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你們要問王先生的事，我才答應得這麼爽快。”這是見到《環球人物》記者後，85歲的段存華說的第一句話。
69年前的那個10月，開國大典上的禮炮聲響徹雲霄，牽動著遠在海外的王承書的心；54年前的那個10月，新疆羅布泊上空的蘑菇雲震動世界，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參與原子彈研製的王承書日子一如往常，沒有因此家喻戶曉，沒有因此廣為人知。
她為了國家選擇隱姓埋名30年，死後依舊少有人提起。“她在乎這個嗎？她最不在乎這個了，但我在乎。”段存華曾以很多受人關注的身份面對媒體，比如中共元老段君毅的女兒，比如原國家輕工業部副部長，而這一次，她作為王承書的學生端坐在記者面前。
2018年9月14日，段存華在北京家中接受本刊記者採訪。(《環球人物》記者 侯欣穎 / 攝)
“沒有她，我們至今還是瞎子”
我和王先生前後腳進入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我是在1957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後接受的分配；她是從美國回國後，1958年從近代物理研究所調了過來。不過最開始，我在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她在熱核聚變研究室，並不在一塊兒。
在我們大院裡，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因為她個子很高，冬天也穿著裙子、單鞋，但手上會戴雙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氣質的大知識分子。我早就知道她，但真正認識是在1961年。那時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撤走了援華的專家，能搬走的資料全搬走了，搬不動的機器扔在那裡，沒人會用。國家決定派一批中國專家前來支援，王先生就被調到我們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
我們那兒負責研究原子彈的原料鈾，原子彈爆炸就是用鈾—235產生原子裂變而來。但鈾礦石中鈾—235的含量只有0.7%，要通過幾千臺機器，進行非常複雜的濃縮，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以上的鈾—235。這是一項極其艱深的技術，當時只有美國、蘇聯和英國掌握了。我們有蘇聯沒搬走的設備，卻不知道設備運行的原理，更不清楚遇到問題該怎麼解決，腦子裡一片空白。
調來的專家裡，有人負責搞化工、有人負責關鍵部件，而王先生負責把理論搞清楚。其實王先生一開始也搞不懂。她在國外研究的是大氣中的稀薄氣體，原子彈也好，鈾同位素分離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了她，問她願不願意為了國家改行，“請你考慮考慮”。王先生想都沒想，當場就說：“不用考慮，我願意服從領導的安排。”
王先生答應得爽快，卻不是不清楚這個決定背後的難處。她後來曾對人說：“年近半百，轉行搞一項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當時誰幹都不容易，何況我在回國之前就已暗下決心，一定要服從祖國的需要，不惜從零開始。”改行二字，說起來簡單，但只有我們搞科研的人才明白背後的破釜沉舟、不計名利。
當時，理論組只有我和幾名北大的同班同學，總共三四個年輕人。王先生一到，先從我們手裡借走了“三本經”，也就是我們跟著蘇聯專家學習時抄錄的3本講義筆記。我們聽是聽了，抄是抄了，其實一點兒沒懂，因為裡面講的東西都離我們太遠了。王先生拿著“三本經”，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廢寢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就給我們辦學習班。在哪兒辦？帳篷教室裡。因為沒有多餘的地方，我們只能找個露天的地方，搭個帳篷當教室。
王先生講課方式很特別，總是先問我們：“你們都看懂了嗎？”然後讓我們一個人講一段。我們一邊講，她就一邊提問和指導。我們的課堂氛圍特別好，大家能隨意發言、討論、提出不同意見，不會因為我是小技術員就不敢說話，也不會因為你是大科學家我就全聽你的。
除了教我們，王先生還用手搖計算機和計算尺做了大量的計算工作，算出設備的穩定態。別人算的時候左手敲鍵，右手列算式，她因為力氣小，左手敲不動鍵，只能用右手中指壓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鍵，然後再拿起筆，記下計算出的結果。後來，幾千臺設備取出的鈾—235還是有雜質，我們才知道幾千臺設備之外的另外幾百臺設備，原來是作進一步淨化用的。這幾百臺設備要怎麼級聯、怎麼使用？誰都不知道。這時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麼用才能分開雜質。
段存華(左)及當年理論組的同事與王承書(中)合影。
因為理論很難懂，所以總有人問，王承書到底做了什麼貢獻？在我心裡，這些就是王先生最大的貢獻。我跟別人解釋，別人都不理解，太專業了。但凡是我們這行的人，都知道她有多重要。
當時鈾濃縮工廠建在蘭州，但為了方便研究，我們在北京搞了個模擬的小廠，先在小廠這邊實驗成功了，再應用到蘭州的大廠去。有一次，大廠突然說設備取不出鈾—235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就被派去看看。到了那裡，我要來了濃度曲線，一看已經破壞了平衡，就讓他們停止取料，等形成新的平衡後再取，果然很快就好了。於是有人說，你們學理論的還有點用嘛。我們聽得又好氣又好笑，我們看的不只是幾條線和數字，而是它反應的原理。回到北京，我對王先生說：“多虧了您，教會了我們，我們可給您長臉了。”
沒有她的貢獻，我們至今還是瞎子。
“張文裕又不是養不起你”
我和王先生一起工作時，她快50歲了，關於她早年的經歷，我問過她本人，也從別人那裡瞭解了一些。
1912年，王先生出生在上海一個書香之家。她的父親中過進士，後來被送到日本留學；她的母親出身揚州名門，被譽為“晚清第一園”的何園便是王先生外祖家。王先生是家中的二女兒，上有一姐，下有兩妹，她們的名字分別來自《詩經》《書經》《禮記》《易經》，取為“詩、書、禮、易”。名字雖這麼取，父母教女卻頗為封建，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要她們做孝女、賢妻、良母。
