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圈套：生活如何成為了一場可怕的競爭？'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Showtime
精英學校也鼓勵學生們順應這樣的節奏，比如，在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學裡，老師提出了一種名叫“每日問題”的任務，學生們必須在放學回家之前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老師卻沒有個這項任務單獨安排時間。而這項練習的意義，就是訓練這些五年級的小學生學會犧牲休息，擠出更多時間處理工作事項。
這類硬性要求的確付出了代價，今天美國的精英中學、精英高中通常要求學生在晚上花費3到5個小時寫作業，對此，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病學家曾經提出過警告，認為課業負擔將導致睡眠不足。更可怕的是，在全美範圍內，富人階層的孩子們比貧窮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他們罹患抑鬱症、焦慮症的概率高達同齡人的3倍之多。
2015年，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教授（Stuart Slavin）對硅谷歐文頓高中的2100名學生進行了不記名調查，結果令人震驚：54%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症狀，不僅如此，還有高達80%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症症狀。
（www.nytimes.com/2016/01/03/opinion/sunday/is-the-drive-for-success-making-our-children-sick.html）
儘管如此，這些學生們仍然有不少理由繼續逼迫自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在幾十年前，這所高中畢業生的精英大學入學率曾經是30%，如今已經降至10%甚至更低。某些特定大學的入學率驟降趨勢尤其明顯：就在1995年，該高中畢業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率曾經高達71%，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連6%都不到。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Showtime
精英學校也鼓勵學生們順應這樣的節奏，比如，在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學裡，老師提出了一種名叫“每日問題”的任務，學生們必須在放學回家之前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老師卻沒有個這項任務單獨安排時間。而這項練習的意義，就是訓練這些五年級的小學生學會犧牲休息，擠出更多時間處理工作事項。
這類硬性要求的確付出了代價，今天美國的精英中學、精英高中通常要求學生在晚上花費3到5個小時寫作業，對此，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病學家曾經提出過警告，認為課業負擔將導致睡眠不足。更可怕的是，在全美範圍內，富人階層的孩子們比貧窮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他們罹患抑鬱症、焦慮症的概率高達同齡人的3倍之多。
2015年，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教授（Stuart Slavin）對硅谷歐文頓高中的2100名學生進行了不記名調查，結果令人震驚：54%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症狀，不僅如此，還有高達80%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症症狀。
（www.nytimes.com/2016/01/03/opinion/sunday/is-the-drive-for-success-making-our-children-sick.html）
儘管如此，這些學生們仍然有不少理由繼續逼迫自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在幾十年前，這所高中畢業生的精英大學入學率曾經是30%，如今已經降至10%甚至更低。某些特定大學的入學率驟降趨勢尤其明顯：就在1995年，該高中畢業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率曾經高達71%，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連6%都不到。
© Showtime
步入職場後競爭只會愈演愈烈，因為在職場中只有不斷競爭才有可能抓住一個超越其他精英的機會。但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只來自其人脈關係，那麼此人在選擇工作和事業的時候就不可能從自身的興趣和熱情出發。
不僅如此，如果此人還希望自己的收入足夠支持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並通過孩子的教育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精英階層的地位，此人必須把工作視為一種人脈資源的變現渠道，而且只能在一個窄小的範圍內選擇金融、管理、法律和醫療相關工作，並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這份工作之中。
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儘管這些當代貴族本人都自認為生活在一個條件優渥的安逸階層，但如今的精英們正頂著前所未有的強度拼命工作。
1962年，當時的精英律師們收入可能只有如今同行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驕傲地宣佈，美國的普通律師“平均每年的收費工作時長為1300小時。”相比之下，到了2000年，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曾經同樣信心滿滿地宣佈，公司旗下的律師每年的帶薪工作時長高達2400小時。不過這一次，他們還加上了不少委婉的定語修飾：“如果時間管理得當的話”、“這並不是不合理的”、“投入這樣的時間精力才有望找到合夥人開展自己的事業”。
然而，由於律師的工作性質，並不是投入的所有工時都可以算作計費工時，因此所謂的每年2400小時的帶薪工作也就意味著公司可以輕易要求員工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每週工作6天，全年無休假、無病假、無公休。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Showtime
精英學校也鼓勵學生們順應這樣的節奏，比如，在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學裡，老師提出了一種名叫“每日問題”的任務，學生們必須在放學回家之前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老師卻沒有個這項任務單獨安排時間。而這項練習的意義，就是訓練這些五年級的小學生學會犧牲休息，擠出更多時間處理工作事項。
這類硬性要求的確付出了代價，今天美國的精英中學、精英高中通常要求學生在晚上花費3到5個小時寫作業，對此，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病學家曾經提出過警告，認為課業負擔將導致睡眠不足。更可怕的是，在全美範圍內，富人階層的孩子們比貧窮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他們罹患抑鬱症、焦慮症的概率高達同齡人的3倍之多。
2015年，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教授（Stuart Slavin）對硅谷歐文頓高中的2100名學生進行了不記名調查，結果令人震驚：54%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症狀，不僅如此，還有高達80%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症症狀。
（www.nytimes.com/2016/01/03/opinion/sunday/is-the-drive-for-success-making-our-children-sick.html）
