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從何處來？

婺源黃山黃山市祁門績溪攝影新安江宏村安徽長江浮樑文化青弋江農業休寧九華山歷史江西北宋歙縣黟縣王世貞錢塘江地理宣城樂安鄱陽湖胡雪巖西晉明朝浙江省體育天目山盜夢偵探琵琶行黃山市旅遊委員會 2019-04-23

丨什麼造就了徽州？丨

▲ 攝影/方托馬斯

-風物君語-

山水田園，士農工商

1987年11月，國務院發文，宣佈撤銷徽州地區，轉而成立地級黃山市。對於這次更名，不少徽州人仍“耿耿於懷”：我們徽州便只剩下了一個旅遊景區嗎？

▲ 雪後黃山。圖/視覺中國

徽州的珍貴並不在於名字。山水與村落，是每年數以千萬計的遊人，探訪徽州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徽州文化的精髓，體現在從哲學藝術到生活方式的自成體系。形成這一特殊地域文化的背後力量又是什麼呢？

徽州，山水是她的底色

古徽州長期保持一府（州）六縣的格局，下轄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縣。近代以來徽州府經歷行政區劃的變革，先是婺源轉隸江西，後是績溪劃歸安徽省宣城市，徽州的主體部分則作為今黃山市存在。“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黃山的的確確是徽州地區，乃至安徽、中國的一張名片。

徽州經歷過劇烈的地質運動。從而形成了中部斷陷盆地，兩側斷塊隆起的基本格局。從地理的角度來說，黃山山脈是長江、錢塘江兩大水系的分水嶺，東接天目山，北連九華山，是皖南山地的中樞。以黃山為首，徽州有著眾多的山地丘陵。根據《徽州地區簡志》，徽州地區撤銷前轄區面積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總面積達到了10578平方公里。因為有了這些山，才有了新安畫派，才有了行遍天下的徽商，才有了我們看到的徽州。

▲ 黃山市地形圖。繪圖/Paprika

外地遊客去到徽州遊玩，多半也是為了看徽州的山。作家郁達夫到徽州旅行時也對山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車非要穿入山去，學穿山甲，學神仙的土遁，才能到得徽州了……我先在車裡默數著，要繞幾個彎，過幾條嶺才到得徽州，但後來為周圍的險景一嚇，竟把數目忘了”。

▲ 績溪，梅乾嶺。攝影/金潔

徽州的山太過有名，以至於水的作用往往被人們所忽略。

▲ 新安江。攝影/方托馬斯

最重要的新安江東流進入浙江，閶江、樂安江南流入鄱陽湖，青弋江北流入長江。徽州山地丘陵佔主導，但是發源於其間的河流水系不斷沖刷侵蝕，使得徽州境內散落著大小不一的山間盆地，進而為後來徽州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空間。徽州的古鎮、古村落都是依託盆地與谷地興建。

▲ 宏村南湖。攝影/方托馬斯

在整個中國傳統社會中，農業為本，徽州的地理條件絕對算不上優渥。比如滿是奇鬆怪石的黃山，怎麼看也不像是個種地的好地方。徽州人只能在盆地與河流沿岸平原，從事有限的農業生產。不過，多虧了這種艱苦環境，才塑造出徽州文化。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就是這個道理。

▲ 冬季的婺源篁嶺。攝影/韓陽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

在徽州的故事裡，山的作用在於阻隔，水的作用則在於溝通。

徽州被山脈包圍，形勢險固，甚至有人將之比作“蜀之劍閣”。山越是這塊土地原本的主人，他們就倚仗地形優勢，拒絕接受中原的統治。在中原王朝勢力逐漸南下的過程中，這些山中土著與外來勢力的衝突就不時發生。東漢末年，孫吳重兵圍剿山越，將山民驅逐出山，才第一次在這裡建郡（新都郡），開啟有效統治。

