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9月香港上環街景。
1962年出生的樑明興在襁褓中隨父母從深圳來到香港，那時一家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生活好一些。樑明興說，香港的條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他16歲開始在餐館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他的記憶中，自己並沒因“內地人”身份而招來歧視，“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會認可你”。
樑明興的家庭是千千萬萬“逃港者”中的一例，由於改革開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別巨大，大批內地人通過偷渡方式過境謀生。作家陳秉安《大逃港》一書翔實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在深港邊境地區的“逃港潮”。由於歷史、血緣等因素，當時香港市民對逃來的內地同胞總體持接納包容態度，書中“華山救親”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約3萬內地人集結在位於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的華山，面對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體號召下密切關注內地同胞狀況。“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旁，關心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的命運……延綿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據香港媒體統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紮下根並取得成功，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樂壇教父”羅文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如果將“逃港潮”發生的時間與香港經濟騰飛的時間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兩件事幾乎是重合的。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從內地去香港的移民，給香港帶去了一些資金、財富。後來，大量來自內地、有一定冒險精神的人到香港，給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人口結構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為人口結構不合理，來源比較單一，但移民來了之後，對固有的東西形成瓦解和衝擊，同時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
在背井離鄉的內地人眼中，香港是改變命運的地方，而對於香港來說，大量吃苦耐勞的內地人的湧入，是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貢獻者。
改革開放，兩地攜手改變國家命運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扶持還停留在個體命運層面，那麼改革開放則是兩地“相互成全”、共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契機。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自1982年起中華總商會每年舉辦“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為內地培訓經貿人才，並見證改革開放給兩地帶來的巨大變遷。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況，那時內地商業化程度不高，香港抓住機遇，向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資源，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僅在珠三角，最高峰時竟有6萬多家港資工廠，聘用上千萬工人，幫助國家把珠三角打造成“世界工廠”。
"【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9月香港上環街景。
1962年出生的樑明興在襁褓中隨父母從深圳來到香港，那時一家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生活好一些。樑明興說，香港的條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他16歲開始在餐館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他的記憶中，自己並沒因“內地人”身份而招來歧視，“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會認可你”。
樑明興的家庭是千千萬萬“逃港者”中的一例，由於改革開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別巨大，大批內地人通過偷渡方式過境謀生。作家陳秉安《大逃港》一書翔實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在深港邊境地區的“逃港潮”。由於歷史、血緣等因素，當時香港市民對逃來的內地同胞總體持接納包容態度，書中“華山救親”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約3萬內地人集結在位於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的華山，面對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體號召下密切關注內地同胞狀況。“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旁，關心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的命運……延綿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據香港媒體統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紮下根並取得成功，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樂壇教父”羅文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如果將“逃港潮”發生的時間與香港經濟騰飛的時間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兩件事幾乎是重合的。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從內地去香港的移民，給香港帶去了一些資金、財富。後來，大量來自內地、有一定冒險精神的人到香港，給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人口結構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為人口結構不合理，來源比較單一，但移民來了之後，對固有的東西形成瓦解和衝擊，同時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
在背井離鄉的內地人眼中，香港是改變命運的地方，而對於香港來說，大量吃苦耐勞的內地人的湧入，是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貢獻者。
改革開放，兩地攜手改變國家命運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扶持還停留在個體命運層面，那麼改革開放則是兩地“相互成全”、共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契機。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自1982年起中華總商會每年舉辦“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為內地培訓經貿人才，並見證改革開放給兩地帶來的巨大變遷。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況，那時內地商業化程度不高，香港抓住機遇，向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資源，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僅在珠三角，最高峰時竟有6萬多家港資工廠，聘用上千萬工人，幫助國家把珠三角打造成“世界工廠”。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王聰攝
“那時的合作非常紅火，可以說，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內地就沒有今天;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也沒有今天。”蔡冠深說，“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以及受惠者!”