儘管如此，這些學生們仍然有不少理由繼續逼迫自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在幾十年前，這所高中畢業生的精英大學入學率曾經是30%，如今已經降至10%甚至更低。某些特定大學的入學率驟降趨勢尤其明顯：就在1995年，該高中畢業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率曾經高達71%，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連6%都不到。
© Showtime
步入職場後競爭只會愈演愈烈，因為在職場中只有不斷競爭才有可能抓住一個超越其他精英的機會。但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只來自其人脈關係，那麼此人在選擇工作和事業的時候就不可能從自身的興趣和熱情出發。
不僅如此，如果此人還希望自己的收入足夠支持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並通過孩子的教育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精英階層的地位，此人必須把工作視為一種人脈資源的變現渠道，而且只能在一個窄小的範圍內選擇金融、管理、法律和醫療相關工作，並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這份工作之中。
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儘管這些當代貴族本人都自認為生活在一個條件優渥的安逸階層，但如今的精英們正頂著前所未有的強度拼命工作。
1962年，當時的精英律師們收入可能只有如今同行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驕傲地宣佈，美國的普通律師“平均每年的收費工作時長為1300小時。”相比之下，到了2000年，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曾經同樣信心滿滿地宣佈，公司旗下的律師每年的帶薪工作時長高達2400小時。不過這一次，他們還加上了不少委婉的定語修飾：“如果時間管理得當的話”、“這並不是不合理的”、“投入這樣的時間精力才有望找到合夥人開展自己的事業”。
然而，由於律師的工作性質，並不是投入的所有工時都可以算作計費工時，因此所謂的每年2400小時的帶薪工作也就意味著公司可以輕易要求員工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每週工作6天，全年無休假、無病假、無公休。
© Showtime
在金融行業情況也是如此，比如“銀行家工時”（Bankers’ Hours）這個說法，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指的是銀行的營業時間，也就是一天中的上午10點至下午3點，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銀行的營業時間都沒有任何變化，因此，在上世紀這個詞就變成一個戲稱，指代任何輕鬆的工作。
如今，這個詞仍然廣為流傳，但其含義變得更諷刺了，如今這個詞還有另一種說法，是“銀行家的9至5工時”（Bankers' 9-to-5），指的是從上午9點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的凌晨5點下班。
再說說那些精英管理層。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曾經被稱為“組織的化身”（Organization Men），意思是企業中被等級制度保護著的高層人士，其資歷的重要性遠遠高於績效。如今，一個人在企業中爬得越高，僱主也就越是要求此人吃苦耐勞。比如亞馬遜公司提出的“領導原則”，要求經理們保持“堅持不懈的高標準”，並且時刻做到“交付成果”。該公司告誡那些管理層的經理們，當他們在工作中“撞到了一面牆”，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爬到牆上去”。
（www.nytimes.com/2015/08/16/technology/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html）
在一項2005年的調查中，那些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平均每週可以減少25小時的工時。他們認為工作讓自己陷入了一種“時間饑荒”，是工作阻礙了他們與配偶和孩子建立牢固的親密關係，另外，工作並不利於他們維繫家庭，甚至讓他們的性生活不盡如人意。
（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018396）
在最近一次哈佛商學院的調查中，一位高管回答問題時自豪地表示：“我每晚和孩子共處的10分鐘非常有意義，與其把這10分鐘花在工作上，花在孩子身上能發揮出100萬倍的價值。”等等……每天竟然只有10分鐘！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Showtime
精英學校也鼓勵學生們順應這樣的節奏，比如，在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學裡，老師提出了一種名叫“每日問題”的任務，學生們必須在放學回家之前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老師卻沒有個這項任務單獨安排時間。而這項練習的意義，就是訓練這些五年級的小學生學會犧牲休息，擠出更多時間處理工作事項。
這類硬性要求的確付出了代價，今天美國的精英中學、精英高中通常要求學生在晚上花費3到5個小時寫作業，對此，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病學家曾經提出過警告，認為課業負擔將導致睡眠不足。更可怕的是，在全美範圍內，富人階層的孩子們比貧窮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他們罹患抑鬱症、焦慮症的概率高達同齡人的3倍之多。
2015年，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教授（Stuart Slavin）對硅谷歐文頓高中的2100名學生進行了不記名調查，結果令人震驚：54%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症狀，不僅如此，還有高達80%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症症狀。
（www.nytimes.com/2016/01/03/opinion/sunday/is-the-drive-for-success-making-our-children-sick.html）
儘管如此，這些學生們仍然有不少理由繼續逼迫自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在幾十年前，這所高中畢業生的精英大學入學率曾經是30%，如今已經降至10%甚至更低。某些特定大學的入學率驟降趨勢尤其明顯：就在1995年，該高中畢業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率曾經高達71%，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連6%都不到。
© Showtime
步入職場後競爭只會愈演愈烈，因為在職場中只有不斷競爭才有可能抓住一個超越其他精英的機會。但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只來自其人脈關係，那麼此人在選擇工作和事業的時候就不可能從自身的興趣和熱情出發。
不僅如此，如果此人還希望自己的收入足夠支持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並通過孩子的教育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精英階層的地位，此人必須把工作視為一種人脈資源的變現渠道，而且只能在一個窄小的範圍內選擇金融、管理、法律和醫療相關工作，並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這份工作之中。
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儘管這些當代貴族本人都自認為生活在一個條件優渥的安逸階層，但如今的精英們正頂著前所未有的強度拼命工作。
1962年，當時的精英律師們收入可能只有如今同行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驕傲地宣佈，美國的普通律師“平均每年的收費工作時長為1300小時。”相比之下，到了2000年，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曾經同樣信心滿滿地宣佈，公司旗下的律師每年的帶薪工作時長高達2400小時。不過這一次，他們還加上了不少委婉的定語修飾：“如果時間管理得當的話”、“這並不是不合理的”、“投入這樣的時間精力才有望找到合夥人開展自己的事業”。
