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國立四川大學從成都皇城校區遷往峨眉山辦學，歷時4年，1943年遷回新建成的成都望江校區，開始了四川大學辦學的新紀元。2014年7月到12月，作者先後多次採訪了胡淮珍老先生，他是1943年國立四川大學文學院教育系第12屆畢業生。從1939-1943年，胡老先生的大學時光都是在風光秀麗的峨眉山度過的，完整經歷了抗戰時期川大在峨眉山辦學的4年歲月。
以下是胡淮珍老先生講述的川大由成都皇城校區遷往峨眉山辦學並遷回成都的過程及自己在峨眉山的學習經歷。
程天放，1939年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時將校址遷往峨眉
四川大學1939年遷校峨眉山。我1939年入校，當時因為抗日戰爭，國立川大所在的皇城處於成都中心位置，校長程天放為了避免日機轟炸，及地方軍閥和地方士紳的干擾，所以把學校遷到了峨眉山辦學。當時川大有文、法學院在城中心地的皇城，理學院在南較場，農學院在城東郊外的望江樓。只把文學院、法學院遷往峨眉山伏虎寺，理學院遷往峨眉山下面的萬行莊（萬姓大宅院），新生院遷往鞠槽（鞠姓大宅院），校本部、教務處、總務處、訓導處設在伏虎寺。當時學校的老師都是步行去上課，包括資歷很老的向仙喬、鄧只淳等老教授都不坐滑竿，步行去上課。報國寺及其附近的廟宇如善覺寺、雷音寺等作為教職工宿舍，伏虎寺大殿東西兩邊的1-2層樓房原為僧人們住的幾十間房間作為文、法兩院學生的宿舍。
峨眉山伏虎寺
住在伏虎寺大殿裡的學生也就幾百人，當時學生衣食住行很樸實。男學生一般都穿長衫，學生服，還有瓜皮帽，大部分不帶帽子。女生都穿素色旗袍，素色短衫，短裙，素色襪子，青色平地步鞋，根本不容，一律本色面目。伙食由學校辦理，也有私人的工友辦理，你在那裡搭夥，很簡單，山上條件有限，當時的農民也可以辦理，少數人還住在農民家裡，個人去吃就好了，很簡單。
為了解決上課的教室問題，在伏虎寺大殿左右園林的地壩上分別各修了四排草屋木結構房屋，每排各有三間教室。圖書館設在伏虎寺正門外左邊一個很結實、寬廣的大草屋內。豐富的、歷代的各種古典文籍和中外參考書籍，都保藏在這間草房內，借閱書的師生是很多的。
學生的生活主要是學習，白天上、下午都是上課，在教室裡度日子，晚飯後下山去報國寺休閒，喝茶，去耍，有獨飲獨思的，有三、五成群交換學習思想，各抒已見的，有圍觀下象棋的，下圍棋的，打長牌的，有對女同學評頭評足的，有高聲爭論的，有低聲耳語切切的，有獨行散步、沉默不語的等等，喜笑怒罵，很無所拘束。晚上自學就在寢室內的床前面，住的很簡單，雙人床，每個學生配有一張書桌，兩個抽屜那麼長，洋油燈，就是現在那個墨水瓶，拿個棉線，放進煤油，各人在各人的床邊放個煤油燈學習，白天在教室學習，下雨或者光線不好的時候就用這個燈，每個人一盞，自己買油，當時的都是自己弄，小鋪子有賣的。
當時川大學生成份大致可分為兩大群體：一個群體是屬川籍的，即是有四川各縣、市的中學校畢業後考入川大的學生。另一個群體是屬於外省籍的，即是從日寇佔領的淪陷區由東北、華北、華東南、華中等地內遷四川的大學生來川大借讀的學生，叫借讀生。他們受過逃亡的痛苦，一無所有，一切費用包括學費、衣、食及零用錢完全有國家包乾供給，成績優良的，還可另外獲得獎學金。兩個群體的學生都能夠刻苦、勤勞地學習，他們的衣、食生活都很簡樸。彼此相處都非常融合、和諧，學習上相互輔導，成長上互相勉勵。學生的主導思想是“讀書與愛國”。在這兩種思想交織下，在峨眉山樸實敦厚的學風中培養的的學生，也難免沾點“書生”的氣習。
當時學校是學分制，一個課有規定的課時，必修課，專業課。一年級都是基礎課，各系一年級都要學的公共課程是，國文，英文，通史，普通物理等等基礎課。二年級是專業課，三年級才是專門化課。必修和選修，選修就是教師哪些有專長就開，學生可以憑自己的愛好選，文學院可以選理學院的，理學院學生也可選文學院的課，規定了的必修要修多少，選修要修多少學分才能畢業，四年級基本上是做論文了。論文呢，是由教師命題，或者自己選題，大部分都是教師命題，教授指導，講師指導不行，副教授也不行，一個教授最多指導兩個畢業論文。當時的畢業論文是學生選教授，不選副教授當導師的，學生的論文呢都要有所發現或有些創見，要不不能畢業，畢業論文都要用毛筆正楷寫在十行紙的格子裡，交導師評閱記分，再交圖書館保存，圖書館專門有房間保存歷年畢業論文的。我當時做的論文是“總理教育思想發凡”，我的導師最開始是教哲學的黃健中教授，他後來去了中央，我就換了一位原來北大的教授汪奠基先生接著指導我，完成了畢業論文。
峨眉山腳下報國寺
當年峨眉山區，交通不便，物資供應匱乏。老師們的生活平淡、清苦，但老師們對學生的教學工作硬是非常認真負責到底的。伏虎寺常年處於濃霧、小雨包圍中，往往霧一來，雨即至，夏季滂沱大雨，冬季大雪紛飛，老師們都要從各人的住處走出來，帶著雨具，拿著手杖，綁上沉重的防滑鞋，穿過叢林，越過懸巖，時而上坡，時又下幾十步石梯，走在凸凹不平的泥濘羊腸山路上來到伏虎寺門外，再登上五、六十步的高石梯子，才能進入伏虎寺休息室，擦去臉上、頭髮上、衣的雨、雪，立即笑顏悅色地走進教室，清點學生上課人數後，就把要講授的內容一版一版地寫在黑板上，必要時作些口授。學生們必須迅速地抄下板書的內容，因為當年很少統一的教材，又沒有印刷講義的油印設備，全靠老師的板書內容和指定的必讀參考書。各門課程的期終考試，實行閉卷答題考試的方式比較少，多門課程實行開卷考試，寫讀書報告。老師們都很耐心地對學生寫的讀書報告（或讀書心得）一篇一篇評閱記分。
