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月，《小偷家族》登頂戛納，這是日本的第五座金棕櫚大獎。
今天，我們就對這部電影的社會關照進行回顧。
社會關照的真相
“島國根性”是《小偷家族》的導演是枝裕和對日本社會所想要著重做出的反思。他認為，“由於自身不成熟，個體對籠罩整個群體的（在外界看來只能稱之為暴力的）單一價值觀不加批評、隨波逐流，並沉湎在如此便能心安理得的錯覺當中。”
作為旁觀者，大多數人也許難以對這樣一起法律事件做到感同身受，對新聞的閱讀往往會停在信息量上便淺嘗輒止，無法意識到這背後發生的真相所謂何物。
柴田治與信代兩位主角，代表的便是日本經濟歷次低迷後的東京社會底層的中年人們——日僱勞動者。他們按日結賬、獲得工錢，收入低且勞動環境惡劣，無法獲得工傷保險和社會保障等勞動保護。信代在奶奶過世後提議將她掩埋，不申報死亡或舉辦葬禮，很大的原因便是為了能夠繼續冒領養老金。
這麼做看似聳人聽聞，實際上在日本卻是“常見現象”，不少家庭鋌而走險，隱瞞老人離世的消息，甚至處理掉老人的屍體——2010年，日本全國調查“百歲老人是否真的在世”活動，僅在兵庫縣一個地方，便發現了一萬多名老人其實早已去世，但仍由家屬冒領養老金。
而一家人居住的破落的家宅，在東京常常會被當做危房，多已被政府以低價“遊說拆遷”。在電影中，每個角色都沒有獨處的房間，孩子們只能在擁擠的櫃子中睡覺、學習。
在這個家庭組成之前，他們都曾有各自的居所——亞紀是奶奶的前夫在重組家庭後的孫女，從奶奶的探訪裡，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原生家庭顯然是中產階層；由裡最後回到了自己的親身父母身邊，再潔淨的公寓都在陡然之間變得陰冷、無趣。
以上的種種設定，都顯示出了電影對現實投射的殘酷一面。但同時，是枝裕和在處理這些社會話題的時候，又採取了非常不一樣的角度。他是一位擅長從自我生命體驗中提取創作元素的電影導演，對真相的揭露也往往不止一面。
哪怕現實殘損，情感卻能在陰翳裡透出光亮，在角落裡被無聲傳遞。人與人之間產生共鳴的經歷，為這部作品帶來了舉重若輕的力量，讓它變成了一個匯聚記憶的場所——信代發現小女孩由裡身上有和她一樣的燙傷印痕；在之後燃燒她的衣服時也緊緊抱著，透露出曾有過的類似經歷。
亞紀與4號先生的首次談話，言及的是由裡如何愛惜新買的泳衣，自己也曾如此；而這場看似奇妙的露水情緣，其實早就在信代的人生中上演過了。
同樣，在《小偷家族》最後的離別時刻，多重的反轉與落幕，經由前期大量的鋪陳，達到了堪稱是“深水炸彈”的效果：信代面對審訊時無言以對而又無法自持的慟哭，告訴祥太身世時看透一切的微笑；柴田治與兒子祥太最後一次在雪夜戲耍、堆雪人；祥太告訴柴田治真相後，在車上回頭用默語道了一句“爸爸”。
一切都在決絕的沉重中，帶著無法被輕易言說的複雜的溫暖，在瞬間傾瀉出了磅礴的情感。他們的生命交疊，在這一刻分崩離析，卻又彷彿更緊密了。
這部電影，看似是以虛構的方式，來演繹特定的真實新聞事件，實則是利用環境空間與一年時間線的流動，將生活流的敘事運轉起來，讓觀眾體驗他們被抓前的日常生活。於是乎，這些“被遺棄”的角色們，無論是被父母遺棄、還是被社會遺棄，他們首先都不是作為冷冰冰的“罪犯”身份，而是以鮮活的個體來存活，相偎相依、互相取暖。
通過如此的刻畫方式，令電影對現實的關照，邁入到更為普遍的情境之中，從而引發更為廣泛的共鳴。“違法”、“犯罪”這類字眼，往往連帶著的是“法不容情”，卻在這部電影中被喚起了溫度。換言之，真相需要被凝視，更需要被經歷與體驗。是枝裕和所想要描繪的，是“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點骯髒的世界，忽然變得美好的瞬間”。
沒有人該成為現實的旁觀者——這就是《小偷家族》與它的導演是枝裕和，在面對現實時所採取的發聲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