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月以來，香港的違法暴力活動不斷擴散升級，牽動著廣大愛國愛港人士的心。近日，本報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專訪了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請他談了談紛亂之下，對當下香港及其未來發展的見解與思考。
截至發稿，“俠客島”微博發起的專訪直播已獲700餘萬播放量；播出當晚，有近200萬網友實時觀看了記者對話何君堯全程。
俠客島：自反修例風波發生以來，香港的騷亂已經遠離了它最初的原點，帶有“顏色革命”的特徵，就您的觀察，變化的背後有何深層次原因？
何君堯：引渡逃犯在國際上很普遍。香港在1996年的時候已經有了條例，允許香港跟海外其他國家有刑事的管轄安排。香港迴歸前，法律本地化，當時跟30多個國家達成協議進行刑事司法互助，其中有22個國家允許逃犯引渡。
但很奇怪的是，香港和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都不允許引渡。直到去年有香港居民在臺灣旅遊過程中犯了謀殺罪，臺灣犯的法，逃回香港來。我們根據香港法律以洗黑錢等罪名判了罪，但拘留到今年10月份就要放出來，所以我們要儘快把相關條例通過。
沒想到反對派以及其他別有用心的人在這個條例上大做文章，把事情扭曲、過分誇張，引來很多人反對。
回顧整個事情的演變，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在背後的作用，美國駐港領事在香港問題上指手畫腳，講修改條例對香港有不好影響；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臺灣蔡英文批評修例也很積極。
條例本身沒有問題，但是條例的修改可能會影響某些人的既有利益，這就構成了反對的動機。顏色革命其實就是權力鬥爭，對香港“一國兩制”下特區的管治衝擊很大。
俠客島：前幾天香港的遊行中，警方拘捕了一名12歲的孩子，這讓香港的國民教育問題又一次引起了關注；而在媒體方面，香港的很多媒體都是“逢中必反”，炒作內地和香港矛盾。您認為，為什麼香港迴歸20多年之後還會有這樣的情況？
何君堯：先說教育問題。香港在1997年之後，對教育做了改革，中國歷史方面的教育比較淡一些，所以造成國家意識薄弱。通識教育中對國民教育、國家認同做得很不夠。我們太強調有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不是不好，但純粹是教年輕人怎麼批判，不懂得怎麼分析、建議，這個建議肯定是以對國家、對香港有利內容為主，這是教育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香港的傳媒。現在成為香港記者協會的會員很輕鬆，交50塊錢就可以拿到一個記者協會的記者證。專業的記者資格沒有嚴謹的審查，入門門檻比較低。在新聞教育裡，應該要比較中立客觀來看待事實尋找真相，但是現在的香港媒體有既定的政治立場，把某些事實已經抹去了。這個也影響了香港年輕一代的想法。
俠客島：您剛才也講到，不少香港青年在“一中”的認同上並不強，在他們心目中，內地的形象為什麼如此固化？能分享一下您在內地的一些見聞、感受嗎？
何君堯：問題還是在於教育方面的國民認同。年輕人容易受到某一些老師的誤導，特別是在通識教育課程裡不太正面的灌輸，導致一些香港年輕人對內地的印象仍然很落後，他們又不願意到內地去。
我倒是常常到內地來。內地的發展可以說是一日千里。我們看到內地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好，新的城市一座又一座建起來，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也做得挺好，高鐵世界有名。復興號、和諧號等等加速了人民的交流。中國已經從以前落後的、經濟不發達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1986年，我剛剛考完大學的律師專業資格，但成績還沒有出來。我有一個心態是，成績合格不合格我不知道，但我先去北京，到長城去做一條好漢。當年我坐火車，從香港紅磡出發，一路坐了36個小時。我到長城去，看長城內外不同的風光，當時覺得這就是國家，這就是北京。
2007年我去烏魯木齊，去火焰山，我在《西遊記》裡見過這個名稱，但是自己身臨其境到那個地方，看到那些地貌、地形，給我印象很深刻。當時一個同行的朋友跟我說，我以為自己很偉大，但是來新疆，看到這一片沙漠，那麼宏偉，那麼浩蕩無邊，才瞭解自己很渺小。
我們國家確是一個大國。現在交通那麼方便，為什麼我們香港的年輕人不把握這個機會多瞭解國家呢？
俠客島：大家都很關心香港的出路和未來，那麼您對香港的未來有什麼期待？對香港的青年有什麼想說的話？
何君堯：香港迴歸20週年時，習近平主席到香港跟我們一起慶祝。他講道，這些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廣闊空間。他引用了香港俗語講，“蘇州過後無艇搭”，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香港的年輕人不要固步自封。中國有很多地方，不只是觀光，也有事業發展的機會，有廣闊的市場，有良好的機遇，現在去內地創業的香港青年也很多，要多走出去、多走進去。
採訪：葉子
錄音整理：張遠晴、宋爽、陳鑫
拍攝：張少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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