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敗1994：中國搖滾傷心往事'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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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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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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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但花起錢來，有些人覺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軟了。
有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萬塊錢的飯等製作人報銷。
“面孔”那張《火的本能》發行後，就是因為錢的問題才動手。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但花起錢來，有些人覺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軟了。
有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萬塊錢的飯等製作人報銷。
“面孔”那張《火的本能》發行後，就是因為錢的問題才動手。
面孔樂隊
因為養著樂手，資本也自戀地產生了一種救人於水火的優越感。
方可行就說了：
“沒有滾石，那些人不過是街上的二流子！”
當然資本也不傻，他們洞察到內地樂手們渴望穩定收入的心理，以較低的工資拴住他們，甚至用一些二手樂器換來長期版權。
這群60年代的社會主義無產者完全不懂商業遊戲的規則，稀裡糊塗簽了合同。
也難怪多年後竇仙兒說臺灣人不是來扶持內地搖滾而是來佔山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原本就不樂觀的市場，還要受到盜版的夾擊。
1993年，盜版磁帶《中國大搖滾》發行，滾圈兒聯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們！”。
《黑豹》剛在香港發行，內地就盜版氾濫。
後來直接有人給趙明義打電話說：“你錄音時把帶子悄悄帶出來給我，我給你三十萬。”
從政策到商業，從自身頑疾到盜版圍攻，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一開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國搖滾，到底難逃一劫。
如果說以上種種還不足以擊沉初代搖滾這艘風浪中的小舟，那麼另外兩個字則成了壓垮駱駝的致命稻草。
通常而言，我們把它叫做：時勢。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但花起錢來，有些人覺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軟了。
有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萬塊錢的飯等製作人報銷。
“面孔”那張《火的本能》發行後，就是因為錢的問題才動手。
面孔樂隊
因為養著樂手，資本也自戀地產生了一種救人於水火的優越感。
方可行就說了：
“沒有滾石，那些人不過是街上的二流子！”
當然資本也不傻，他們洞察到內地樂手們渴望穩定收入的心理，以較低的工資拴住他們，甚至用一些二手樂器換來長期版權。
這群60年代的社會主義無產者完全不懂商業遊戲的規則，稀裡糊塗簽了合同。
也難怪多年後竇仙兒說臺灣人不是來扶持內地搖滾而是來佔山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原本就不樂觀的市場，還要受到盜版的夾擊。
1993年，盜版磁帶《中國大搖滾》發行，滾圈兒聯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們！”。
《黑豹》剛在香港發行，內地就盜版氾濫。
後來直接有人給趙明義打電話說：“你錄音時把帶子悄悄帶出來給我，我給你三十萬。”
從政策到商業，從自身頑疾到盜版圍攻，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一開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國搖滾，到底難逃一劫。
如果說以上種種還不足以擊沉初代搖滾這艘風浪中的小舟，那麼另外兩個字則成了壓垮駱駝的致命稻草。
通常而言，我們把它叫做：時勢。
時勢就是你擋不住。
老人南巡的第二年，樂評人金兆鈞就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浪漫主義，不是現實批判的搖滾精神。中國人剛開始掙錢，老百姓會在很長時期內先追求錢。人們不會過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
同一時期的張培仁卻表示，五年之內，中國搖滾就能帶來革新，對整個亞洲產生影響。
不過他說這話的前提是：只要它沒夭折，持續發展。
可惜商業化才到第四年，就已呈現出虛假繁榮的態勢。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但花起錢來，有些人覺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軟了。
有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萬塊錢的飯等製作人報銷。
“面孔”那張《火的本能》發行後，就是因為錢的問題才動手。
面孔樂隊
因為養著樂手，資本也自戀地產生了一種救人於水火的優越感。
方可行就說了：
“沒有滾石，那些人不過是街上的二流子！”
當然資本也不傻，他們洞察到內地樂手們渴望穩定收入的心理，以較低的工資拴住他們，甚至用一些二手樂器換來長期版權。
這群60年代的社會主義無產者完全不懂商業遊戲的規則，稀裡糊塗簽了合同。
也難怪多年後竇仙兒說臺灣人不是來扶持內地搖滾而是來佔山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原本就不樂觀的市場，還要受到盜版的夾擊。
1993年，盜版磁帶《中國大搖滾》發行，滾圈兒聯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們！”。
《黑豹》剛在香港發行，內地就盜版氾濫。
後來直接有人給趙明義打電話說：“你錄音時把帶子悄悄帶出來給我，我給你三十萬。”
從政策到商業，從自身頑疾到盜版圍攻，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一開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國搖滾，到底難逃一劫。
如果說以上種種還不足以擊沉初代搖滾這艘風浪中的小舟，那麼另外兩個字則成了壓垮駱駝的致命稻草。
通常而言，我們把它叫做：時勢。
時勢就是你擋不住。
老人南巡的第二年，樂評人金兆鈞就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浪漫主義，不是現實批判的搖滾精神。中國人剛開始掙錢，老百姓會在很長時期內先追求錢。人們不會過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
同一時期的張培仁卻表示，五年之內，中國搖滾就能帶來革新，對整個亞洲產生影響。
