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相關的每件事，其反面在印度基本上都是真實的。中國的同質化程度更高，印度卻一直是一個非常異質化的國家。

在印度北方邦的一個小鎮上，魯吉·夏爾馬隨外公外婆度過了童年的夏天。北方邦是印度最貧困、也是人口最多的邦之一。儘管那個小鎮距離首都新德里僅有四個小時車程，但那裡與夏爾馬後來的城市生活有著天壤之別。小鎮上幾乎沒有什麼消遣，他就把夏日時光用來研究成年人——看他們“對著電視罵出最露骨的髒話”。那是人們在參與印度最受關注的活動：政治。

這是幼年夏爾馬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民主政體的最初認識。

夏爾馬現在是摩根士坦利投資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師，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印度的看法越來越完善。他經常回到印度旅行，與一個由印度作家和編輯組成的旅行團一起考察至少一個邦或者全國大選的情況。他在最新的回憶錄《民主在路上：印度二十五年之旅》中描述了自己遊歷印度29個邦中15個邦的見聞，包括他與印度政客在家中的私密會面，在小鎮政治集會上與投票人交談。這些夾雜在超大城市之間、名不見經傳的地區往往會對選舉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4月2日，印度的基準股指標準普爾BSE Sensex指數達到39056.65點的歷史高位。股市大漲的部分原因，是投資者對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親商業執政聯盟在4月11日開始的全國大選中獲得連任感到樂觀。而在此之前1個月，印度還是本年度表現最差的市場之一。

印度選舉季將於5月底結束。夏爾馬將在5月再次出發前往印度，趕在大選結束之前一窺究竟。他在最近一次接受《巴倫》採訪時談到了影響印度大選的因素。夏爾馬認為，即便莫迪在大選中擊敗前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之孫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投資者也應降低對印度股市的預期。他還認為，投資者應該停止將印度和中國進行比較。

不確定性帶來更大波動

《巴倫》：在書中你討論了 “莫菲西爾”(mofussils)如何對印度大選結果起到決定性作用。“莫菲西爾”是殖民時期的一個詞，現在印度人用它來形容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農村地區。沒有去過這些地區的人會錯過什麼呢？

夏爾馬：人們會不知道哪裡的思維方式有多麼不同。比如說，印度的全國性媒體關注的是德里(Delhi)的汙染和空氣質量。不過在德里之外的地區，就算霧霾問題同樣嚴重，也沒人談論這件事。對於住在村子裡的人來說，眼前的生活過得去是更重要的。另一件事是，人們不知道種姓制度在印度有多麼根深蒂固，尤其是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所居住的農村地區。莫迪所宣揚的民族主義在北部地區以外的地方引起的共鳴要小得多，人們低估了印度的多樣性。印度更像是由29個小國家組成的大陸，而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地區問題要高於全國性問題。下個月你回到印度希望看到什麼呢？

夏爾馬：莫迪能多大程度上將他的個人聲望轉化為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的選票，以及反對派聯盟的合作程度如何。任何時候只要反對派聯合起來，都將構成威脅。

是什麼讓反對派組成了聯盟？

夏爾馬：一般來說是希望推翻原有領導人。印度人一向對在任政府抱有民粹主義情緒。印度三分之二的在任政府都沒能在大選中獲得連任。而美國80%的現任政府會再次當選。但現在我注意到“反對在任政府”的趨勢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去年，全世界僅有40%的在任政府獲得連任，這和十年前的情況大不相同。

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不平等加劇嗎？

夏爾馬：在印度，人們認為國家是有問題的，它無法兌現承諾，所以印度人總對在任政府感到憤怒。但如今，全世界都對當權派能給個人帶來的好處感到越來越失望。這一現象某種程度上是由社交媒體鼓動的，社交媒體使得推翻政客變得容易。

那對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夏爾馬：這會帶來更多的波動性。

如果印度人總是站在弱勢這一邊，這對莫迪來說不會是個好消息。

夏爾馬：這是莫迪所面臨的風險。印度商界現在普遍無精打采。他們並沒有從政府得到想要的東西，但又害怕變化。這些人天生就喜歡穩定性。

自上而下的改革難推進

去年12月，莫迪政府第二任央行行長由於與政府關係緊張辭職。印度盧比大跌。我們在其他新興市場，比如土耳其，看到了更加威權化的趨勢。如果莫迪獲得連任，印度會發生類似情況嗎？

夏爾馬：這是其中一個風險。但即使莫迪獲得連任，他獲得大多數選票的可能性也很小。就算是2014年大選，他也才贏得了31%的選票。這是印度民主制度好的一面。由於國家的多樣性，印度的權力制衡比土耳其這樣的國家要強很多。

這種多樣性也使得經濟改革很難推行。過去的二十年裡，你曾與甘地家族成員、莫迪以及其他領導人對話，而你降低了自己對改革的預期。這是為什麼?

夏爾馬：我變得更加現實主義了，我意識到印度會以自己的節奏進行變革。在印度，你沒辦法跑過去告訴他們要像里根(Ronald Reagan)或者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一樣。這麼做根本不管用。所有印度領導人都有中央集權傾向，他們過於相信國家的力量。無論要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或者是要把重心放到發展上，我更傾向於認為地方政府應該起到更大作用。在印度很難發生自上而下的改革。

上一次莫迪贏得選舉，投資者曾對經濟改革和消除官僚主義感到興奮。市場最近也由於類似的樂觀情緒而上漲。投資者是否需要降低預期呢？

夏爾馬：降低預期是好的。(莫迪所帶來的)改革和變化與人們所預期的不同。他想要解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那不是自由市場改革或經濟自由化。或者，比如說，那不是巴西總統保爾森納羅(Jair Bolsonaro)正在進行的那種改革。

除了人口多，中印無共同點

對於印度，投資者最應瞭解的是哪一點？

夏爾馬：不要再拿印度和中國比較了。除了人口眾多，這兩個亞洲大國沒有任何共同點。一點都沒有。與中國相關的每件事，其反面在印度基本上都是真實的。中國的同質化程度更高，印度卻一直是一個非常異質化的國家。中國領導人在經濟自由化進程中所承擔的風險與印度領導人截然不同。

人們總是把中國看成是一種政府主導模式，但中國政府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已經逐漸大幅度降低。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承擔了一些巨大的預期風險，這些改革通常是由新一屆領導人進行的。中國實施改革並不是因為出現了某種危機，這與其他新興市場不同。在其他新興經濟體，危機通常成為改革的催化劑。在上世紀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中，中國有7000萬國企員工下崗再就業。但也正是這一改革保證了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其實，相比於印度，中國倒給了她的人民多得多的經濟自由。

你可以舉個印度在這方面失敗的例子嗎？

夏爾馬：比如“廢鈔令”(莫迪政府2016年11月下令一夜之間廢除全國85%的貨幣)。印度這麼做是希望進入無現金社會，中國卻在私人部門更快地進入了無現金社會。現在北京和上海的中產階級基本不用現金。這種變化是隨著技術變革和支付手段發展而自然發生的，並不是通過大規模國家干預，或者通過“廢鈔令”這種嚴酷措施實現的。印度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