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流派印章藝術發展史，徽宗一系，顯然是極為重要的一群人物；儘管明末清初的程邃並沒有特別鮮明的開派意識，但由於程邃不落陳俗，傾心創造，以更新的印藝面貌與文彭、何震及其他印人拉開了很大距離，近三百年來，令人仰目。
程邃（１６０５～１６９１年），字穆倩，一字朽民，號垢區，又號垢道人、青溪、野全道者，自稱江東布衣，安徽歙縣人，居南京多年，明亡後移遷揚州。程邃與朱簡、萬壽祺同師事明代書畫家陳繼儒門下，在人品志向上，他頗重氣節大義。明末志在抗清復國的幾位英雄人物如黃道周、陳子龍等，均與他來往密切。
程邃是一位博學之士，除涉事篆刻外，他又是書法、繪畫、收藏、金石考證、詩文、醫道等多方面的大家。程邃刻印，只是偶爾為之，“不輕為人作”，似乎無意全心全意地做一位印人，他的遺印頗少，恐怕也與他治印的數量不多有著直接關係。
沙孟海先生在其著作《新安印派簡史》中提到，徽籍藝人程芝華的《古蝸篆居印述》，摹刻程邃、巴慰祖、胡長庚、胡唐四家的印，每家各一冊，其中摹刻程邃的印章多達五十九方。這些摹印據金石學者易均室與有些原作相比較，認為刻得極好，可以亂真。
程芝華的摹印如果真是所本程邃真跡而刻的，那大概就是已知程邃最大一批的印作了。
程邃所刻白文印雖宗漢印，但卻有自己鮮明的個人風格。
他避開了前人的澀竦、嫵媚，而致力於與其畫風相近的蒼老、渾樸，刀法凝練，強調筆意，有別於何震白文印的破碎感，如這方自用的《程邃之印》，印文用繆篆，運刀衝刻中輔助以披刀，以刀背披擦筆道的石口，轉折處不露圭角，方圓兼備，渾脫而有質感，刀法更見精微。章法也見漢印的疏密隨意而安詳，較之何震的鬆散佈局更貼近漢印的風神。所刻邊款喜用行草書，亦顯厚重有力，別具一格。這類樸實無華的篆刻創作，不僅醇厚，整體上猶如初烹的茶，隱隱有一種清新的氣韻，飄散開來。
程邃最顯奇異之處是參照鐘鼎古文，複合《款識錄》，大小篆為一刻制的朱文印，這類印章，表現出與白文印截然不同風格的類型，這在當時可謂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大膽嘗試。
在程邃之前，以大篆入印幾乎是聞所未聞（這裡所指的是採納大篆系統而非偶一為主）
程邃獨具慧眼，第一次真正從藝術上發掘並提醒人們古璽的價值。儘管他採用的古文實屬時俗古文，遠非兩週真面，與真正的古璽意境還相差很大距離，但這一開拓，不同凡響，震古爍今，特別值得在精神上給予肯定，給後來印人在篆刻創作上帶來了極大的啟示意義。
三百年後的今天，古璽風格仍然保持了自己不可動搖的地位，古樸的氣質且與當今的審美要求相吻合，是印人們熱愛趨從的一種篆刻藝術形式。
當然，程邃仿古璽、以大篆入印，並非一帆風順，好、惡皆有之，書法家姜宸英在《湛園題跋》中寫道：“於今日餘最愛近時程山人穆倩所作，而時輩競譁之，以為詭怪不經，穆倩己矣！百世而後當必有識子云者。”
由於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嘗試，程邃的朱文大篆印，沒有這方面可供參考借鑑的先例，不可避免地總有它無法成熟的一面，如在章法上顯得比較呆板，還缺乏古璽印在佈局上那種生動的構造和古樸的韻味。可以明顯地看出，程邃只是重視了大篆入印，目光還停留在表面形式的簡單仿製上，而未對古璽的精神內涵作更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雖為摹古而少真意。程邃的運刀使刃是極有特色的，其刀法受過蘇宣的薰陶，鐫刻邊款則得益於汪關。當代篆刻家韓天衡甚至認為，程邃在刀法上對後世的影響要大於他在印風上的影響，筆者也有同感：程邃用刀，遊刃恢恢，醇樸凝練，清代篆刻大家鄧石如的印章面目，實以程邃為基礎的。
有評論稱何震為徽宗之祖，其實至程邃徽派才真正形成。而將程邃及後於他的巴、胡等人稱為徽、皖派或歙四家的原因，乃是乾隆朝時浙派出現後，因南北風格對峙而產生的。
西泠八家之一的黃小松曾於印款中言：“畫家有南北宗，印章亦然，文、何南宗也，穆倩北宗也。”
當代印人葉一葦指出程邃是獨創一派，風格獨有；通過作品的多方面比較。他懷疑巴慰祖、胡唐、汪肇龍、黃呂等人並非直接師承程邃的作風。從印章的風格上看，他們之間是的確明顯存在著差異。其實清人黃小松早已感到了歙四家與程邃的不同，且指出原因：
“程邃融合六書，用意深妙，學其者寥寥。曲高和寡，信哉！”
受程邃治印觀念影響的人不少，但在意境的探尋上能與程邃接近的卻不多，無怪有人稱他在明清之交的印壇上是個“奇怪的類型”。在明清之交沉寂的印壇上，能別開生面者，唯有程邃一人而已。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給程邃在藝術創作上一個比較客觀的定位，他應是與朱簡、汪關鼎足而三的篆刻大家。此三人，在印壇上都能開宗立派，各領風騷，貢獻殊大，他們的統治跨越明清兩代，影響了近一百餘年的篆刻風氣。
程邃存世的篆刻作品，絕大部分收錄在方去疾所編著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譜》一書中，此外還有零星幾方，散見於其他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