然而，由於律師的工作性質，並不是投入的所有工時都可以算作計費工時，因此所謂的每年2400小時的帶薪工作也就意味著公司可以輕易要求員工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每週工作6天，全年無休假、無病假、無公休。
© Showtime
在金融行業情況也是如此，比如“銀行家工時”（Bankers’ Hours）這個說法，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指的是銀行的營業時間，也就是一天中的上午10點至下午3點，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銀行的營業時間都沒有任何變化，因此，在上世紀這個詞就變成一個戲稱，指代任何輕鬆的工作。
如今，這個詞仍然廣為流傳，但其含義變得更諷刺了，如今這個詞還有另一種說法，是“銀行家的9至5工時”（Bankers' 9-to-5），指的是從上午9點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的凌晨5點下班。
再說說那些精英管理層。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曾經被稱為“組織的化身”（Organization Men），意思是企業中被等級制度保護著的高層人士，其資歷的重要性遠遠高於績效。如今，一個人在企業中爬得越高，僱主也就越是要求此人吃苦耐勞。比如亞馬遜公司提出的“領導原則”，要求經理們保持“堅持不懈的高標準”，並且時刻做到“交付成果”。該公司告誡那些管理層的經理們，當他們在工作中“撞到了一面牆”，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爬到牆上去”。
（www.nytimes.com/2015/08/16/technology/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html）
在一項2005年的調查中，那些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平均每週可以減少25小時的工時。他們認為工作讓自己陷入了一種“時間饑荒”，是工作阻礙了他們與配偶和孩子建立牢固的親密關係，另外，工作並不利於他們維繫家庭，甚至讓他們的性生活不盡如人意。
（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018396）
在最近一次哈佛商學院的調查中，一位高管回答問題時自豪地表示：“我每晚和孩子共處的10分鐘非常有意義，與其把這10分鐘花在工作上，花在孩子身上能發揮出100萬倍的價值。”等等……每天竟然只有10分鐘！
© Showtime
如何優雅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工時壓力？或者，至少做到面不改色地迎接漫長的工時？這樣的問題已經成為了精英階層的成功標準。
社會學家阿莉·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她的著作《時間綁定》（The Time Bind）中有一段面對某大型企業高管的採訪，根據這位高管的觀察，那些既有野心又能夠證明自身能力和奉獻精神的經理們，最終還是會面臨一次“終極淘汰”：“有些人會把自己燃盡，因為他們一直在工作所以變得越來越奇怪……然而那些最頂部的人非常聰明，他們既能保持瘋狂地工作，也能保護自己不會燃燒殆盡，他們仍然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仍然能維繫家庭生活——只有這樣的人最終贏了比賽。”
當一個人只能從自身的人脈資源中獲得收入和社會地位，反過來說，也恰恰是被囚禁於那個關係網，直到把自己耗盡——對於那些精英學生，越是害怕失敗，就越是渴求傳統意義上的成功標誌，哪怕他們很清楚那只是個符號，也開玩笑嘲笑那些東西是孩子才喜歡的“五角星”、“閃亮的小裝飾”；而精英體系中的員工將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無論是真正的熱情還是生命的意義感，想要通過工作找到這些東西都無限接近於不可能。
就這樣，精英體系把一代人拖入陷阱之中，既害怕從社會階梯上跌落，又被虛假的野心隱隱慫恿，就好象一頭永遠飢餓的野獸，從未找到真正的食物，也從不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食物。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Showtime
精英學校也鼓勵學生們順應這樣的節奏，比如，在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學裡，老師提出了一種名叫“每日問題”的任務，學生們必須在放學回家之前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老師卻沒有個這項任務單獨安排時間。而這項練習的意義，就是訓練這些五年級的小學生學會犧牲休息，擠出更多時間處理工作事項。
這類硬性要求的確付出了代價，今天美國的精英中學、精英高中通常要求學生在晚上花費3到5個小時寫作業，對此，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病學家曾經提出過警告，認為課業負擔將導致睡眠不足。更可怕的是，在全美範圍內，富人階層的孩子們比貧窮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他們罹患抑鬱症、焦慮症的概率高達同齡人的3倍之多。
2015年，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教授（Stuart Slavin）對硅谷歐文頓高中的2100名學生進行了不記名調查，結果令人震驚：54%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症狀，不僅如此，還有高達80%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症症狀。
（www.nytimes.com/2016/01/03/opinion/sunday/is-the-drive-for-success-making-our-children-sick.html）
儘管如此，這些學生們仍然有不少理由繼續逼迫自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在幾十年前，這所高中畢業生的精英大學入學率曾經是30%，如今已經降至10%甚至更低。某些特定大學的入學率驟降趨勢尤其明顯：就在1995年，該高中畢業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率曾經高達71%，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連6%都不到。
© Showtime
步入職場後競爭只會愈演愈烈，因為在職場中只有不斷競爭才有可能抓住一個超越其他精英的機會。但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只來自其人脈關係，那麼此人在選擇工作和事業的時候就不可能從自身的興趣和熱情出發。
不僅如此，如果此人還希望自己的收入足夠支持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並通過孩子的教育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精英階層的地位，此人必須把工作視為一種人脈資源的變現渠道，而且只能在一個窄小的範圍內選擇金融、管理、法律和醫療相關工作，並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這份工作之中。
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儘管這些當代貴族本人都自認為生活在一個條件優渥的安逸階層，但如今的精英們正頂著前所未有的強度拼命工作。
1962年，當時的精英律師們收入可能只有如今同行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驕傲地宣佈，美國的普通律師“平均每年的收費工作時長為1300小時。”相比之下，到了2000年，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曾經同樣信心滿滿地宣佈，公司旗下的律師每年的帶薪工作時長高達2400小時。不過這一次，他們還加上了不少委婉的定語修飾：“如果時間管理得當的話”、“這並不是不合理的”、“投入這樣的時間精力才有望找到合夥人開展自己的事業”。
然而，由於律師的工作性質，並不是投入的所有工時都可以算作計費工時，因此所謂的每年2400小時的帶薪工作也就意味著公司可以輕易要求員工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每週工作6天，全年無休假、無病假、無公休。
© Showtime
在金融行業情況也是如此，比如“銀行家工時”（Bankers’ Hours）這個說法，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指的是銀行的營業時間，也就是一天中的上午10點至下午3點，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銀行的營業時間都沒有任何變化，因此，在上世紀這個詞就變成一個戲稱，指代任何輕鬆的工作。
