周林帶著一部分人員來到市長辦公室和祕書長辦公室。根據陳毅的指示，第二天的政權接管儀式將在原國民黨上海市市長辦公室舉行。此時，他們正是為這一接管儀式作最後的準備。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一號佈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茲委任陳毅為上海市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為副市長。
這一天，標誌著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新政權接管儀式，趙祖康刻骨銘心：“下午2時左右，陳毅市長同曾山、潘漢年、韋愨副市長，以及劉曉、周林等領導同志來到市府，我們熱烈歡迎。”在市長辦公室，陳毅市長在聽取了軍管會各項工作要求落實情況後，握住了趙祖康的手，並讓他與自己對面就座。“趙先生，那個陳大慶、陳良是怎麼跑走的啊？”一句親切、詼諧、拉家常式的開場白，使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從嚴肅、緊張轉向輕鬆、喜慶，趙祖康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了下來，向陳毅市長一一作了如實彙報。
上海市第一屆人民政府成員合影（前排右二為趙祖康）
下午3時，舉行市府職工大會。凡在舊市府的職員、工役、司機等都集合來到會議室，約共三百餘人。趙祖康和各局處負責人被安排在前排就座。趙祖康這樣記錄當時的場景：“3時許，穿著解放軍服裝的七八人來到會場時，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這時，一位解放軍走到桌子前，自我介紹說：‘我叫周林’。他即介紹副市長潘漢年講話。”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潘漢年請陳毅市長講話。“趙祖康先生率領舊市政府人員懸掛白旗……保存了文書檔案，這種行動深堪嘉許。期望今後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陳毅在講話中還真誠地歡迎大家留下來為新上海建設出力。事後趙祖康回憶說：“陳毅市長的講話，好像和朋友談話一樣，態度和藹……凡是到會的每個人聽了都深受感動，消除了種種疑慮。”這一刻，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受到：大上海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趙祖康心裡非常明白，新舊政權的更替，這是一百年來仁人志士為之前仆後繼的結果，這是28年來共產黨人浴血奮鬥的勝利，這是中國4億5千萬同胞的人心所向！
這天下午的兩件事令趙祖康始料不及。交接儀式結束後，陳毅市長要在市府作講話，周林讓趙祖康的祕書通知舊市府人員到會議室集中開會。趙祖康親眼看見陳毅市長特別關照：要把在市政府工作的所有勤雜工也叫來參加。這在舊市府裡是從來沒有過的，趙祖康真切地感到：世道變了！
會議結束後，陳毅市長請趙祖康到他的辦公室裡單獨談心，開門見山希望趙祖康出任新上海市政府的工務局局長。這又是趙祖康始料未及的。他已經有了打算，完成歷時5天的“代理市長”使命後，心甘情願在共產黨領導下，留在上海，教書育人做學問，以此為國家效力。現在，一天之間又要他轉換角色，到人民政府當幹部，可自己對共產黨的理論、政策知之甚少，能否相處共事把工作做好，心裡實在沒把握。
陳毅看出趙祖康的顧慮，掬誠相見地說道：“趙先生，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很好，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上海市的市政建設貢獻力量。”陳毅要趙祖康繼續幹老本行，當工務局局長。趙祖康被深深感動了，表示回去仔細再想一下。因為，個人事小，市政乃大呵！當天，趙祖康在日記裡記下：“陳表示好感，要我繼續工務局長，‘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若干年後，趙祖康再次見到陳毅同志，欣然賦詩：“最是動人心肺處，海涵‘合作’到今天。”陳毅的一句“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成為趙祖康後半生的座右銘。
這是5月30日，趙祖康日記：“與陳毅市長暢談廿分鐘，告以餘最好不再長工務局，但願學習研究新民主主義兩個月，又談及都市計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的南京路
這一天，趙祖康再次與陳毅市長交心，坦誠地說出自己的顧慮，因為長期在舊社會工作，恐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望能允許他花兩個月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如果過得去，再出來任職。陳毅市長一如既往，非常耐心地解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再三表示對趙祖康出任工務局長充滿信心，鼓勵他“勇敢地擔負起改變舊上海市政面貌的任務吧！”如此的盛情，如此的信任，趙祖康再也不能猶豫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陳毅市長的手。
這時，趙祖康想到家人還滯留在尚未解放的福建。陳毅得悉，當即答應趙祖康的唯一要求，暫緩宣佈任命。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第2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佈任命趙祖康為工務局局長。趙祖康在8月19日的日記裡記下了這一人生歷史性事件：“報紙公佈餘被委任工務局長。”不久，一家人幸福地團聚在解放了的新上海。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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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上午八九點鐘，周林（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祕書長）帶著陳毅的親筆條諭，帶領一批接管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軍管會幹部，來到位於漢口路江西路上的舊市府大廈，按照事先商定的接管部署，各就各位，進入各個辦公室，向留守在那兒的工作人員宣佈接管事項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堅守崗位，照常上班。
接著，周林帶著一部分人員來到市長辦公室和祕書長辦公室。根據陳毅的指示，第二天的政權接管儀式將在原國民黨上海市市長辦公室舉行。此時，他們正是為這一接管儀式作最後的準備。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一號佈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茲委任陳毅為上海市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為副市長。
這一天，標誌著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新政權接管儀式，趙祖康刻骨銘心：“下午2時左右，陳毅市長同曾山、潘漢年、韋愨副市長，以及劉曉、周林等領導同志來到市府，我們熱烈歡迎。”在市長辦公室，陳毅市長在聽取了軍管會各項工作要求落實情況後，握住了趙祖康的手，並讓他與自己對面就座。“趙先生，那個陳大慶、陳良是怎麼跑走的啊？”一句親切、詼諧、拉家常式的開場白，使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從嚴肅、緊張轉向輕鬆、喜慶，趙祖康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了下來，向陳毅市長一一作了如實彙報。
上海市第一屆人民政府成員合影（前排右二為趙祖康）
下午3時，舉行市府職工大會。凡在舊市府的職員、工役、司機等都集合來到會議室，約共三百餘人。趙祖康和各局處負責人被安排在前排就座。趙祖康這樣記錄當時的場景：“3時許，穿著解放軍服裝的七八人來到會場時，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這時，一位解放軍走到桌子前，自我介紹說：‘我叫周林’。他即介紹副市長潘漢年講話。”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潘漢年請陳毅市長講話。“趙祖康先生率領舊市政府人員懸掛白旗……保存了文書檔案，這種行動深堪嘉許。期望今後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陳毅在講話中還真誠地歡迎大家留下來為新上海建設出力。事後趙祖康回憶說：“陳毅市長的講話，好像和朋友談話一樣，態度和藹……凡是到會的每個人聽了都深受感動，消除了種種疑慮。”這一刻，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受到：大上海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趙祖康心裡非常明白，新舊政權的更替，這是一百年來仁人志士為之前仆後繼的結果，這是28年來共產黨人浴血奮鬥的勝利，這是中國4億5千萬同胞的人心所向！
