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是在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干擾和破壞下進行的。它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徐向前曾回憶說：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既要戰勝強大敵人的圍堵和惡劣自然條件的影響，又要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更有它的特殊艱難性。
張國燾放棄川陝根據地
紅四方面軍是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起來的三大主力紅軍之一。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轉移到川陝地區，創建了川陝根據地，接連粉碎國民黨川軍的三路圍攻、六路圍攻，部隊迅速發展到8萬餘人，連同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達10萬之眾。
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至4月21日，共殲川軍12個團，約1萬人，一度佔領了閬中、南部、昭化、劍閣、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個縣城，控制了嘉陵江、涪江之間的廣大新區，部隊發展到5個軍11個師33個團。
嘉陵江戰役勝利後，紅四方面軍立即抽調幹部組成工作隊，在地方黨組織的積極配合下，大力開展群眾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至4月底，先後在南部升鍾寺、保成寺及江油界石壩等地建立了區、鄉革命政權和閬南縣蘇維埃政府。同時，還組建了升鍾寺獨立師，餘岱生任師長，下轄7個大隊，共1500餘人，形勢對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十分有利。
在此期間，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乘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後立足未穩，於3月28日佔領了寧羌；王纘緒部於4月4日佔領了南部、16日又佔領了閬中；唐式遵部於4月8日佔領了南江、長池。當時，張國燾對於國民黨軍向川陝根據地的逐步推進，錯誤估計了形勢，率領後方機關和第33軍、地方武裝以及部分地方幹部，陸續撤到嘉陵江以西地區，在川陝根據地內僅留劉子才、趙明恩等300餘人堅持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川軍唐式遵部乘機於4月14日佔旺蒼壩，21日佔蒼溪。
但是，當時位於紅四方面軍北面的胡宗南部和東面的劉湘部，一時趕調不及，為紅四方面軍實現清江渡會議確定的：“依託老區、發展新區、向甘南發展”的方針，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然而，張國燾對敵人尚未到來的進攻和川陝根據地某些暫時的困難作了過於悲觀的估計，未同前線指揮作戰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商量，也未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即擅自決定放棄川陝根據地，準備實行戰略轉移。在撤退中，他又不顧根據地人民群眾和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反對，強令部隊焚燒破壞沿途的房屋、資材，實行所謂“堅壁清野”，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此時，張國燾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悲觀失望，尤其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後，他認為，紅2、紅6軍團兵力小，湘鄂川黔根據地規模不大，而川陝根據地將成為國民黨軍進攻的重點。因此，他得出了與其被敵人趕跑，還不如主動撤退的逃跑主義結論。他的這種錯誤思想早在1934年11月毛裕鎮黨政工作會議期間就有所流露。據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一書中說：
“會議期間，張國燾和我閒談時，曾問我：你看將來該怎麼辦？現在根據地物力、財力很困難，如果劉湘再發起新的進攻，該怎麼個打法，去漢中行不行？據我觀察，張國燾這時對老根據地已失去信心，不過沒有明說就是了。我說，西渡嘉陵江的戰機已經喪失，敵人築碉防禦，我們再向南部一帶發展，有很大困難。漢中地區是塊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嶺，迴旋餘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還是依託老區想辦法。”
4月下旬，張國燾在江油地區召開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決定放棄清江渡會議確定的依託老區，發展川陝甘新區的方針，改向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落後的川康邊區退卻，並要求紅四方面軍首先佔領北川、茂縣、理番(今理縣)、松潘一帶地區，背靠西康作立腳點。
西渡岷江開始長征，與中央紅軍會師懋功
按照江油高級幹部會議的決定，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初撤出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分路西渡岷江，向岷江以西地區實行戰略退卻，開始長征。
當時，川軍鄧錫侯察覺到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的企圖後，急令其第28軍第5師副師長兼第13旅旅長陶凱迅速率領3個旅在土門、北川河谷佈防，阻止紅四方面軍西進，企圖將紅四方面軍殲滅於岷江以東地區。
