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出品人：首日排片不足2%，觀眾和院線可能誤會了

犀牛娛樂原創

文｜小機靈 編輯｜樸芳

進入5月中旬，《復聯4》的威勢散去，內地影市漸趨平穩。近期並沒有大體量的影片上映，一眾中小成本影片誰能殺出重圍，質量成為關鍵。

在這當中，有一部影片頗為特殊。該片前後拍攝歷時五年，地域跨越中國、哈薩克斯坦、俄羅斯三國，先後將近兩萬人蔘與製作，中哈兩國元首在會晤時曾多次提及，並被北京國際電影節選為開幕影片。

這就是將於5月17日上映的電影《音樂家》。

電影講述了音樂家冼星海於二戰期間輾轉來到阿拉木圖，在殘酷環境下得到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救助的故事，由西爾扎提·亞合甫執導，胡軍、袁泉、別裡克·艾特佔諾夫、阿魯贊·加佐別可娃等中哈兩國實力派演員主演。

但就是這樣一部規模宏大的片子，首映當日卻只有不到2%的排片，犀牛娛樂觀察到，在這一天上映的新片中，《音樂家》的排片佔比位列倒數，等到第二天更是下降到了0.4%，幾近絕跡。

犀牛君採訪了幾位院線經理，他們反饋影片的主題比較“主旋律”，再加上觀眾對於冼星海可能並不感興趣，所以在排片時將《音樂家》放在末位，著重安排的還是幾部好萊塢影片。

面對這樣的窘境，《音樂家》總策劃和出品人、閃亮影業董事長沈健很焦慮，也很心酸，因為在他心中，《音樂家》承載的意義不僅是中國電影市場多元化的一次嘗試，更是一群電影人的追夢結晶，而且這並非一部“主旋律”電影，為何會被院線方打上這樣的標籤？

《音樂家》總策劃和出品人、閃亮影業董事長沈健

在影片上映前夕，沈健對犀牛娛樂聊起了這部電影的創作故事，在講述的過程中，沈健數度落淚，初始我們詫異於一位歷經風雨的中年企業家為何會如此感性，說哭就哭？但慢慢我們發現，沈健對《音樂家》確實有著非常不一樣的情感。

從舢板到大船：

《音樂家》的立項之路

創作《音樂家》的念頭，是沈健6年前萌生的。

一直以來沈健並沒有把自己定義為電影商人，他認為自己和閃亮影業的團隊更像是一群普通的電影愛好者。2000年沈健籌劃創辦《世界電影之旅》欄目，兩年後該欄目在中國中央電視臺開播，欄目18年來已走過90多個國家。

“電影是多元文化的載體，希望通過對全球電影業的考察、尋找與探索，把那些真正對於人類文明有重要價值的影片和電影人，介紹給中國的業界和觀眾。”這是沈健對於電影藝術的思考，而作為中國電影崛起的見證者之一，他認為自己也要盡上一份力。

在做了20年中國電影的“吹鼓手”和“拉拉隊”之後，沈健決定發起拍攝一部真正具有意義的影片，來作為電影生涯的一個小結。恰逢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與印度、俄羅斯、泰國、越南等國家的電影合作獲得了快速發展，交流也日趨緊密。

2013年，沈健在“一帶一路”論壇演講中聽到了一個故事：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中國著名音樂家冼星海輾轉來到阿拉木圖，音樂家拜卡達莫夫為他提供了溫暖的家。這個故事引起了沈健的好奇：

如此曲折感人的經歷，為何中國觀眾知道的並不多？而1939年冼星海在創作了《黃河大合唱》之後，正是如日中天之時，怎麼會淪落他鄉？這中間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說起來，沈健對冼星海和《黃河大合唱》是有著特殊情結的：小時候廣播總會定期播放《黃河大合唱》，他總會在放學後急急地跑回家，只為及時聽到這振奮人心的音樂，時至今日即使人到中年再聽到也會感動不已。

於是沈健開始深入瞭解冼星海這段故事的來龍去脈，在查閱了大量資料、拜訪了相關專業人士之後，當年那段“尋找冼星海”的往事被緩緩揭開。同時，他也得知拜卡達莫夫的親人還健在——曾在童年時見過冼星海本人的卡利婭。

經過哈薩克斯坦國家電影集團的引見，沈健前往哈薩克斯坦見到了卡利婭，雖然年事已高，但講到當年冼星海在自己家中避難的故事，老人仍是熱淚盈眶，冼星海對於從小失去父親的她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父愛的空白，而這一段也是後來《音樂家》中重要的情節。

冼星海離家時，女兒才只有8個月大，沈健也藉此機會親自拜訪了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經過前後與這兩位80歲的老人深入交流，沈健愈加被這段傳奇且感人的故事所打動，一開始的好奇心，也慢慢轉化成了想把這個故事搬上銀幕的決心。

當沈健把這個想法告訴團隊和身邊的朋友時，遭遇到了幾乎一邊倒的質疑：“拍這種類型的電影太冒險，有幾個觀眾會對冼星海感興趣？”但沈健毅然決然地迴應：“你們不做我自己來做。”

沈健將電影的相關材料上交給有關部門領導，冼星海的故事也感動了他們，其中一位的鼓勵令沈健印象深刻：“你就放心大膽地做，要努力為歷史留下一部經典。”這讓沈健更加意識到了這部電影所承擔的使命意義。

在這樣的囑託下，沈健開始尋找影片的投資方，之前曾經與沈健合作過《功夫瑜伽》的幾位投資人被沈健的真誠所打動，決定冒著風險為影片投資，而廣電總局、北京市委宣傳部也為影片的拍攝提供了大量支持。