不過他說這話的前提是：只要它沒夭折，持續發展。
可惜商業化才到第四年，就已呈現出虛假繁榮的態勢。
搖滾最火爆時，更多老百姓還是熱愛靡靡之音。
“魔巖”去紅磡之前，“校園民謠”席捲各大排行榜，廣州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所謂“94新生代”集體爆發。
類似《愛情鳥》《讓我輕輕地告訴你》這種甜軟之音更符合大眾審美。
1994年看似是搖滾巔峰，實際上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
1994年，高曉鬆、那英等人在上海吃飯，宣佈內地流行樂壇成立。
楊鈺瑩、毛寧的歌出現在各大點播臺中，李春波、謝東等人紛紛拿出代表作。
待民謠風過去，大緊又拉上師兄宋柯成立麥田音樂，很快就挖掘出樸師傅。
香港四大天王聲勢不減，王菲登上《時代週刊》，但這群人風頭都不及第二年的任賢齊，他把《心太軟》唱遍中國各個角落。
這首充斥著大白話的哀柔情歌奠定了那個時代的流行審美，以至於打著搖滾旗號1989年成立的“零點”最火的歌也叫《愛不愛我》。
緊接著，《還珠格格》逆襲爆炸，塑造出第一個全民偶像，影視資本蠢蠢欲動，內地娛樂產業從拓荒期步入青春發育。
同樣是1994年，互聯網接入中國，內地電視市場開始改革，好萊塢大片在中國首次上映。
這些當時看起來細微的變化，為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內地娛樂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選秀、造星、網紅、票房神話，將一個也不會少。
數十年間，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又一個紅人隨風而逝。
與此同時，初代搖滾可謂節節敗退，潰不成軍。
“黑豹”換了無數主唱，後來又是搞影視又是開店，賠得一塌糊塗；何勇靠藥物生存，搬離鐘鼓樓，沒了女朋友，養的狗也死了；竇唯沉迷於音樂實驗，自稱與搖滾沒有關係；張楚沉寂八年，出現在《天天向上》時年輕人都不知道他是誰；丁武去《我是歌手》幫唱老狼，華麗的高腔不復當年，面對質疑，他說聲帶做過手術，不能不降調了……
娛樂潮襲來時，老炮兒們都跟不上趟。
當初LV還找張楚站臺呢，可《造飛機的工廠》越發遠離主流娛樂審美，不會迎合。
“超載”的高旗倒試過寫上口的流行歌，寫來寫去，發現迷失了自我，只能放棄。
大張偉老師說：“那時候我搞朋克，一幫小孩兒蹲臺下看著我那眼神，就跟看一髒褲衩兒似的。他們都不是真喜歡，就是瞎起鬨。”
看到滾圈兒還有人三十多歲了滿大街晃悠，他就果斷撤退了。
“忙蜂”酒吧的老闆跟他說自己搖滾時一個月兩百塊錢也能活。
大老師問：“我能活，我爸媽怎麼辦？”
被“90現代音樂會”迷得神魂顛倒的臧鴻飛不無哀傷地給大家指了條明路：
“搞了搖滾二十年，不如錄綜藝兩天。”
當初張培仁離開，發誓三年後回來，結果一去就是風霜雨雪。
再回來時，山河已鉅變。
後來，他不得不承認：“直指人心已不是這個時代的主音，不管對與錯，你認不認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擋的。”
那個方向，早已和當年的馬克西姆無關。
紅磡十年紀念，張培仁還曾給內地滾圈兒寫信，表達歉意。
其實又有什麼可道歉的呢。
電影《馬路天使》裡講得好啊：
“大家都是一樣的命苦，誰也說不上原諒誰。”
時隔經年，一路見證初代搖滾成長的攝影師高原開影展時，竇家媛看著作品問她媽：“你現在還聽那些歌嗎？”
高原說早不聽了：“我愛聽相聲，圖一樂呵。”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但花起錢來，有些人覺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軟了。
有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萬塊錢的飯等製作人報銷。
“面孔”那張《火的本能》發行後，就是因為錢的問題才動手。
面孔樂隊
因為養著樂手，資本也自戀地產生了一種救人於水火的優越感。
方可行就說了：
“沒有滾石，那些人不過是街上的二流子！”
當然資本也不傻，他們洞察到內地樂手們渴望穩定收入的心理，以較低的工資拴住他們，甚至用一些二手樂器換來長期版權。
這群60年代的社會主義無產者完全不懂商業遊戲的規則，稀裡糊塗簽了合同。
也難怪多年後竇仙兒說臺灣人不是來扶持內地搖滾而是來佔山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原本就不樂觀的市場，還要受到盜版的夾擊。
1993年，盜版磁帶《中國大搖滾》發行，滾圈兒聯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們！”。
《黑豹》剛在香港發行，內地就盜版氾濫。
後來直接有人給趙明義打電話說：“你錄音時把帶子悄悄帶出來給我，我給你三十萬。”
從政策到商業，從自身頑疾到盜版圍攻，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一開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國搖滾，到底難逃一劫。
如果說以上種種還不足以擊沉初代搖滾這艘風浪中的小舟，那麼另外兩個字則成了壓垮駱駝的致命稻草。
通常而言，我們把它叫做：時勢。
時勢就是你擋不住。
老人南巡的第二年，樂評人金兆鈞就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浪漫主義，不是現實批判的搖滾精神。中國人剛開始掙錢，老百姓會在很長時期內先追求錢。人們不會過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
同一時期的張培仁卻表示，五年之內，中國搖滾就能帶來革新，對整個亞洲產生影響。
不過他說這話的前提是：只要它沒夭折，持續發展。
可惜商業化才到第四年，就已呈現出虛假繁榮的態勢。
搖滾最火爆時，更多老百姓還是熱愛靡靡之音。
“魔巖”去紅磡之前，“校園民謠”席捲各大排行榜，廣州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所謂“94新生代”集體爆發。
類似《愛情鳥》《讓我輕輕地告訴你》這種甜軟之音更符合大眾審美。
1994年看似是搖滾巔峰，實際上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
1994年，高曉鬆、那英等人在上海吃飯，宣佈內地流行樂壇成立。
楊鈺瑩、毛寧的歌出現在各大點播臺中，李春波、謝東等人紛紛拿出代表作。
待民謠風過去，大緊又拉上師兄宋柯成立麥田音樂，很快就挖掘出樸師傅。
香港四大天王聲勢不減，王菲登上《時代週刊》，但這群人風頭都不及第二年的任賢齊，他把《心太軟》唱遍中國各個角落。
這首充斥著大白話的哀柔情歌奠定了那個時代的流行審美，以至於打著搖滾旗號1989年成立的“零點”最火的歌也叫《愛不愛我》。
緊接著，《還珠格格》逆襲爆炸，塑造出第一個全民偶像，影視資本蠢蠢欲動，內地娛樂產業從拓荒期步入青春發育。
同樣是1994年，互聯網接入中國，內地電視市場開始改革，好萊塢大片在中國首次上映。
這些當時看起來細微的變化，為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內地娛樂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選秀、造星、網紅、票房神話，將一個也不會少。
數十年間，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又一個紅人隨風而逝。
與此同時，初代搖滾可謂節節敗退，潰不成軍。
“黑豹”換了無數主唱，後來又是搞影視又是開店，賠得一塌糊塗；何勇靠藥物生存，搬離鐘鼓樓，沒了女朋友，養的狗也死了；竇唯沉迷於音樂實驗，自稱與搖滾沒有關係；張楚沉寂八年，出現在《天天向上》時年輕人都不知道他是誰；丁武去《我是歌手》幫唱老狼，華麗的高腔不復當年，面對質疑，他說聲帶做過手術，不能不降調了……
