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1897－1979），字愷蔭，又名特立，江西省萍鄉縣人（今萍鄉市上栗縣）。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1916年，張國燾進入北京大學讀書，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是五四運動最核心的學生運動領袖。191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學倡議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成立，是為我國有“學聯”這一名稱之始。北京大學學生中的先進分子是這個組織的主要骨幹，其中有：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段錫朋、易克嶷、張國燾、康白情、陳寶鍔等。張國燾擔任學聯講演部部長。在陳獨秀及其他學聯領導人被捕後，7月初，張國燾出任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不久後又擔任了北大學生會總務部主任兼評議部主席。
在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選自該回憶錄。
五四運動
文：張國燾
五四運動就在這樣的情勢下爆發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時，“國民雜誌社”循例舉行社務會議；參加者是原有的十多個社員，議程也只是討論雜誌的出版事務。可是到會者不約而同的談到中國在凡爾賽和會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靦顏媚日和山東及其他各地人民團體奮起救國等消息，氣氛異常激昂。我首先提議：由“國民雜誌社”發起，約集北京各校同學舉行一次示威遊行。我並且說明：這次示威運動決不可再蹈去年請願行動的覆轍；必定要做得有聲有色，獲得圓滿的結果，時間愈快愈好。這次示威行動的意義是向日本使館表示中國人民的抗議；喚醒民眾，一致奮起，迫使在外交上準備屈服的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作為收何山東權益和取消二十一條的張本；並打擊親日賣國首領曹汝霖等人，以伸張民族正義。我這提議立即得到全體到會者的熱烈贊成，大家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有的說北京學生尚無學生會的組織，發動一次共同行動甚為不易，應當乘勢組織各校學生會；有的認為向曹汝霖問罪，應該是這一行動的主要—目標，因為這樣才能具體的表示國民的公憤。
為了實現這些意見，這次會議以愛國責無旁貸的精神立即決定：由“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於次日晚上七時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並邀請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或熱心分子參加；討論目前救國應採的步驟。推定易克嶷同學任大會主席；其他“國民雜誌社”的同人在大會中發表演說。我們商定了具體進行辦法，決定向各學校同學展開溝通意見的活動。根據這個決定，措詞激昂慷慨的佈告於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現了；同學們群起響應，愛國的熱情沸騰起來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時，第三院大禮堂中擠滿了人群。北大同學一千多人幾乎是全體出席，其他各校熱心同學趕來參加的也有幾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開會，說明宗旨之後，我即登臺發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張。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眾大會中發表演說，情緒不免有些緊張。我的萍鄉土音又很重，例如“群眾運動”這個重要名詞的發音，就與普通話有很大的區別，不容易為人所聽懂；但還是博得了同學們熱烈的鼓掌。後來一些同學由於這次演說，常親切的笑我“群眾運動”這四個字的發音，“群眾運動”四字，幾乎成為我的渾名。繼我上臺演說的是有名的“大炮”許德珩，他的講話具有甚大的鼓動力量。還有同學謝紹敏的當場齧破中指，在一塊白手巾上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更激起全場的憤慨。大會於是一致決定聯絡各校同學，於次日正午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示威遊行；各校到會的同學們也當場表示熱烈贊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當北大同學在馬神廟第一院集合，準備向天安門出發時，蔡元培校長出來勸止。他沉痛的向我們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部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向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那位文謅謅的易克嶷同學當場向蔡校長痛陳學生們內心積憤，已是忍無可忍，懇求校長不要阻止。
其他多數同學則頗感不耐，發出“噓！”‘轟！“吵嚷和怒罵的聲音。看看時間已到正午，我即擠向前去，高聲向校長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罷。”我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的將蔡校長擁走，遊行隊伍在一片歡呼聲中，蜂踴的向天安門出發了。