如今，這個詞仍然廣為流傳，但其含義變得更諷刺了，如今這個詞還有另一種說法，是“銀行家的9至5工時”（Bankers' 9-to-5），指的是從上午9點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的凌晨5點下班。
再說說那些精英管理層。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曾經被稱為“組織的化身”（Organization Men），意思是企業中被等級制度保護著的高層人士，其資歷的重要性遠遠高於績效。如今，一個人在企業中爬得越高，僱主也就越是要求此人吃苦耐勞。比如亞馬遜公司提出的“領導原則”，要求經理們保持“堅持不懈的高標準”，並且時刻做到“交付成果”。該公司告誡那些管理層的經理們，當他們在工作中“撞到了一面牆”，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爬到牆上去”。
（www.nytimes.com/2015/08/16/technology/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html）
在一項2005年的調查中，那些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平均每週可以減少25小時的工時。他們認為工作讓自己陷入了一種“時間饑荒”，是工作阻礙了他們與配偶和孩子建立牢固的親密關係，另外，工作並不利於他們維繫家庭，甚至讓他們的性生活不盡如人意。
（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018396）
在最近一次哈佛商學院的調查中，一位高管回答問題時自豪地表示：“我每晚和孩子共處的10分鐘非常有意義，與其把這10分鐘花在工作上，花在孩子身上能發揮出100萬倍的價值。”等等……每天竟然只有10分鐘！
© Showtime
如何優雅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工時壓力？或者，至少做到面不改色地迎接漫長的工時？這樣的問題已經成為了精英階層的成功標準。
社會學家阿莉·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她的著作《時間綁定》（The Time Bind）中有一段面對某大型企業高管的採訪，根據這位高管的觀察，那些既有野心又能夠證明自身能力和奉獻精神的經理們，最終還是會面臨一次“終極淘汰”：“有些人會把自己燃盡，因為他們一直在工作所以變得越來越奇怪……然而那些最頂部的人非常聰明，他們既能保持瘋狂地工作，也能保護自己不會燃燒殆盡，他們仍然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仍然能維繫家庭生活——只有這樣的人最終贏了比賽。”
當一個人只能從自身的人脈資源中獲得收入和社會地位，反過來說，也恰恰是被囚禁於那個關係網，直到把自己耗盡——對於那些精英學生，越是害怕失敗，就越是渴求傳統意義上的成功標誌，哪怕他們很清楚那只是個符號，也開玩笑嘲笑那些東西是孩子才喜歡的“五角星”、“閃亮的小裝飾”；而精英體系中的員工將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無論是真正的熱情還是生命的意義感，想要通過工作找到這些東西都無限接近於不可能。
就這樣，精英體系把一代人拖入陷阱之中，既害怕從社會階梯上跌落，又被虛假的野心隱隱慫恿，就好象一頭永遠飢餓的野獸，從未找到真正的食物，也從不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食物。
© Showtime
再次聲明，精英階層不應該也無權祈求同情，那些被排除在階層特權與利益高樓之外的人不會對他們產生任何同情。但是，當前精英體系統治之下富人同樣是受壓迫的一方，如果忽視這一點必將是個重大失誤。主導著當今社會的富人並不輕鬆，而是正在拼盡全力。
我們熟悉過去那個貴族時代的社會不平等，也成功打破了當時的社會不平等，但是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情形並不適用於今天的這個經濟體系，如今這個不平等的體系恰恰建立在獎勵努力與技能的基礎之上。其結果就是，一個每週工作上百個小時的銀行家只能換來人們的信任，相信自己不是個賺取民脂民膏的投機倒把主義者。如此說來，如今富人付出的努力實際上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富人會比你想象得更容易接受這個論點，因為精英階層自身所處的那個精英陷阱也正在收緊袋口，越來越多的富人開始反對精英體系本身，相信你已經能聽到祈求工作、生活重獲平衡的呼聲越來越急迫了。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精英階層員工表示，如果升遷意味著新的工作要求他們付出更多時間，那麼他們會直接拒絕升遷。
當拉里·克萊默（Larry Kramer）在斯坦福法學院擔任院長時，曾警告畢業生，那些頂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似乎陷入了一個無休止的悖論：想獲得更高工資就需要年輕的律師付出更多時間以增加計費工時；但是要投入更多的工時，又需要得到更高、更合理的工資回報。克萊默感嘆道：這個體系到底是在為誰服務？有任何一方真的願意生活在這樣的體系之中嗎？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Showtime
精英學校也鼓勵學生們順應這樣的節奏，比如，在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學裡，老師提出了一種名叫“每日問題”的任務，學生們必須在放學回家之前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老師卻沒有個這項任務單獨安排時間。而這項練習的意義，就是訓練這些五年級的小學生學會犧牲休息，擠出更多時間處理工作事項。
這類硬性要求的確付出了代價，今天美國的精英中學、精英高中通常要求學生在晚上花費3到5個小時寫作業，對此，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病學家曾經提出過警告，認為課業負擔將導致睡眠不足。更可怕的是，在全美範圍內，富人階層的孩子們比貧窮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他們罹患抑鬱症、焦慮症的概率高達同齡人的3倍之多。
2015年，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教授（Stuart Slavin）對硅谷歐文頓高中的2100名學生進行了不記名調查，結果令人震驚：54%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症狀，不僅如此，還有高達80%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症症狀。
（www.nytimes.com/2016/01/03/opinion/sunday/is-the-drive-for-success-making-our-children-sick.html）
儘管如此，這些學生們仍然有不少理由繼續逼迫自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在幾十年前，這所高中畢業生的精英大學入學率曾經是30%，如今已經降至10%甚至更低。某些特定大學的入學率驟降趨勢尤其明顯：就在1995年，該高中畢業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率曾經高達71%，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連6%都不到。
© Showtime
步入職場後競爭只會愈演愈烈，因為在職場中只有不斷競爭才有可能抓住一個超越其他精英的機會。但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只來自其人脈關係，那麼此人在選擇工作和事業的時候就不可能從自身的興趣和熱情出發。
不僅如此，如果此人還希望自己的收入足夠支持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並通過孩子的教育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精英階層的地位，此人必須把工作視為一種人脈資源的變現渠道，而且只能在一個窄小的範圍內選擇金融、管理、法律和醫療相關工作，並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這份工作之中。
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儘管這些當代貴族本人都自認為生活在一個條件優渥的安逸階層，但如今的精英們正頂著前所未有的強度拼命工作。