香港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常務總經理劉仁還記得，1996年他大學畢業剛入職時，工廠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作為香港的強勢產業，鐘錶業成為香港向內地轉移的眾多產業之一。“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層面，香港都承擔著(內地產業)啟蒙導師的作用。”劉仁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那時內地在工資水平和生活習慣上同香港有巨大差異，但兩地人員卻沒有太多隔閡，比如都願意學習對方的方言來加強交流。據劉仁介紹，目前公司在香港還保留著十幾個人的團隊，主要負責物流、會計和結算等業務，其餘近800人都在內地。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僅為內地企業提供一個幾千億美元的融資市場，也是人民幣最大的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無可替代的窗口。有人甚至將香港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在蔡冠深看來，香港不僅是“中國的華爾街”，還應是“中國的硅谷”，“香港雖然生產能力不強，但擁有5所頂尖大學以及超強的基礎科研能力，現在國家把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澳門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
“風暴”來襲，“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彼時，現在的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仍在銀行工作。這場危機在他身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此前每年超過10%的加薪，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第一次感到恐懼。
那場風暴有多嚴重？蔡冠深給《環球時報》記者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曼谷市中心看，那裡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幾乎都是這場風暴之前修建的，之後就沒有變化過。為什麼香港不但沒有被擊倒，還保住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蔡冠深認為，這樣的結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9月香港上環街景。
1962年出生的樑明興在襁褓中隨父母從深圳來到香港，那時一家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生活好一些。樑明興說，香港的條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他16歲開始在餐館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他的記憶中，自己並沒因“內地人”身份而招來歧視，“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會認可你”。
樑明興的家庭是千千萬萬“逃港者”中的一例，由於改革開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別巨大，大批內地人通過偷渡方式過境謀生。作家陳秉安《大逃港》一書翔實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在深港邊境地區的“逃港潮”。由於歷史、血緣等因素，當時香港市民對逃來的內地同胞總體持接納包容態度，書中“華山救親”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約3萬內地人集結在位於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的華山，面對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體號召下密切關注內地同胞狀況。“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旁，關心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的命運……延綿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據香港媒體統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紮下根並取得成功，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樂壇教父”羅文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如果將“逃港潮”發生的時間與香港經濟騰飛的時間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兩件事幾乎是重合的。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從內地去香港的移民，給香港帶去了一些資金、財富。後來，大量來自內地、有一定冒險精神的人到香港，給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人口結構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為人口結構不合理，來源比較單一，但移民來了之後，對固有的東西形成瓦解和衝擊，同時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
在背井離鄉的內地人眼中，香港是改變命運的地方，而對於香港來說，大量吃苦耐勞的內地人的湧入，是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貢獻者。
改革開放，兩地攜手改變國家命運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扶持還停留在個體命運層面，那麼改革開放則是兩地“相互成全”、共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契機。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自1982年起中華總商會每年舉辦“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為內地培訓經貿人才，並見證改革開放給兩地帶來的巨大變遷。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況，那時內地商業化程度不高，香港抓住機遇，向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資源，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僅在珠三角，最高峰時竟有6萬多家港資工廠，聘用上千萬工人，幫助國家把珠三角打造成“世界工廠”。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王聰攝
“那時的合作非常紅火，可以說，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內地就沒有今天;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也沒有今天。”蔡冠深說，“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以及受惠者!”
香港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常務總經理劉仁還記得，1996年他大學畢業剛入職時，工廠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作為香港的強勢產業，鐘錶業成為香港向內地轉移的眾多產業之一。“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層面，香港都承擔著(內地產業)啟蒙導師的作用。”劉仁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那時內地在工資水平和生活習慣上同香港有巨大差異，但兩地人員卻沒有太多隔閡，比如都願意學習對方的方言來加強交流。據劉仁介紹，目前公司在香港還保留著十幾個人的團隊，主要負責物流、會計和結算等業務，其餘近800人都在內地。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僅為內地企業提供一個幾千億美元的融資市場，也是人民幣最大的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無可替代的窗口。有人甚至將香港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在蔡冠深看來，香港不僅是“中國的華爾街”，還應是“中國的硅谷”，“香港雖然生產能力不強，但擁有5所頂尖大學以及超強的基礎科研能力，現在國家把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澳門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
