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譽為“軍歌之父”,是唯一一位為兩個國家的軍歌譜曲的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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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鄭律成

鄭律成,中國籍的朝鮮作曲家。創作了大量歌曲、歌劇、電影音樂等。其歌曲中《延安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綠色的祖國》、歌劇《望夫雲》等最著名。被譽為“軍歌之父”中國原國家副主席王震在《作曲家鄭律成》序言中寫道:“他是當代繼聶耳、冼星海之後,又一位傑出的優秀的作曲家,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1976年12月7日,鄭律成因病在北京去世。

2009年,鄭律成被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革命也需要音樂”

鄭律成,原名鄭富恩,1914年8月13日出生於朝鮮(現韓國)全羅南道光州。由於日本人的侵入,家道漸漸敗落下來。小時候,鄭律成患有口吃,被發現有音樂天賦後開始學習小提琴。1919年,光州爆發了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三一運動”。鄭律成的父親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受其影響鄭律成的三個哥哥都參加了朝鮮和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而且後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鄭律成也在父親和兄長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濃烈的抗日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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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時的鄭律成

1933年,鄭律成的三個哥哥先後為朝鮮和中國的革命事業獻出了生命,19歲的鄭律成隨著一批進步的朝鮮青年來到中國,進入朝鮮在華抗日團體開辦的南京“朝鮮革命幹部學校”學習,並參加朝鮮革命組織“義烈團”、“朝鮮民族解放同盟”等抗日組織。在學校期間,校長金若山發現了鄭律成的音樂愛好,於是決定讓他到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音樂,因為“革命也需要音樂”。畢業後,鄭律成結識了一批左翼作家和進步人士,還同南京文藝界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並向田漢、冼星海等請教聲樂。他一邊在南京、上海等地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一邊利用業餘時間繼續學習音樂。

抗戰時期,以“歌”為槍

“七七事變”後,戰火蔓延到整個上海,鄭律成不得不做離開上海的打算。進步人士杜君惠向他介紹了延安以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長征的故事。而關於為何選擇去延安,他後來在《我的政歷》中這樣解釋道:“在上海期間,杜君惠對我的政治教育是很大的。告訴了我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情況和延安情況。當時我的年齡也不太想念書,也信仰共產主義,又想到前方去抗日……”1937年10月,鄭律成懷著滿腔熱情奔向了延安。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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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藝音樂工作團在街頭對群眾演唱抗戰歌曲

1938年,鄭律成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音樂指導、魯迅藝術學院聲樂教員。他的音樂天賦和延安火熱的革命氛圍碰撞一起,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創作熱情。在當時那個艱苦時期進行創作,沒有豐富的樂器,鄭律成就用手拍著大腿,用筷子打著節奏,堅持創作了多部經典的音樂作品。1938年4月間,他創作的歌曲《延安頌》一經問世,就由延安迅速傳遍全國,對許多進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起了直接的鼓動作用。這一年,鄭律成年僅2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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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鄭律成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唱歌

1993年,《延安頌》被評為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永載中國音樂史冊。2013年,中國著名詞人喬羽在“鄭律成碑文”中寫道:“……抗日戰爭之初,律成到延安不久便寫出了《延安頌》,這首歌曲像一隻展翅飛翔的鳥兒,迅即從延安飛到各個解放區,飛到全中國,飛到海外各地。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我們的隊伍中有一代人便是唱著這首歌,熱血沸騰、義無反顧地奔向革命聖地延安的……”

1939年1月,鄭律成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延安期間,作為人民軍隊的一員,鄭律成漸漸熟悉了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光輝歷史:秋收起義、井岡山紅旗、遵義會議、爬雪山、過草地、鐵流兩萬五千裡、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後開闢根據地……這些都激勵著年輕的鄭律成,成為他音樂創作的食糧。在音樂家冼星海寫成的《黃河大合唱》的影響下,他同公木合作,寫了《八路軍大合唱》,把自己對人民軍隊的熱愛譜進了樂曲。大合唱中的《八路軍進行曲》後來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在隆重的開國大典上,這支名曲迴響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以後它又被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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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成在延安

1942年5月,鄭律成參加了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聆聽了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同年8月,鄭律成被派往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任華北“朝鮮革命軍政學校”教育長。

綻放在延河岸邊的愛情之花

生於四川巴縣的姑娘丁雪松,眉眼兒秀氣,1938年初進入延安時,剛剛19歲。在女子大學,她是校友會俱樂部的主任。這個腰扎皮帶、短髮拂耳的女子,引起了鄭律成的注意。鄭律成常常老遠跑來,找她商量文娛方面的事情。兩個人在一起談音樂,談身世,也談經歷。兩人的出身一樣貧苦,年齡也相當,談到高興處,兩人便站在蒼茫的黃土高原上,對著長河落日、塞上孤城放聲高歌。鄭律成聽了丁雪松的歌聲,稱讚她是一個很不錯的女中音。他哪裡知道,早在重慶市的教會學校文德女中學習時,丁雪松就無師自通,學會了吹洞簫、橫笛,還會彈風琴,而且開始接觸西方宗教音樂,被吸收到唱詩班。想不到半年之後,她會在如此遼闊的黃土高原上,與異國朋友一起發出這樣蕩人心魂的肺腑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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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成夫婦在平壤的合影