1962年，當時的精英律師們收入可能只有如今同行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驕傲地宣佈，美國的普通律師“平均每年的收費工作時長為1300小時。”相比之下，到了2000年，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曾經同樣信心滿滿地宣佈，公司旗下的律師每年的帶薪工作時長高達2400小時。不過這一次，他們還加上了不少委婉的定語修飾：“如果時間管理得當的話”、“這並不是不合理的”、“投入這樣的時間精力才有望找到合夥人開展自己的事業”。
然而，由於律師的工作性質，並不是投入的所有工時都可以算作計費工時，因此所謂的每年2400小時的帶薪工作也就意味著公司可以輕易要求員工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每週工作6天，全年無休假、無病假、無公休。
© Showtime
在金融行業情況也是如此，比如“銀行家工時”（Bankers’ Hours）這個說法，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指的是銀行的營業時間，也就是一天中的上午10點至下午3點，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銀行的營業時間都沒有任何變化，因此，在上世紀這個詞就變成一個戲稱，指代任何輕鬆的工作。
如今，這個詞仍然廣為流傳，但其含義變得更諷刺了，如今這個詞還有另一種說法，是“銀行家的9至5工時”（Bankers' 9-to-5），指的是從上午9點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的凌晨5點下班。
再說說那些精英管理層。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曾經被稱為“組織的化身”（Organization Men），意思是企業中被等級制度保護著的高層人士，其資歷的重要性遠遠高於績效。如今，一個人在企業中爬得越高，僱主也就越是要求此人吃苦耐勞。比如亞馬遜公司提出的“領導原則”，要求經理們保持“堅持不懈的高標準”，並且時刻做到“交付成果”。該公司告誡那些管理層的經理們，當他們在工作中“撞到了一面牆”，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爬到牆上去”。
（www.nytimes.com/2015/08/16/technology/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html）
在一項2005年的調查中，那些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平均每週可以減少25小時的工時。他們認為工作讓自己陷入了一種“時間饑荒”，是工作阻礙了他們與配偶和孩子建立牢固的親密關係，另外，工作並不利於他們維繫家庭，甚至讓他們的性生活不盡如人意。
（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018396）
在最近一次哈佛商學院的調查中，一位高管回答問題時自豪地表示：“我每晚和孩子共處的10分鐘非常有意義，與其把這10分鐘花在工作上，花在孩子身上能發揮出100萬倍的價值。”等等……每天竟然只有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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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優雅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工時壓力？或者，至少做到面不改色地迎接漫長的工時？這樣的問題已經成為了精英階層的成功標準。
社會學家阿莉·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她的著作《時間綁定》（The Time Bind）中有一段面對某大型企業高管的採訪，根據這位高管的觀察，那些既有野心又能夠證明自身能力和奉獻精神的經理們，最終還是會面臨一次“終極淘汰”：“有些人會把自己燃盡，因為他們一直在工作所以變得越來越奇怪……然而那些最頂部的人非常聰明，他們既能保持瘋狂地工作，也能保護自己不會燃燒殆盡，他們仍然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仍然能維繫家庭生活——只有這樣的人最終贏了比賽。”
當一個人只能從自身的人脈資源中獲得收入和社會地位，反過來說，也恰恰是被囚禁於那個關係網，直到把自己耗盡——對於那些精英學生，越是害怕失敗，就越是渴求傳統意義上的成功標誌，哪怕他們很清楚那只是個符號，也開玩笑嘲笑那些東西是孩子才喜歡的“五角星”、“閃亮的小裝飾”；而精英體系中的員工將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無論是真正的熱情還是生命的意義感，想要通過工作找到這些東西都無限接近於不可能。
就這樣，精英體系把一代人拖入陷阱之中，既害怕從社會階梯上跌落，又被虛假的野心隱隱慫恿，就好象一頭永遠飢餓的野獸，從未找到真正的食物，也從不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食物。
© Showtime
再次聲明，精英階層不應該也無權祈求同情，那些被排除在階層特權與利益高樓之外的人不會對他們產生任何同情。但是，當前精英體系統治之下富人同樣是受壓迫的一方，如果忽視這一點必將是個重大失誤。主導著當今社會的富人並不輕鬆，而是正在拼盡全力。
我們熟悉過去那個貴族時代的社會不平等，也成功打破了當時的社會不平等，但是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情形並不適用於今天的這個經濟體系，如今這個不平等的體系恰恰建立在獎勵努力與技能的基礎之上。其結果就是，一個每週工作上百個小時的銀行家只能換來人們的信任，相信自己不是個賺取民脂民膏的投機倒把主義者。如此說來，如今富人付出的努力實際上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富人會比你想象得更容易接受這個論點，因為精英階層自身所處的那個精英陷阱也正在收緊袋口，越來越多的富人開始反對精英體系本身，相信你已經能聽到祈求工作、生活重獲平衡的呼聲越來越急迫了。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精英階層員工表示，如果升遷意味著新的工作要求他們付出更多時間，那麼他們會直接拒絕升遷。
當拉里·克萊默（Larry Kramer）在斯坦福法學院擔任院長時，曾警告畢業生，那些頂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似乎陷入了一個無休止的悖論：想獲得更高工資就需要年輕的律師付出更多時間以增加計費工時；但是要投入更多的工時，又需要得到更高、更合理的工資回報。克萊默感嘆道：這個體系到底是在為誰服務？有任何一方真的願意生活在這樣的體系之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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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擺脫這個精英體系的陷阱並不容易，精英階層自然會抵制任何有損自身權利、威脅其利益的政策。但是需要認清現實：單純從自己的人脈資源中獲得財富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開發自己的潛力，提升內心的生活質量而非物質生活。
那些期望從目前精英體系中分一杯羹就抽身脫離體系的人，實際上也是在自欺欺人。想讓精英階層放棄對自身社會地位執念，唯一的方法是讓更廣泛的人群能獲得社會中良好的教育機會、良好的就業機會，這樣一來，攀登某種社會地位的金字塔就變得沒那麼重要了。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實現這樣的社會呢？首先，教育必須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而如今的教育主要關注富裕家庭中那些接受奢侈訓練的孩子，並以他們作為自身的利益。如果私立學校和大學無法做到從那些收入分配末位三分之二的家庭中至少招收一半的學生，那麼就不應該繼續享有免稅特權。同時，應該通過公共補貼的方式鼓勵學校達到這樣的要求，擴大招生。
與此同時，還應該推行一項平行政策，支持那些不包含複雜培訓的行業，也支持那些沒有高等學歷的員工。比如，衛生保健體系應該進一步強調公共衛生、預防保健的重要性，以及其他由執業護士主導的衛生事業，而不是一味強調那些需要專業醫生以及高科技治療的衛生領域。
另外，法律系統應該增設“法律技術人員”，因為很多日常事務並不需要考取法學博士才能經手管理，比如房地產交易、簡單的遺囑，甚至是無爭議的協議離婚。在金融領域，限制外來金融項目、支持本地小型銀行的政策可以幫助那些擁有中等技術的工人獲得工作機會。而企業的管理者應該把控制權下放到主管級以下，提高公司其他員工的決定權。
解決精英體系帶來的不平等問題，其障礙不來自於技術，而是政策。如今的情況正在引發更多的不滿，更普遍的悲觀，也讓人不斷逼近絕望的邊緣。政治學家傑弗裡A.溫特斯（Jeffrey A. Winters）在他的著作《寡頭政治》（Oligarchy）中研究了從古典時代（Classical Antiquity）到20世紀人類的多個文明、社會，並記錄下一旦財富被集中在狹隘的精英階層中社會將發生什麼後果。幾乎在每一個案例中，這種不平等所帶來的割裂都會引發社會的崩潰，其形式可能是軍事上的失敗（比如羅馬帝國），也可能是引發革命（比如法蘭西王國和俄羅斯帝國）。