這天下午的兩件事令趙祖康始料不及。交接儀式結束後，陳毅市長要在市府作講話，周林讓趙祖康的祕書通知舊市府人員到會議室集中開會。趙祖康親眼看見陳毅市長特別關照：要把在市政府工作的所有勤雜工也叫來參加。這在舊市府裡是從來沒有過的，趙祖康真切地感到：世道變了！
會議結束後，陳毅市長請趙祖康到他的辦公室裡單獨談心，開門見山希望趙祖康出任新上海市政府的工務局局長。這又是趙祖康始料未及的。他已經有了打算，完成歷時5天的“代理市長”使命後，心甘情願在共產黨領導下，留在上海，教書育人做學問，以此為國家效力。現在，一天之間又要他轉換角色，到人民政府當幹部，可自己對共產黨的理論、政策知之甚少，能否相處共事把工作做好，心裡實在沒把握。
陳毅看出趙祖康的顧慮，掬誠相見地說道：“趙先生，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很好，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上海市的市政建設貢獻力量。”陳毅要趙祖康繼續幹老本行，當工務局局長。趙祖康被深深感動了，表示回去仔細再想一下。因為，個人事小，市政乃大呵！當天，趙祖康在日記裡記下：“陳表示好感，要我繼續工務局長，‘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若干年後，趙祖康再次見到陳毅同志，欣然賦詩：“最是動人心肺處，海涵‘合作’到今天。”陳毅的一句“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成為趙祖康後半生的座右銘。
這是5月30日，趙祖康日記：“與陳毅市長暢談廿分鐘，告以餘最好不再長工務局，但願學習研究新民主主義兩個月，又談及都市計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的南京路
這一天，趙祖康再次與陳毅市長交心，坦誠地說出自己的顧慮，因為長期在舊社會工作，恐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望能允許他花兩個月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如果過得去，再出來任職。陳毅市長一如既往，非常耐心地解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再三表示對趙祖康出任工務局長充滿信心，鼓勵他“勇敢地擔負起改變舊上海市政面貌的任務吧！”如此的盛情，如此的信任，趙祖康再也不能猶豫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陳毅市長的手。
這時，趙祖康想到家人還滯留在尚未解放的福建。陳毅得悉，當即答應趙祖康的唯一要求，暫緩宣佈任命。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第2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佈任命趙祖康為工務局局長。趙祖康在8月19日的日記裡記下了這一人生歷史性事件：“報紙公佈餘被委任工務局長。”不久，一家人幸福地團聚在解放了的新上海。
全國人大第一屆一次會議代表合影（第四排左七為趙祖康）
從一箇舊政府的官員，轉變成為新生人民政府的公務員，新上海的誕生，讓趙祖康感覺自己也獲得了新生。他說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舒暢、充實。”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當初的抉擇是正確的，現在是自己施展身手，實現抱負和理想的時候了。”
趙祖康在6月14日日記中寫道：“夜草建設新上海初步設施意見，備於明日面遞陳毅市長。”第二天，他“與陳毅市長談上海建設與整個國家經濟建設問題，又談及利用外資，及外交政策、人才利用及科技人員登記等。”
七八月間，趙祖康日記除了對全國科學大會、“都市計劃”的關注，還有對“上海遭遇百年罕見的颱風襲擊，浦東高橋炮臺浜決口”的搶險搶修記錄。
新上海誕生剛滿兩個月，黨和人民政府經歷的一場罕見的自然災害考驗。 7月24日、25日，上海遭受百年罕見的特大臺風和暴雨的襲擊，又值潮汛猛漲，災情極其嚴重，特別是市郊沿江地帶的上百公里海塘，因過去幾十年未加修繕，遭此颱風襲擊，出現了20多處決口，受災面積多達78600餘畝，沖毀房屋6900餘間，受災人口約達75000餘人。浦東高橋海塘塘身堤頂大都被水沖走，衝開決口20多處，浦東45萬畝農田與30萬居民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脅。
7月25日，陳毅市長主持召開緊急會議，市人民政府隨即撥發鉅款，動員軍民全力搶修海塘。此時的趙祖康，正在北平參加全國科技大會，他要求工務局幹部職工全力以赴投入搶修海塘，堵塞決口；疏通市區馬路，排除積水，努力恢復交通，保障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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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上午八九點鐘，周林（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祕書長）帶著陳毅的親筆條諭，帶領一批接管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軍管會幹部，來到位於漢口路江西路上的舊市府大廈，按照事先商定的接管部署，各就各位，進入各個辦公室，向留守在那兒的工作人員宣佈接管事項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堅守崗位，照常上班。
接著，周林帶著一部分人員來到市長辦公室和祕書長辦公室。根據陳毅的指示，第二天的政權接管儀式將在原國民黨上海市市長辦公室舉行。此時，他們正是為這一接管儀式作最後的準備。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一號佈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茲委任陳毅為上海市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為副市長。
這一天，標誌著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新政權接管儀式，趙祖康刻骨銘心：“下午2時左右，陳毅市長同曾山、潘漢年、韋愨副市長，以及劉曉、周林等領導同志來到市府，我們熱烈歡迎。”在市長辦公室，陳毅市長在聽取了軍管會各項工作要求落實情況後，握住了趙祖康的手，並讓他與自己對面就座。“趙先生，那個陳大慶、陳良是怎麼跑走的啊？”一句親切、詼諧、拉家常式的開場白，使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從嚴肅、緊張轉向輕鬆、喜慶，趙祖康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了下來，向陳毅市長一一作了如實彙報。
上海市第一屆人民政府成員合影（前排右二為趙祖康）
下午3時，舉行市府職工大會。凡在舊市府的職員、工役、司機等都集合來到會議室，約共三百餘人。趙祖康和各局處負責人被安排在前排就座。趙祖康這樣記錄當時的場景：“3時許，穿著解放軍服裝的七八人來到會場時，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這時，一位解放軍走到桌子前，自我介紹說：‘我叫周林’。他即介紹副市長潘漢年講話。”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潘漢年請陳毅市長講話。“趙祖康先生率領舊市政府人員懸掛白旗……保存了文書檔案，這種行動深堪嘉許。期望今後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陳毅在講話中還真誠地歡迎大家留下來為新上海建設出力。事後趙祖康回憶說：“陳毅市長的講話，好像和朋友談話一樣，態度和藹……凡是到會的每個人聽了都深受感動，消除了種種疑慮。”這一刻，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受到：大上海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趙祖康心裡非常明白，新舊政權的更替，這是一百年來仁人志士為之前仆後繼的結果，這是28年來共產黨人浴血奮鬥的勝利，這是中國4億5千萬同胞的人心所向！