娛樂潮襲來時，老炮兒們都跟不上趟。
當初LV還找張楚站臺呢，可《造飛機的工廠》越發遠離主流娛樂審美，不會迎合。
“超載”的高旗倒試過寫上口的流行歌，寫來寫去，發現迷失了自我，只能放棄。
大張偉老師說：“那時候我搞朋克，一幫小孩兒蹲臺下看著我那眼神，就跟看一髒褲衩兒似的。他們都不是真喜歡，就是瞎起鬨。”
看到滾圈兒還有人三十多歲了滿大街晃悠，他就果斷撤退了。
“忙蜂”酒吧的老闆跟他說自己搖滾時一個月兩百塊錢也能活。
大老師問：“我能活，我爸媽怎麼辦？”
被“90現代音樂會”迷得神魂顛倒的臧鴻飛不無哀傷地給大家指了條明路：
“搞了搖滾二十年，不如錄綜藝兩天。”
當初張培仁離開，發誓三年後回來，結果一去就是風霜雨雪。
再回來時，山河已鉅變。
後來，他不得不承認：“直指人心已不是這個時代的主音，不管對與錯，你認不認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擋的。”
那個方向，早已和當年的馬克西姆無關。
紅磡十年紀念，張培仁還曾給內地滾圈兒寫信，表達歉意。
其實又有什麼可道歉的呢。
電影《馬路天使》裡講得好啊：
“大家都是一樣的命苦，誰也說不上原諒誰。”
時隔經年，一路見證初代搖滾成長的攝影師高原開影展時，竇家媛看著作品問她媽：“你現在還聽那些歌嗎？”
高原說早不聽了：“我愛聽相聲，圖一樂呵。”
你別說，中國搖滾協會副會長，還真是一說相聲的。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但花起錢來，有些人覺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軟了。
有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萬塊錢的飯等製作人報銷。
“面孔”那張《火的本能》發行後，就是因為錢的問題才動手。
面孔樂隊
因為養著樂手，資本也自戀地產生了一種救人於水火的優越感。
方可行就說了：
“沒有滾石，那些人不過是街上的二流子！”
當然資本也不傻，他們洞察到內地樂手們渴望穩定收入的心理，以較低的工資拴住他們，甚至用一些二手樂器換來長期版權。
這群60年代的社會主義無產者完全不懂商業遊戲的規則，稀裡糊塗簽了合同。
也難怪多年後竇仙兒說臺灣人不是來扶持內地搖滾而是來佔山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原本就不樂觀的市場，還要受到盜版的夾擊。
1993年，盜版磁帶《中國大搖滾》發行，滾圈兒聯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們！”。
《黑豹》剛在香港發行，內地就盜版氾濫。
後來直接有人給趙明義打電話說：“你錄音時把帶子悄悄帶出來給我，我給你三十萬。”
從政策到商業，從自身頑疾到盜版圍攻，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一開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國搖滾，到底難逃一劫。
如果說以上種種還不足以擊沉初代搖滾這艘風浪中的小舟，那麼另外兩個字則成了壓垮駱駝的致命稻草。
通常而言，我們把它叫做：時勢。
時勢就是你擋不住。
老人南巡的第二年，樂評人金兆鈞就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浪漫主義，不是現實批判的搖滾精神。中國人剛開始掙錢，老百姓會在很長時期內先追求錢。人們不會過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
同一時期的張培仁卻表示，五年之內，中國搖滾就能帶來革新，對整個亞洲產生影響。
不過他說這話的前提是：只要它沒夭折，持續發展。
可惜商業化才到第四年，就已呈現出虛假繁榮的態勢。
搖滾最火爆時，更多老百姓還是熱愛靡靡之音。
“魔巖”去紅磡之前，“校園民謠”席捲各大排行榜，廣州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所謂“94新生代”集體爆發。
類似《愛情鳥》《讓我輕輕地告訴你》這種甜軟之音更符合大眾審美。
1994年看似是搖滾巔峰，實際上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
1994年，高曉鬆、那英等人在上海吃飯，宣佈內地流行樂壇成立。
楊鈺瑩、毛寧的歌出現在各大點播臺中，李春波、謝東等人紛紛拿出代表作。
待民謠風過去，大緊又拉上師兄宋柯成立麥田音樂，很快就挖掘出樸師傅。
香港四大天王聲勢不減，王菲登上《時代週刊》，但這群人風頭都不及第二年的任賢齊，他把《心太軟》唱遍中國各個角落。
這首充斥著大白話的哀柔情歌奠定了那個時代的流行審美，以至於打著搖滾旗號1989年成立的“零點”最火的歌也叫《愛不愛我》。
緊接著，《還珠格格》逆襲爆炸，塑造出第一個全民偶像，影視資本蠢蠢欲動，內地娛樂產業從拓荒期步入青春發育。
同樣是1994年，互聯網接入中國，內地電視市場開始改革，好萊塢大片在中國首次上映。
這些當時看起來細微的變化，為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內地娛樂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選秀、造星、網紅、票房神話，將一個也不會少。
數十年間，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又一個紅人隨風而逝。
與此同時，初代搖滾可謂節節敗退，潰不成軍。
“黑豹”換了無數主唱，後來又是搞影視又是開店，賠得一塌糊塗；何勇靠藥物生存，搬離鐘鼓樓，沒了女朋友，養的狗也死了；竇唯沉迷於音樂實驗，自稱與搖滾沒有關係；張楚沉寂八年，出現在《天天向上》時年輕人都不知道他是誰；丁武去《我是歌手》幫唱老狼，華麗的高腔不復當年，面對質疑，他說聲帶做過手術，不能不降調了……
娛樂潮襲來時，老炮兒們都跟不上趟。
當初LV還找張楚站臺呢，可《造飛機的工廠》越發遠離主流娛樂審美，不會迎合。
“超載”的高旗倒試過寫上口的流行歌，寫來寫去，發現迷失了自我，只能放棄。
大張偉老師說：“那時候我搞朋克，一幫小孩兒蹲臺下看著我那眼神，就跟看一髒褲衩兒似的。他們都不是真喜歡，就是瞎起鬨。”
看到滾圈兒還有人三十多歲了滿大街晃悠，他就果斷撤退了。
“忙蜂”酒吧的老闆跟他說自己搖滾時一個月兩百塊錢也能活。
大老師問：“我能活，我爸媽怎麼辦？”
被“90現代音樂會”迷得神魂顛倒的臧鴻飛不無哀傷地給大家指了條明路：
“搞了搖滾二十年，不如錄綜藝兩天。”
當初張培仁離開，發誓三年後回來，結果一去就是風霜雨雪。
再回來時，山河已鉅變。
後來，他不得不承認：“直指人心已不是這個時代的主音，不管對與錯，你認不認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擋的。”
那個方向，早已和當年的馬克西姆無關。
紅磡十年紀念，張培仁還曾給內地滾圈兒寫信，表達歉意。
其實又有什麼可道歉的呢。
電影《馬路天使》裡講得好啊：
“大家都是一樣的命苦，誰也說不上原諒誰。”
時隔經年，一路見證初代搖滾成長的攝影師高原開影展時，竇家媛看著作品問她媽：“你現在還聽那些歌嗎？”
高原說早不聽了：“我愛聽相聲，圖一樂呵。”
你別說，中國搖滾協會副會長，還真是一說相聲的。
1988年的冬天，張培仁產生一個想法。
八十年代即將逝去，他想出一張專輯，創作一些歌，不用迎合當時的臺灣市場，不用在意別人的看法，只想在速變的時代裡談談理想和渴望。
結果，這張名為《新樂園》的唱片只賣了三萬張。
一年後，心懷狂想的張培仁跨海而過，折騰了幾年，他得到的答案和《新樂園》並沒有什麼不同。
最大的啟發是發覺魔巖有一大堆亂賬後，他跑去買了本《看懂報表的十二堂課》，開始學財務。
張培仁曾設想，有一天，全世界都會聽華語音樂，透過音樂去了解我們，有一天，搖滾能用我們民族的美學，去影響更多年輕人。
