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創業印度”(Startup India)發生了一個可喜的轉折點。谷歌印度總經理拉詹•阿南丹(Rajan Anandan)辭職，加入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負責領導該公司的早期投資項目Surge。Anandan是印度最高產的天使投資人之一，其投資超過59筆，作為印度的明星投資人，人氣頗高。

Frrole的聯合創始人阿馬裡特•卡爾卡特(Amarpreet Kalkat)表示:“Anandan是一個真正的‘天使’。” Frrole是一家2B的AI社交創業公司，在B2C大行其道而基於深度技術的初創企業寥寥無幾的生態系統中，Frrole也曾步履蹣跚。2017年，當Kalkat於絕境中四下求援時，Anandan伸出了援手。

”我是在齋普爾的一次活動上認識他的，他花了10分鐘來了解我的需求，並開出了一張支票，效果很明顯，一旦他下場，所有人都跟隨而至。”Kalkat說。Anandan的舉動，代表了創業生態系統的一種升級，這個觀點在創業界也得到了廣泛認同。

“印度的風投家通常都是投資銀行家出身，缺乏創業實戰經驗。憑藉豐富的知識、經驗和人脈網絡，拉詹•阿南丹(Rajan Anandan)的加入，大大推動了創投生態的發展，”印度天使網絡(Indian Angel Network)主席蘇拉布•斯里瓦斯塔瓦(Saurabh Srivastava)表示。

歸根結底，Anandan的舉動也只是大行業裡的一個高管行為而已，但是，這一特殊的時機，以及他在支持印度互聯網經濟和企業家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使其有了特殊意義，成為印度初創企業融資生態系統正在發生重大轉變的象徵。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發展，也在發出信號，表明這個領域正在發生微妙但重要的轉變。

對此，Stellaris Venture合夥人Alok Goyal表示：“我們看到，投資者格局正在成熟和深化，這將產生重大影響。”

破冰

21世紀初，隨著紅杉資本(Sequoia)和Norwest Partners等全球巨頭的加入，第一波風險資本(VC)投資者來到了印度，賽富基金(SAIF Partners)和Helion Advisors等本土公司也加入了競爭。在印度，風投通常由自帶交易DNA的投資銀行家領導，他們表現出始終如一的低風險偏好，這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要知道，硅谷已經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雨，正是其所經歷的循環和週期推動了成熟。”普華永道諮詢公司合夥人兼創新領導者穆拉利•塔拉西拉（MuraliTalasila）表示，以這種標準來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印度的風險投資公司表現出色。

就可用資金而言，2015年末的嚴冬似乎已然解凍，風投基金也為下一階段的增長進行了重組。Flipkart的薩欽•班薩爾(Sachin Bansal)、Freecharge的庫納爾•沙阿(Kunal Shah)和Freshworks的吉里什•馬普拉姆布瑟姆(Girish Mathrubootham)等大獲成功的科技企業家，也轉型成為投資者，在融資領域提供了廣泛且深度的支持。

投資界巨頭軟銀（Softbank）決定退出“投資游擊隊”的行列，於今年年初成立了印度辦事處。淡馬錫所支持的全球風險基金Vertex，也已決定通過當地辦事處而非新加坡來推動印度的投資決策。在凜冬撤退的玩家們回來了。

DFJ（德豐傑，Draper Fisher Jurvetson, 簡稱DFJ，總部設於硅谷，是全球著名的大型風險投資公司，旗下共管理著超過六十億美元的資本）前印度負責人莫罕吉特•喬利(Mohanjit Jolly)在2016年曾“關門大吉”並“喬遷”硅谷。如今他又回來了，去年11月，他成立了一家成長階段的風險基金Iron Pillar。在艱難時期，許多基金倒閉、合夥人退出，如今這些合夥人有許多已經東山再起，並採取了更明智的做法，推出了像A91 partners這樣的新基金，其投資策略更加專注。在一大群通才中，越來越多攜專業知識而來的專業基金——例如專注農業技術的Omnivore Partners，正在迅速湧現。

印度的全球孵化器和加速器正在瘋狂增長。在Y Combinator增加印度招生人數的同時， Techstars和Entrepreneur First等公司也推出了其印度計劃。Urban Ladder聯合創始人阿什什•戈埃爾(Ashish Goel)表示，“它們將加速生態系統的成熟。”