這天下午的兩件事令趙祖康始料不及。交接儀式結束後，陳毅市長要在市府作講話，周林讓趙祖康的祕書通知舊市府人員到會議室集中開會。趙祖康親眼看見陳毅市長特別關照：要把在市政府工作的所有勤雜工也叫來參加。這在舊市府裡是從來沒有過的，趙祖康真切地感到：世道變了！
會議結束後，陳毅市長請趙祖康到他的辦公室裡單獨談心，開門見山希望趙祖康出任新上海市政府的工務局局長。這又是趙祖康始料未及的。他已經有了打算，完成歷時5天的“代理市長”使命後，心甘情願在共產黨領導下，留在上海，教書育人做學問，以此為國家效力。現在，一天之間又要他轉換角色，到人民政府當幹部，可自己對共產黨的理論、政策知之甚少，能否相處共事把工作做好，心裡實在沒把握。
陳毅看出趙祖康的顧慮，掬誠相見地說道：“趙先生，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很好，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上海市的市政建設貢獻力量。”陳毅要趙祖康繼續幹老本行，當工務局局長。趙祖康被深深感動了，表示回去仔細再想一下。因為，個人事小，市政乃大呵！當天，趙祖康在日記裡記下：“陳表示好感，要我繼續工務局長，‘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若干年後，趙祖康再次見到陳毅同志，欣然賦詩：“最是動人心肺處，海涵‘合作’到今天。”陳毅的一句“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成為趙祖康後半生的座右銘。
這是5月30日，趙祖康日記：“與陳毅市長暢談廿分鐘，告以餘最好不再長工務局，但願學習研究新民主主義兩個月，又談及都市計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的南京路
這一天，趙祖康再次與陳毅市長交心，坦誠地說出自己的顧慮，因為長期在舊社會工作，恐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望能允許他花兩個月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如果過得去，再出來任職。陳毅市長一如既往，非常耐心地解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再三表示對趙祖康出任工務局長充滿信心，鼓勵他“勇敢地擔負起改變舊上海市政面貌的任務吧！”如此的盛情，如此的信任，趙祖康再也不能猶豫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陳毅市長的手。
這時，趙祖康想到家人還滯留在尚未解放的福建。陳毅得悉，當即答應趙祖康的唯一要求，暫緩宣佈任命。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第2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佈任命趙祖康為工務局局長。趙祖康在8月19日的日記裡記下了這一人生歷史性事件：“報紙公佈餘被委任工務局長。”不久，一家人幸福地團聚在解放了的新上海。
全國人大第一屆一次會議代表合影（第四排左七為趙祖康）
從一箇舊政府的官員，轉變成為新生人民政府的公務員，新上海的誕生，讓趙祖康感覺自己也獲得了新生。他說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舒暢、充實。”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當初的抉擇是正確的，現在是自己施展身手，實現抱負和理想的時候了。”
趙祖康在6月14日日記中寫道：“夜草建設新上海初步設施意見，備於明日面遞陳毅市長。”第二天，他“與陳毅市長談上海建設與整個國家經濟建設問題，又談及利用外資，及外交政策、人才利用及科技人員登記等。”
七八月間，趙祖康日記除了對全國科學大會、“都市計劃”的關注，還有對“上海遭遇百年罕見的颱風襲擊，浦東高橋炮臺浜決口”的搶險搶修記錄。
新上海誕生剛滿兩個月，黨和人民政府經歷的一場罕見的自然災害考驗。 7月24日、25日，上海遭受百年罕見的特大臺風和暴雨的襲擊，又值潮汛猛漲，災情極其嚴重，特別是市郊沿江地帶的上百公里海塘，因過去幾十年未加修繕，遭此颱風襲擊，出現了20多處決口，受災面積多達78600餘畝，沖毀房屋6900餘間，受災人口約達75000餘人。浦東高橋海塘塘身堤頂大都被水沖走，衝開決口20多處，浦東45萬畝農田與30萬居民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脅。
7月25日，陳毅市長主持召開緊急會議，市人民政府隨即撥發鉅款，動員軍民全力搶修海塘。此時的趙祖康，正在北平參加全國科技大會，他要求工務局幹部職工全力以赴投入搶修海塘，堵塞決口；疏通市區馬路，排除積水，努力恢復交通，保障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1949年7月，陳毅率趙祖康（右三）部署抗洪搶修浦東高橋海塘
7月30日，剛剛回滬的趙祖康聽取了“朱國洗（工務局分管海塘）處長報告海塘決口及搶修的情形”，這是他日記裡第一次出現關於高橋海塘搶修的記錄。8月5日，他赴浦東視察炮臺浜缺口。據當天的日記記載：“缺口寬達30米，深4.5米”。由於決口險情嚴重，工程艱鉅，雖經兩次奮力搶修，均未獲成功。當地少數工程人員失去信心，當地一些農民開始向“龍王”求救。
8月26日，趙祖康邀請茅以升等專家又去炮臺浜現場察看，研究方案，決定採用“沉排”和“竹籠”進行堵口。8月29日清晨，陳毅帶著趙祖康，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親赴決口尚未合攏的高橋炮臺浜視察，瞭解災情，現場商討搶修辦法。當天下午，在現場召開的群眾大會上，陳毅以爽朗樂觀的講話鼓勵大家：“我們共產黨人是不信神、不信佛的。我們靠自己的力量推倒舊社會，建設新中國。”趙祖康在會上發言表示決心，並與到會的許多職工、解放軍戰士和當地農民一起，分組進行討論，進一步研究和部署決口合攏工程，同時再次組織專家勘察，決定實施新的堵口搶修計劃。
10月13日，趙祖康又一次親臨炮臺浜視察，察看搶修工程實施最後一次“沉排”，安排後續“扎放岸攤”。炮臺浜的堵口合攏工程終於獲得成功。在11月18日舉行的搶修海塘成功慶祝大會上，趙祖康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對高橋人民及駐軍表示親切的慰問，並轉達陳毅市長對受災人民及海塘的關心。
上海解放初期，在醫治戰爭創傷的同時，城市建設的艱鉅任務也提到了市政府的議事日程。12月，陳毅市長在上海市一屆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就新上海的市政建設，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目標，並決定首先對滬東、滬西兩個勞動人民聚集區的危棚簡單屋進行改造。
為此，陳毅市長專門委派趙祖康到滬西地區藥水弄進行考察。在考察時，趙祖康目睹了“勞動人民住在又矮又小、破舊不堪的舊工房區內”，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決心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徹底改變勞動人民的這種居住狀況。隨後，在市政府的領導下，他在藥水弄改造中傾注了很大心血。改造後的藥水弄地區成為上海歷史鉅變的重要見證。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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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上午八九點鐘，周林（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祕書長）帶著陳毅的親筆條諭，帶領一批接管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軍管會幹部，來到位於漢口路江西路上的舊市府大廈，按照事先商定的接管部署，各就各位，進入各個辦公室，向留守在那兒的工作人員宣佈接管事項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堅守崗位，照常上班。
接著，周林帶著一部分人員來到市長辦公室和祕書長辦公室。根據陳毅的指示，第二天的政權接管儀式將在原國民黨上海市市長辦公室舉行。此時，他們正是為這一接管儀式作最後的準備。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一號佈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茲委任陳毅為上海市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為副市長。