“風暴”來襲，“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彼時，現在的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仍在銀行工作。這場危機在他身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此前每年超過10%的加薪，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第一次感到恐懼。
那場風暴有多嚴重？蔡冠深給《環球時報》記者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曼谷市中心看，那裡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幾乎都是這場風暴之前修建的，之後就沒有變化過。為什麼香港不但沒有被擊倒，還保住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蔡冠深認為，這樣的結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1997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讓很多香港人掩面而泣。
“當時，面臨外國大鱷的猛烈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做出了一個空前的決定，動用政府儲備購買股票，直接面對外國做空勢力。但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步，如果政府儲備撐不住，意味著香港經濟面臨垮臺。”蔡冠深說，這個時候中央決定介入，央行派了很多顧問到香港，為香港提供各方面幫助，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鱷。“這是非常漂亮的一戰。”“我們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關鍵時刻公開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將不惜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聯繫匯率制度。在此非常時刻，中央政府的支持無疑是強大後盾。”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9月香港上環街景。
1962年出生的樑明興在襁褓中隨父母從深圳來到香港，那時一家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生活好一些。樑明興說，香港的條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他16歲開始在餐館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他的記憶中，自己並沒因“內地人”身份而招來歧視，“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會認可你”。
樑明興的家庭是千千萬萬“逃港者”中的一例，由於改革開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別巨大，大批內地人通過偷渡方式過境謀生。作家陳秉安《大逃港》一書翔實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在深港邊境地區的“逃港潮”。由於歷史、血緣等因素，當時香港市民對逃來的內地同胞總體持接納包容態度，書中“華山救親”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約3萬內地人集結在位於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的華山，面對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體號召下密切關注內地同胞狀況。“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旁，關心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的命運……延綿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據香港媒體統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紮下根並取得成功，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樂壇教父”羅文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如果將“逃港潮”發生的時間與香港經濟騰飛的時間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兩件事幾乎是重合的。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從內地去香港的移民，給香港帶去了一些資金、財富。後來，大量來自內地、有一定冒險精神的人到香港，給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人口結構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為人口結構不合理，來源比較單一，但移民來了之後，對固有的東西形成瓦解和衝擊，同時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
在背井離鄉的內地人眼中，香港是改變命運的地方，而對於香港來說，大量吃苦耐勞的內地人的湧入，是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貢獻者。
改革開放，兩地攜手改變國家命運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扶持還停留在個體命運層面，那麼改革開放則是兩地“相互成全”、共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契機。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自1982年起中華總商會每年舉辦“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為內地培訓經貿人才，並見證改革開放給兩地帶來的巨大變遷。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況，那時內地商業化程度不高，香港抓住機遇，向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資源，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僅在珠三角，最高峰時竟有6萬多家港資工廠，聘用上千萬工人，幫助國家把珠三角打造成“世界工廠”。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王聰攝
“那時的合作非常紅火，可以說，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內地就沒有今天;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也沒有今天。”蔡冠深說，“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以及受惠者!”
香港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常務總經理劉仁還記得，1996年他大學畢業剛入職時，工廠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作為香港的強勢產業，鐘錶業成為香港向內地轉移的眾多產業之一。“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層面，香港都承擔著(內地產業)啟蒙導師的作用。”劉仁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那時內地在工資水平和生活習慣上同香港有巨大差異，但兩地人員卻沒有太多隔閡，比如都願意學習對方的方言來加強交流。據劉仁介紹，目前公司在香港還保留著十幾個人的團隊，主要負責物流、會計和結算等業務，其餘近800人都在內地。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僅為內地企業提供一個幾千億美元的融資市場，也是人民幣最大的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無可替代的窗口。有人甚至將香港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在蔡冠深看來，香港不僅是“中國的華爾街”，還應是“中國的硅谷”，“香港雖然生產能力不強，但擁有5所頂尖大學以及超強的基礎科研能力，現在國家把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澳門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
“風暴”來襲，“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彼時，現在的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仍在銀行工作。這場危機在他身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此前每年超過10%的加薪，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第一次感到恐懼。