一些專業公司，如SaaS加速器Uppekha，也加入了押注新商業模式的競爭，在創業公司達到預定的收入里程碑之前，Uppekha不會獲得任何權益。

與此同時，印度的資本來源也開始多元化。新型跨國公司（如飛利浦和阿里巴巴）正在投入資金，來自日本（Benext）、中國（順為）、韓國（Mirae）和阿布扎比（ADIA）等國家的多個新基金也在配置資金。最後，國內資本也在押注初創企業，信實、馬亨德拉和馬亨德拉財團、Godrej和Hero Motorporp等印度公司正在對初創企業進行投資。

“印度的風險投資生態系統剛剛起步，大多數機構投資者從未建立過初創企業，”T-Hub前首席執行官，Jay Krishnan說道。這些公司聚焦於獲得客戶和市場增長，並非盈利業務，也一直缺乏退出機制。2016年至2017年的資金短缺，帶來了一些慘痛的教訓。如今，在投資者中已出現調整和反思的跡象。

新政府，新希望

2014年泡沫般的繁榮期，或許已成為一段模糊的記憶，但若將時間回溯到五年前，世界全然不同。NDA（莫迪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剛剛接管政權，“Achhe din”（“好日子”，莫迪兜售給印度人民的一個改革、成長、清廉的國家憧憬）的政治承諾帶來了新希望，而印度的創業界也異常興奮。在非理性繁榮、模仿型企業家充斥的情形下，競爭性基金刺激投資者追逐著當紅的潮流和交易，同時也推高了企業的市場估值。大大小小的企業家，包括拉丹•塔塔(Ratan Tata)等人，都成立了家族辦公室，併成為天使投資者。

NDA政府在2015年發起的“Startup India”(創業印度)，確實助長了本地初創企業的創業勢頭，也吸引了大量資金的投資。但不久之後，令人冷靜的現實迫使人們迴歸理智，許多風投基金，如DFJ、Sherpalo和Canaan Ventures要麼關門大吉，要麼撤出印度。TinyOwl和Stayzilla等初創公司都倒閉了。據報道，僅2016年就有1000多家初創企業倒閉。

Snapdeal或許是歷史轉折期的最佳案例，2015年，它以超過4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Kunal Shah的Freecharge。2017年，由於缺乏資金，Snapdeal以60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了Freecharge，隨後解僱了許多員工。

印度初創企業的故事開始黯淡，退出不佳、估值下降、問題投資和資金緊縮成為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日本巨頭軟銀(Softbank)減記了其在印度投資5.5億美元的Ola和Snapdeal的股票。

而當時的宏觀背景是：自2006年以來，約有380億美元資金投資於印度的創業生態系統，其中340億美元是外國資金。即使回報率是2倍，這也意味著至少應有760億美元的投資回報金額，但整個風投生態系統甚至連380億美元的投資本金都無法返還。

“因此，生態系統出現了明顯的困境，”ISSURT基金會的聯合創始人Sharad Sharma說。對於印度和初創企業來說，2019年似乎是一場重生，在希望和樂觀的氣氛下，新政府即將成立，創業界也展現出欣欣向榮的跡象。

“投資者和企業家都吸取了教訓。印度正在成熟，對生態系統的信心正在恢復，”Blume Ventures的管理合夥人Sanjay Nath補充道。

進化：更高的層級

調整是在多個層次中進行的。Krishnan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交易規模越來越大(種子期超過100萬美元)，企業家年齡也越來越大(通常超過40歲)，因此經驗也越來越豐富。在追逐像GMV(商品總值)和市場份額這樣的絢麗目標之後，產品的基本價值(如有利的單位經濟效益、強大的管理團隊和良好的消費者體驗)有了更大的提升。

“風險投資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投資者現在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增長，現在正專注於商業基礎、客戶體驗和效率。”桑吉夫•阿加瓦爾(Sanjeev Aggarwal)表示，他與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共同創立了一個科技基金NeimUM。

國內資金的份額正在上升，ChirataeVentures的創始人SudhirSethi表示，當他們募集到第二支基金時，國內資金僅佔全部資金的20%。“去年10月，在我們募集的第四支基金中，印度資金所佔的份額超過了50%，我們很早就知道，印度資本是穩定的，也帶來了大量的知識和關係網，”他說。

Chiratae與拉丹·塔塔、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聯合創始人克里斯•戈帕拉克里什南（Kris Gopalakrishnan）、亞洲塗料公司顧問委員會的ManishChoksi等人士合作，希望不僅僅為初創企業帶來資金。與此相關的，是對企業家及其家族理財辦公室在投資時的輕微調整。

“2015年，許多印度家族理財辦公室和超高淨值個人——從拉丹•塔塔(Ratan Tata)到莫漢達斯•派(Mohandas Pai)——對直接投資初創企業興趣盎然。他們中的許多人現在正通過機構工具來配置資金，” Venture Intelligence創始人阿倫•納塔拉詹(Arun Natarajan)表示。