這一天，標誌著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新政權接管儀式，趙祖康刻骨銘心：“下午2時左右，陳毅市長同曾山、潘漢年、韋愨副市長，以及劉曉、周林等領導同志來到市府，我們熱烈歡迎。”在市長辦公室，陳毅市長在聽取了軍管會各項工作要求落實情況後，握住了趙祖康的手，並讓他與自己對面就座。“趙先生，那個陳大慶、陳良是怎麼跑走的啊？”一句親切、詼諧、拉家常式的開場白，使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從嚴肅、緊張轉向輕鬆、喜慶，趙祖康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了下來，向陳毅市長一一作了如實彙報。
上海市第一屆人民政府成員合影（前排右二為趙祖康）
下午3時，舉行市府職工大會。凡在舊市府的職員、工役、司機等都集合來到會議室，約共三百餘人。趙祖康和各局處負責人被安排在前排就座。趙祖康這樣記錄當時的場景：“3時許，穿著解放軍服裝的七八人來到會場時，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這時，一位解放軍走到桌子前，自我介紹說：‘我叫周林’。他即介紹副市長潘漢年講話。”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潘漢年請陳毅市長講話。“趙祖康先生率領舊市政府人員懸掛白旗……保存了文書檔案，這種行動深堪嘉許。期望今後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陳毅在講話中還真誠地歡迎大家留下來為新上海建設出力。事後趙祖康回憶說：“陳毅市長的講話，好像和朋友談話一樣，態度和藹……凡是到會的每個人聽了都深受感動，消除了種種疑慮。”這一刻，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受到：大上海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趙祖康心裡非常明白，新舊政權的更替，這是一百年來仁人志士為之前仆後繼的結果，這是28年來共產黨人浴血奮鬥的勝利，這是中國4億5千萬同胞的人心所向！
這天下午的兩件事令趙祖康始料不及。交接儀式結束後，陳毅市長要在市府作講話，周林讓趙祖康的祕書通知舊市府人員到會議室集中開會。趙祖康親眼看見陳毅市長特別關照：要把在市政府工作的所有勤雜工也叫來參加。這在舊市府裡是從來沒有過的，趙祖康真切地感到：世道變了！
會議結束後，陳毅市長請趙祖康到他的辦公室裡單獨談心，開門見山希望趙祖康出任新上海市政府的工務局局長。這又是趙祖康始料未及的。他已經有了打算，完成歷時5天的“代理市長”使命後，心甘情願在共產黨領導下，留在上海，教書育人做學問，以此為國家效力。現在，一天之間又要他轉換角色，到人民政府當幹部，可自己對共產黨的理論、政策知之甚少，能否相處共事把工作做好，心裡實在沒把握。
陳毅看出趙祖康的顧慮，掬誠相見地說道：“趙先生，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很好，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上海市的市政建設貢獻力量。”陳毅要趙祖康繼續幹老本行，當工務局局長。趙祖康被深深感動了，表示回去仔細再想一下。因為，個人事小，市政乃大呵！當天，趙祖康在日記裡記下：“陳表示好感，要我繼續工務局長，‘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若干年後，趙祖康再次見到陳毅同志，欣然賦詩：“最是動人心肺處，海涵‘合作’到今天。”陳毅的一句“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成為趙祖康後半生的座右銘。
這是5月30日，趙祖康日記：“與陳毅市長暢談廿分鐘，告以餘最好不再長工務局，但願學習研究新民主主義兩個月，又談及都市計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的南京路
這一天，趙祖康再次與陳毅市長交心，坦誠地說出自己的顧慮，因為長期在舊社會工作，恐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望能允許他花兩個月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如果過得去，再出來任職。陳毅市長一如既往，非常耐心地解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再三表示對趙祖康出任工務局長充滿信心，鼓勵他“勇敢地擔負起改變舊上海市政面貌的任務吧！”如此的盛情，如此的信任，趙祖康再也不能猶豫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陳毅市長的手。
這時，趙祖康想到家人還滯留在尚未解放的福建。陳毅得悉，當即答應趙祖康的唯一要求，暫緩宣佈任命。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第2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佈任命趙祖康為工務局局長。趙祖康在8月19日的日記裡記下了這一人生歷史性事件：“報紙公佈餘被委任工務局長。”不久，一家人幸福地團聚在解放了的新上海。
全國人大第一屆一次會議代表合影（第四排左七為趙祖康）
從一箇舊政府的官員，轉變成為新生人民政府的公務員，新上海的誕生，讓趙祖康感覺自己也獲得了新生。他說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舒暢、充實。”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當初的抉擇是正確的，現在是自己施展身手，實現抱負和理想的時候了。”
趙祖康在6月14日日記中寫道：“夜草建設新上海初步設施意見，備於明日面遞陳毅市長。”第二天，他“與陳毅市長談上海建設與整個國家經濟建設問題，又談及利用外資，及外交政策、人才利用及科技人員登記等。”
七八月間，趙祖康日記除了對全國科學大會、“都市計劃”的關注，還有對“上海遭遇百年罕見的颱風襲擊，浦東高橋炮臺浜決口”的搶險搶修記錄。
新上海誕生剛滿兩個月，黨和人民政府經歷的一場罕見的自然災害考驗。 7月24日、25日，上海遭受百年罕見的特大臺風和暴雨的襲擊，又值潮汛猛漲，災情極其嚴重，特別是市郊沿江地帶的上百公里海塘，因過去幾十年未加修繕，遭此颱風襲擊，出現了20多處決口，受災面積多達78600餘畝，沖毀房屋6900餘間，受災人口約達75000餘人。浦東高橋海塘塘身堤頂大都被水沖走，衝開決口20多處，浦東45萬畝農田與30萬居民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脅。
7月25日，陳毅市長主持召開緊急會議，市人民政府隨即撥發鉅款，動員軍民全力搶修海塘。此時的趙祖康，正在北平參加全國科技大會，他要求工務局幹部職工全力以赴投入搶修海塘，堵塞決口；疏通市區馬路，排除積水，努力恢復交通，保障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1949年7月，陳毅率趙祖康（右三）部署抗洪搶修浦東高橋海塘
7月30日，剛剛回滬的趙祖康聽取了“朱國洗（工務局分管海塘）處長報告海塘決口及搶修的情形”，這是他日記裡第一次出現關於高橋海塘搶修的記錄。8月5日，他赴浦東視察炮臺浜缺口。據當天的日記記載：“缺口寬達30米，深4.5米”。由於決口險情嚴重，工程艱鉅，雖經兩次奮力搶修，均未獲成功。當地少數工程人員失去信心，當地一些農民開始向“龍王”求救。
8月26日，趙祖康邀請茅以升等專家又去炮臺浜現場察看，研究方案，決定採用“沉排”和“竹籠”進行堵口。8月29日清晨，陳毅帶著趙祖康，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親赴決口尚未合攏的高橋炮臺浜視察，瞭解災情，現場商討搶修辦法。當天下午，在現場召開的群眾大會上，陳毅以爽朗樂觀的講話鼓勵大家：“我們共產黨人是不信神、不信佛的。我們靠自己的力量推倒舊社會，建設新中國。”趙祖康在會上發言表示決心，並與到會的許多職工、解放軍戰士和當地農民一起，分組進行討論，進一步研究和部署決口合攏工程，同時再次組織專家勘察，決定實施新的堵口搶修計劃。
10月13日，趙祖康又一次親臨炮臺浜視察，察看搶修工程實施最後一次“沉排”，安排後續“扎放岸攤”。炮臺浜的堵口合攏工程終於獲得成功。在11月18日舉行的搶修海塘成功慶祝大會上，趙祖康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對高橋人民及駐軍表示親切的慰問，並轉達陳毅市長對受災人民及海塘的關心。
上海解放初期，在醫治戰爭創傷的同時，城市建設的艱鉅任務也提到了市政府的議事日程。12月，陳毅市長在上海市一屆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就新上海的市政建設，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目標，並決定首先對滬東、滬西兩個勞動人民聚集區的危棚簡單屋進行改造。
