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公安部督辦的“2· 23”開設賭場案塵埃落定。這起涉案人員來自21個省份118人、賭資達3.4億元的利用網絡直播平臺組織賭博的新型案件，118名被告人的判決已陸續生效。經江蘇省張家港市檢察院指控，張家港市法院以開設賭場罪對曾某等118名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至有期徒刑十一個月，緩刑一年零二個月，並處罰金100萬元至2.5萬元不等的刑事處罰。該案一審判決後，曾某等5名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向蘇州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2019年1月，蘇州市中級法院對該案曾某等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網絡賭博，隱藏於直播平臺
圖片來自於網絡，與正文無關
2016年12月的一天，劉某晚上回到家，像往常一樣打開電腦上網，他經一名網友的推薦進入到一個網絡直播平臺，女主播隔著屏幕與其互動後，劉某打賞了對方几個小禮物，女主播非常高興，就和劉某熱絡起來。女主播告訴劉某，直播平臺除了主播表演外，還有一些有意思的小遊戲，可以嘗試一下。劉某聽後，便按照女主播的指示，進入到一款名為“猜車標”的遊戲入口。問及如何進入遊戲，女主播告訴他，可以通過給她刷“禮物”的方式兌換遊戲幣，若賬戶有盈餘的遊戲幣還能兌換成人民幣。隨後，劉某為主播刷了價值500元的“禮物”，劉某的遊戲賬戶顯示已經獲得相應的遊戲幣。於是，他進入到“猜車標”遊戲中，該遊戲界面有八個格子，對應四種汽車車標，每種車標有大小之分，玩家用遊戲幣“競猜”車標，不同的車標對應不同賠率，押中車標就會贏得遊戲幣，沒有押中就會輸掉遊戲幣。
一開始，劉某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投注了幾次比較小賠率的車標，但他運氣特別好，一連小勝了幾把，遊戲幣在屏幕中滾滾而來，女主播也為他叫好鼓勁，這讓他有些忘乎所以，在之後的遊戲中，他的底氣越來越足，籌碼越押越大。
短短几個月時間，他在這個直播平臺參與“猜車標”遊戲，損失共計5萬餘元。2017年2月，劉某向張家港市公安局報案。次日，公安機關對該線索立案偵查，赴上海、浙江等地將一個龐大的網絡賭博組織中一系列的犯罪嫌疑人陸續抓捕歸案。
製圖 楊勇
經偵查，這個網絡賭博組織分工明確、職責清晰，最上游為兩家企業，即網絡賭博程序及直播平臺的開發商和運營商。從網絡賭博組織的最上端向下呈線性輻射狀，運營商旗下有三家網絡直播網站，網站中開設若干虛擬直播“房間”，每個“房間”又有代理和工作人員，負責“房間”內賭博組織和賭資流轉。從上游的開發商、運營商到“房間”的代理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這個賭博組織的涉罪人員已達百餘人。
提成誘惑，從賭客變幫凶
圖片來自於網絡，與正文無關
上海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正是這個“猜車標”遊戲及所在直播平臺的開發商。2017年3月16日，偵查人員來到位於上海某高檔寫字樓，將該公司負責人曾某抓捕歸案。
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曾某，研究生畢業後，趕上了“創業大潮”，創辦了這家網絡科技公司。公司主要經營內容就是網絡技術研發，研發維護網絡社區，包含其中的直播業務，同時還開發了一些網絡遊戲。這家公司創立5年有餘，在業界及網民群體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曾某作為外地人通過自身的努力，憑藉專業技術和經營頭腦，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併成為家鄉人交口稱讚的“精英人物”。而運營商負責人朱某則只有高中文化，但他很早就躋身於高精尖的網絡信息技術產業。
