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真的殺盡了四川人嗎？'

從清初到今天，民間一直流行著“張獻忠屠四川”、“八大王剿四川”的故事。說張獻忠是個殺人魔王，說他和他的軍隊以殺人為樂，佔領成都後，派兵去府州縣殺人，稱為“草殺”；把擄掠來的人集中在一起，放獒犬去嗅，被嗅者抓出來就殺，稱為“天殺”。他借開科取士之名，把四川的文人們騙到成都青羊宮和大慈寺，將其全部打殺。就這樣，四川人被他殺絕了。於是才有清朝初長達百餘年的“湖廣填四川”大移民。

張獻忠字秉吾，號敬軒，陝北膚施縣(今延安)柳樹澗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初十。當時，明朝將戶口分為民籍、匠籍、灶籍、軍籍等等。當兵者世代為軍籍。張獻忠祖先為軍籍，到他父親一代才脫離軍籍務農。張獻忠自幼家貧，讀書不多，成年後曾在官府做捕快，後被革職，又投入軍營當邊兵。在軍營中受人欺侮而行凶，差點被判死罪。鑑於他曾立過戰功，方免一死，捱了一百軍棍，關入獄中。他出獄後，窮無所歸，就投入了王嘉胤的造反部隊。

明朝一代，陝西、山西、寧夏等省駐有許多防北方蒙古侵擾的軍隊，稱為邊兵，還有許多為邊兵運輸武器給養的驛卒。明末腐敗，官吏貪汙成風，邊兵經常衣食無著。更有甚者，明末大量裁汰邊兵、驛卒，這些人被裁汰後難為生計，只能鋌而走險，再加上遇到饑荒年，官府絲毫不體恤民情，催交租稅，引發民變，紛紛拉起隊伍造反。王嘉胤的隊伍就是這樣起家並一天天壯大起來的。

張獻忠相貌奇偉，面目微黃，聲如巨雷，藝高力大，作戰時剽勇果俠，屢立戰功，在王嘉胤的指揮下自領一軍，自稱西營八大王。

崇禎三年(1630年)王嘉胤遇害，軍隊由張獻忠統率。崇禎六年(1633年)，他首次入川作戰，攻克夔州(奉節)等地。第二年二月，張獻忠再次率軍入川，由大昌(巫山北)、大寧(巫溪)一路打到保寧(閬中)、廣元，因未能攻克這兩地，四月就由達縣、儀隴北上返回陝西。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獻忠在湖北遭到明軍主力圍剿，多次失利，於十三年(1640年)四月第三次轉戰進入四川，經巫山、大昌、太平(萬源)、保寧、劍閣、廣元、綿州、梓潼、綿竹、什邡、安縣、德陽、金堂、簡州、資陽、榮昌、永川、瀘州等縣市，一路上“以走致敵”，所向披靡，拖得官軍團團轉,疲於奔命。當兵部尚書楊嗣昌帶領官軍入川追剿時，張獻忠又乘隙“一日夜行三百里”飛馳出川，於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破了空虛的襄陽，殺了襄王。

崇禎十六年(1643年)，張獻忠在湖北稱“西王”,陷黃州、武昌，將楚王朱華奎抓來沉於長江。12月，張獻忠第四次攻入四川，次年春攻克夔州，6月克涪州(涪陵)，6月20日克重慶，殺瑞王朱常浩和巡撫陳士奇等“衣冠”、“士大夫”“一萬餘人”。8月9日，攻克成都。不久，正式建立大西國，年號大順。