為此，陳毅市長專門委派趙祖康到滬西地區藥水弄進行考察。在考察時，趙祖康目睹了“勞動人民住在又矮又小、破舊不堪的舊工房區內”，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決心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徹底改變勞動人民的這種居住狀況。隨後，在市政府的領導下，他在藥水弄改造中傾注了很大心血。改造後的藥水弄地區成為上海歷史鉅變的重要見證。
1950年12月頒發的趙祖康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令
上海解放後，趙祖康先後出任市工務局局長、市建委副主任；先後5屆出任上海市副市長等職。1989年，在他90壽辰時，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鎔基親往祝賀，熱情稱頌他“年高德劭，功在上海”。
（作者：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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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日
記
一
本
記
錄
歷
史
風
雲
趙祖康
在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家裡，筆者看到了一本趙祖康1949年寫下的完整日記。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趙祖康不僅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親歷者、見證人，更是一位風雲人物。
這本日記只有手掌大小，黑色長方形皮質封面，扉頁寫著：“diary（日記）、1949、趙祖康。” 內頁已微微泛黃。趙國通說：“這是2014年，我大姐趙充整理書櫃時發現的。”筆者小心翼翼地翻過一頁又一頁，閱讀一天又一天，透過主人漂亮的蠅頭小楷，彷彿在翻閱70年前的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
趙祖康的日記本
抉擇時刻
1949年1月1日。魔都的元旦，歌舞昇平中帶著隱憂。各地的報紙上，既有蔣介石元旦文告“和戰關鍵繫於共黨”，也有毛澤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天趙祖康日記：“赴各師友處賀新年……談甚暢”，而在他“談甚暢”的師友後面，有“表示希望和平”字樣，可見，他的心情參雜著複雜而糾結。
這一天也有趙祖康發表在當時《中央日報》上的一篇 《對於上海工務建設之新年願望》。這是他心心念唸的夢想，凝聚著歷時3年對大上海建設的規劃，希望徹底打破上海由列強租界各自為政的城建格局，使這個繁華卻佈局凌亂的城市，成為一座美麗的條帶狀世界級大都會。
趙祖康日記本內頁
趙祖康曾多次這樣表述：“自己是學土木工程的，離開學校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信念，在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機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後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仍想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八個字為志願。但在當時政權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緣木求魚。”
解放前的三四年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趙祖康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自己的“出處又何在呢？跟著國民黨去臺灣麼？這是條死路；去香港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他陷入困惑，猶豫不決。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去臺灣。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讓夫人張家惠陪著母親與三個孩子去福建友人處暫住，聲稱躲避戰火。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女兒在上海。而這兩個女兒卻是受革命思想影響，抱定主意，哪裡也不去，陪伴父親留在上海迎接鉅變的到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動盪，市民們在街頭交易銀元
就在這時，兩件事促成了趙祖康人生的重要轉折。第一件事是1949年初，上海市工務局的一位副局長在辦公室悄悄告訴他，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中共中央指名歡迎趙祖康和另兩位（都是技術型局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聽到這一消息，趙祖康內心非常激動，回到家，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時分仔細調頻，收聽新華電臺的廣播。在他的日記裡，頻現“夜聽陝西電臺廣播”等字樣。看得出，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彷彿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召喚，新中國的召喚。
第二件事是，趙祖康的世交好友錢江春的女兒錢挹珊同丈夫曹石俊突然頻繁造訪趙家。錢挹珊夫婦同趙祖康“聊天”中，講述了不少有關時局和解放區的情況。這讓趙祖康隱隱感覺，他們倆是有“來頭”的，於是就很願意暢懷深談。一天，錢挹珊對趙祖康說，要介紹“進步人士”見見面交個朋友，趙祖康欣然同意。“進步人士”指什麼，彼此心照不宣。
趙祖康、王月英（李小姐）、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內合影
2月4日的日記，趙祖康記下了“曹石俊、錢挹珊請吃飯，晤見樸君及李小姐”一事。那天，錢挹珊約趙祖康到她復興西路綠村的家裡共進晚餐。一進屋就見坐著兩位素昧平生的人，錢挹珊介紹說，一位是“樸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實名為：王月英），並與趙祖康耳語：“他們是地下黨員。”這一晚的會面，讓趙祖康如沐春風，與共產黨開始了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他後來多次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次會見——1949年2月4日，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兩天後的日記，趙祖康寫下“晚訪張菊生（即：張元濟）先生議局勢，並請指示出處，張說，只要在崗位上盡力，併為下一代計劃（指我的都市計劃）是沒有什麼的。”為了確證自己的選擇，趙祖康連續幾天拜訪了好幾位老前輩，其中有顏惠慶、張元濟等。這兩位早已與共產黨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元老，對趙祖康給予了充分鼓勵。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與地下黨接頭後，李小姐送給趙祖康一本封面為《美軍登陸》的書，其實裡面是毛澤東主席的兩篇文章《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每當夜深人靜時，趙祖康便祕密地仔細研讀。毛主席對抗戰後中國政局的精闢分析，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指明的前進方向，使趙祖康長期壓抑的心境豁然開朗，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統治的滅亡不可避免，中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繫於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他“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邊”的決心。
一天，李小姐告訴趙祖康，希望獲得國民黨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然而趙祖康在警備司令部沒有知己朋友，無從得手。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保密的《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進軍有用處，他找了個藉口從主管處借出來，又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錢挹珊家。李小姐與錢挹珊連夜將大橋位置復繪在市區地圖上，黎明時即交給了地下黨。第二天上班，趙祖康便把那張大橋地圖不動聲色地“物歸原處”。