"© Mike Osborne
利維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奮鬥的悖論》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階層分化的社會，底層人如果想要擺脫其貧窮的生活，勢必要付出比精英階層更多的代價，這個代價既是心理層面的（長期的焦慮和壓力），也是生理層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狀態導致血液中皮質醇的增高，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那麼，對於那些處在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精英階層的孩子來說，是否一定付出的代價更小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用從小的高壓事務性教育來反覆碾壓和侵佔孩子的快樂天性，從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會可以從容進入到高薪行業，這也是精英階層為了其家族未來階層的穩定而不得不盤算的。
1987年夏天，我（作者，下同）從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不久後離開家前往東北方向的耶魯大學報道。接下來，我花了將近15年時間輾轉多所大學唸書——先是倫敦經濟學院、接著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最後是耶魯法學院，一路走來攢了一大摞學位證書。
今天我在耶魯法學院教書，這裡的學生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令人頭皮發麻：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長和一流大學的產物。我傳授給他們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優勢，而這份優勢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師們授予我的。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自己，都應該把自身的經濟優越與社會地位優勢歸功於精英制度（Meritocracy）。
在20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關於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時，社會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解決方案，而非問題根源。
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率先採用了精英准入原則，此舉的初衷是杜絕精英階層的世襲可能性。
在當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們都信心滿滿，認定自己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有了入學耶路的權利，但新的入學政策看重的是學生的成就而非血統，這就讓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學生有了入學機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賦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個圈層，替代了那些曾經心高氣傲的圈內人士。
時至今日，精英階層仍然宣稱自己是用才華和汗水換來的進身之階，這些手段對任何人都是公開、公平的。但事實上，今天的精英階層已經把任何不符合狹義精英標準的人排除在圈層之外了。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出現了同樣的招生現象，從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了從收入處於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數家庭中招收的學生人數。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注意，圖中“Top 1%”指示區域意為：該比例學生來自收入水平全美排名前1%的家庭。©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 Raj Chet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BER
遺產優先權、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等等貪腐手段繼續為那些有錢人家的入學申請者大開方便之門。之所以權利再度向財富傾斜，其主要原因仍然與精英制度有關。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統計，如果對比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只有4萬~6萬美元家庭，富有家庭子女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平均分數，比貧窮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數高250分。（譯註：進行該項統計時SAT總分為2400分。）對於那些年收入排名在倒數三分之一區間的家庭，每200名考生只有1人的SAT分數可以達到耶魯大學錄取分數的中間值。與此同時，那些頂級銀行、律師事務所以及那些高薪企業幾乎只招收精英大學的畢業生。
（media.collegeboard.com/digitalServices/pdf/research/2013/TotalGroup-2013.pdf）
© The Washington Post
根據另一項研究，吃苦耐勞的圈外人已經享受不到真正的機會了：如果把美國家庭收入水平等分為5個等級，最貧窮的第五級階層中，每100個孩子之中只有1人能最終獲得成功，躋身到收入水平前5%的金字塔頂端。相比較而言，對於那些收入等級在中間的第三級家庭，每50個孩子之中幾乎就有1人能攀登到收入金字塔頂峰。（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kf/hertz_mobility_analysis.pdf）
另外，絕對經濟流動性（Absolute Economic Mobility）也在下降，自上世紀中葉至今，中產階級家庭子女在收入能力方面超過父母的可能性下降了一半還多，在這一點上，中產階級家庭的下滑比貧困家庭更嚴重。對這些現象，精英制度的迴應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失敗，或者某種無法達標的結果，其本質就是在經濟損失的現象上塗抹了一層道德羞辱。
（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abs_mobility_paper.pdf）
經濟流動性指的是在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內，或者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時間內，在收入階梯中提高或降低排位的能力。絕對經濟流動性是測量經濟流動性的方法之一，意為在某個時間段內觀察收入數字的提升或降低，比如子女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是否比其父母在同一年齡段的收入更高。© pewtrusts.org
（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mobility）
經濟不平等往往引發憤怒情緒，而大眾習慣於把矛頭對準精英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過調查發現，將近五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認為如今的大學和專科學院對美國有害。
（www.people-press.org/2017/07/10/sharp-partisan-divisions-in-views-of-national-institutions/）
今年年初，美國多家大學被爆出招生醜聞，自此，普遍存在的強烈公憤進一步惡化，轉變為一種深刻的憎恨情緒。公眾當然有理由感到憤怒，但如今這種憤恨也是極度扭曲的。公眾當然可以對任人唯親感到憤怒，也可以對其他醜陋的精英階層特權感到憤怒，然而正是這種憤怒無形中抬高了精英理想體系的價值。
