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伊斯：世紀病患者的心靈獨白'

喬伊斯：世紀病患者的心靈獨白

鵬 鳴

世界著名的出版社“藍登書屋”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做過一次評選活動，即選出20世紀100部最佳英語文學作品，結果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榮登榜首。這足以證明這位意識流小說的開山人在20世紀小說寫作領域中佔有的至尊地位。大家都知道，《尤利西斯》這部鉅著向來以晦澀難懂著稱於世，以至於中國著名作家和翻譯家蕭乾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就稱其為“天書”！

作為獨樹一幟的意識流小說經典作家，喬伊斯注重表現人物內心真實，展示人物的主觀感覺、印象和各種意識流過程，尤其注重顯示人物的潛意識。作者用大量的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時序顛倒等手法，將過去、現在與未來融合在一起，表現異化人性、變態心理和扭曲性格，使意識流成為現代文學創作獨特的思維模式和不可或缺的藝術手法，在世界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喬伊斯宣稱：“我不願意去為我已經不再相信的東西賣力，不管它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祖國或我的教堂都一樣。我將試圖在某種生活方式中，或在某種藝術形式中儘可能自由地、儘可能完整地表現我自己，並僅只使用我能容許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來保衛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機智。”像斯蒂芬一樣，喬伊斯終於衝破了家庭、祖國和教會設置的種種禁錮，到歐洲大陸廣闊的天地去尋找自由，並在藝術中重新鑄造民族的良知。

自我放逐成為喬伊斯生存方式的最好選擇。對他來說，流放不僅意味著背井離鄉、四處漂泊，過著動盪不安、無家可歸的生活，更意味著精神上的孤獨。然而，人只有在流浪與分離中才是自由的，在遠離故鄉的瞻望中，尋找現代人失落的精神家園才成為可能，喬伊斯大半生都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從1904年到1941年，喬伊斯一家先後在奧地利港口的里亞斯特、羅馬、倫敦、巴黎、蘇黎世等城市居住，其中在巴黎生活的時間最長。

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正是現代藝術蓬勃發展、繁榮昌盛的中心，其自由活躍、大膽創新的思想和豐富奔放的文化景觀與彼岸的英倫“孤島”的壓抑封閉的氣氛形成鮮 明的對比。只有在這裡，喬伊斯離經叛道、標新立異的創造天賦才能得到發揮。

喬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與1922年發表，轟動了巴黎、愛爾蘭。作為一部意識流小說經典之作，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尤利西斯》一時成為西方文壇評論的中心。《尤利西斯》代表意識流文學的高峰，又是第一部非英雄主義文學的傑作，他為現代文學開闢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從而無可爭辯地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英語文學著作。

《尤利西斯》將漫長的時間和巨大的空間濃縮到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以極為簡單的情節和時間跨度，體現最深寬廣的意識流內涵，覆蓋了都柏林生活的每一個側面。哲學、歷史、政治和心理學都有所觸及，被評論者稱為現代社會的百科全書，一本“現代派的聖經”。尤利西斯，即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英雄人物奧德修斯。喬伊斯以它命名，反映了他的作品在人物、情節和結構上與荷馬神話故事的對應關係。

喬伊斯借用古希臘史詩《奧德賽》的框架，把布盧姆一天十八小時在都柏林的遊離比做希臘史詩英雄尤利西斯10年的海上漂泊，使《尤利西斯》具有了現代史詩的概括性。《尤利西斯》因而被認為是一部“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崩潰的史詩”，是“關於社會無可挽回的分崩離析”。

作品中的三個人無不帶有病態的色彩：布盧斯窮途潦倒，懦弱無能，明知妻子另有新歡而無可奈何，只好在未曾見面的女子情書中尋求滿足。莫莉由於丈夫的精力衰竭而整天沉溺於肉慾，出於精神的恍惚之中，完全被動物的本所支配而不能自拔。斯蒂芬是一個青年藝術家，在生活上窮困不堪，在精神上備受磨難，憤世嫉俗又充滿虛無主義理想。他們三人的溝通和巧遇，構成了庸人主義、虛無主義和肉慾主義的三結合，而這種結合證實都柏林社會也是現代西方社會人格破碎、庸俗猥褻和精神崩潰的深刻寫照。在喬伊斯的筆下，通過古代英雄人物的鮮明對比，現代西方文化哺育出來的布盧姆、斯蒂芬和莫莉竟顯得那麼卑微、蒼白和渺小。