他甚至建議崔健，不要把它叫搖滾，叫它“刀子歌”，這樣就可以脫離西方語境，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體系。
好多年了，他覺得最可惜的還是“唐朝”。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宅總有理 ， 作者 宅少
轉載自：宅總有理 ID：zmrben115
“所有光鮮亮麗都敵不過時間，並且一去不復返。”
——作家·菲茨傑拉德
「死於1940年12月21日」
出自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
1985年，剛出道的李宗盛與張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節》。
幫張艾嘉製作完專輯後，小李終於得到屬於自己的發片機會。
在老爸瓦斯行的閣樓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寫下《生命中的精靈》。
李宗盛和張艾嘉
那時他身邊有個好基友，整天打電動遊戲陪他寫歌。
每寫完一曲，小李就唱給好基友聽，唱到動情處，潸然淚下。
對於小李的才華，基友張培仁自然欽佩，但那時，他心中有更宏偉的藍圖。
張培仁自幼痴迷搖滾，是鮑勃·迪倫的腦殘粉。
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樂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個叫Landy，一個叫Bobby。
1980年約翰·列儂遇刺身亡後，臺灣許多熱愛搖滾的青年表示哀悼。
張培仁覺得還不夠，真刀真槍地跑去找樂隊、拉贊助，搞了場轟轟烈烈的演唱會。
演出臺上，有後來給《笨小孩》編曲的江建民，還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慶。
經歷過校園民歌運動的洗禮，李宗盛脫穎而出，把凡人瑣碎的情感帶入華語樂壇，樹立起新時代的高標。
不過混到滾石唱片國語事業部副總的張培仁還是整日憂心忡忡。
彼時，臺灣音樂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
張培仁心想這不行，表達太單一，審美太趨同，再過20年，怎麼跟歐美音樂抗衡？
20多歲的張培仁，已經想到了20年後的事情。
李宗盛寫《生命》那年，搖滾老炮兒羅大佑跑去香港，開始給電影寫主題曲。
羅大佑
張培仁苦苦等候，也沒等到羅的接班人，能擊穿心靈的作品更是沒有。
直到他聽到來自海峽對面的吶喊，心頭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而羅大佑去香港時，被稱為“中國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女士，正帶著一群東方美人奔赴巴黎，參加了皮爾·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讓中國模特穿越凱旋門。
1995年，陳慕華、田紀雲、皮爾卡丹、宋懷桂在馬克西姆餐廳
這件事雖然富有歷史意義，卻不及宋教母乾的另一件事影響深遠。
作為皮爾·卡丹的中國負責人，她在北京掌管著馬克西姆餐廳。
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會俱樂部，瀕臨破產被皮大爺收購，分店開在崇文門西大街2號。
來華後，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形成特有的“party”。
每天夜裡，教母就讓北京滾圈兒有頭有臉的人進屋演出，大家掀開地毯，鼓琴激烈，嚎著歌兒直到天明。
在宋的庇護下，這些社會不良聲音得以釋放，馬克西姆成了滾圈兒聖地。
連崔教父，也得尊稱教母一聲“Madam song”。
馬克西姆餐廳
當時就有人說了：“中國搖滾並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馬克西姆。”
1989年的一個夜晚，渴望為華語音樂接下來20年大放異彩去鋪路的張培仁，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這家餐廳。
推開餐廳大門，他目睹了中國搖滾早年盛會的種種困境和鬥志，也因此獲得近乎悲壯的決心。
一聲聲嘶吼，一幕幕笙歌，從那裡開始，試圖衝破那扇門。
可最終，它沒能擁抱它想擁抱的人民。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見張培仁時，還有點瞧不起他。
直到張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們才帶他見識了北京各個地下樂隊。
那年頭媒體講話，在首都，20個樂手，能組40支樂隊。
除了個別齊整的樂隊，樂手們都是流竄站崗，其實也是元老留下的風氣。
想當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過“Ado”，臧天朔四處給人當鍵盤手……
大家就是玩兒個高興，覺得氣味相投，就抱團，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揚鑣。
張培仁到來時，“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員齊整，“1989”“眼鏡蛇”“面孔”整裝待發，還有“指南針”、何勇、張楚各路散兵趕在路上。
這些人，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不過那時，他們還沒機會發出聲音，只能在小範圍內製造影響，基本屬於自嗨。
《一無所有》橫空出世後，馬克西姆、友誼賓館、外交人員大酒家成為辦“party”的主要據點，夜幕降臨，眾人都上那兒接頭。
才20歲的竇唯，每日醒來念一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換上破洞牛仔褲就去了。
竇唯時期的黑豹樂隊
無法接近人民也則罷了，畢竟大家就圖個痛快。
關鍵是，就那幾個據點，收一晚上門票，還不夠一星期飯錢。
彼時，能在北京排上號的樂隊，樂手都是社會邊緣人。
不是被單位辭退了，就是把單位辭退了，沒有固定收入。
“party”賺不了錢，外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熱血苦苦支撐。
《北京的樂與路》裡說得好：“北京搖滾的主要特點，是窮。”
從接觸搖滾算起，這一大特色就巋然不動。
1993年9月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家裡
當時，很多人為專心做音樂而辭職，即便不辭職，價格高昂的好設備也玩不起。
組“唐朝”前，為一把吉他，丁武給人畫風箏，一畫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熱湯麵，因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鬧；張楚剛到北京時，都是幾所高校師生養著，實在沒轍了，跑去卡拉OK廳給人放鐳射碟賺錢。
當時某樂隊一個月靠吃幾百斤的掛麵續命，類似的窘迫數不勝數……
物質匱乏，資訊也閉塞。
早期樂手都是扒帶子，靠翻錄的劣質磁帶硬學。
天賦高者，強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後每天練琴10個小時，五年下來把自己練成一代吉他大神。
竇唯，鼓是自學的，張楚，也是天生奇才。
張楚
而沒那麼幸運的，出於對西方樂隊技術的盲目崇拜，練叉劈了，始終彈不出有質感的音色。
甚至有一吉他手，認為玩重金屬必須有力氣，天天在家做俯臥撐。
好樂器摸不著，排練場更難找。
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擾民。
“黑豹”曾在一所中學裡排練，“唐朝”躲在琴行後頭。
一個排練場，往往三四支樂隊盯著，萬一遇到熱心群眾舉報，場子一鎖，都只能上街喝風去。