我是教育系的學生，當時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有劉紹禹、黃建中、鄧只淳（胥功）、汪奠基、向楚（仙喬）、張敷雲、普施澤等先生。劉紹禹是中國第一代心理學家，兩度留美，雙博士，他教《教育心理學》《普通心理學》等課程，上課基本不講中文，完全用英文上課，寫一黑板英文，等學生抄完再演板。當時同學的英文程度不錯。劉紹禹上課很嚴肅認真，對人很虛心客氣，從不發脾氣，有什麼事輕言細語和你談。建國後他任川大第一副校長兼教務長，大家對他都很尊敬，教授提建議，他都悉心聽取，對人很親近。
黃建中是哲學教授，也是川大在峨眉山時期師範學院的創始人，首任院長（後調到教育部）。他上課很古板，很嚴肅，不苟言笑，講唯心哲學，喜歡照本宣科，很少演板，不發講義給學生。
黃建中
鄧只淳教的《教育行政學》，他是四川第一批派赴歐洲考察教育回國的教育學家，在四川比較有名。他皁年擔任過成大（師大）代理校長，他對學生學習和做人要求嚴格，對學生的就業、創業、成長一貫關注。教育界人士說他：對學生採取的“打鍋盔”式的教育方法，就是“又打又拉”的“嚴教”和“友善”相結合。他是學教育的，很重視學生的培養，對於學生上課很重視，每次上課都要清點人數，某人沒有來，還要被點名。他交際很廣，人緣很好，學生找他寫介紹信他也不推遲，他推薦的學生別人都要用。他關心學生學業前途、畢業就業，嚴格而慈善，因此非常有威信。他有一個特點，凡是他教過的學生他都能叫出名字，如果你路過不和他打招呼，他還會主動招呼你。因為他在四川教育界威望高、人際廣，能辦成事，也有人私下稱他為“學閥”。
汪奠基原是北大教《外國哲學思想史》的教授，因應黃建中院長之邀來峨眉山川大講學。他不苟言笑，與黃建中是一類人。他上課不寫黑板，一開口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不管學生聽不聽。有時會自言自語地評論某家學派的觀點。他上課用的《中國哲學思想史》講義，建國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是接替黃建中教授繼續指導我的畢業論文的導師。在我的畢業論文封面上親筆簽上“有獨見，85分，汪奠基”8個字，令我銘記難忘。
汪奠基塑像
向楚是四川著名儒士，文學大師，歷任川大文學院院長多年，對學生嚴而和善可親。好賓朋，喜論古談今，詼諧風趣。長於詩、詞、賦，有擅長書法。他是我與老伴李德惠在1943年於成都東勝街“沙利文”賓館結婚時的證婚人，曾經為我寫過幾幅字，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了。
張敷榮是《教育原理》課程教授，留美教育學家。他是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權威杜威的學生，他比較重視學生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但為人對事比較拘謹，不大與學生接觸。
1942年冬末，教育部任命時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黃季陸主長川大。黃季陸先後留學日本、美國，均取得博士學位，並曾任國民黨第一屆代表大會代表，是川大前身成都大學教授。學生認為，以他的政治地位而言，不宜於作川大校長，因而學生中發生了“反黃”與“迎黃”兩派的爭論。“迎黃”派學生認為，歡迎黃季陸把川大遷回成都。為此爭論，就把當時代理校長朱顯楨（時任法學院院長併兼教務長，留日著名法律學家）圍困在報國寺住所，要求他交出“四川大學校印”，釀成了“搶奪校印的事件”。朱院長在群情激昂脅迫下，把校印從身上取出放在桌上說：“誰敢拿校印，就誰負責。”當即有一位激進的學生拿起“校印”就跑。學生在一時激情之下，固然高興極了，但冷靜思考，認為搶奪校印闖下了大禍。無一人願意承擔保管校印的責任。無奈之下，只得推舉代表每日輪流把校印放在身上保管。
黃季陸
黃季陸校長承諾把川大遷回成都，派代表來峨眉山接收校印，卻無一人敢於面對。傳說是與“搶奪校印”無關的老師同雙方代表聯繫，約定保管校印的學生把“校印”先放在理學院（在萬行莊）的某一個石頭上，由校方代表自行前往接收“校印”。這場鬧劇方告結束。黃校長在成都聞此事，以其寬廣胸襟笑言說：“這些青年學生娃娃是在無事中找事鬧”，後不再提及，不了了之。事後，學生中談及這場鬧劇，不禁啞然。
1942年12月，黃季陸接長川大後，舉行部分學生遊金頂的聚會，告別峨眉山。接著以他的政治地位的影響力，在很短時間內，很快把川大遷回成都望江樓。1943年春天，川大在望江樓舉行開學典禮，我們這一屆學生住在農學院學生宿舍的“梅園”裡，在忙於完成畢業論文後，也就離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