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科技日報
愛國情 奮鬥者
11年很長,也很短。
11年前,參與汶川地震災後心理援助時,吳坎坎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心理所)的一名研究生。現在,他是心理所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祕書長。
“我最自豪的,就是完成了心理所前所長張侃老師的心願,初步建立了心理援助的全國聯盟和長效機制。”吳坎坎說。
最近這一年,他去到四川宜賓、貴州水城等多地。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心理援助,哪裡就有他。前不久,他才從四川宜賓地震災區返回北京。
當年抱著“喝喝咖啡、聊聊天就能賺錢”的美好願望報考心理所的吳坎坎笑稱,如今只做到了能經常“聊聊天”。
執拗地在依然小眾且相對不太主流的災後心理援助領域裡摸索,吳坎坎說,這個過程雖辛苦,但卻讓他倍感欣慰。
第一次覺得“心理學有用”
吳坎坎第一次接觸災後心理援助,是在2008年。
那年,汶川地震猝不及防地讓許多人失去了家園、親人。地震發生後,在時任所長張侃的推動下,心理所迅速組織心理援助工作隊開赴災區。
這是一次傾心理所全所之力的行動,這也是國內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心理援助。
吳坎坎的導師也在援助隊伍中。他很想去災區,就給導師發了一封申請郵件。導師認為他沒有太多經驗,還是等情況穩定一點後再來。2008年6月12日,在地震發生後一個月,吳坎坎來到了北川,協助心理學專家工作。
那是吳坎坎頭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到大規模的死亡,也是第一次發覺“心理學有用”,它能實實在在地發揮作用,甚至可以救命。
對於國內的心理援助來說,2008年是個分界線。此前,心理援助活動只是零零散散地展開。汶川地震後,國內開設心理學專業的高校幾乎全部派出師生前往災區,心理援助也開始為公眾所知。
雖然學了多年的心理學,但是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面對如此龐大的受災人群,特別是喪親家庭的悲痛欲絕,吳坎坎手足無措。
他只能多看多聽多學多做。“早期在災區的工作性質類似義工,我基本什麼都幹過。”吳坎坎說,等真正開始開展專業的心理援助後,讓他感到最難的,就是如何與援助對象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係。
災區內的東方汽輪機廠受災非常嚴重,為保證安全,整個工廠的家屬區在災後就被封鎖了,廠內職工只能在限定時間內把家裡的東西搬到臨時板房區去。
為了迅速和這裡的職工熟絡,吳坎坎常去幫他們搬家,雖然每天都累得全身痠痛,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與東方汽輪機廠職工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攻克了工作中最大的難關。
吳坎坎持續在四川綿竹和德陽待了近兩年的時間。此後,他的腳步一路追隨著災難發生的足跡,走到了玉樹、舟曲、盈江、彝良等十幾個災區。
點滴摸索成就專業規範
11年前的那場地震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包括吳坎坎。
畢業後,吳坎坎留在心理所工作,成為全國極少數的全職災後心理援助工作人員。當年一起讀心理學碩士的40多個同學,只有他留在了災後心理援助領域。
沿著張侃所長及前輩的腳步,吳坎坎開始思索如何將災後心理援助做得更專業。
在汶川地震期間,全國心理學專業師生蜂擁而至,但由於經驗不足,發生過頻繁“騷擾”災區民眾、揭傷疤等事件。
“我們最開始也不太懂,往往就是拿著評估工具走訪群眾,比如你家裡有沒有親人去世之類的。”吳坎坎說,但這種揭傷疤的做法適得其反,“甚至當時有種說法叫‘防火防盜防心理’”。
“我們現在就不會拿著問卷去了,而是將其默記在心裡,在建立關係後,等待訪談對象主動敞開心扉。”吳坎坎說。
這麼多年心理援助工作中,吳坎坎一直難以忘記的,是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這個女孩因受驚嚇變得自閉、不愛說話。在心理援助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她逐漸變得開朗,併成為小志願者的組長。