那場風暴有多嚴重？蔡冠深給《環球時報》記者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曼谷市中心看，那裡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幾乎都是這場風暴之前修建的，之後就沒有變化過。為什麼香港不但沒有被擊倒，還保住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蔡冠深認為，這樣的結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1997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讓很多香港人掩面而泣。
“當時，面臨外國大鱷的猛烈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做出了一個空前的決定，動用政府儲備購買股票，直接面對外國做空勢力。但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步，如果政府儲備撐不住，意味著香港經濟面臨垮臺。”蔡冠深說，這個時候中央決定介入，央行派了很多顧問到香港，為香港提供各方面幫助，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鱷。“這是非常漂亮的一戰。”“我們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關鍵時刻公開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將不惜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聯繫匯率制度。在此非常時刻，中央政府的支持無疑是強大後盾。”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
2003年“非典”是另一件讓包括陳健波在內的港人不堪回首的事件。“香港當時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病，不敢出門，都戴口罩，市面很蕭條。以前顧客滿堂的餐廳無人光顧，餐飲旅遊受到重大打擊，樓價大跌，猶如‘悲情城市’。”他說，“好在當時廣東、深圳與香港一起攜手，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解決這些問題。內地防疫專家鍾南山就如何處理‘非典’給香港醫療界提出很多寶貴意見。”陳健波表示，“非典”之後香港經濟疲弱，幸運的是，國家為香港引入“自由行”，刺激香港旅遊、零售及飲食業的發展。之後，內地資金加快來港投資，令香港再次繁榮。
“我們夫婦所在的兩個行業(餐飲和旅遊)都依賴客流”，樑明興說，“當時就覺得，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風水輪流轉”，但在同一天空下
“風水輪流轉”，樑明興這樣評價兩地這些年相互扶持走過的路。上世紀60年代，樑明興在深圳的堂兄弟來到香港，樑明興的母親就給他們買很多東西帶回深圳，他們很羨慕樑明興一家的生活。“可是人家現在在深圳過得很好，個個是土豪，我們回去好像很窮一樣。”樑明興說。
“其實從1997年開始，內地就開始慢慢不一樣了，所以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和人家比？房屋建設、醫療、金融都沒有內地好。這是實話實說。在我們看來，20年前深圳的治安不是很好，但現在很好了。”樑明興在採訪中不斷感嘆，“在我們這個年紀回看兩地的變化，真的很大，而且很快。”
"【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9月香港上環街景。
1962年出生的樑明興在襁褓中隨父母從深圳來到香港，那時一家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生活好一些。樑明興說，香港的條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他16歲開始在餐館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他的記憶中，自己並沒因“內地人”身份而招來歧視，“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會認可你”。
樑明興的家庭是千千萬萬“逃港者”中的一例，由於改革開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別巨大，大批內地人通過偷渡方式過境謀生。作家陳秉安《大逃港》一書翔實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在深港邊境地區的“逃港潮”。由於歷史、血緣等因素，當時香港市民對逃來的內地同胞總體持接納包容態度，書中“華山救親”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約3萬內地人集結在位於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的華山，面對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體號召下密切關注內地同胞狀況。“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旁，關心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的命運……延綿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據香港媒體統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紮下根並取得成功，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樂壇教父”羅文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如果將“逃港潮”發生的時間與香港經濟騰飛的時間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兩件事幾乎是重合的。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從內地去香港的移民，給香港帶去了一些資金、財富。後來，大量來自內地、有一定冒險精神的人到香港，給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人口結構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為人口結構不合理，來源比較單一，但移民來了之後，對固有的東西形成瓦解和衝擊，同時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
在背井離鄉的內地人眼中，香港是改變命運的地方，而對於香港來說，大量吃苦耐勞的內地人的湧入，是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貢獻者。
改革開放，兩地攜手改變國家命運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扶持還停留在個體命運層面，那麼改革開放則是兩地“相互成全”、共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契機。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自1982年起中華總商會每年舉辦“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為內地培訓經貿人才，並見證改革開放給兩地帶來的巨大變遷。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況，那時內地商業化程度不高，香港抓住機遇，向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資源，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僅在珠三角，最高峰時竟有6萬多家港資工廠，聘用上千萬工人，幫助國家把珠三角打造成“世界工廠”。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王聰攝
“那時的合作非常紅火，可以說，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內地就沒有今天;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也沒有今天。”蔡冠深說，“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以及受惠者!”
香港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常務總經理劉仁還記得，1996年他大學畢業剛入職時，工廠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作為香港的強勢產業，鐘錶業成為香港向內地轉移的眾多產業之一。“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層面，香港都承擔著(內地產業)啟蒙導師的作用。”劉仁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那時內地在工資水平和生活習慣上同香港有巨大差異，但兩地人員卻沒有太多隔閡，比如都願意學習對方的方言來加強交流。據劉仁介紹，目前公司在香港還保留著十幾個人的團隊，主要負責物流、會計和結算等業務，其餘近800人都在內地。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僅為內地企業提供一個幾千億美元的融資市場，也是人民幣最大的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無可替代的窗口。有人甚至將香港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在蔡冠深看來，香港不僅是“中國的華爾街”，還應是“中國的硅谷”，“香港雖然生產能力不強，但擁有5所頂尖大學以及超強的基礎科研能力，現在國家把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澳門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