一天,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窯洞,眼睛忽然一亮,驚訝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臺上放著一瓶盛開的馬蘭花,桌上放著一本包著皮兒的書。翻開書的扉頁,是《安娜·卡列尼娜》。送書人署名“鄭律成”。丁雪松的心怦怦直跳——她明白,是美妙的歌聲、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他們連在了一起。於是,他們用兩年時間,克服了曲折的政治阻力,最終圓滿結合。

鄭律成與丁雪松成婚那天,周揚主持婚禮,賓客擠滿了窯洞。鄭律成是個好獵手,打了兩隻黃羊招待大夥,紅紅火火地熱鬧了半宿。

1943年4月,他們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生活非常艱難。為了給女兒補充營養,鄭律成賣掉了自己千里迢迢背進延安的心愛的小提琴,給女兒起名為“小提”。

由於丁雪松要下鄉工作,就在她考慮暫把孩子送給別人撫養時,鄭律成毫不猶豫地擔當起了“保姆”的重任。他先是弄了兩隻母羊,平日裡擠羊奶餵養女兒,碰到洗洗涮涮更是一絲不苟,生怕委屈了女兒,儼然一個充滿了“母愛”的好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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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成、丁雪松和女兒鄭小提合影

不久女兒小提患了百日咳後又得了痢疾,高燒不退,人們都說這個孩子活不成了。鄭律成將從前方帶回來的退燒藥放在針管裡,自己給女兒注射。就是這樣一次一次的注射,終於使她退了燒,創造了奇蹟。

周總理親自寫信調鄭律成回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鄭律成攜夫人回到朝鮮後,歷任朝鮮勞動黨黃海道委宣傳部部長、朝鮮人民軍俱樂部部長、朝鮮人民軍協奏團團長、朝鮮國立音樂大學作曲部部長等職。在此期間,他譜寫了歌頌朝鮮人民鬥爭和中朝友誼的《朝鮮人民軍進行曲》《中朝友誼》等許多作品。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丁雪松在平壤擔任的是華僑聯合會總會委員長及新華社駐平壤分社社長。夫妻二人分別為各自的國家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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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成與夫人丁雪松

中朝兩國正式建交,中國政府決定在平壤建大使館。按照兩國的約定,鄭律成和丁雪松必須面臨國籍的抉擇——夫妻之中,必須有一人加入另一方的國籍。這年9月,丁雪松奉調回國。不久,周恩來總理親自寫信給金日成主席要調鄭律成回中國。鄭律成手拿周總理的信件和金日成主席的批文,遲遲不肯離開他正遭戰火蹂躪的家鄉。鄭律成說:“我的同胞正在受難,在這個時候離開朝鮮,心裡非常不安。”朝鮮外務省辦手續的同志就勸他:“既然周總理親自來信要你回去,你切莫放過這個機會。說到心裡不安,你回中國去還有機會彌補。你還可以以一箇中國音樂工作者的身份,再到朝鮮來,做援助朝鮮的抗戰工作,不也很好麼?”

據說金日成拿著周恩來的信件,說了一句話:“調鄭律成回國?可以嘛,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培養了那麼多幹部,現在你們要一個鄭律成,不成問題。”後經周恩來批准,鄭律成加入中國國籍,夫妻二人回到中國並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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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成與夫人丁雪松在天安門觀禮臺上

回到北京後,鄭律成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工作。1950年12月,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創作組的成員,鄭律成和劉白羽、歐陽山尊、凌子風、李瑛等人一道去了朝鮮。他和劉白羽合作寫了《歌唱白雲山》,他和魏巍同志合作譜寫了具有濃郁朝鮮風情的《親愛的軍隊親愛的人》,並與歐陽山尊同志合作譜寫了《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曲》和《志願軍十贊》。

1956年,鄭律成調到中央樂團(現中國交響樂團)創作室作曲。他深入工廠、農村、邊防,足跡踏遍了中國大地,到處尋找新的創作原料,為工農兵創作,譜寫了大量的音樂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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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成在鄉間採風

1976年12月7日,鄭律成在北京突發腦溢血逝世,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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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成、丁雪松之墓(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數十年間,鄭律成譜寫了360餘首(部)不同形式、體裁的膾炙人口的音樂作品。其中《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以淳樸簡練的語言、鏗鏘有力的節奏、莊嚴豪邁的曲調,深刻地刻畫了人民軍隊的形象,表現了人民軍隊一往無前的戰鬥風格和排山倒海的氣勢,如進軍的號角,伴隨著人民軍隊成長壯大和人民戰爭勝利的歷程,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力量和政治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軍委正式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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