北川河谷地勢險惡。南面，聳立著伏泉山、千佛山、觀音樑子等高山，山峰陡峭，東西蜿蜒100餘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土門地處北川河谷中段，是東達北川、西進茂縣的要隘。
為了打破川軍的阻止企圖，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發起土門戰役，並取得勝利。戰役有效地牽制了川軍大部，使川軍分身乏術，沒有更多力量去對付紅一方面軍，為黨中央和紅軍北上爭取了有利時機，也為一、四方面軍懋功勝利會師創造了條件。
6月18日，紅四方面軍一部在四川懋功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常委會議，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認為“可走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北向甘肅，去川陝甘”。張國燾在會上也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會議最後“全體通過了恩來的戰略方針”。
然而，貌似同意“北上”的張國燾在獲悉自己實力遠大於一方面軍的情形時，埋藏已久的個人慾望瞬間膨脹，竟以擁兵八萬角力中央，不斷爭權發難，公然挑戰中央戰略決策。
毛澤東是照顧到會合後的四方面軍的強大實力的。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次日，中共中央又派李富春、劉伯承、林伯渠、李維漢等組成中央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駐地雜骨腦慰問。張國燾在雜骨腦向李富春表示對中央的不滿，當面要求“充實紅軍總司令部”。
7月9日，張國燾控制的川陝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人員名單，要陳昌浩出任總政委，敦促政治局“速決速行”。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致電張國燾，切盼紅四方面軍各部速調速進，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並望他速到蘆花集中指揮。同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親自提出“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還提議由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
一方急著北進，一方毫不著急。張國燾顧左右而言他。情況愈來愈緊急。
鑑於此，毛澤東審時度勢同擔任總政委的周恩來商量，顧全大局的周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表示贊同，毅然決定讓出總政委職位。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蘆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明確：“軍委設總司令，國燾同志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張國燾暗喜，形勢正一步步向自己的計劃靠攏，假以時日，手中的籌碼就要到翻盤的時候了。
由於解決紅軍內部的問題耽擱了時間，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被迫放棄。1935年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進軍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戰役計劃，並把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率領集結北上，經草地到班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集結北上，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
8月10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下達《右路軍行動計劃》，規定右路軍分三個梯隊蟬聯北進，掩護左路軍北上。13日，前敵總指揮徐向前將這一計劃電告張國燾，但張國燾卻按兵不動。15日，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令其北進，張國燾接電後終於從卓克基出發，20日，其先頭部隊佔領阿壩。29日，右路軍一部擊潰包座之敵，北上道路打通就待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
9月1日，張國燾終於率左路軍一部從阿壩出發，向中央所在地班佑、巴西地區開進。2日，張國燾到達噶曲河附近，致電中央，以河水上漲無法渡河為由，停止東進。3日，張國燾再次致電稱：“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以待斃。”公開反對北上方針，要中央和右路軍南下。同時，令左路軍先頭部隊三日內全部返回阿壩。
正是由於張國燾的一己私慾徹底矇蔽了民族解放的初心，使原本只是“南下北上”的分歧變得越來越複雜，繼而走上與北上抗日背道而馳且漸行漸遠的道路，分裂之勢已在所難免。
紅四方面軍南下失敗
1935年9月9日24時，張國燾拒絕執行黨的北上抗日救國戰略方針，即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共中央，聲稱：南下“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9月10日，他在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編印的《紅旗》附刊第1期上發表《為爭取南下每一戰役的全部勝利而鬥爭！》的文章，公開宣揚其南下的錯誤主張，並宣稱：“北進已經失去了時機，我們的紅軍決定大舉南下”，號召“緊急動員起來，為爭取南下每一戰役的勝利而鬥爭”。