1949年3月25日，轟動一時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五代表赴南京請願，趙祖康是主要策劃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共同擬寫了一份《請願書》，提出要求當時國共雙方在和平未實現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等五項主張。以當時國共政治、軍事力量對比，這些要求無疑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出力。到了南京，他們還委託邵力子先生將《請願書》轉呈毛澤東主席。
1949年3月，趙祖康（左二）、茅以升（右二）、侯德榜（左三）、惲震（右一）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交請願書
行前，趙祖康專此向地下黨詳述《請願書》的內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從南京請願返滬的當天，趙祖康即刻將與李宗仁、何應欽、邵力子見面的情況向李小姐作了彙報，得到了地下黨的充分肯定。
淮海戰役結束後，大勢已去的國民黨，企圖以長江天塹和上海的外圍工事負隅頑抗。湯恩伯為在市郊構築碉堡，幾次三番向趙祖康任局長的工務局“徵借”石子。遵照地下黨的指示，趙祖康設置種種障礙，盡其可能拖延時間。也正是依照地下黨的要求，趙祖康將自己的交大同學、時任浙贛鐵路局副局長王元康介紹與李小姐接頭，為大軍渡江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情報。
代理市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人民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為迎接解放，裡應外合，在地下黨的指導下，趙祖康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這天黃昏，他將花費幾個夜晚寫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連同“上海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一起祕密地交給了地下黨員田綏祥。幾個小時後，他接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
這天，趙祖康日記如此記載：“陳（良）市長邀赴市府堅囑……由余代理市長職務……”確切地說，此時是5月24日凌晨一時半。國民黨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保泰在電話中十分緊張地通知趙祖康：“陳（良）市長請你立刻去市政府，有急事交待！”
國民黨上層高官紛紛撤離大陸。海軍“美”字號登陸艦被長官當作走私賺錢的工具
這麼晚了，市長急著要見工務局長，會是什麼事呢？趙祖康推說“司機不在”，無法出行。電話那頭的陳保泰馬上接口，派自己的轎車立刻來接！20年後，趙祖康在一份回憶材料中這樣寫道：“當時我預測，最壞的情況是上了‘黑名單’——與地下黨祕密聯繫，東窗事發，那就請樑伯高教授找顏惠慶等社會賢達設法營救。如果是列入‘白名單’，要我一同逃到臺灣去，或者要我表態決定留去，則以兩個女兒不願走為由，留下來。”
趙祖康鎮定地交待了如遇不測的安排事宜後，來接他的車子到了。為探虛實，趙祖康叫車子先開到陳保泰的家，只見裡面一片忙亂在收拾細軟和行李，正準備逃跑。一見趙祖康，陳保泰就匆忙說：“快去快去，陳市長找你。”隨即讓司機將趙祖康送到陳良處。
時局動盪，上海市民開始擠兌黃金
1949年國民黨危如累卵，政客們無心“戀棧”，上海走馬燈似地更換市長，陳良在這個位子上還沒坐穩幾天，國民黨的命數已經是以小時計了。此時，他半夜召見趙祖康，就是要找人替他出任“代理市長”。
到了市長辦公室，陳良開門見山地說：“時局很緊張，我就要撤退了，想請你來擔任‘代理市長’。任務就兩條，一是維持治安；二是辦理移交。”至此，趙祖康的心緒才緩和下來。然而，在這風雲際會、凶險難料的非常時刻，要求自己一個長年只管修路架橋的工程師來擔任市長一職，能否勝任？能否保護好4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趙祖康頓時感覺差使棘手。他想到了顏惠慶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於是當即推辭再三，並提出幾位社會名人謂之堪當此任。
“都問過了，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研究下來還是你來上任吧。”陳良說著便拿出何應欽的親筆信遞給趙祖康過目，大意是：南京撤退沒有佈置，局面很亂，還搶了外僑的財產，國際影響很壞。上海撤退時務必選好人來主持政務，警察局不要解散云云。陳良繼續說：“在各局局長中，你的資歷最長，也無政治派系，操守和辦事是公認的‘標準官員’，易被各方接受，再加上你是技術人員，對方來了不會為難你，綜上考慮，還是你來出面吧。”
國民黨軍在上海郊外修築的碉堡
這時候的趙祖康，心裡已經有了主意。中共地下黨曾多次對他說：如有機會，可以設法把國民黨市政府的機關接過來，配合大軍解放上海。
陳良迫不急待，趙祖康胸有成竹。幾番推託之後，見時機成熟，趙祖康這才答應接受“代理市長”的任命。陳良如釋重負，馬上取筆，當場寫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用紅布包裹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長”一大一小兩顆“印信”塞過來。趙祖康說道，等天亮了到市政府當眾交印不遲。陳良忙不迭地說：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長夢多。此時已是凌晨3點。
一夜無眠。24日上午，陳良在市政府會議室開會“移交”。趙祖康再次謙辭不就，早有準備的社會局長陳保泰率先表態，“支持趙祖康出任市長”，其他人紛紛效仿，這就“一致通過”了。
撤退的國民黨軍在安亭車站稍事停留
走馬上任的趙祖康，敏銳地感到時下有兩件事很棘手，一是毛森執掌的警察局，二是湯恩伯、陳大慶把持的上海警備部隊。環顧四周，他發現毛森沒有出席正在舉行的“移交”會，於是，就拖住陳良說：“毛局長怎麼沒來啊？我是文官，他不配合，怎麼維持治安？”一心想快點脫手的陳良，對趙祖康已是有求必應。他隨即將毛森叫到辦公室，當面與代理市長會商。
趙祖康將計就計，說“應該讓毛局長留下來當代理市長最合適。”這個毛森哪裡敢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他連忙擺手說不。“那麼社會治安誰來管？”趙祖康逼問毛森。當著陳良面，毛森說：“趙市長，我給你一個‘代理警察局長’，讓陸大公來負責警察局。他還冷冷地說一句：“此人和對方（指共產黨）早有關係，本來要‘辦掉’（槍斃）的，現在正好派他用場了。”
聽到毛森說這句話，趙祖康心裡不由得一震，自己同地下黨頻繁聯繫，毛森會察覺嗎？接著，陳良又帶著趙祖康去警備司令部見湯恩伯，湯不在。趙祖康當面向副司令陳大慶提出，要求軍方在撤退時，不要發生大的衝突，並請將此要求轉告頂頭上司湯恩伯。大勢已定，陳大慶只得在口頭上表示接受。
這天雖然異常繁忙，但趙祖康還是見縫插針地去與社會賢達見面，以爭取各界支持。其中兩次拜訪德高望重的顏惠慶，聽取如何順利向解放軍移交的意見。
24小時沒有閤眼，深夜才回到寓所，電話鈴又不絕於耳。用趙祖康的話說：這一天，始終處在“既緊張又極興奮”的狀態之中。
24、25兩天的日記寫得“頂天立地”，左右皆滿，趙祖康用最簡潔的文字記錄緊張的每一過程。如25日這樣記載：“蘇州河南解放。晨訪顏惠慶；嗣赴市府，安全人心轉；唔中共人員李公然談移交；石俊及錢君來訪；訪劉錫祺（公用局局長）囑即恢復電車汽車交通……”
1949年的上海國際飯店
5月25日零點剛過，陸大公來電話，稱兩個警察分局已被解放軍佔領，請指示。趙祖康即復：不要進行任何抵抗，向解放軍繳械投降。旋即與還在蘇州河北的陳良、陳大慶通話，希望他們下命撤退部隊，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財產。凌晨2點半，陸大公又來電話，告之解放軍勢如破竹，已經到達八仙橋。趙祖康當即立斷在電話中指示：務必保護好市政府大廈，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樓上升起白旗。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一大早，趙祖康來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經掛起，槍支列放在大門口，平靜如常，他放心了。對局處人員作了工作佈置後，他又趕到顏惠慶老先生家中，商討請教有關事宜。9點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前來告訴趙祖康，中共方面將在下午派人商談政權交接之事。趙祖康再次趕回市政府，又佈置了搶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統移交等任務，通知明天（26日）各局處主要負責人到市政府集中辦公，以便聯繫。