喬伊斯的文學生涯始於他1904年開始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在寫給出版商理查茲的一封信中，他明確地表述了這本書的創作原則：“我的宗旨是要為我國的道德和精神史寫下自己的一章。”這實際上也成為了他一生文學追求的目標。在喬伊斯眼中，處於大英帝國和天主教會雙重壓迫和鉗制下的愛爾蘭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國家，而都柏林則是它“癱瘓的中心”，在這個城市裡每時每地都上演著麻木、苦悶、淪落的一幕幕活劇。

在他看來，愛爾蘭是一個墮落的令人窒息的國度，都柏林是一個墮落的令人窒息的城市，逃離是他惟一可選擇的道路。於是，他於22歲那年偕女友諾拉私奔至歐洲大陸，義無反顧地開始了長及一生的流亡生涯，中間僅僅點綴著短期的回鄉探親，1911年後再也不曾踏上愛爾蘭的土地。

然而祖國的分量在這個逆子的心中也許是最重的。他對祖國念念不忘，所有作品都是以都柏林為背景的，他認為從遠方對故鄉進行觀察和描繪會更客觀、更真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愛爾蘭在這個被她拋棄的逆子的作品裡獲得的愛也許最多。

進一步說，喬伊斯在對“癱瘓”的都柏林的念念不忘也正體現了他對現代社會中人類根本處境的深切關注。除去對祖國的忠誠，他還對他的藝術無比忠誠。他的創作既不是為生活而藝術，也不是為藝術而藝術；他是為藝術而生活，將自己完全祭獻給了藝術。可惜，他的祖國不可能理解他。喬伊斯死後也未能同祖國達成諒解，愛爾蘭不允許他的遺體回國安葬，這與同樣客死他鄉的葉芝的載譽榮歸相比，何啻天壤！

然而，這個世界還有更厲害的手段——查禁——等著喬伊斯。1940年，已經享有盛譽的喬伊斯再給朋友的信中，曾這樣談到整整半年之內自己作品的銷售情況：“《流亡者》0本，《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0本，《都柏林人》6本”。這個令人多少有些吃驚的統計數字將他的曲高和寡和世界的冷漠強橫畢現無遺。

喬伊斯是一個孤獨的人。但他無所畏懼，因為他有三大武器保衛自己，抗拒孤獨：沉默、流亡、機智。自從他開始寫作《尤利西斯》以來，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給過他什麼鼓勵。他卻一點也不痛苦。他所關心的只是：“一件藝術作品的最重要問題在於：它是從多麼深的生活中產生的？”

詹姆斯·喬伊斯辭世60年後的今天，世界上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人在談論他。比如，中國邊遠地區一個閉塞的小山村，就可能會有兩個懷有某種遠大的文學抱負的青年人，為他的《尤利西斯》爭論得面紅耳赤。當然，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是，誰都不會輕易讀懂喬伊斯。放眼當今歐美各大學的文學系，喬伊斯已經成了許多英語文學教授的金飯碗，甚至有一份雜誌是單為他的《芬內根守夜人》一書所辦；然而，就是這些專吃喬伊斯飯的教授學者們，又有幾個能真正理解和欣賞喬伊斯呢？難怪當初寫完《尤利西斯》的喬伊斯曾不無得意地說，他的書怎麼也得讓後來的研究者皓首窮經地忙活上半個世紀。

如果說他是在浪費時間的話，那他願意一種巨大的規模來浪費，就像他幹任何事情的風格一樣。再過上幾百年，他有可能會得到更多的知音。

喬伊斯對不朽有足夠的耐心。

節選自鵬鳴世界文學研究專著《世界文學簡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