“風暴”來襲，“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彼時，現在的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仍在銀行工作。這場危機在他身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此前每年超過10%的加薪，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第一次感到恐懼。
那場風暴有多嚴重？蔡冠深給《環球時報》記者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曼谷市中心看，那裡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幾乎都是這場風暴之前修建的，之後就沒有變化過。為什麼香港不但沒有被擊倒，還保住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蔡冠深認為，這樣的結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1997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讓很多香港人掩面而泣。
“當時，面臨外國大鱷的猛烈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做出了一個空前的決定，動用政府儲備購買股票，直接面對外國做空勢力。但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步，如果政府儲備撐不住，意味著香港經濟面臨垮臺。”蔡冠深說，這個時候中央決定介入，央行派了很多顧問到香港，為香港提供各方面幫助，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鱷。“這是非常漂亮的一戰。”“我們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關鍵時刻公開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將不惜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聯繫匯率制度。在此非常時刻，中央政府的支持無疑是強大後盾。”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
2003年“非典”是另一件讓包括陳健波在內的港人不堪回首的事件。“香港當時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病，不敢出門，都戴口罩，市面很蕭條。以前顧客滿堂的餐廳無人光顧，餐飲旅遊受到重大打擊，樓價大跌，猶如‘悲情城市’。”他說，“好在當時廣東、深圳與香港一起攜手，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解決這些問題。內地防疫專家鍾南山就如何處理‘非典’給香港醫療界提出很多寶貴意見。”陳健波表示，“非典”之後香港經濟疲弱，幸運的是，國家為香港引入“自由行”，刺激香港旅遊、零售及飲食業的發展。之後，內地資金加快來港投資，令香港再次繁榮。
“我們夫婦所在的兩個行業(餐飲和旅遊)都依賴客流”，樑明興說，“當時就覺得，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風水輪流轉”，但在同一天空下
“風水輪流轉”，樑明興這樣評價兩地這些年相互扶持走過的路。上世紀60年代，樑明興在深圳的堂兄弟來到香港，樑明興的母親就給他們買很多東西帶回深圳，他們很羨慕樑明興一家的生活。“可是人家現在在深圳過得很好，個個是土豪，我們回去好像很窮一樣。”樑明興說。
“其實從1997年開始，內地就開始慢慢不一樣了，所以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和人家比？房屋建設、醫療、金融都沒有內地好。這是實話實說。在我們看來，20年前深圳的治安不是很好，但現在很好了。”樑明興在採訪中不斷感嘆，“在我們這個年紀回看兩地的變化，真的很大，而且很快。”
【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9月香港上環街景。
1962年出生的樑明興在襁褓中隨父母從深圳來到香港，那時一家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生活好一些。樑明興說，香港的條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他16歲開始在餐館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他的記憶中，自己並沒因“內地人”身份而招來歧視，“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會認可你”。
樑明興的家庭是千千萬萬“逃港者”中的一例，由於改革開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別巨大，大批內地人通過偷渡方式過境謀生。作家陳秉安《大逃港》一書翔實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在深港邊境地區的“逃港潮”。由於歷史、血緣等因素，當時香港市民對逃來的內地同胞總體持接納包容態度，書中“華山救親”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約3萬內地人集結在位於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的華山，面對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體號召下密切關注內地同胞狀況。“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旁，關心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的命運……延綿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據香港媒體統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紮下根並取得成功，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樂壇教父”羅文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如果將“逃港潮”發生的時間與香港經濟騰飛的時間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兩件事幾乎是重合的。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從內地去香港的移民，給香港帶去了一些資金、財富。後來，大量來自內地、有一定冒險精神的人到香港，給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人口結構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為人口結構不合理，來源比較單一，但移民來了之後，對固有的東西形成瓦解和衝擊，同時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
在背井離鄉的內地人眼中，香港是改變命運的地方，而對於香港來說，大量吃苦耐勞的內地人的湧入，是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貢獻者。
改革開放，兩地攜手改變國家命運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扶持還停留在個體命運層面，那麼改革開放則是兩地“相互成全”、共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契機。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自1982年起中華總商會每年舉辦“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為內地培訓經貿人才，並見證改革開放給兩地帶來的巨大變遷。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況，那時內地商業化程度不高，香港抓住機遇，向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資源，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僅在珠三角，最高峰時竟有6萬多家港資工廠，聘用上千萬工人，幫助國家把珠三角打造成“世界工廠”。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王聰攝
“那時的合作非常紅火，可以說，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內地就沒有今天;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也沒有今天。”蔡冠深說，“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以及受惠者!”