下午2點，趙祖康按約趕到李思浩寓所拜見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因一直繁忙無暇進餐，此時他感覺飢腸轆轆，簡單吃了幾塊點心即和中共代表進行親切而又嚴肅的會商，很快達成八點共識：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卷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五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八點，除了第一點外，大都是趙祖康提出。雙方同時還商定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軍管會全權處理，具體事項由趙祖康負責執行。
晚上，趙祖康在家中向一直保持聯繫的地下黨介紹了會商經過，並得到黨組織的進一步指示。爾後他又外出落實明晨起全市電車、公交汽車恢復運行事宜。
1949年的外灘外白渡橋
晚10時，趙祖康正在回顧一天的工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顏惠慶來電告之，蘇州河北岸有國民黨殘部據樓頑抗，希望能設法說服他們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趙祖康馬上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同志取得聯繫，報告情況。午夜12點，何同志覆電：解放軍於明晨9點起，蘇州河畔暫停軍事進攻。“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解放軍可以和平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趙祖康頓時深感欣慰和興奮。
26日晨，市內公交大部恢復。上午，在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社會局辦公樓（現香港廣場），趙祖康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民政府上海市長辦公會，各局代局長、處長到會。會議要求不折不扣執行向軍管會移交的會商決定，又特別提出須妥慎保護尚未保釋的18名學生人身安全。
然而，盤踞在蘇州河北岸的國民黨殘餘還在負隅頑抗。下午，趙祖康準備集中精力處理殘敵勸降之事。人民解放軍軍事聯絡員劉光輝來到市府大廈趙祖康辦公室，與趙祖康一起緊急處理勸敵投降事宜。此時，蘇州河北岸的郵政大廈內，還盤踞著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餘部隊200餘名官兵。
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仍然枕戈待旦，南京西路旁的高樓上架起了九二式重機槍，嚴防國民黨殘軍的空中攻擊
為了儘可能減少對上海城市建築的破壞，也為了減少人民解放軍的傷亡，在劉光輝指導並協助下，趙祖康接通了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的電話，指示他就近對頑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軍隊官兵進行勸降。迫於蘇州河南岸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雙方經過3個多小時緊張反覆的電話談判，駐守在郵政大廈的國民黨殘餘最後接受五點決定，即：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光榮放下武器；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意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
解放軍佔領蘇州河南市區後，向河北橋畔郵政總局的國民黨軍猛攻
郵政大廈樓上豎起了國民黨軍投降的白旗。談判時，那些國民黨青年軍官兵要“面子”，希望避免採用“繳械”的字樣，而採用“光榮放下武器”，並希望“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人民解放軍都予以了採納。
緊接著，趙祖康又協助解放軍與各方聯繫，相繼解決了盤踞在蘇州河北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內的國民黨殘餘部，使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標誌性建築得以完好保存。翌日，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得以全部解放。趙祖康在日記中這樣記錄當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歡騰，整個上海成為了興奮歡樂的海洋。”
迎接新生
隨著上海市區槍聲由密轉稀，進而逐漸消失，趙祖康的心頭如釋重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移交工作做得更加圓滿”，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長，他已經有把握把一座白璧微瑕的國際大都市交還給即將新生的人民政府了。
綜觀審視正在落實的一項項工作，趙祖康最後又就幾個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部署：“1、達人中學中拘禁的學生，多已保釋，聞尚有18人未曾開釋，應由警察局妥慎保護安全，並調查造具名冊，商請軍事當局，予以核定保釋；2、關於維持交通及水電，應由公用局特加註意；3、關於各局警衛，可由各局組織糾察隊，會同駐軍辦理之。”
上海解放後市面平穩、居民生活依然安定
1949年5月26日之夜，那是這座東方大都市即將翻天覆地的前夜，趙祖康的內心交雜著興奮與不安：既為上海即將迎來新生充滿期待，感到歡欣。這是期盼已久、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將在自己的手裡變成現實，這是何等的幸事；同時，又為自己將作為舊政府的代表，去迎接即將誕生的新上海而感到忐忑不安。
5月27日，一個嶄新的早晨，市民一覺醒來，打開大門一看，馬路兩邊睡了無數的人民解放軍，城市迎來了勝利的狂歡。
上午八九點鐘，周林（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祕書長）帶著陳毅的親筆條諭，帶領一批接管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軍管會幹部，來到位於漢口路江西路上的舊市府大廈，按照事先商定的接管部署，各就各位，進入各個辦公室，向留守在那兒的工作人員宣佈接管事項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堅守崗位，照常上班。
接著，周林帶著一部分人員來到市長辦公室和祕書長辦公室。根據陳毅的指示，第二天的政權接管儀式將在原國民黨上海市市長辦公室舉行。此時，他們正是為這一接管儀式作最後的準備。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一號佈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茲委任陳毅為上海市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為副市長。
這一天，標誌著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新政權接管儀式，趙祖康刻骨銘心：“下午2時左右，陳毅市長同曾山、潘漢年、韋愨副市長，以及劉曉、周林等領導同志來到市府，我們熱烈歡迎。”在市長辦公室，陳毅市長在聽取了軍管會各項工作要求落實情況後，握住了趙祖康的手，並讓他與自己對面就座。“趙先生，那個陳大慶、陳良是怎麼跑走的啊？”一句親切、詼諧、拉家常式的開場白，使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從嚴肅、緊張轉向輕鬆、喜慶，趙祖康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了下來，向陳毅市長一一作了如實彙報。
上海市第一屆人民政府成員合影（前排右二為趙祖康）