北大的學生隊伍是最後達到天安門的。北京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隊伍都如約先行到達了；總共有三千多人。經過簡單宣佈遊行的主旨以後，隊伍即浩浩蕩蕩的向東交民巷進發，準備先向日本使館示威。白號雄幟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還我青島”、“廢除二十條”、“懲辦賣國賊”、“拒絕簽字和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等等。那時東交民巷口軍警密佈，我們的示威隊伍無法通過，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國使館說明示威的意圖。按預定計劃轉赴趙家樓曹汝霖的寓所。
學生隊伍到達曹宅時，北大同學鍾巍所預先約集好的十幾個同學，率先翻越窗戶進入曹宅，打開大門。大隊同學即一踴而入，到處尋找曹汝霖不獲；適另一親日巨頭、駐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裡，走避不及，被同學們痛毆了一頓。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學們洩憤的目標，大肆搗毀，少數同學並乘勢將堆積在宅院中已經搗毀了的什物，放火焚燒。我和其他幾位擔任指揮的同學認為目的已達，於是分頭通知亂作一團的同學們，迅速整隊回校。我們剛啟程離開，大隊軍警趕到，將火勢迅即撲滅了，並並始捕人；未能趕上隊伍的三十二個向學被陸續逮捕。這就是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一幕。
這日北大同學們遊行歸來已近黃昏，雖已飢疲交加，但精神仍極抖擻，紛紛議論此後的對策。我們對趙家樓一幕的表演精來引以為快，但對於三十二個同學的被捕和即將到來的壓迫，深感危懼；幾乎都一致認為大事臨頭，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無退縮的餘地。我們決定五日上午十時再舉行學生大會，進行組織大學生會及北京學生聯合會，並將這一運動擴展到全國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備總司令段芝貴（這個老軍閥是段祺瑞的親信，是嚴厲鎮壓學李的客際執行者）為了探聽學生的虛實，派遣他的軍法處長虞維鐸來到北弄：虞是一箇舊官僚，雖然頭腦頑固，但也不願事態擴大。他來到北大，開始聲勢洶洶，指責學生闖了大禍，聲稱如再不懸崖勒馬，將明令解散學校，鬧事者將被處嚴刑。同學段錫朋挺身與之抗辯，表示學生不怕恐嚇和壓迫，決再接再勵的幹下去；如政府不接納學生要求，改弦更張，全國將大亂不已。這個官僚竟為學生們理直氣壯的聲勢所屈，改以較溫和的口吻說了些希望學生不再出街鬧事，安心上課，聽候政府解決等語，就離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時左右，北大學生大會在十分熱烈的情緒中決定：立即成立北大學生幹事會，併發起組織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共同組織，要求各校一致參加；推舉段錫朋、方豪為北大學生會參加這個共同組織的代表；並推舉狄君武、羅家倫、康白情、周炳琳、陳劍修、魯士毅、鍾巍和我等分別擔任北大學生幹事會的文書、總務、講演等各部門的工作。
當天下午又在北大舉行各校學生第一次代表會議，約有二十個學校的代表參加，通過決議：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北京學生聯合會）。後來清華學校和其他教會學校以及女高師等女子學校也紛紛組織學生會，並先後加入學生聯合會。這樣，這個共同組織就名符其實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會。
這次會議還決定：學生聯合會以“內除國賊，外爭國權”為主旨，提出“收回青島”“懲辦賣國賊”等具體要求；並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各界一致響應。這個代表會議後來根據學生聯合會章程改名為評議會，負責決定政策方針。評議會由每校推派兩位代表組成，其議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處事的敏捷果斷，確表現出它是指導愛國運動的重心；所以當時輿論譽之為中國歷史上空前最優良的“雛型國會”。
這次會議為了迅赴事機起見又決定：以北大學生幹事會代行學生聯合會執行部的職權；因此，北大就成了這次運動的總樞紐。我這個素來重視平民教育提倡講演的人，也就成為學生聯合會第一任的講演部長；所有學生聯合會的講演團，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組織民眾團體、發行傳單報刊等實際工作，都由我所領導的這個單位來執行，事實上此後學生會許多轟轟烈烈的活動也以這一單位為骨幹。
五月四日北京所發生的這件大事，像風暴似的震動著全國；聲勢愈來愈烈，範圍愈來愈大。各大城市的學生們紛紛起來組織學生會，發通電宣言，遊行講演，與北京學生採取一致行動。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連篇累牘的用大字標題刊載這類新聞，並發表評論；認為：這是純潔的愛國運動，是全國人民公意的表現。工商界、各種民眾團體、國內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學生等都先後響應，支持學生主張，要求政府罷免親日派官員，反對壓迫學生的愛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