當然，精英制度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它正在瓦解美國夢——在精英制度創造的競爭中，就算所有人都守規矩，最後的贏家仍然是富人。
但是，精英階層到底贏得了什麼呢？如今，精英制度的受益者也在為自身的需求付出慘痛代價。正如那些設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局外人都必須高強度地工作，富人們為了在圈層之內棲身不得不通過極端昂貴的教育支出獲得相應回報，精英制度無情地讓富人落入這個圈套，正如它無情地把其他人排擠到精英階層以外。
© Showtime
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讓誰為了富人的遭遇掉眼淚，但富人正在遭受精英制度帶來的傷害，這不僅是個事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問題。隨著我們分析精英制度為什麼會傷害到精英階層，可以再次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縮減不平等就意味著削減富人的利益，但如今的情形並非如此——由於造成了不平等結果的精英制度並沒有真正服務於任何人，因此，逃離精英體系的陷阱將最終讓所有人受益。
© Wishpond Blog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早在幼兒階段就開始面對精英制度帶來的壓力。父母並不會讓孩子在幼年時接受以實驗、遊戲為主的教育，而是過早地讓孩子接受那些重複訓練、積累人脈的教育，這些都是進入精英大學並獲得精英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父母有時也很不情願，但終究還是感到自己別無選擇。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城市，那些收入頗豐的父母普遍要替孩子向10家幼兒園投遞入學申請，還要準備應付一連串的作文考試、評估測試還有面試——別忘了，所有這些測試都是為了對年僅4歲的兒童進行評估。當然，申請入學精英小學、中學和高中時還會一遍遍重複這一切。
即使進入這些學府氣氛也並不輕鬆，貴族子弟曾經在這裡享受著特權自我陶醉，如今，精英階層的後代不得不謹慎計算著自己的未來。這裡的孩子盤算著計劃和日程，這裡的舞臺上演著精心編制的才藝表演，這裡的生活重複著一個熟悉的節奏，總有野心、偶爾期待、很快焦慮。
© Showtime
精英學校也鼓勵學生們順應這樣的節奏，比如，在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學裡，老師提出了一種名叫“每日問題”的任務，學生們必須在放學回家之前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老師卻沒有個這項任務單獨安排時間。而這項練習的意義，就是訓練這些五年級的小學生學會犧牲休息，擠出更多時間處理工作事項。
這類硬性要求的確付出了代價，今天美國的精英中學、精英高中通常要求學生在晚上花費3到5個小時寫作業，對此，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病學家曾經提出過警告，認為課業負擔將導致睡眠不足。更可怕的是，在全美範圍內，富人階層的孩子們比貧窮的同齡人有著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他們罹患抑鬱症、焦慮症的概率高達同齡人的3倍之多。
2015年，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教授（Stuart Slavin）對硅谷歐文頓高中的2100名學生進行了不記名調查，結果令人震驚：54%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症狀，不僅如此，還有高達80%的學生表現出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症症狀。
（www.nytimes.com/2016/01/03/opinion/sunday/is-the-drive-for-success-making-our-children-sick.html）
儘管如此，這些學生們仍然有不少理由繼續逼迫自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在幾十年前，這所高中畢業生的精英大學入學率曾經是30%，如今已經降至10%甚至更低。某些特定大學的入學率驟降趨勢尤其明顯：就在1995年，該高中畢業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率曾經高達71%，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連6%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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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職場後競爭只會愈演愈烈，因為在職場中只有不斷競爭才有可能抓住一個超越其他精英的機會。但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只來自其人脈關係，那麼此人在選擇工作和事業的時候就不可能從自身的興趣和熱情出發。
不僅如此，如果此人還希望自己的收入足夠支持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並通過孩子的教育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精英階層的地位，此人必須把工作視為一種人脈資源的變現渠道，而且只能在一個窄小的範圍內選擇金融、管理、法律和醫療相關工作，並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這份工作之中。
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儘管這些當代貴族本人都自認為生活在一個條件優渥的安逸階層，但如今的精英們正頂著前所未有的強度拼命工作。
1962年，當時的精英律師們收入可能只有如今同行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驕傲地宣佈，美國的普通律師“平均每年的收費工作時長為1300小時。”相比之下，到了2000年，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曾經同樣信心滿滿地宣佈，公司旗下的律師每年的帶薪工作時長高達2400小時。不過這一次，他們還加上了不少委婉的定語修飾：“如果時間管理得當的話”、“這並不是不合理的”、“投入這樣的時間精力才有望找到合夥人開展自己的事業”。
然而，由於律師的工作性質，並不是投入的所有工時都可以算作計費工時，因此所謂的每年2400小時的帶薪工作也就意味著公司可以輕易要求員工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每週工作6天，全年無休假、無病假、無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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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行業情況也是如此，比如“銀行家工時”（Bankers’ Hours）這個說法，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指的是銀行的營業時間，也就是一天中的上午10點至下午3點，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銀行的營業時間都沒有任何變化，因此，在上世紀這個詞就變成一個戲稱，指代任何輕鬆的工作。
如今，這個詞仍然廣為流傳，但其含義變得更諷刺了，如今這個詞還有另一種說法，是“銀行家的9至5工時”（Bankers' 9-to-5），指的是從上午9點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的凌晨5點下班。
再說說那些精英管理層。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曾經被稱為“組織的化身”（Organization Men），意思是企業中被等級制度保護著的高層人士，其資歷的重要性遠遠高於績效。如今，一個人在企業中爬得越高，僱主也就越是要求此人吃苦耐勞。比如亞馬遜公司提出的“領導原則”，要求經理們保持“堅持不懈的高標準”，並且時刻做到“交付成果”。該公司告誡那些管理層的經理們，當他們在工作中“撞到了一面牆”，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爬到牆上去”。
（www.nytimes.com/2015/08/16/technology/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html）