隨著新時代的到來，其他企業也進入了進化週期的新階段。在之前的浪潮中，印度投資者和初創企業都受到了風險工廠戰略的影響，模仿成風，這也是中國等其他市場同樣出現過的現象。

如今的做法更為明智，立足於差異化的方法，專注於深度技術、創新主導的初創企業開始出現。不出意料的是，B2B初創企業獲得了動力和資金，有了它們的加持，橫跨多個市場(尤其是美國和印度)的混合基金也獲得了資金。

總部位於美國的March Capital的總經理曼達爾(Sumant Mandal)說到，“我們看到世界一流的印度初創企業都在尋求建立全球業務，我對投資它們感到興奮。”

投資者經常誤判印度市場。上世紀90年代，耐克(Nike)和李維斯(Levi’s)等跨國公司高估了目標細分市場和印度的3億中產階級，從而在商業計算上犯了錯誤。沙瑪表示，這個錯誤“在過去十年裡，追逐互聯網中產階級的風投們基本上重複了一遍。”

因此，風投大多投資於沒有差異化的B2C初創企業，這些企業大多模仿西方，追逐城市的在線消費者，從而忽視了那些真正解決了印度問題的初創企業。毫不奇怪，在激烈競爭和大幅折扣的背景下，實現增長、盈利和退出並不容易。

事實上，許多投資者錯過了一些頂級的浪潮，比如數字支付。許多企業也在謙虛地調整路線，轉向印度的戰略也是顯而易見的。Endiya Partners的總經理薩蒂什•安德拉(Sateesh Andra)表示，網絡安全和半導體等專業領域已開始受到關注。

多虧了信實集團的Jio，印度的數字消費用戶一直在飆升(預計超過5億)，達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體量，併為我們未來開展其它業務開啟了新的可能性。YourNest Venture總經理蘇尼爾•戈亞爾(Sunil Goyal)表示:“我們關於互聯網經濟的夢想，現在看來是有可能實現的。”

軟銀效應

兩種矛盾但不容忽視的趨勢正在印度上演。一方面，出現了像全球巨頭紅杉資本(Sequoia)這樣的全棧投資者，從Pre-A輪到後期，他們在創業公司的整個生命週期中不斷擴大融資規模。與此同時，專注於特定行業 (Omnivore) 或特定生命週期階段的利基、專業投資者也在崛起。

專注於投資成長階段初創公司的Fundamentum表示，該公司提供耐心資本，投資期限長達10年。在一定程度上，紅杉Pre-A輪押注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在全球範圍內，紅杉資本是全面投資者，在印度發展了10年之後，現在其對於初創公司的投資變得更加大膽。此外，在全球前五大初創企業生態系統中，對大多數全球投資者來說，印度市場的影響力也變得至關重要。

由於紅杉資本進入初創企業的生命週期較晚，它錯過了一些好機會，Surge將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Omnivore管理合夥人馬克•卡恩表示，但他也希望Surge能改善早期創業者的處境。“希望交易變得更加公平。有時候，尤其是那些人脈不太廣的企業家，他們為了得到少許（資源）而付出太多。”

但還有一個因素促使紅杉在全球範圍內重新思考其戰略，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其他國家。談到軟銀(Softbank)及其1000億美元願景基金的顛覆性投資，一位與軟銀在幾筆交易中打過交道、常駐班加羅爾的連續創業者兼投資者表示，“你可以這樣想，每個人都在為交易而戰，但突然有人擁有了核武器，這時候你怎麼辦?”

投資者們一致認為，這支1000億美元的巨型基金擾亂了投資圈的生態系統，也扭曲了權力結構。“想象一下，你擁有一家初創公司10%的股份，軟銀來了，拿走了40%。突然間，你退出10%的能力就由軟銀決定了。如果你仍在競爭，就祈禱上帝保佑你吧，你不可能與它的實力相抗衡，”另一位常駐NCR的企業家兼投資者表示。

進入早期投資更為複雜，在邏輯上也較為困難，但它確實有助於紅杉資本這樣的投資者獲得良好的交易流，並在估值較低時進入。

印度的創業界如今站在全新的增長曲線的起點，充滿了新希望。投資者對資金短缺記憶猶新，理性讓他們頭腦清醒，指引他們進行理智的投資決策。但在這個動盪的創投融資世界裡，繁榮和蕭條的交替是遊戲的一部分，非理性繁榮總有一天會捲土重來。

作者：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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