1993年9月唐朝樂隊在新疆
上街也不快樂。
穿破洞牛仔褲、留一長髮走大街上，特別容易被當成流氓。
沒人理解你，都覺得你不成器。
一回丁武出門，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訓斥：“看看你這頭髮，別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行嗎？”
張楚說了：“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儘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也絲毫未曾動搖大家要做出好音樂的雄心。
尤其在崔健唱出《一無所有》掀起風浪後，樂手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每個樂隊，都憋著一股勁兒，有發洩不完的情緒，誓要寫出穿透人心的作品。
走進馬克西姆的張培仁親眼見到以上種種，直接看傻了。
每個樂隊玩命兒折騰自己所爆發出的強大生命力，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也難怪看到崔健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他會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1990年4月崔健在成都演唱《一塊紅布》
同時，這也令張培仁百思不得其解：臺灣、香港、東南亞，那麼多有華人的地方，不缺資訊、不缺資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麼就沒有誕生像樣的華語搖滾？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是當時相對落後的北京？
《老搖滾》裡，侯牧人回憶，80年代末，他去工體看足球，上半場中國0:2落後，下半場4:2翻盤，觀眾瘋了，湧向天安門熱淚相擁。
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沒了。
侯牧人當即破口大罵：“操他媽！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就寫不出一首這種時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種這樣的音樂。”
侯牧人發誓要找到它。
實際上，1971年，日後著名錄音師王昕波，就已經聽過了披頭士，一聽就著了魔。
披頭士
後來他還搞了個“萬里馬王”樂隊，在一所高校演出，驚動了BBC。
不過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會寫，直到北京歌舞團的“七合板”出現。
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練，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王昕波登時一驚：
“臥槽！中國這是要出原創搖滾了？”
之後一切來得格外迅速，猶如閃電劃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勸退。
他帶著《不是我不明白》參加首屆通俗歌曲大賽，首輪慘遭淘汰。
可演唱風格被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看中。
那年，“live aid“上演，羅大佑寫下《明天會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湊個演唱會。
崔健申請上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爭議，王團長為他摁了綠燈。
沒想到啊沒想到，這位曾飾演過《白毛女》中喜兒的老藝術家，就這麼給中國搖滾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來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臺工體，褲腳一高一低，吼出《一無所有》。
長期處於地下的搖滾樂終於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在那之前，早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身怒潮。
這些年輕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團體。
呼吸樂隊
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樂團指揮，“1989”鼓手程進他爸是音樂學院的老師，王勇父親是中國古箏研究會會長，何勇父親是中央歌舞團彈撥樂器聲部部長，“爵士教父”劉元的父親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兒張永光，從小跟父他爸學吹嗩吶……
自幼受民樂薰陶，為他們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某國外親戚或文工團的私下傳播，聽到大量搖滾樂後，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拿崔健的話說：
“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他們多是60年代生人，走過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
改革浪潮襲來時，整個社會歷史轉型，人民還在晃範兒。
與此同時，開放的呼聲為思想解放壘起高地。
1987-1989年，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文藝創作也獲得了空前解放。
細算一下，僅1988年，就有劉震雲、餘華、蘇童、路遙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
王朔
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搬上大銀幕，傳統權威被解構。
語言、慾望、思想一一被鬆綁。
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洪流中，等待著一場衝擊。
面對如此嘈雜的景況和歷史遺留心境，還有誰坐得住？
丁武
1984年，教了兩年書的丁武辭職，他和臧天朔組建“不倒翁樂隊”，因故解散後，又碰到李彤、郭四，幾個人幫一家公司組成“沙棘電聲樂團”。
後來不願寄人籬下，出走獨立成“黑豹”。
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屬，離開“黑豹”，跟他在琴行裡碰見的美籍華人郭怡廣還有張炬組成新樂隊。
郭怡廣覺得，這支樂隊必須有中國文化獨特的氣質，他嚮往大唐盛世，於是將其命名為“唐朝”。
後來，郭怡廣回美國，丁武又找趙年和組建過“白天使”的老五入夥。
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個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竇唯。
竇唯
為專心做音樂，大家都辭去公職。
老五到北京後，明明可以進海政，由於要練琴，跑了。
“黑豹”的鼓手趙明義，已經被授予軍銜，一個月150塊錢工資，也跑了，沒錢時，只能在西單給人打更。
“呼吸”的主唱蔚華，曾經的央視英語頻道臺柱子，主持過春晚，拿過美國電視最高獎，說辭就辭了。
蔚華
難怪張培仁感嘆：“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