9月13日，張國燾在阿壩召開活動分子會議，作出所謂《阿壩會議決議》，惡毒攻擊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並誣衊黨中央北上抗日救國戰略方針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而把自己的南下退卻逃跑主義美化為“進攻路線”，並聲稱要對反對其南下錯誤方針的“分子”予以“紀律制裁”，妄圖壓制不同意見。
9月15日，張國燾發佈《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聲稱：“我們目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大舉向南進攻，消滅川軍殘部，在廣大地區內建立根據地，首先赤化全川。”17日，張國燾下達南下命令，要求紅四方面軍第4、第30軍和第90、第93、第25師以及隨四方面軍行進的紅一方面軍第5軍等部迅速從包座和阿壩地區南下，向馬塘、鬆崗、黨壩一帶集結，第二次穿越茫茫水草地。當時，已是秋風凜冽，指戰員衣單鞋破，糧食更為缺乏，困難重重。許多指戰員被草地極度惡劣的自然環境奪去了寶貴的生命。9月下旬，南下部隊集結於馬塘、鬆崗、黨壩一帶。
10月5日，張國燾在馬爾康縣卓木碉(足木腳，今白莎寨)召開會議(又稱卓木碉會議)，並決定另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史稱“第二中央”，自任主席，公開打出反黨旗幟。張國燾雖然“黃袍加身”，但卻嚴重地破壞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大分裂事件。
在此危急關頭，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第5、第32軍南下雖然取得了綏崇丹懋戰役、天蘆名雅邛大戰役的勝利，但百丈一役遭受重大損失。
1935年11月，南下紅軍佔領四川名山城後，按照張國燾的命令向川西平原推進，直接威脅到成都的安全，引起了四川軍閥劉湘的恐懼。隨即，劉湘命令王纘緒、唐式遵、李家鈺等部集結於名山及其東北之夾門關、太和場、石碑崗地區，會同原駐在該地區的部隊共達80餘團，阻止南下紅軍的東進，確保其老巢成都的安全。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打破劉湘的企圖，迅速奪取川西平原，即於11月13日集中南下紅軍15個團的兵力，由五家場向朱家場、太和場之川軍發起進攻，14日佔領該地區，並擊潰川軍暫編第2師兩個團。16日，又攻佔名山東北要鎮百丈，打退川軍6個旅兵力的反撲，並乘勝沿百丈通邛崍大道攻擊前進，至下午4時，佔領黑竹關、治安場、王店子。
這時，劉湘為阻止南下紅軍的前進，調集了十幾個旅的兵力，在飛機、大炮掩護下，於11月19日拂曉，由北、東、南三面向百丈地區的南下紅軍實施瘋狂反撲。同時，劉湘還發布了《告剿共官兵書》，規定：凡有臨陣退縮，畏敵不前，或謊報軍情，作戰不力者，一律軍前正法。……內中規制之嚴，戰則必勝之決，可見一斑，由此，百丈之役必將是一場敵對雙方對決的殊死較量。
百丈地區，系開闊地帶，多丘陵、樹叢、深溝、水田，不利於紅軍隱蔽和運動。但是，南下紅軍在張國燾的強令下，忍受著連續行軍作戰的疲勞與飢寒，同優勢之川軍展開七晝夜的浴血奮戰，斃傷俘川軍約1.5萬人，自身也傷亡近萬，被迫撤出戰鬥，轉入防守。
百丈折兵，是南下紅軍被迫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的轉折點，也是張國燾南下方針最終破產的主要標誌。張國燾無視中共中央的一再警告，終於把南下紅軍帶上了“絕路”，處境維艱。
被迫退守甘孜地區
南下紅軍轉入戰略防禦後，國民黨軍加緊進行反撲的準備。他們調集國民黨中央軍6個師的兵力，會同川軍主力，於1936年2月初向南下紅軍發起進攻。
當時，張國燾在接連碰壁的情況下，被迫放棄南下錯誤方針，下達了《康道爐戰役計劃》，決定南下紅軍退入西康境內，並詭辯說：“我們是否一下子就可以打到成都去，立即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對此我們必須首先認定，這還是要經過相當時期的艱苦戰爭去實現的。”“我們今天由天全、蘆山一帶到了溝溝裡面，由吃白米的地方到吃包穀的區域來了。”實際上，張國燾也被迫承認他的南下方針已經徹底破產。
從1936年2月11日起，南下紅軍陸續撤離天全、蘆山、寶興地區，向康定、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轉移，至4月上旬，進入西康境內，部隊轉入休整。
這時，南下紅軍已由南下時的8萬餘人銳減至4萬餘人。這完全是張國燾南下錯誤方針所造成的嚴重惡果。
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南下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前途命運極為關注。1935年9月22日，毛澤東曾在哈達鋪紅一方面軍團以上幹部大會上深情地說：我們和同志們都惦念著還在紅四方面軍中的朱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我們也都在惦念著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們和紅5、紅9軍團的同志們。我們相信他們是會贊成黨的北上抗日救國這一正確方針的，總有一天，他們是會沿著我們北上的道路，穿過草地，北上陝甘，與我們會合，站在抗日救國的最前線。