“等我們離開時,她追著我們的車跑了很遠。”吳坎坎說,當時的他感動又心疼。他意識到,太過親密的關係給孩子們帶來的二次心理傷害同樣不容忽視。
“對孩子來說,如果志願者、心理諮詢師與他們太過親密,孩子就會特別喜歡黏著你,感覺你能替代他們已經去世的親人。但實際上,志願者和心理諮詢師服務時間再長,也終究是要走的。”吳坎坎說,“所以後來我們在與孩子們相處時,就會注意自己的身份,也會告訴孩子我們會離開的時間,讓他們慢慢接受,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以心理所這支“國家隊”為主力軍的中國心理援助,就這樣在一點一滴的探索中逐步規範、成長起來。
基於這些實踐,我國災後心理援助的理論也不斷進步。近年來,吳坎坎參與探索了適用於國人的心理創傷診斷標準。他帶領團隊自主研發的全國心理援助聯盟心理援助技術平臺,建成了擁有38萬名受災群眾的包含多項生物與心理健康指標的數據平臺,並形成了系列流行病學、症狀分類和臨床干預研究報告。
培養當地心理援助力量
相比於這些成績,讓吳坎更有成就感的,是他親手推動建立起一支長期致力於災後心理援助的隊伍。
據2009年的媒體報道,在四川地震災區工作過半個月以上的心理干預志願者雖有近2000人,但有經驗的心理援助者卻相當稀缺。
2015年,在心理所現任所長傅小蘭的支持下,吳坎坎作為祕書長推動成立了心理所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把有經驗的、仍在做心理援助的專家和專業志願者聚集了起來。
截至目前,聯盟已有專家100餘人,成員單位65家,可隨時調用並參與災後心理援助超過1個月的專業志願者150餘人,初步建立起了覆蓋全國各省市的應急管理的專業心理援助隊伍體系。
他們現在的工作模式是,災難發生後,聯盟工作人員首先進行需求調研,瞭解好是否需要派人、派什麼人、在哪裡能開展工作等情況,同時與當地政府、醫院、基金會等機構取得聯繫,隨後派出有經驗的志願者進行了為期1年、3年或5年的心理援助工作。
“我同事都調侃我是個‘大忽悠’,為了第一時間組建高效、專業的團隊,經常抄起電話、打開微信就問誰誰誰能去災區嗎?”吳坎坎笑稱。
還是在2015年,吳坎坎還推動成立了公益組織“北京中科心理援助中心”。“僅靠我一個人打電話、發微信去發動志願者肯定不太可能,而且聯盟組織相對比較鬆散,這個中心的成員基本是和我一起從汶川地震走過來的,都是經驗非常豐富且有熱情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吳坎坎說。
“專業、長期、可持續,這是對災後心理援助工作的基本要求。”吳坎坎說,要做到這一點,僅靠臨時駐紮災區的志願者是不夠的。因而,張侃此前就提出,要通過開展培訓、組織課程比賽等活動,培養當地的心理援助力量。
經過多年發展, 依靠當地力量已成為我國心理援助的特色。“我們培養了一批當地力量,包括教師、婦聯工作人員等,點燃了星星之火。”吳坎坎說。
“但我們感覺目前的力量還是不夠,當多個災情同時發生,就有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覺。”吳坎坎坦言,“心理援助做了這麼多年,可主要還是我們這些‘老人’在做,新隊伍的培養工作任重道遠。”
近兩年,他開始嘗試從一線抽離,站在心理所這個國家隊的立場,從更高層面看待心理援助。
“我們正在抓緊培訓更多專業人員,比如國家救援隊、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中的專業心理疏導人員等。”吳坎坎說,他如今琢磨更多的,是怎樣讓更多人蔘與進來,如何推動心理援助成為一個學科,以及怎麼推動國家政策落地。
汶川地震之後,國務院陸續將“心理援助”寫入震區《災後恢復重建條例》,5年後,《精神衛生法》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的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應當包括心理援助的內容。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中,Ⅰ、Ⅱ、Ⅲ、Ⅳ級應急預案都提到“國家衛生計生委指導受災省(區、市)做好醫療救治、衛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
“前10年有了政策,那麼今後10年我們的主要工作是讓政策發揮作用。“吳坎坎說。（記者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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