王承書在何園生活時留影。
大抵是這個原因，王先生與姐妹們性格頗為內向，不愛說話。但內向不等於軟弱。1930年，王先生先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到燕京大學，又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幾乎沒有女子就讀的物理系——她是上、下兩個年級中唯一的女生。
在燕京大學，王先生結識了自己後來的丈夫，也是她的導師、物理學家張文裕。兩人在大學裡相愛，在戰亂中結成夫妻。1939年成婚後，王先生就跟著張先生去了昆明西南聯大。
王承書一家。前排右為其丈夫張文裕，後排為其兒子、兒媳。
張先生在物理系教書，王先生卻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就在這時，她得知美國密歇根大學有一筆獎學金，專門提供給亞洲有志留學的女青年，但規定不給已婚婦女。“為什麼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幹事業，絕不是靠已婚與未婚來裁定的。”不服氣的王先生給獎學金委員會寫了信，坦陳了自己的情況，也表明了決心，最終獲得了錄取通知書。
有相熟的朋友質問王先生：“王承書，張文裕又不是養不起你!你怎麼一個人跑到美國去!”王先生生氣地回答：“我為什麼要他養？我為什麼不能自己唸書，自己工作？”
王先生去得堅決，美國的生活卻也艱苦——遭遇過歧視，面臨過拮据，卻從未彎過脊樑。博士論文答辯時，王先生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導師認為不對，連說3次“No”。王先生對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鎮定地回答了3次“Yes”，接著做了詳細的闡述，最終獲得導師的贊同。
但我最難忘的，是王先生對我講的一件小事。
在美國時，她為了省錢，無論去哪兒，都是步行。她走得很快，因為只要看到美國人走到她前頭，她就一定要超過他。正因為有這樣一股不服輸的勁兒，才支撐著王先生走得比別人都要遠。
“國家不要給我那麼多錢”
王先生去了美國不久，張先生也受普林斯頓大學之邀，跟了過去。兩人還在那裡生了一個兒子。王先生在美國的學術也做得很出色——她與物理學權威烏倫貝克共同提出了一個震動學界的觀點，即以兩人名字命名的“王承書—烏倫貝克方程”。有人說，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國，拿諾貝爾獎是遲早的事。我無法評價這是否過譽，但回國確實是王先生和張先生拋下一切做的決定。
當時，美國政府有一條禁令：凡是在美學理、工、農、醫的科學家都不允許回新中國。王先生和張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譴責了美方的強盜行徑，美國政府才在國際輿論的強壓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張先生得知後，一邊把書刊打包悄悄郵寄回國，一邊鍥而不捨地向美國政府遞交回國申請。駁回來，又遞交上去；再駁回來，再遞交上去……終於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問過王先生，當年為什麼會回國。王先生答得簡單，只說自己想回來，回中國做貢獻。她不愛說漂亮話，做的永遠比說的多。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體宿舍，很少回家，顧不上丈夫、幼子；為了帶隊伍，她言傳身教，直到80歲高齡還拿著放大鏡一篇篇看學生論文；為了保密，她從國內、國際的物理學術殿堂銷聲匿跡，再沒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過論文，連給學生的著作審校也不願署名……在我心裡，她是一個很真的人，做科學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無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那一天開始，她就從280多元的工資裡拿出200元交黨費，剩下的80多元裡，還要拿出一部分去資助學術活動和生活困難人員。黨委勸她：“王先生，你不能這麼交，你還得生活呀。”王先生搖搖頭：“我既然入了黨，就要給黨做貢獻。我用不了這麼多錢，國家不用給我那麼多錢。”後來，張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將兩人一生的積蓄，以張先生的名義全捐給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薩迦縣，還能找到那所以張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學。
有人說王先生是“有福不會享，有錢不會花，有權不會用”。好像確實是這樣，她這一生，一直在付出、在給予。如果說她最後還留下了什麼，我就讀一讀她的遺書吧——
虛度80春秋，回國已36年，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於客觀原因，未能完全實現回國前的初衷，深感愧對黨、愧對人民。死是客觀規律，至於什麼時候我卻是未知數，“笨鳥先飛”，留下自己的幾點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喪事；
2)遺體不必火化，捐贈給醫學研究或教學單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個人科技書籍及資料全部送給三院；
4)存款、國庫券及現金等，除留8000元給未婚的大姐王承詩補貼生活費用外，零存整取的作為最後一次黨費，其餘全捐給“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書兒媳)處理。
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歲，生前生後乾乾淨淨。
作者：段存華(口述)
《環球人物》記者 鄭心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