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暴力、破壞……兩個月來，一群群“黑衣人”在香港循環上演著這樣的景象，他們打砸縱火、地鐵堵門、圍毆遊客和記者……更讓人們痛心的是，當這些“黑衣人”摘下口罩時，他們的臉上還透著尚未褪去的稚氣。
儘管真正實施暴力者只是少數，但捲入非法示威遊行的年輕人卻人數較多，成為行動的主體。
離開學還有一週左右的時間，反對派又開始鼓動大學生在開學當天開始罷課。而其實，鼓動罷課的聲音早就出現過，甚至有組織鼓動中學生“每週一罷”“無限期罷課”等。
為什麼實施暴力的是年輕人而受害者也是年輕人？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近日採訪了多位教育專家，專家們紛紛表示，香港當前的局面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是，年輕人出了問題一定是教育出了問題。
有什麼樣的教科書，就會有什麼樣的年輕一代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什麼樣的教科書，就會有什麼樣的年輕一代，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和未來。”首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石歐說，教科書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文本，教科書是國家意志、文化傳統和學科發展水平的體現，是實現培養目標的基本手段。
但遺憾的是，目前香港的教材與內地並沒有形成“對接”。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近日在媒體上撰文指出，香港的通識課教材缺乏監管，通識教育自2009年始，各版本課本無須送審。部分持反對派立場的老師就參與了課本編寫工作。
那麼，香港人自己編寫的教材正在給香港的年輕人傳遞什麼內容呢？
“我們從一個小例子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國家教材委員會委員、北京師範大學校學術委員會主任韓震教授說，由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維通識單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第三章《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第四章《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中，就有這樣的內容，為了更具體地解釋教學內容，教材中會出現很多“小泡泡”，這些“小泡泡”是相關人士對所講內容的進一步解釋，其中一個“小泡泡”援引了一位“律師”的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就居留權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等進行釋法，更出現第五次釋法。缺乏監督機制使執行《基本法》過程易偏向‘一國’多於‘兩制’，令我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而另一個“小泡泡”引述了一位懷抱小孩、愁容滿面的“市民”的說法：“中央政府今年常介入香港事務，令我對‘一國兩制’全失信心！長此下去，我會考慮移民！”
“這樣的內容容易誤導師生，使其錯誤理解香港的政治、司法及社會情況，唱衰‘一國兩制’。”韓震說，“教材的這種處理方式，其實是在公開質疑‘一國’，用‘兩制’壓制‘一國’。”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我國政府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而提出的基本國策。
基本國策是不容質疑的。
這其中“一國”是前提。
既然是“一國”，那麼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增強國民的國家認同感應該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韓震說，從歷史上來看，近代國家的興起本身就伴隨著在領土範圍之內對教育等主權的壟斷，“通過在教育上的統一性，形成領土範圍之內國民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特質。”
香港的教育問題出在“隔斷”
為了增強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的認同，香港特區政府曾提出增設國民教育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修課，但卻受到了巨大阻力。
一些人指責增設國民教育就是一種“政治洗腦”，並組織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最終，導致在香港增設國民教育這一計劃擱淺。
其實這個問題由來已久。
眾所周知，在1997年迴歸之前，香港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殖民教育最主要的特徵就是隔斷與母體的關係，英國人講鴉片戰爭肯定不會提‘侵略’。”韓震說，所以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材講得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的先進和東方文明的落後。
迴歸後，香港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仍保有極大的自由，這種自由也體現在教育上。“教材還是英國體系，完全沒有跟內地對接，”韓震說，“連基本的相互參照都不夠。”
再加上缺乏教材的監管，隱患便慢慢形成了。
“時不時我們會聽到、看到內地媒體、學者甚至政府有關部門對香港教科書進行批評”，但缺少持續的關注。石歐說，“這些教科書到底在主講什麼、宣揚什麼、灌輸什麼？我們不敏感不清楚，尤其是沒有從組織、制度以及學理的層面對香港的教科書進行全面而持續的跟蹤監測與研究，導致我們對香港的一些教育舉措瞭解不夠，缺乏有效的應對策略。”
這種“隔斷”在歷史教育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不少研究人員指出，香港迴歸以後，中國歷史並沒有成為香港中小學生的必修課，“即使講，他們也會挑選著講。中國的歷史也用英文講。”一位教育部統編歷史教材的專家介紹說。
香港的中國歷史更多介紹古代的中國，近代的事情基本不碰。“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內容，在香港教材上更是少之又少。”韓震說。
香港通識教育的權威專家之一鄧飛，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曾經舉了這樣的例子：當年參加讀大學預科前的會考時，歷史試卷分為ABC三部分，A大約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後。絕大多數人選A、B，選C的極少，因為老師都不怎麼教。
缺乏約束的自由加上殖民化帶來的“隔斷”，產生的後果就是“我們很難真正地拉近香港年輕人與祖國的心理距離。”韓震說。
“可比較的是，澳門更多的是使用內地編撰的教科書，香港的教材由香港自己的編寫團隊編輯，兩地青少年人心的向背差異顯著。儘管原因複雜，但教育、課程特別是教科書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石歐說。
香港學生的第一課就應該是國民教育
不久前，國務院新聞辦邀請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在介紹香港事態時表示，香港的國民教育確實存在缺失，香港學生的第一課就應該是國民教育。
這裡也存在著一個誤區，不少人認為國民教育就是政治教育，甚至“洗腦”，連很多學者也存在這樣的觀點。
韓震說，國外也有類似於我國《道德與法治》的教材，比如有的國家的“社會課”講的就是他們國家的基本價值觀、基本道德規範；有的國家就叫“公民”課或者“公民與政府”，所講內容包括地理、經濟及他們本國特有的價值觀。
韓震強調，教材就是國家事權，一個國家必須讓自己的公民有統一的道德價值，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在此基礎上可以有多元的追求，“但是，共同的文化底色和共同的價值觀，是必須的。”
石歐教授介紹，我國已經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教科書管理體制，在國務院層面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教育部成立了直接管理全國大中小學教材的最高行政機構教材局，體現了國家對大中小學教材前所未有的重視。同時，自2017年9月起，我國開始推行由教育部統編的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三科教材。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提高教材的質量，更好地體現國家意志，弘揚正確價值導向，發揮其在人才培養環節中的統領作用，幫助廣大青少年學生從小打上中國底色。
我們確實應該好好反思香港的教育問題了，因為反思是為了能擁有一個更加美好的香港。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8月26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