▲ 黃山區湯口鎮的清晨。攝影/李瓊

徽州是個移民社會。西晉末年戰亂爆發，徽州險峻的山峰，足以成為擋在戰亂與百姓之間的屏障。這塊開發尚不完全的“世外桃源”成為北方難民落腳地之一。

以家族為單位的北方世家大族陸續定居於此，徽州人對血緣紐帶的執著，此時已埋下了一顆種子。類似的故事又在唐末五代、北宋末年兩度發生，遷入的百姓成為徽州居民的主體。從這種角度來看，大概所有徽州人都不屬於這裡。

徽州人的腳步倒也真的沒有停下過。徽州移民社會的屬性不光是“走進來”，也是“跑出去”。明朝人王世貞就說：“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看起來好像都是坐不住的性子。

徽州連接周邊省份除了數條古驛道，靠得就是四通八達的水系。因為多山，徽州的河流大多湍急，所以易出難進。對於打算外出謀生的徽州人來說，水流湍急卻是自有好處。徽州的木材商便是通過“放木排”的方式將木材銷往外地，也就是將木材捆紮成排，順水而下。

君主專制時期，商人受歧視，經商被視為“捨本逐末”，徽州人卻“寄命於商”。他們腦後有反骨嗎？偏要與朝廷對著幹？徽州人經商是迫於無奈，畢竟這裡的耕地太少了。不過，正是他們的背井離鄉奠定了徽州繁盛一時的物質基礎。

無徽商，不徽州

如今我們提起徽商，第一反應會是明清的鹽商，亦或者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其實徽州的商業活動開始得很早，並且形成了不小的規模。

▲閶江老碼頭（2004年被拆毀）。歷史上徽州商人正是通過這條水道，源源不斷地把徽州茶葉、香菇、木

唐朝成書的《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記載當時“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的詞句（唐中葉劃黟縣赤山鎮與饒州浮樑縣地設祁門縣）。可見祁門一帶在唐朝已成為重要的茶葉集散地。

“徽駱駝”們外出經商的直接原因是人多地少，但這並不能解釋徽商為什麼能成為最重要的商幫。

▲《徽商水路程圖》曾是徽州商人外出經商必備的道路指南。攝影/張建平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徽州人宗族觀念極重。唐末以來北方士族群體遭到了戰爭的破壞，世家大族的那種家族觀反而在徽州這個“避難天堂”保留了下來，並逐漸成為影響地區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明朝嘉靖年間，長期以來禁止庶民建立家廟的限制被打破，徽州從宋朝就開始的家祭風俗逐漸走向公開化，徽州人骨子裡的宗族觀被去掉了最後一副枷鎖，凝聚力大大加強。以同姓為單位的徽州商幫自然而然受惠於宗族文化。

《茗州吳氏家典》就有“勢不得不從事商賈，族眾或提攜之”這樣一條家法。徽州人投身商海的資本也大多是通過家族以及不同家族之間的聯姻而獲得。《清稗類鈔》中記載，汪氏家族移居徽州後，只與程氏聯姻，因為兩家都是富商巨賈。不僅如此，徽商甚至僱傭學徒夥計都優先選擇家族內知根知底的人。

俗話說“無徽不成鎮”，徽州人走到哪便把家安在哪。同鄉同族的情誼，使得他們在客居地自發形成了商會組織。同時家族從事同一行業也有利於形成壟斷，取得利益最大化。比如開設典當鋪的就大多是休寧籍商人。

經營有方，加上抱團取暖，徽商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除了用這些錢財進一步投資，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造福鄉里，就是徽商的主要目的。

徽州的村落很多是一姓村，同村便是同宗，宗族觀念讓徽商有很強的責任感，認為必須要為同族做出貢獻，這也是一樁光宗耀祖的美事。西溪南吳氏家族財力雄厚，他們就專門延請水利專家為村落修建條堨等水利工程，這些明朝修建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捐資公共工程之外，吳氏家族最知名的是與文人墨客的來往。新安畫派的領軍人物漸江曾長期住在吳家的家山寺廟之中，明朝知名才子董其昌、祝枝山等人都是吳家的座上賓。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吳家家山，就是現在無人不知的黃山。與文人交往在徽商群體中並不稀見，吳氏家族最令人驚歎的還是家藏的藝術品。吳家以鹽業致富，鉅額財富讓他們可以收藏許多藝術珍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一陣因赴日展覽而引爆輿論的“天下第二行書”——《祭侄文稿》真跡。