沈健現在回憶起來，仍不禁感慨：“就像一開始我自己坐在一個舢板之上，但為這個舢板助力的人越來越多，逐漸就搭成了一艘大船，有信心抵擋所有的風浪。”

中哈聯手打造：

三地、五年、兩萬人的艱辛拍攝幕後

電影立項之後，對《音樂家》寄予厚望的不僅是沈健和他的團隊，還有哈薩克斯坦的電影人們。

作為一部合拍片，哈薩克斯坦方派出的導演、主演在當地都是首屈一指的影人，他們的介入使得《音樂家》在哈薩克斯坦當地也保持了極高的話題度，有的甚至寧願不署名，也要參與到電影的拍攝當中來，因為對他們而言，能夠講述冼星海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種榮耀。

拍攝現場，也成為哈薩克斯坦許多電影人，特別是非劇組成員的學習課堂。沈健回憶，中哈兩國電影製作水平差距較大，中方劇組約有70人在哈薩克斯坦進行實地拍攝，吸引許多非劇組電影人來到現場觀摩。

而合作方的嚴謹、敬業也讓沈健難忘。哈薩克斯坦文化體育部每月與劇組會面，討論拍攝細節。沈健曾多次前往拍攝現場，對劇組中服裝、道具的超高還原度印象深刻。

因為影片中的場景涉及了中國、哈薩克斯坦、俄國三個國家，所以攝製組在拍攝過程中一直輾轉於三地，前前後後一共歷時將近5年，先後將近兩萬人蔘與了電影的製作。

電影中有一場在火車站的戰爭戲，由於當地的實景不符合要求，劇組遂轉戰聖彼得堡拍攝，這大大增加了拍攝成本，但為了更好地還原出歷史感，《音樂家》團隊仍堅持克服困難，完成了這場在電影中甚為壯觀慘烈的轟炸場景。

殺青前最後一場戲是大雪景，恰好阿拉木圖是暖冬，到了最後一天如果再不下雪就只能用成噸的鹽來代替。令人驚異的是，本來天氣預報中說當天並沒有雪，但到了凌晨三點多天降大雪，這讓劇組的工作人員們更加相信是有冼星海的力量在冥冥中保佑電影順利完成。

胡軍與袁泉兩位中方實力派演員的加盟，也為電影增色不少，尤其是飾演冼星海的胡軍，顛覆了大家印象中的大俠形象，出身音樂世家的他，為了出演這一角色堅持瘦身，減重多達十七八斤。由於俄語零基礎，只能在臺本上標上拼音、漢字死記硬背，在背後付出了很多。

講到工作人員們的付出，沈健的眼角又溼潤了，他哽咽著說：“每當想起他們的辛勞與付出，我就更希望電影能夠得到最好的呈現，因為只有這樣才對得起他們，對得起所有支持這部電影的人。”

市場窘境：首日排片不足2%

《音樂家》真的是”主旋律”電影嗎？

可惜情況並不樂觀。

儘管影片已經在點映場及路演活動中收穫不少好評，但在它即將上映之際，卻真真實實地面臨著排片極少的艱難境地。“不久前，我看到《復仇者聯盟4》排片近90%，我非常羨慕，尤其是看到每場都有觀眾向鋼鐵俠致敬，我都感到非常辛酸，我們民族是有自己的英雄的。”

沈健提到，在波蘭，所有人都知道肖邦，但在中國，未必每個人都知道冼星海的存在，所以他非常希望我們的銀幕上能有中國英雄的傳說，能有民族精神的傳承。

但《音樂家》被院線方劃歸到好萊塢大片、國產大片、喜劇大片、甚至國產文藝片之後，被列為第五類片子，統稱為“主旋律”影片，目前院線方給的排片量不足2%，與《復聯4》排片相比相差實在懸殊。

對於很多院線經理和觀眾把《音樂家》當成是“主旋律”題材電影，沈健感覺到有些詫異，在他看來團隊的創作初衷只是想做一部真誠的傳記電影，並沒有刻意地往“主旋律”上靠，而成片當中也並沒有太多“主旋律”色彩的內容，這樣的定位無疑是一種誤導。

前幾天全國的路演當中，很多年輕觀眾也表現出了對《音樂家》的喜愛。比如武漢傳媒大學的放映會上，沈健絲毫沒有感覺到學生們拒絕這部電影，他們自告奮勇地接受映後採訪，並通過打分、發微博朋友圈的方式為影片積極打call。

沈健認為電影最可貴的特質之一就是它的多樣性，但這種多樣性在當下的中國市場並沒有得到有機的展現。好萊塢電影固然有優勢，但富含中國情感的文藝片同樣應該得到關注。“如果我們都不支持自己的電影，那又怎樣讓它更好地走向世界呢？”沈健感嘆道。

其實，好萊塢影片的壓倒性排片一直備受爭議，前不久針對《復聯4》的高排片，就有網友呼籲行業應該出臺相應的限額規定，認為如果一味市場化，一些同檔期的好電影會被埋沒。

著名演員王景春也發文感嘆：“必須100%排片啊！跪都跪還要什麼臉呢？”這條微博迅速登上熱搜，王景春隨後也解釋說：“我今天的確有點酸，但酸的不是漫威電影和觀眾，而是環境本身，希望不同類型的影片有各自的空間。”語氣中透露著無奈。

王景春的解釋也說出了沈健的心聲，在倡導了20年國際間電影文化多元交流之後，自己卻遇到了多元化難以實現的問題，其中的種種辛酸，可能也只有沈健心裡最清楚了。

沈健最後告訴我們，即使電影最終票房不理想，他也不會後悔做出拍攝《音樂家》的決定。畢竟，那是他的一個夢，而中國電影，還需要很多像他這樣堅持“做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