放著好日子不過，這些人出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中國搖滾兩支元老級樂隊的命運，就是他們境遇的縮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時，被北京宣傳部委約談，歌舞團不敢再支持，沒收了他們樂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產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車票都買了，臨時卻被踢走，排練場也被收回。
沒有規範、穩定的市場，官方曖昧、戒備的態度，使得北京不少樂隊還沒寫出什麼玩意兒就胎死腹中。
即便198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了《一無所有》，崔健也未能舉辦公開、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間遊走。
坊間傳聞，每次去申請，都有人敲著一堆材料說：“看見了嗎？”
越是如此，各路人馬越是死磕。
拿音樂當飯，指著混“party”續命。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爺子就納悶：
“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張培仁落淚的原因：“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就射過來了。”
1990年，事情終於開始起了變化。
1989年，在深圳一家賓館裡，崔健和幾個同伴商量出一個搞演唱會的辦法。
第二年就是亞運會，他們打算以籌資為名，做全國義演。
一系列複雜操作後，次年1月，崔健出發了，所到之處如疾風掠地。
這時，“1989”的程進和臧天朔覺得其他樂隊也不能閒著，開始籌劃演唱會。
去報審批時，人家一聽“搖滾”二字就說不行，兩人雞賊道：“那咱們不說是搖滾樂，管它叫‘現代音樂’成嗎？”
就這樣，“1989”聯合“唐朝”“呼吸”等6支樂隊在首體舉辦了一場名為“90現代音樂會”的大型搖滾演出。
這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首次集體亮相。
丁武上臺時，觀眾山呼海嘯，踩壞了2000多張椅子。
“呼吸”壓軸上場，臺下觀眾點亮手中的打火機，主唱高旗當場落下淚來。
那天，一個戴眼鏡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機，衝著臺上大喊：“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還有個十來歲的孩子，他爸以為是古典音樂會，買了票帶他去。
開始他還不樂意，一進場傻了，只見全場沸騰，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
臧鴻飛
這個叫臧鴻飛的孩子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那麼自由過。”
另一邊，崔健路經半個中國，一路上狂風呼嘯。
觀眾不是砸椅子就是燒節目單。
86年崔健登臺工體時，就有領導憤而離席，說他是牛鬼蛇神。
首體“現代音樂會”結束，又有老藝術家說：“這種東西就不該出現在首都的舞臺上！”
兩地的瘋狂，很快引起相關部門注意。
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眼看要起來的勢頭，被迅速壓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個香港人出手了。
說來也是天意，“90現代音樂會”籌備時，“黑豹”也想參加，專門寫了歌。
結果籌備組以歌曲太弱為名，沒讓他們上。
演唱會當天，“黑豹”哥兒幾個坐檯下看到呼嘯的觀眾，氣得聽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門吃了頓十分不服氣的飯，然後開始瘋狂排練。
巧在有個叫王菲的姑娘跟他們交情鐵。
深圳有場音樂會，王菲把他們帶了去，並請了自己的經紀人陳健添。
演唱會一結束，陳就要籤他們。
陳是滾石在香港的負責人，挖掘過Beyond。
跟他簽約後，“黑豹”一夜間得到了排練場、好樂器，人手一個BB機和數千元工資。
李彤寫出旋律後，竇唯填完詞就錄音，《無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
專輯《黑豹》盜版進入內地時，樂迷以為這是一支香港樂隊。
“黑豹”和陳簽約，張培仁也坐不住了。
那時的張培仁，鐵了心要讓中國搖滾樹立亞洲標杆。
他賣了臺灣的房子，辭去副總職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巖，見人就開口：“我要是有錢，要把北京的樂隊全買下來。”
1991年，成為中國搖滾商業化元年。
那一年，張培仁的魔巖發行拼盤《中國火》，簽下張楚，唱片中收錄了那首讓張在北京街頭聽到落淚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經紀人王曉京召集十大搖滾人在百花棚錄製《搖滾北京》；香港勁石發力，《黑豹》在港發行，然後進入內地，最終賣破150萬張。
雖然審批壓著材料，演出沒有機會，但紅火的唱片業讓張培仁看到了“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國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
1992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
“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牆說服何勇，拉上張楚營銷出“魔巖三傑”。
1992年冬，《唐朝》發行，每到一處籤售，都是人山人海。
最後銷售紀錄居然衝上了《人民日報》的榜單。
1993年，搖滾熱繼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經紀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圖，大有要把搖滾紅旗插滿全國之勢。
媒體方面，也有鬆綁。
郭四去央視，和李詠討論了一下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裡，居然播送了張楚的《姐姐》。
而在前幾年，中國第一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了何勇的《鐘鼓樓》，專欄作者黃燎原是看樂手們太窮，才堅持在《北京青年報》上為他們吹鼓吶喊。
一切彷彿真的開始不同。
同時，滾圈兒也在努力樹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場“臨終關懷義演”捐了不少錢，“黑豹”李彤公開表示：
“我們不想製造麻煩和混亂，只想給國家和人民盡一點力。”
時至1994，《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一炮三響，“魔巖三傑”把搖滾商業化帶到一個新臺階。
張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覺得不夠。
王曉京
遇到王曉京時，他說要買下他手上樂隊的版權，去做第二張《中國火》。
年輕時，有人給張培仁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張培仁心說：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他們去了香港。
1993年，“柏林中國文化節”，崔健等人就把搖滾帶出了國門。
但在後人的記憶中，它顯然無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紅磡相提並論。