香港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常務總經理劉仁還記得，1996年他大學畢業剛入職時，工廠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作為香港的強勢產業，鐘錶業成為香港向內地轉移的眾多產業之一。“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層面，香港都承擔著(內地產業)啟蒙導師的作用。”劉仁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那時內地在工資水平和生活習慣上同香港有巨大差異，但兩地人員卻沒有太多隔閡，比如都願意學習對方的方言來加強交流。據劉仁介紹，目前公司在香港還保留著十幾個人的團隊，主要負責物流、會計和結算等業務，其餘近800人都在內地。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僅為內地企業提供一個幾千億美元的融資市場，也是人民幣最大的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無可替代的窗口。有人甚至將香港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在蔡冠深看來，香港不僅是“中國的華爾街”，還應是“中國的硅谷”，“香港雖然生產能力不強，但擁有5所頂尖大學以及超強的基礎科研能力，現在國家把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澳門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
“風暴”來襲，“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彼時，現在的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仍在銀行工作。這場危機在他身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此前每年超過10%的加薪，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第一次感到恐懼。
那場風暴有多嚴重？蔡冠深給《環球時報》記者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曼谷市中心看，那裡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幾乎都是這場風暴之前修建的，之後就沒有變化過。為什麼香港不但沒有被擊倒，還保住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蔡冠深認為，這樣的結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1997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讓很多香港人掩面而泣。
“當時，面臨外國大鱷的猛烈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做出了一個空前的決定，動用政府儲備購買股票，直接面對外國做空勢力。但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步，如果政府儲備撐不住，意味著香港經濟面臨垮臺。”蔡冠深說，這個時候中央決定介入，央行派了很多顧問到香港，為香港提供各方面幫助，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鱷。“這是非常漂亮的一戰。”“我們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關鍵時刻公開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將不惜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聯繫匯率制度。在此非常時刻，中央政府的支持無疑是強大後盾。”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
2003年“非典”是另一件讓包括陳健波在內的港人不堪回首的事件。“香港當時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病，不敢出門，都戴口罩，市面很蕭條。以前顧客滿堂的餐廳無人光顧，餐飲旅遊受到重大打擊，樓價大跌，猶如‘悲情城市’。”他說，“好在當時廣東、深圳與香港一起攜手，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解決這些問題。內地防疫專家鍾南山就如何處理‘非典’給香港醫療界提出很多寶貴意見。”陳健波表示，“非典”之後香港經濟疲弱，幸運的是，國家為香港引入“自由行”，刺激香港旅遊、零售及飲食業的發展。之後，內地資金加快來港投資，令香港再次繁榮。
“我們夫婦所在的兩個行業(餐飲和旅遊)都依賴客流”，樑明興說，“當時就覺得，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風水輪流轉”，但在同一天空下
“風水輪流轉”，樑明興這樣評價兩地這些年相互扶持走過的路。上世紀60年代，樑明興在深圳的堂兄弟來到香港，樑明興的母親就給他們買很多東西帶回深圳，他們很羨慕樑明興一家的生活。“可是人家現在在深圳過得很好，個個是土豪，我們回去好像很窮一樣。”樑明興說。
“其實從1997年開始，內地就開始慢慢不一樣了，所以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和人家比？房屋建設、醫療、金融都沒有內地好。這是實話實說。在我們看來，20年前深圳的治安不是很好，但現在很好了。”樑明興在採訪中不斷感嘆，“在我們這個年紀回看兩地的變化，真的很大，而且很快。”
英國《衛報》曾刊登不同年代從香港視角拍攝的深圳照片，上圖為1964年的深圳，下圖為2015年的深圳。
眼下，社會動盪讓樑明興夫婦近兩個月沒有開工。樑明興所在的餐館面臨倒閉，妻子所在的旅行社很久沒有接內地團。樑明興和他在香港的親戚不敢在一起吃飯，怕聊政治話題鬧出不愉快。
“不應該說香港和內地誰欠了誰!我不認為港人與內地同胞要爭論這個問題。”陳健波對《環球時報》記者談起這個話題時態度很堅決，“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不同的時候大家做不同的工作，比如早期香港把資金、技術、做生意的方法帶入內地，而香港在助力內地發展的同時，很多投資設廠的港商也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很多事情都是互惠互利的。內地市場非常龐大，近些年，很多人來香港做生意都是為了進入內地市場，所以根本就是國家變成香港的大靠山。”
"【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王雯雯 王聰 黎巧毅 崔天也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陳青青】編者的話：“內地和香港，到底誰欠誰？”這個試圖以量化對比方式來概括兩地關係的問題其實充斥著情緒，但這樣的不理性卻在兩地輿論場上很有空間。過去一段時間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會，反對派通過炒作“內地侵蝕香港”推波助瀾，少數內地網民也用不切實際的話來洩憤。過去幾十年兩地相互扶持的路，真的會被這場動盪徹底抹殺嗎？《環球時報》近日採訪香港各階層人士發現，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一段與內地無法割捨的過往，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的回答一針見血：“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