然而，也並不是所有文人都對徽州感興趣。人們常引用湯顯祖所說“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來讚美徽州，其實這是清高的若士先生在諷刺徽州這個“名利場”，表明自己不願意去徽州謀名利。不過，這倒也側面說明了徽州人的能量之大。

徽州像吳氏一樣的大家族還有很多。他們大多與文人士子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興建書院。

再窮不能窮教育

▲ 休寧素有“狀元第一縣”的稱號。圖為休寧籍狀元黃思勇的“狀元卷”。攝影/張建平

徽商一直有儒商的稱號。他們對於文化教育的重視，放眼全國也難有能與之相比者。

歙縣鮑氏的徽商鮑柏庭曾直說：“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有錢了不辦教育，有家財萬貫又有什麼用處呢？徽州的諸多大家族也幾乎都有先棄農從商，致富後再投資辦學讓子弟讀書的經歷。績溪胡氏家族一支明經胡氏，就是因為始祖胡昌翼中科舉，便以科目之一的明經指代家族。

徽州文風興盛並不是偶然。因為這裡是程朱理學正宗所在。朱熹和程頤、程顥兄弟的祖籍地，都是徽州。理學所闡述的那一套“綱常倫理”，既是古代中國的主流思想，又深度契合徽商重宗族的文化內核。希望通過科舉取士得到更多話語權，又必須保持家族穩定的徽州人，自然重視儒學。

明清兩朝，“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書院這種形式始於唐朝，是徽州儒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自明朝起，徽商通過壟斷鹽業取得鉅額財富，書院也得到了大量資助，即使是深山遠谷之中，也能聽到誦讀聲，時人稱徽州為“東南鄒魯”。

中國人向來在教育上是毫不吝嗇的。家裡再困難也要給孩子最好的教育條件，徽州人可以說是最佳的例證之一。明萬曆年間的禮部尚書歙縣人許國，少時父親經商失敗，只好自己一邊經商一邊讀書，可惜連續五次鄉試不中，家產變賣一空後跑到河邊尋短見，最後是得到了木材商的資助才能夠繼續讀書。許國一人的經歷，已足以看出徽州人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商人與士人的良好結合，也是徽州文化的特殊性所在。士農工商四民中，士一直是排在首位的。商人的社會地位則最低，科舉制形成之初，商人甚至都不被允許參加科舉。而徽州人能夠直接說出“讀書好，經商好，效好便好”這樣務實的話，或許才是這片土地發展出徽州文化的真正原因。

徽，中式美學的一個符號

不管是經商還是做官，徽州人的足跡遍佈大江南北。他們改變家鄉面貌的同時，也改變著客居地的一切。清朝時揚州的繁榮，就得益於客居當地的徽州鹽商。由於尊儒的傳統，這些商人，並不是只知揮霍的暴發戶，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在中國人深厚的文化中留下獨特的一種美。

士農工商之中，最能給今天的我們留下直觀印象的不是別人，正是徽州工匠。

或許是學風興盛，徽州的工藝品之中最有名的就是文房用品：汪筆、徽墨、澄心堂紙、歙硯。由於徽州多山地，松樹極多，可以滿足大量生產松煙墨的需要。徽墨製法複雜，在徽州本地還要細分為歙（縣）、休（寧）、婺（源）三派。此外，往來於徽商家中的文人墨客，又參與到工匠制墨的過程之中，使得徽墨實用性、藝術性並重。儘管世事變遷，徽墨一直名列國人通稱的“文房四寶”之中。

徽州三雕更是直接受惠於徽商雄厚的財力。徽商興建住宅，或者為家族修建祠堂，都離不開磚雕、石雕、木雕的裝飾。從人物、山水到花草、鳥獸，都是徽州三雕常見的題材。裝飾房屋的同時，也起到潛移默化的說教作用，讓族人耳濡目染，接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因為這些精緻的雕刻存在，白牆黛瓦的徽派建築，遠觀素雅，近觀則充滿豐富的細節，充分展示了徽州人的審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