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張國燾的錯誤仍然採取黨內鬥爭方式，一面對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進行嚴肅、認真地批評和鬥爭，一面對其進行苦口婆心地耐心說服和教育，促其覺悟，同意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率部北上，共謀抗日救國大業。尤其是要求於11月中旬由蘇聯經外蒙回到陝北瓦窯堡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即張浩)，以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有利條件，出面做張國燾的工作，動員其放棄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率部北上，與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林育英堅決支持中共中央的這一重要舉措，愉快地接受了中央賦予的重要任務，不斷地致電張國燾等，批評其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要求其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放棄錯誤立場，率部迅速北上與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
1936年2月3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明確指出：“陝南有大塊蘇區，四方面軍第一步以向川陝、陝甘之交及陝南行動為宜”。2月14日，林育英與張聞天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認為“兄等對政治決議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內對外均告統一，自是黨與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歡迎”。關於戰略方針問題，電文中再次提及北上之關鍵，“(1)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如能一過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為使紅軍(成為)真正的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但須由兄等(指張國燾等——引者注)估計敵情、地形等具體條件的可能性。……以上三種方針，請兄等考慮選擇之。”
朱德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一致贊同北上陝甘的第一方案。張國燾在南下失敗、廣大指戰員不滿情緒日益增長的情況下，也被迫同意北上方案。1936年3月上旬，張國燾發佈了《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提出：“主力進出於道(孚)爐(霍)甘(孜)一帶，相機取康定”，“爭取這一廣大地區中部隊之補充整理、休息，待機行動。派一部出觀音河地區活動，以開通將來主力北上之道路。”
這裡，張國燾所說的“北上之道路”，並不是與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而是“向西北伸張我們勢力”，企圖在青海、甘西、新疆等邊遠地區立足。
此時由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率領的紅2、6軍團已順利渡過金沙江，翻越玉龍雪山，於5月1日抵達滇西北高原的中甸，隨後，按計劃兵分兩路北進甘孜。
6月3日，紅6軍團先頭部隊到達甲窪地區，與接應的紅32軍會合；紅2軍團也已抵達巴安，同紅四方面軍主力會師指日可待。在這種形勢下，張國燾急急忙忙地與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聯名發佈恢復“舊制”的命令，“決定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等組織仍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仍以朱德任軍委主席，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陳昌浩任總政治主任”，“劉伯承為總參謀長兼紅大校長”，企圖繼續維護其紅軍總政治委員的領導地位。
6月6日，張國燾在爐霍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被迫宣佈取消其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但他仍然堅持其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聲稱什麼：“一、四方面軍會合時……那些悲觀失望的同志，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便是帶著一部分隊伍跑。在當時那樣的嚴重情況底下，我們是否能慢慢的等待國際或七次大會來解決呢？那時候，實在不容許我們的猶豫，我們只能自己去解決問題了。”當時的爭論，是政治上、原則上、戰略上的，“這是非常正確的爭論”。同時，他收繳了一切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發放的材料，企圖焚燬滅跡。
7月1日，紅四方面軍與2、6軍團在甘孜勝利會師，5日，中革軍委頒發命令:“決以2軍、6軍、32軍組織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蕭克為副總指揮，關嚮應為副政治委員。會師後，經過朱德、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嚮應、王震以及紅二、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堅決鬥爭，迫使張國燾同意率部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但在行動中，他仍然出爾反爾，對於實現黨的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甘的戰略計劃不時地進行干擾和破壞。
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