1645年春，清軍從陝西入川攻打張獻忠。一年後，張獻忠撤出成都。1646年11月27日，張獻忠遭人出賣被清軍射殺於西充鳳凰山。

張獻忠率領幾十萬大軍轉戰十六年，幾進幾齣四川，不知殺了多少人。明末學者顧炎武卻說，張獻忠在常德“不妄殺人,惟宗室無得免者”。他進攻重慶時，曾放出話來，開城投降免死；不投降攻下就洗城。攻克重慶後，也並未“洗城”，但官府軍政要員一律處死，還將一些頑抗官兵的耳朵、鼻子割下來送到各州縣，企圖恐嚇瓦解各州縣的抵抗。在成都建立政權後，他的軍隊常“因歲飢，轉掠富戶”，凡遇反抗者，全部砍頭。張獻忠由造反起家，雖然建立了政權，但忠於明朝的官僚、富戶和文人認為他是賊寇竊取天下，暗地裡糾集武裝殺新官，張獻忠則以更加嚴酷的手段進行鎮壓。他本來就對封建文人抱有偏見，開科取士時，又聽說有人在青羊宮、大慈寺公開誹謗新政權，進行搗亂，於是又大開殺戒。

張獻忠帶著幾十萬軍隊，要軍餉糧食；建立大西政權，要鞏固，倘若把四川人都殺光了，幾十萬軍隊飯碗咋解決？張獻忠在湖廣(今湖北、湖南)一帶轉戰時，曾發公告“三年免租,一民不殺”。張獻忠進川時，打著“澄清川獄”的旗子；向成都進軍時特別下令：“歸誠草木不動，抗拒則老幼不留”，並先傳“招降牌”，明令“倘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射洪縣“百姓開門迎賊”；“官兵降者不殺”。曾在張獻忠營裡待過的簡州人傅迪吉的《五馬先生傳》和西方傳教士古洛東的《聖教入川記》均詳細記有大西軍殺富撫民的史實。據《蜀碧》記載，四川的奴僕、佃農“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新都縣農民還將藏匿田野間的知縣捉送張獻忠軍營(《蜀記》)。義軍在成都地區“應募入伍者，尚不下數萬”(《記事略》)。乾隆《涪州志》載，張獻忠軍隊裡“不蓄老弱，不攜婦女，三日一檢，不私橐金，良為悍寇”。他們是不貪財，不貪色，“飢則聚掠，飽則棄餘”的“流寇”軍隊。

歷史事實本來十分清楚，為何人們會將四川人口銳減全都歸罪於張獻忠呢？

查“張獻忠洗四川”之類的故事源頭，主要有這樣幾本書：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沈荀蔚的《蜀難敘略》、彭遵泗的《蜀碧》、費密的《荒書》、劉石溪的《蜀龜鑑》、歐陽直的《蜀亂》、孫騏的《蜀破鏡》、毛奇齡的《後鑑錄》和李馥榮的《灩澦囊》等。這些書大多是當時文人的私家著述，這些文人都仇恨張獻忠，如《蜀亂》的作者歐陽直本人就參加過張獻忠的科舉考試,雖未遭殺，但一直懷恨在心。這些文人多家境富裕，後又歸順了清王朝，當然不會說清兵殺人、吳三桂殺人，也不會說地主武裝殺人，於是將罪責全部加給“賊寇”張獻忠。他們還編了許多“草殺”、“天殺”、“開科殺士子”等似是而非的故事。毛奇齡甚至說張獻忠一次就“草殺”了六億九千九百萬四川人，《明史·流賊傳》照錄，說張獻忠在四川“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其實，明末四川只有人口三百萬(《明史》)，中國歷史上人口真正超過1億，已經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事了。張獻忠在四川，哪裡能殺六億人呢？有的文人還編出張獻忠有“七殺碑”，碑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這塊張獻忠的“聖諭碑”於20世紀考古時被髮掘出來，碑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此碑至今仍立在廣漢市房湖公園,遊人均可參觀。

由於《明史》中有關張獻忠生平記載多采自上述文人野史,而《明史》又是史籍中的“權威性”著作，後人紛紛以此書為證，於是“張獻忠殺盡四川人”遂成鐵案，文人如此說，老百姓也如此傳。

不過，也有文人相對客觀一些，《蜀警錄》說：“大抵蜀人死於賊(兵災)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口”；民國《南充縣誌》也指出，順治十一二年後數年，“民之死於兵者半，(餘下的)死於荒者半，死於虎者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