“華山救親”，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時代
《環球時報》記者在港採訪期間住在港島上環附近，樓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館，一到飯點，儘管就餐的上班族讓每家店都爆滿，老闆們並沒因記者的內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積極地推薦店裡的招牌菜。一位老闆娘甚至跟記者“約定”第二天午餐來店裡嚐嚐清湯牛腩。
與“洋氣”的中環相比，上環地區煙火氣更濃。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來港內地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陽光明媚時，販賣海味的永樂街老闆們常把生鮮鋪在門前，空氣中都是鹹鮮的市井味。上環不乏百年老店，儘管這些掛著中國結和福字的店鋪與常被暴徒佔據的幹諾道近在咫尺，但近幾個月的暴力似乎並未影響到這些老鋪。吃苦耐勞、靈活應變、和氣生財是早期內地移民帶給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後香港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之源。
9月香港上環街景。
1962年出生的樑明興在襁褓中隨父母從深圳來到香港，那時一家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生活好一些。樑明興說，香港的條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他16歲開始在餐館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他的記憶中，自己並沒因“內地人”身份而招來歧視，“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會認可你”。
樑明興的家庭是千千萬萬“逃港者”中的一例，由於改革開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別巨大，大批內地人通過偷渡方式過境謀生。作家陳秉安《大逃港》一書翔實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在深港邊境地區的“逃港潮”。由於歷史、血緣等因素，當時香港市民對逃來的內地同胞總體持接納包容態度，書中“華山救親”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約3萬內地人集結在位於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的華山，面對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體號召下密切關注內地同胞狀況。“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旁，關心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的命運……延綿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據香港媒體統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紮下根並取得成功，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樂壇教父”羅文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如果將“逃港潮”發生的時間與香港經濟騰飛的時間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兩件事幾乎是重合的。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從內地去香港的移民，給香港帶去了一些資金、財富。後來，大量來自內地、有一定冒險精神的人到香港，給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人口結構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為人口結構不合理，來源比較單一，但移民來了之後，對固有的東西形成瓦解和衝擊，同時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
在背井離鄉的內地人眼中，香港是改變命運的地方，而對於香港來說，大量吃苦耐勞的內地人的湧入，是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貢獻者。
改革開放，兩地攜手改變國家命運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扶持還停留在個體命運層面，那麼改革開放則是兩地“相互成全”、共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契機。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自1982年起中華總商會每年舉辦“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為內地培訓經貿人才，並見證改革開放給兩地帶來的巨大變遷。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況，那時內地商業化程度不高，香港抓住機遇，向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資源，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僅在珠三角，最高峰時竟有6萬多家港資工廠，聘用上千萬工人，幫助國家把珠三角打造成“世界工廠”。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王聰攝
“那時的合作非常紅火，可以說，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內地就沒有今天;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也沒有今天。”蔡冠深說，“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以及受惠者!”