會運營的朱某和懂技術的曾某在同一領域中產生了交集並擦出“火花”。他們優勢互補、謀求合作，嘗試進行新的平臺建設和技術開發，並形成相對默契的合作關係。在利益面前，他們逐漸迷失方向，試圖違反法律規定尋找“捷徑”並想方設法打“擦邊球”。
作為這起網絡賭博犯罪的“始作俑者”，面對司法機關的訊問，曾某、朱某對自己的犯罪行為矢口否認。他們將實際進行的開設網絡賭場行為與普通的網絡直播和網絡遊戲相混同，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合法的說辭。同時，為了掩蓋犯罪事實逃避法律追究，他們在遊戲設計、賭資流轉等方面做足了“功課”。賭博鏈接隱藏在正常的網絡直播之中、賭資通過現實貨幣與虛擬遊戲幣在第三方支付平臺、“房間”代理、直播主播等媒介之間多次轉化，中斷的賭資流轉鏈條，模糊了賭資的本來面目。
他們公司積極進行直播平臺推廣，很多網民被直播表象所吸引，進而進入到直播“房間”中的賭博鏈接，通過充值從“遊客”變為“賭客”。同樣家住張家港的陸某，和報案人劉某一樣，進入直播平臺，參與到“猜車標”遊戲當中，接連押錯“車標”，一夜之間，他就損失了2萬餘元。然而，他沒有選擇和劉某一樣向公安機關報案。他了解到當直播平臺“房間”代理可以拿到15%的提成，覺得有利可圖，便開了“房間”，招募主播，引誘他人蔘與賭博。報案人劉某就是經主播引誘在陸某代理“房間”參與賭博的，而陸某也成為公安機關最早抓捕的犯罪嫌疑人，該案中像陸某一樣的人還有很多。
該網絡組織的絕大多數涉罪人員被網絡直播、網絡遊戲的幌子吸引，成為賭客，後逐漸瞭解該網站賭博規則，為獲取賭博活動中15%的提成，他們選擇成為開設網絡賭場犯罪中的一分子。這些人大多沉迷於賭博，是開設賭場犯罪的被害人，但隨後又成了網絡賭博組織的幫凶，整個網絡賭博組織通過這樣“發展下線”的方式，呈現出一種蔓延狀態，短短1年間，涉案人員涉及來自21個省份的118人、賭資達3.4億元。
開庭審理，眾被告人各得其罰
該案庭審現場
在公安機關偵查該案之初，蘇州以及張家港兩級檢察院多次派出經驗豐富的檢察官通過現場閱卷、與公安民警探討等方式，針對犯罪嫌疑人訊問、電腦資料等證據補充偵查方向提出了建議，明確將證明賭資流轉以及上下游之間的抽頭漁利關係作為偵查的關鍵。通過公安機關大量工作，在該網絡賭博運營商財務負責人處查獲的與各“房間”代理之間抽成的電子賬目明細成了最終的定案關鍵證據。
2017年4月，經公安機關提請批捕，張家港市檢察院對這起新型網絡賭博案件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曾某、朱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以開設賭場罪依法作出批准逮捕決定，對其餘100餘名犯罪嫌疑人作出取保候審決定。
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張家港市檢察院調派4名員額檢察官成立辦案組，負責案件的審查起訴工作。兩名檢察官針對上游的開發商和運營商、網絡直播平臺負責人進行審查，另兩名檢察官則針對下游100多名“房間”代理進行審查。
如何對賭博組織中的人員進行犯罪認定？除了開發商、運營商、直播平臺的相關人員之外，更多的是網絡直播平臺的“房間”代理。他們從事了犯罪的行為，但無論在主觀惡性上還是社會危害性上還是不能與“上游”人員即網絡賭場的開發者和運營者相提並論。辦案檢察官們對相關法律進行了認真研究後認為，對於下級代理而言，其主觀目的是為了獲得賭博網站的利潤分成，而且這些代理除吸引賭客賭博外也存在獲得賭博網站的利潤自行充值的情況，因此從主客觀相統一、量刑均衡原則出發，以參與賭博利潤分成認定其數額較為合理。對於上級管理層來說，其經營的平臺存在賭博行為，以總共的賭資數額更能準確認定其開設賭場的數額。