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太多傳說。
何勇罵“四大天王”小丑，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陷入癲狂。
今日聽來，傳說令人血湧。
而當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時，誰心裡都沒底。
張培仁半路接到電話，說證件是假的。
他問怎麼是假的，工作人員說：“文化部批了嗎？新聞發文了嗎？沒有你他媽哪兒來的證件？”
張培仁心說死就死吧，於是眾人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進入香港。
何勇罵人，其實是在北京。
去了香港，他又把話圓回來了。
演出前一天，張楚和樂手去7-11買了酒，在海邊暢飲，都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那的確是燦爛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儘管竇唯唱錯了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觀眾還是給足了面兒，狂舞嚎叫。
《高級動物》的迷幻夢囈，《鐘鼓樓》的民謠三絃，《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似詩的叩問，“唐朝”華麗的高腔……香港人沒想到大陸能有這種音樂，紅磡變成狂歡的海洋。
如此盛會，經由張培仁一手妙筆包裝，賦予“搖滾春天”的意義，很快就被推往神壇，被視為中國搖滾的高峰。
它的影響確實不小，沒過幾年，“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傳到北京街頭，引起一個叫張偉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兒”開花結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個安靜吉他手的謝天笑，看到這場演出才決定唱歌，最終帶著“冷血動物”成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張君意氣抒文采，笙歌終要下樓臺。
誰也沒想到，紅磡過後，內地搖滾急轉而下，昨夜繁花，轉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
2天后，央視新聞播送了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丁武永遠記得，張炬推摩托車出門時，他還囑咐張炬，讓他路上小心點兒。
在《月夢》裡，張炬寫道：“玉魂散飄落，幾多淒涼。”
死亡帶給滾圈兒的遠不止淒涼。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衝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彷彿著了魔一樣，紛紛失語。
張楚突然就寫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漸出現問題，頭部樂隊不是解散就是失蹤……
張培仁的“搖滾大夢”還沒開始，他就不得不撤回臺灣，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這些表面毫無聯繫的事，看似撞邪的命運，實際上都有因可循。
它們是中國搖滾這個原本發育期就營養不良的嬰兒必將遭遇的惡症，只是各種問題長時間潛伏，差一個脆弱的引爆點，早晚要大病一場。
實際上，1990到1994年間，逐漸升溫的中國搖滾，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完美可人、冰清玉潔。
直到人們回頭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經濟掛帥這一時代轉型期所處的尷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無知而給自身帶來幾多損毀，才能看到它所承載的憤怒在這片日漸繁盛的土地上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一切可以從1992年說起…
首先是圈子內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樂隊去北戴河義演回京，遭遇大規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竇唯的“做夢”。
時至1997，“指南針”的羅琦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
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羅琦
羅琦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價。
多年後，她接受採訪說，圈子裡沾了這玩意兒，不是頹就是死。
最後她提到了一個名字，張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飛過，飛的人都愛拿它當找靈感的藉口。
李彤說一哥們兒寫不出詞來就飛，醒來一看寫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搖滾冒頭時，就有人在《人民音樂》上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濫交、犯罪掛鉤，應該予以抵制！”圈內某些人的作派，的確為人落下話柄。
何勇曾帶著兩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搶母帶。
“面孔”因為和臺灣製作人方可行翻臉，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將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們的不良嗜好和每場演唱會的聲勢，都令上面態度遊移。
搖滾樂要去現場，但幾萬人在生理亢奮中難免過激，往往樂手們又愛煽動。
一次“唐朝”向臺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結束。
“穿刺行動”時，觀眾亂砸酒瓶子，後來上頭就不讓他們行動了。
張有待曾說：“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鬆了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給踩壞了。”
他說的是何勇。
踩壞鋼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時大叫“李素麗”，說了不該說的話。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亂講話，怕樂手們拉觀眾互動。
商演命運多舛，自然關係到資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張培仁，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結果第五年，臺灣滾石就將其召回。
搖滾所需的設備和錄音條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個伴奏帶就能唱的。
而在和初代樂手們合作時，又有亂花錢、難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諸多問題。
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真進錄音棚，一個人節奏錯了，全都要重來。