香港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常務總經理劉仁還記得，1996年他大學畢業剛入職時，工廠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作為香港的強勢產業，鐘錶業成為香港向內地轉移的眾多產業之一。“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層面，香港都承擔著(內地產業)啟蒙導師的作用。”劉仁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那時內地在工資水平和生活習慣上同香港有巨大差異，但兩地人員卻沒有太多隔閡，比如都願意學習對方的方言來加強交流。據劉仁介紹，目前公司在香港還保留著十幾個人的團隊，主要負責物流、會計和結算等業務，其餘近800人都在內地。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僅為內地企業提供一個幾千億美元的融資市場，也是人民幣最大的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無可替代的窗口。有人甚至將香港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在蔡冠深看來，香港不僅是“中國的華爾街”，還應是“中國的硅谷”，“香港雖然生產能力不強，但擁有5所頂尖大學以及超強的基礎科研能力，現在國家把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澳門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
“風暴”來襲，“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彼時，現在的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仍在銀行工作。這場危機在他身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此前每年超過10%的加薪，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第一次感到恐懼。
那場風暴有多嚴重？蔡冠深給《環球時報》記者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曼谷市中心看，那裡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幾乎都是這場風暴之前修建的，之後就沒有變化過。為什麼香港不但沒有被擊倒，還保住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蔡冠深認為，這樣的結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1997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讓很多香港人掩面而泣。
“當時，面臨外國大鱷的猛烈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做出了一個空前的決定，動用政府儲備購買股票，直接面對外國做空勢力。但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步，如果政府儲備撐不住，意味著香港經濟面臨垮臺。”蔡冠深說，這個時候中央決定介入，央行派了很多顧問到香港，為香港提供各方面幫助，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鱷。“這是非常漂亮的一戰。”“我們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關鍵時刻公開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將不惜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聯繫匯率制度。在此非常時刻，中央政府的支持無疑是強大後盾。”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
2003年“非典”是另一件讓包括陳健波在內的港人不堪回首的事件。“香港當時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病，不敢出門，都戴口罩，市面很蕭條。以前顧客滿堂的餐廳無人光顧，餐飲旅遊受到重大打擊，樓價大跌，猶如‘悲情城市’。”他說，“好在當時廣東、深圳與香港一起攜手，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解決這些問題。內地防疫專家鍾南山就如何處理‘非典’給香港醫療界提出很多寶貴意見。”陳健波表示，“非典”之後香港經濟疲弱，幸運的是，國家為香港引入“自由行”，刺激香港旅遊、零售及飲食業的發展。之後，內地資金加快來港投資，令香港再次繁榮。
“我們夫婦所在的兩個行業(餐飲和旅遊)都依賴客流”，樑明興說，“當時就覺得，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風水輪流轉”，但在同一天空下
“風水輪流轉”，樑明興這樣評價兩地這些年相互扶持走過的路。上世紀60年代，樑明興在深圳的堂兄弟來到香港，樑明興的母親就給他們買很多東西帶回深圳，他們很羨慕樑明興一家的生活。“可是人家現在在深圳過得很好，個個是土豪，我們回去好像很窮一樣。”樑明興說。
“其實從1997年開始，內地就開始慢慢不一樣了，所以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和人家比？房屋建設、醫療、金融都沒有內地好。這是實話實說。在我們看來，20年前深圳的治安不是很好，但現在很好了。”樑明興在採訪中不斷感嘆，“在我們這個年紀回看兩地的變化，真的很大，而且很快。”
英國《衛報》曾刊登不同年代從香港視角拍攝的深圳照片，上圖為1964年的深圳，下圖為2015年的深圳。
眼下，社會動盪讓樑明興夫婦近兩個月沒有開工。樑明興所在的餐館面臨倒閉，妻子所在的旅行社很久沒有接內地團。樑明興和他在香港的親戚不敢在一起吃飯，怕聊政治話題鬧出不愉快。
“不應該說香港和內地誰欠了誰!我不認為港人與內地同胞要爭論這個問題。”陳健波對《環球時報》記者談起這個話題時態度很堅決，“香港與國家根本是血脈相連的親人，至親之間根本不會計較誰欠誰。不同的時候大家做不同的工作，比如早期香港把資金、技術、做生意的方法帶入內地，而香港在助力內地發展的同時，很多投資設廠的港商也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很多事情都是互惠互利的。內地市場非常龐大，近些年，很多人來香港做生意都是為了進入內地市場，所以根本就是國家變成香港的大靠山。”
香港立法會財經委員會主席陳健波。
李曉兵也表示，“到底誰欠誰”只是一筆很低級的賬，如果侷限於算這個賬，很容易使得香港和內地陷入對立和區隔的狀態中。他認為，香港這樣一個地方被割讓、租借，這件事帶給整個民族一種巨大的屈辱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會對香港有這麼深的感情，同時將這種感情轉換成整個國家發展的動力，即要洗刷民族恥辱。所以我們為香港做很多事情都是心甘情願的，也是不計代價的。
“我們經常說，如果國家再造幾個香港，或者說整體發展達到香港的水平，那中國會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高度？香港極大豐富了我們對未來發展的期待，這一點不是通過從香港獲得了多少資金或技術可以感知的。”李曉兵說，另一方面，香港能夠創造奇蹟的一個基本支撐要素就是它不是孤懸海外的小島，而是那個年代內地通往海外的“單一通道”，多種因素聚集在香港，讓它迸發出活力。當國家發展需要時，香港恰恰能給國家提供所需要的東西，然後香港也需要整個國家層面對它提供支持。
陳健波表示，他明白，香港曾經是殖民地，兩地民眾可能在文化及生活方式上有些差異，但大家應該和而不同，畢竟都是中國人，是血脈至親，應該互相幫助，互相守護。“打個比喻，迴歸前，香港好像是在寄養家庭居住，迴歸後，再與家人在同一天空下，好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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