2017年6月26日，除了被關押的曾某等6人外，來自全國各地的112名犯罪嫌疑人陸續來到張家港接受權利與義務告知。按照事先的協調、統籌，他們被分別通知至張家港市10個轄區的派出所接待大廳接受權利義務告知工作，每個駐點都有檢察人員負責接待。當天，每個告知點上，犯罪嫌疑人依次排隊、接受告知、進行簽名畫押，既無拖延，也無擁擠。
經過了百餘天，張家港市檢察院審查起訴工作如期完成，並向法院提起公訴。2018年4月24日，該案在張家港市法院開庭。整個案件開庭持續4天，被告人委託辯護律師達20人。在訊問階段，部分被告人當庭翻供，2名律師做無罪辯護，控辯雙方圍繞網站是否屬於賭博網站、網站賭資數額如何計算等問題展開激烈辯論。張家港市檢察院出庭支持公訴的檢察官們針對庭審情況，及時調整訊問策略，結合事實和證據，圍繞開設賭場罪的構成要件充分闡述和答辯，對辯護人提及的網站定性、數額計算等理由有力有據地予以辯駁。其時，被告人近親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及各界群眾200餘人旁聽了庭審。
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一名被告人正值懷孕待產且腿部骨折，無法至張家港市法院開庭。考慮到其實際情況，張家港市檢察院與法院派出檢察官、法官赴被告人所在的貴州省納雍縣開庭審理，該被告人認罪服法，並對辦案人員體量困難、異地辦案表示感謝。2018年6月28日，張家港市法院對118名被告人以開設賭場罪分別判處相應的刑事處罰。
案後說法
江蘇省張家港市檢察院
檢委會專職委員 馬建新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高速發展，傳統的線下賭博大有遷移到線上的趨勢。一些網絡科技公司精心策劃，將一些賭博遊戲經“包裝”和“掩飾”，誘人蔘與，讓很多不明真相的網民深受其害。可以說，搭上互聯網便車的賭博模式，其危害性和隱蔽性比起傳統賭博模式有過之而無不及，迷惑性更大，傳播範圍更廣。因此，從根源上剷除這一網絡毒瘤，已勢在必行。
根據相關司法解釋，以營利為目的，在網絡上建立賭博網站，或者在賭博網站擔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將構成開設賭場罪；網絡平臺提供者，明知他人利用該網站從事違法活動而不及時制止、報告的，也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明知他人實施賭博犯罪活動，而為其提供資金、計算機網絡、通訊、費用結算等直接幫助的，則將以賭博罪的共犯論處。由此可以證明，類似於“猜車標”的網絡賭博遊戲，其組織者、經營者、提供網站者、擔任代理者已經觸犯了法律，將承擔法律責任。
網絡賭博不需要持有大量現金，加上網絡傳播的廣泛性，參與者的不特定性等特點，在證據固定方面、人員調查方面存在很大難度。甚至，在高額利益之下，一些網絡賭博網站被處罰後可能依然會改頭換面，重新出現。
要想有效遏制網絡賭博這一社會公害，需多措並舉。
➤ 一方面要加大對網絡賭博犯罪的打擊力度。對網絡賭博犯罪加大刑法懲治力度，提高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打消他們的僥倖心理。
➤ 另一方面要加強網絡平臺監管和排查力度。不斷提高技術手段、拓展監管渠道，注重對網絡賭博相關精細檢索，從中發現網絡賭博犯罪的苗頭隱患。
➤ 同時，要加強法治宣傳力度。通過網絡、電視、報紙、微博、微信等媒體，結合案例，多渠道、多形式開展宣傳，引導廣大群眾提高防範意識，及時發現和舉報違法犯罪線索。只有多方重視，營造良好的網絡秩序，才能讓網絡賭博這一社會公害無處藏身。
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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