在一項2005年的調查中，那些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平均每週可以減少25小時的工時。他們認為工作讓自己陷入了一種“時間饑荒”，是工作阻礙了他們與配偶和孩子建立牢固的親密關係，另外，工作並不利於他們維繫家庭，甚至讓他們的性生活不盡如人意。
（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018396）
在最近一次哈佛商學院的調查中，一位高管回答問題時自豪地表示：“我每晚和孩子共處的10分鐘非常有意義，與其把這10分鐘花在工作上，花在孩子身上能發揮出100萬倍的價值。”等等……每天竟然只有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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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優雅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工時壓力？或者，至少做到面不改色地迎接漫長的工時？這樣的問題已經成為了精英階層的成功標準。
社會學家阿莉·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她的著作《時間綁定》（The Time Bind）中有一段面對某大型企業高管的採訪，根據這位高管的觀察，那些既有野心又能夠證明自身能力和奉獻精神的經理們，最終還是會面臨一次“終極淘汰”：“有些人會把自己燃盡，因為他們一直在工作所以變得越來越奇怪……然而那些最頂部的人非常聰明，他們既能保持瘋狂地工作，也能保護自己不會燃燒殆盡，他們仍然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仍然能維繫家庭生活——只有這樣的人最終贏了比賽。”
當一個人只能從自身的人脈資源中獲得收入和社會地位，反過來說，也恰恰是被囚禁於那個關係網，直到把自己耗盡——對於那些精英學生，越是害怕失敗，就越是渴求傳統意義上的成功標誌，哪怕他們很清楚那只是個符號，也開玩笑嘲笑那些東西是孩子才喜歡的“五角星”、“閃亮的小裝飾”；而精英體系中的員工將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無論是真正的熱情還是生命的意義感，想要通過工作找到這些東西都無限接近於不可能。
就這樣，精英體系把一代人拖入陷阱之中，既害怕從社會階梯上跌落，又被虛假的野心隱隱慫恿，就好象一頭永遠飢餓的野獸，從未找到真正的食物，也從不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食物。
© Showtime
再次聲明，精英階層不應該也無權祈求同情，那些被排除在階層特權與利益高樓之外的人不會對他們產生任何同情。但是，當前精英體系統治之下富人同樣是受壓迫的一方，如果忽視這一點必將是個重大失誤。主導著當今社會的富人並不輕鬆，而是正在拼盡全力。
我們熟悉過去那個貴族時代的社會不平等，也成功打破了當時的社會不平等，但是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情形並不適用於今天的這個經濟體系，如今這個不平等的體系恰恰建立在獎勵努力與技能的基礎之上。其結果就是，一個每週工作上百個小時的銀行家只能換來人們的信任，相信自己不是個賺取民脂民膏的投機倒把主義者。如此說來，如今富人付出的努力實際上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富人會比你想象得更容易接受這個論點，因為精英階層自身所處的那個精英陷阱也正在收緊袋口，越來越多的富人開始反對精英體系本身，相信你已經能聽到祈求工作、生活重獲平衡的呼聲越來越急迫了。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精英階層員工表示，如果升遷意味著新的工作要求他們付出更多時間，那麼他們會直接拒絕升遷。
當拉里·克萊默（Larry Kramer）在斯坦福法學院擔任院長時，曾警告畢業生，那些頂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似乎陷入了一個無休止的悖論：想獲得更高工資就需要年輕的律師付出更多時間以增加計費工時；但是要投入更多的工時，又需要得到更高、更合理的工資回報。克萊默感嘆道：這個體系到底是在為誰服務？有任何一方真的願意生活在這樣的體系之中嗎？
© Showtime
想要擺脫這個精英體系的陷阱並不容易，精英階層自然會抵制任何有損自身權利、威脅其利益的政策。但是需要認清現實：單純從自己的人脈資源中獲得財富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開發自己的潛力，提升內心的生活質量而非物質生活。
那些期望從目前精英體系中分一杯羹就抽身脫離體系的人，實際上也是在自欺欺人。想讓精英階層放棄對自身社會地位執念，唯一的方法是讓更廣泛的人群能獲得社會中良好的教育機會、良好的就業機會，這樣一來，攀登某種社會地位的金字塔就變得沒那麼重要了。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實現這樣的社會呢？首先，教育必須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而如今的教育主要關注富裕家庭中那些接受奢侈訓練的孩子，並以他們作為自身的利益。如果私立學校和大學無法做到從那些收入分配末位三分之二的家庭中至少招收一半的學生，那麼就不應該繼續享有免稅特權。同時，應該通過公共補貼的方式鼓勵學校達到這樣的要求，擴大招生。
與此同時，還應該推行一項平行政策，支持那些不包含複雜培訓的行業，也支持那些沒有高等學歷的員工。比如，衛生保健體系應該進一步強調公共衛生、預防保健的重要性，以及其他由執業護士主導的衛生事業，而不是一味強調那些需要專業醫生以及高科技治療的衛生領域。
另外，法律系統應該增設“法律技術人員”，因為很多日常事務並不需要考取法學博士才能經手管理，比如房地產交易、簡單的遺囑，甚至是無爭議的協議離婚。在金融領域，限制外來金融項目、支持本地小型銀行的政策可以幫助那些擁有中等技術的工人獲得工作機會。而企業的管理者應該把控制權下放到主管級以下，提高公司其他員工的決定權。
解決精英體系帶來的不平等問題，其障礙不來自於技術，而是政策。如今的情況正在引發更多的不滿，更普遍的悲觀，也讓人不斷逼近絕望的邊緣。政治學家傑弗裡A.溫特斯（Jeffrey A. Winters）在他的著作《寡頭政治》（Oligarchy）中研究了從古典時代（Classical Antiquity）到20世紀人類的多個文明、社會，並記錄下一旦財富被集中在狹隘的精英階層中社會將發生什麼後果。幾乎在每一個案例中，這種不平等所帶來的割裂都會引發社會的崩潰，其形式可能是軍事上的失敗（比如羅馬帝國），也可能是引發革命（比如法蘭西王國和俄羅斯帝國）。
© Edmon De Haro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有理由對未來心懷希望的。因為歷史上的確有一些積極的案例，社會和文明可以從財富集中的不平等狀態中復甦，比如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國，政府以羅斯福新政應對大蕭條，也帶動了一批中產階級家庭成長，最終成為上世紀中葉美國的核心支柱。
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主引擎作用的，並非政府的重新分配政策。羅斯福政府建立起來的普遍繁榮，其基礎來自於一個勞動力經濟市場，正是這個市場促進了經濟平等，遏制了等級制度——比如，通過《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大幅度增加受教育機會，另外，促使中等技能的中產階級工人在生產中扮演核心角色。
面對今天的局面，我們仍然可以將這個法案進行更新迭代並投入施行，重新增加受教育機會，重新加強中產階級勞動者的作用，這兩方面的政策可以相互支持。與此同時，只要收入和社會地位的下降仍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精英階層也終於能夠再次享受到應得的休息。不僅如此，中產階級也可以重新獲得相應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並再次支撐起美國人的生活。
重建民主的經濟秩序勢必困難重重，但是經濟民主將給每一個人帶來益處，值得我們為之努力。放任現狀愈演愈烈只能導致悲劇與崩潰，這樣的未來讓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嘗試改變。
文/Daniel Markovits
譯/夜神月
校對/何裡活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9/meritocracys-miserable-winners/594760
本文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由夜神月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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