拍MV時，“唐朝”被當成特務，何勇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飯，其實他對個口型就行了。
張楚則是無法面對鏡頭，無法跟樂隊有效溝通。
但花起錢來，有些人覺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軟了。
有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萬塊錢的飯等製作人報銷。
“面孔”那張《火的本能》發行後，就是因為錢的問題才動手。
面孔樂隊
因為養著樂手，資本也自戀地產生了一種救人於水火的優越感。
方可行就說了：
“沒有滾石，那些人不過是街上的二流子！”
當然資本也不傻，他們洞察到內地樂手們渴望穩定收入的心理，以較低的工資拴住他們，甚至用一些二手樂器換來長期版權。
這群60年代的社會主義無產者完全不懂商業遊戲的規則，稀裡糊塗簽了合同。
也難怪多年後竇仙兒說臺灣人不是來扶持內地搖滾而是來佔山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原本就不樂觀的市場，還要受到盜版的夾擊。
1993年，盜版磁帶《中國大搖滾》發行，滾圈兒聯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們！”。
《黑豹》剛在香港發行，內地就盜版氾濫。
後來直接有人給趙明義打電話說：“你錄音時把帶子悄悄帶出來給我，我給你三十萬。”
從政策到商業，從自身頑疾到盜版圍攻，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一開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國搖滾，到底難逃一劫。
如果說以上種種還不足以擊沉初代搖滾這艘風浪中的小舟，那麼另外兩個字則成了壓垮駱駝的致命稻草。
通常而言，我們把它叫做：時勢。
時勢就是你擋不住。
老人南巡的第二年，樂評人金兆鈞就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浪漫主義，不是現實批判的搖滾精神。中國人剛開始掙錢，老百姓會在很長時期內先追求錢。人們不會過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
同一時期的張培仁卻表示，五年之內，中國搖滾就能帶來革新，對整個亞洲產生影響。
不過他說這話的前提是：只要它沒夭折，持續發展。
可惜商業化才到第四年，就已呈現出虛假繁榮的態勢。
搖滾最火爆時，更多老百姓還是熱愛靡靡之音。
“魔巖”去紅磡之前，“校園民謠”席捲各大排行榜，廣州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所謂“94新生代”集體爆發。
類似《愛情鳥》《讓我輕輕地告訴你》這種甜軟之音更符合大眾審美。
1994年看似是搖滾巔峰，實際上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
1994年，高曉鬆、那英等人在上海吃飯，宣佈內地流行樂壇成立。
楊鈺瑩、毛寧的歌出現在各大點播臺中，李春波、謝東等人紛紛拿出代表作。
待民謠風過去，大緊又拉上師兄宋柯成立麥田音樂，很快就挖掘出樸師傅。
香港四大天王聲勢不減，王菲登上《時代週刊》，但這群人風頭都不及第二年的任賢齊，他把《心太軟》唱遍中國各個角落。
這首充斥著大白話的哀柔情歌奠定了那個時代的流行審美，以至於打著搖滾旗號1989年成立的“零點”最火的歌也叫《愛不愛我》。
緊接著，《還珠格格》逆襲爆炸，塑造出第一個全民偶像，影視資本蠢蠢欲動，內地娛樂產業從拓荒期步入青春發育。
同樣是1994年，互聯網接入中國，內地電視市場開始改革，好萊塢大片在中國首次上映。
這些當時看起來細微的變化，為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內地娛樂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選秀、造星、網紅、票房神話，將一個也不會少。
數十年間，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又一個紅人隨風而逝。
與此同時，初代搖滾可謂節節敗退，潰不成軍。
“黑豹”換了無數主唱，後來又是搞影視又是開店，賠得一塌糊塗；何勇靠藥物生存，搬離鐘鼓樓，沒了女朋友，養的狗也死了；竇唯沉迷於音樂實驗，自稱與搖滾沒有關係；張楚沉寂八年，出現在《天天向上》時年輕人都不知道他是誰；丁武去《我是歌手》幫唱老狼，華麗的高腔不復當年，面對質疑，他說聲帶做過手術，不能不降調了……
娛樂潮襲來時，老炮兒們都跟不上趟。
當初LV還找張楚站臺呢，可《造飛機的工廠》越發遠離主流娛樂審美，不會迎合。
“超載”的高旗倒試過寫上口的流行歌，寫來寫去，發現迷失了自我，只能放棄。
大張偉老師說：“那時候我搞朋克，一幫小孩兒蹲臺下看著我那眼神，就跟看一髒褲衩兒似的。他們都不是真喜歡，就是瞎起鬨。”
看到滾圈兒還有人三十多歲了滿大街晃悠，他就果斷撤退了。
“忙蜂”酒吧的老闆跟他說自己搖滾時一個月兩百塊錢也能活。
大老師問：“我能活，我爸媽怎麼辦？”
被“90現代音樂會”迷得神魂顛倒的臧鴻飛不無哀傷地給大家指了條明路：
“搞了搖滾二十年，不如錄綜藝兩天。”
當初張培仁離開，發誓三年後回來，結果一去就是風霜雨雪。
再回來時，山河已鉅變。
後來，他不得不承認：“直指人心已不是這個時代的主音，不管對與錯，你認不認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擋的。”
那個方向，早已和當年的馬克西姆無關。
紅磡十年紀念，張培仁還曾給內地滾圈兒寫信，表達歉意。
其實又有什麼可道歉的呢。
電影《馬路天使》裡講得好啊：
“大家都是一樣的命苦，誰也說不上原諒誰。”
時隔經年，一路見證初代搖滾成長的攝影師高原開影展時，竇家媛看著作品問她媽：“你現在還聽那些歌嗎？”
高原說早不聽了：“我愛聽相聲，圖一樂呵。”
你別說，中國搖滾協會副會長，還真是一說相聲的。
1988年的冬天，張培仁產生一個想法。
八十年代即將逝去，他想出一張專輯，創作一些歌，不用迎合當時的臺灣市場，不用在意別人的看法，只想在速變的時代裡談談理想和渴望。
結果，這張名為《新樂園》的唱片只賣了三萬張。
一年後，心懷狂想的張培仁跨海而過，折騰了幾年，他得到的答案和《新樂園》並沒有什麼不同。
最大的啟發是發覺魔巖有一大堆亂賬後，他跑去買了本《看懂報表的十二堂課》，開始學財務。
張培仁曾設想，有一天，全世界都會聽華語音樂，透過音樂去了解我們，有一天，搖滾能用我們民族的美學，去影響更多年輕人。
他甚至建議崔健，不要把它叫搖滾，叫它“刀子歌”，這樣就可以脫離西方語境，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體系。
好多年了，他覺得最可惜的還是“唐朝”。
這兩個字所承載的氣魄，大概也是張培仁的渴求。
如今，舊夢已如浪潮退去。
新的海面漲起來。
第一、第二代搖滾人的飢餓、理想、掙扎、悲喜，都像古老的貝殼被淹沒在水下。
夜夜嚎叫的馬克西姆，風流的人與事，他們的飛揚和努力，都已化作感嘆唏噓。
如今，教父去拍電影，虧了幾百萬；張楚找回內心，重編《光明大道》拿給創業紀錄片《燃點》做宣傳曲；不開口的竇唯，也在知乎給手遊《魔域》做了宣傳；拿著保溫杯的趙明義，說他從來沒有中年危機。
何勇現在不想再提四大天王：“因為屬於他們四個的時代，也都過去了。”
2018年9月，臧天朔去世的消息刷屏。
很多人只知道《朋友》，卻不知道他曾是當年“90現代音樂會”的發起人之一。
1986年，他寫過一首歌。
天津走穴時碰見崔教父，崔介紹黃小茂填詞，取名《心的祈禱》。
後來，都大半夜了，高曉鬆一同學跑去“邦邦”敲他家房門，說你出來，我聽見一首好聽的歌，現在就要唱給你聽。
大概十年後，北島在散文《波蘭來客》中寫下那段著名的句子：
“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