在紅二方面軍推動下，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分為左、中、右3個縱隊共同北上。其中，紅四方面軍以第4軍第10師、第11師，第30軍第88師和紅二方面軍為左縱隊，由朱德、張國燾率領，7月3日從甘孜等地出動，經東谷、西傾寺、阿壩向包座、班佑前進；紅四方面軍第9軍、第4軍第12師、獨立師，第31軍第93師及方面軍總部為中央縱隊，由徐向前率領，7月2日從爐霍地區出動，經壤塘、查理寺、毛兒蓋向包座前進；第5軍及第31軍第9師為右縱隊，由董振堂率領，7月10日從綏靖、崇化地區出動，經卓克基、馬塘向毛兒蓋、包座前進。8月初，南下紅軍再次穿越茫茫水草地，到達包座地區。
這時，中共西北局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和當前的敵情，在求吉寺召開會議，討論北進計劃問題。當時，張國燾對原擬北進岷縣、洮州、西固的計劃，只是在口頭上說一說而已，並沒有進行實際部署。相反，他卻又提出要部隊從齊哈瑪過黃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甘西、新疆的錯誤主張，遭到與會多數人的反對。張國燾看勢頭不對，遂放棄了從齊哈瑪過黃河的錯誤主張。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於8月5日通過《岷洮西固戰役計劃》。
按照上述計劃，紅四方面軍先後由包座地區出發，向甘南挺進。9日，第30軍第88師攻佔天險臘子口，進入甘南地區。當時，飽受南下和三過草地之苦的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切實感到黨中央的北上抗日救國戰略方針是正確的。他們看到該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無不歡欣雀躍，熱淚盈眶。特別是他們看到路上跑著馱東西的小毛驢，貨攤上擺著火紅的柿子、圓溜溜的白蘭瓜，又新奇又興奮。當時，無論是漢民，還是回民，都紛紛擁到村頭、路旁，熱情地歡迎紅四方面軍。紅軍指戰員受到了很大鼓舞，他們為同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早日會合，紛紛提出殺敵競賽口號：第30、第31軍提出“活捉毛炳文，迎接大會師”；第9軍提出“拿下岷州城，活捉魯大昌”；第4軍提出“攻佔洮州城，撕開封鎖線”。經過10多天的激烈戰鬥，紅四方面軍先後佔領了臨潭、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切斷了西固、岷縣大道，控制了甘南大部分地區。
但是，張國燾這時再次公開向中共中央發難。8月22日，他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提出紅四方面軍主力準備在永靖渡黃河西進，襲擊永登，控制蘭州北岸，一部出中衛援助一方面軍奪取寧夏，一部控制渡口，其餘在臨、岷吸引胡宗南部。彭德懷接到此電後，向中共中央報告說：“這完全是鬼話。”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張國燾的目的是“在黃河、洮河間背靠青海南部，迴避胡宗南部，使該敵以全力對付我一方面軍，破壞打通國際計劃”。並說：張國燾的打算，事實上很少可能實現，“因須渡河器材，湟河既無橋樑，又無渡河船隻，造船需時過久，敵備更嚴”。
這時，各路國民黨軍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正陸續向西蘭(西安至蘭州——引者注)大道中、西段和甘南地區集結，企圖切斷三大主力紅軍會合的通路，對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進行各個擊破。為打破蔣介石國民黨軍的企圖，中共中央軍委於9月13日決定提前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並制定了《靜會戰役計劃》，以紅一方面軍一部向西蘭大道靜寧、會寧段挺進，直接配合紅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部，一部確保定邊、鹽池、豫旺縣等要地於手中，為下一步奪取寧夏創造有利條件；紅四方面軍主力迅速佔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德、靜寧、會寧、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佔領該線，此是最重要一著”；紅二方面軍在甘南和陝西西南地區活動，以一部兵力直出寶雞以東地區，鉗制與側擊胡敵，配合紅四方面軍先機佔領西蘭大道之隆德至定西段。
按照中共中央軍委頒佈的戰役計劃，紅一、紅二方面軍迅速展開行動。但是，張國燾卻於9月13日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我們大計以快向西北進為宜。”同時，命令紅四方面軍部隊由臨潭、洮州舊城西進，經循化、永靖西渡黃河，向青海、甘西、新疆實施戰略退卻，企圖搶先取得共產國際援助，繼續與中共中央相對抗。
但是，由於天公不作美，蘭州地區已被大雪封山，由蘭州附近難以北渡黃河，再加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耐心說服和朱德等領導人的勸說，張國燾才被迫同意停止西進，繼續北上。9月28日，張國燾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已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先頭一師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號可到介(界)石堡(鋪)”。與此同時，他們下達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從9月30日起，紅四方面軍由岷縣、漳縣等地，向通渭、會寧前進。10月7日，紅四方面軍先頭第4軍到達甘肅會寧，同紅一方面軍第73師和第1軍團會師。隨後，會寧城防務交於紅四方面軍第4軍，第1師主力移駐城郊，紅一方面軍其他各部均相繼撤離。9日，朱德、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會寧城，受到紅一方面軍部隊的熱烈歡迎，並得到贈送的大批毛衣、毛襪、毛手套和肉、菜等慰問品。
至此，紅四方面軍途經四川、西康、青海、甘肅4省，行程1萬餘里，歷時1年零5個多月的長征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