下午3時，舉行市府職工大會。凡在舊市府的職員、工役、司機等都集合來到會議室，約共三百餘人。趙祖康和各局處負責人被安排在前排就座。趙祖康這樣記錄當時的場景：“3時許，穿著解放軍服裝的七八人來到會場時，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這時，一位解放軍走到桌子前，自我介紹說：‘我叫周林’。他即介紹副市長潘漢年講話。”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潘漢年請陳毅市長講話。“趙祖康先生率領舊市政府人員懸掛白旗……保存了文書檔案，這種行動深堪嘉許。期望今後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陳毅在講話中還真誠地歡迎大家留下來為新上海建設出力。事後趙祖康回憶說：“陳毅市長的講話，好像和朋友談話一樣，態度和藹……凡是到會的每個人聽了都深受感動，消除了種種疑慮。”這一刻，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受到：大上海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趙祖康心裡非常明白，新舊政權的更替，這是一百年來仁人志士為之前仆後繼的結果，這是28年來共產黨人浴血奮鬥的勝利，這是中國4億5千萬同胞的人心所向！
這天下午的兩件事令趙祖康始料不及。交接儀式結束後，陳毅市長要在市府作講話，周林讓趙祖康的祕書通知舊市府人員到會議室集中開會。趙祖康親眼看見陳毅市長特別關照：要把在市政府工作的所有勤雜工也叫來參加。這在舊市府裡是從來沒有過的，趙祖康真切地感到：世道變了！
會議結束後，陳毅市長請趙祖康到他的辦公室裡單獨談心，開門見山希望趙祖康出任新上海市政府的工務局局長。這又是趙祖康始料未及的。他已經有了打算，完成歷時5天的“代理市長”使命後，心甘情願在共產黨領導下，留在上海，教書育人做學問，以此為國家效力。現在，一天之間又要他轉換角色，到人民政府當幹部，可自己對共產黨的理論、政策知之甚少，能否相處共事把工作做好，心裡實在沒把握。
陳毅看出趙祖康的顧慮，掬誠相見地說道：“趙先生，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很好，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上海市的市政建設貢獻力量。”陳毅要趙祖康繼續幹老本行，當工務局局長。趙祖康被深深感動了，表示回去仔細再想一下。因為，個人事小，市政乃大呵！當天，趙祖康在日記裡記下：“陳表示好感，要我繼續工務局長，‘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若干年後，趙祖康再次見到陳毅同志，欣然賦詩：“最是動人心肺處，海涵‘合作’到今天。”陳毅的一句“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成為趙祖康後半生的座右銘。
這是5月30日，趙祖康日記：“與陳毅市長暢談廿分鐘，告以餘最好不再長工務局，但願學習研究新民主主義兩個月，又談及都市計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的南京路
這一天，趙祖康再次與陳毅市長交心，坦誠地說出自己的顧慮，因為長期在舊社會工作，恐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望能允許他花兩個月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如果過得去，再出來任職。陳毅市長一如既往，非常耐心地解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再三表示對趙祖康出任工務局長充滿信心，鼓勵他“勇敢地擔負起改變舊上海市政面貌的任務吧！”如此的盛情，如此的信任，趙祖康再也不能猶豫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陳毅市長的手。
這時，趙祖康想到家人還滯留在尚未解放的福建。陳毅得悉，當即答應趙祖康的唯一要求，暫緩宣佈任命。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第2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佈任命趙祖康為工務局局長。趙祖康在8月19日的日記裡記下了這一人生歷史性事件：“報紙公佈餘被委任工務局長。”不久，一家人幸福地團聚在解放了的新上海。
全國人大第一屆一次會議代表合影（第四排左七為趙祖康）
從一箇舊政府的官員，轉變成為新生人民政府的公務員，新上海的誕生，讓趙祖康感覺自己也獲得了新生。他說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舒暢、充實。”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當初的抉擇是正確的，現在是自己施展身手，實現抱負和理想的時候了。”
趙祖康在6月14日日記中寫道：“夜草建設新上海初步設施意見，備於明日面遞陳毅市長。”第二天，他“與陳毅市長談上海建設與整個國家經濟建設問題，又談及利用外資，及外交政策、人才利用及科技人員登記等。”
七八月間，趙祖康日記除了對全國科學大會、“都市計劃”的關注，還有對“上海遭遇百年罕見的颱風襲擊，浦東高橋炮臺浜決口”的搶險搶修記錄。
新上海誕生剛滿兩個月，黨和人民政府經歷的一場罕見的自然災害考驗。 7月24日、25日，上海遭受百年罕見的特大臺風和暴雨的襲擊，又值潮汛猛漲，災情極其嚴重，特別是市郊沿江地帶的上百公里海塘，因過去幾十年未加修繕，遭此颱風襲擊，出現了20多處決口，受災面積多達78600餘畝，沖毀房屋6900餘間，受災人口約達75000餘人。浦東高橋海塘塘身堤頂大都被水沖走，衝開決口20多處，浦東45萬畝農田與30萬居民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脅。
7月25日，陳毅市長主持召開緊急會議，市人民政府隨即撥發鉅款，動員軍民全力搶修海塘。此時的趙祖康，正在北平參加全國科技大會，他要求工務局幹部職工全力以赴投入搶修海塘，堵塞決口；疏通市區馬路，排除積水，努力恢復交通，保障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1949年7月，陳毅率趙祖康（右三）部署抗洪搶修浦東高橋海塘
7月30日，剛剛回滬的趙祖康聽取了“朱國洗（工務局分管海塘）處長報告海塘決口及搶修的情形”，這是他日記裡第一次出現關於高橋海塘搶修的記錄。8月5日，他赴浦東視察炮臺浜缺口。據當天的日記記載：“缺口寬達30米，深4.5米”。由於決口險情嚴重，工程艱鉅，雖經兩次奮力搶修，均未獲成功。當地少數工程人員失去信心，當地一些農民開始向“龍王”求救。
8月26日，趙祖康邀請茅以升等專家又去炮臺浜現場察看，研究方案，決定採用“沉排”和“竹籠”進行堵口。8月29日清晨，陳毅帶著趙祖康，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親赴決口尚未合攏的高橋炮臺浜視察，瞭解災情，現場商討搶修辦法。當天下午，在現場召開的群眾大會上，陳毅以爽朗樂觀的講話鼓勵大家：“我們共產黨人是不信神、不信佛的。我們靠自己的力量推倒舊社會，建設新中國。”趙祖康在會上發言表示決心，並與到會的許多職工、解放軍戰士和當地農民一起，分組進行討論，進一步研究和部署決口合攏工程，同時再次組織專家勘察，決定實施新的堵口搶修計劃。
10月13日，趙祖康又一次親臨炮臺浜視察，察看搶修工程實施最後一次“沉排”，安排後續“扎放岸攤”。炮臺浜的堵口合攏工程終於獲得成功。在11月18日舉行的搶修海塘成功慶祝大會上，趙祖康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對高橋人民及駐軍表示親切的慰問，並轉達陳毅市長對受災人民及海塘的關心。
上海解放初期，在醫治戰爭創傷的同時，城市建設的艱鉅任務也提到了市政府的議事日程。12月，陳毅市長在上海市一屆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就新上海的市政建設，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目標，並決定首先對滬東、滬西兩個勞動人民聚集區的危棚簡單屋進行改造。
為此，陳毅市長專門委派趙祖康到滬西地區藥水弄進行考察。在考察時，趙祖康目睹了“勞動人民住在又矮又小、破舊不堪的舊工房區內”，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決心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徹底改變勞動人民的這種居住狀況。隨後，在市政府的領導下，他在藥水弄改造中傾注了很大心血。改造後的藥水弄地區成為上海歷史鉅變的重要見證。
1950年12月頒發的趙祖康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令
上海解放後，趙祖康先後出任市工務局局長、市建委副主任；先後5屆出任上海市副市長等職。1989年，在他90壽辰時，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鎔基親往祝賀，熱情稱頌他“年高德劭，功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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