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吳貽弓｜他最看重的身份，從來就只有“導演”這一個'

本文圖片均來自上海文聯微信公號

9月14日，中國電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導演吳貽弓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創作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對中國電影和觀眾影響深遠的電影，但他創作生涯不長，前半生被政治運動“耽誤”，創作漸入佳境卻“服從組織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後出任過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他始終和電影在一起，為中國電影做的事情也遠遠超過一個導演的創作。但他總是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從來都只有“導演”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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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國電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導演吳貽弓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創作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對中國電影和觀眾影響深遠的電影，但他創作生涯不長，前半生被政治運動“耽誤”，創作漸入佳境卻“服從組織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後出任過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他始終和電影在一起，為中國電影做的事情也遠遠超過一個導演的創作。但他總是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從來都只有“導演”這一個。

他所代表的第四代，是中國電影“新浪潮”的開始

吳貽弓生於戰亂年代，伯父為其取名“貽弓”，“貽”為“收藏”，“弓”乃兵器，“貽弓”意寓“刀槍入庫，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樣，吳貽弓的電影同樣是“文縐縐”的。無論是聯合執導的《巴山夜雨》還是獨挑大樑的《城南舊事》，吳貽弓的電影語言中流淌的是自然怡人的詩意，細膩寫意的抒情調式遊弋鏡頭之間。

吳貽弓的電影生涯有他的傳奇。18歲，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導演系，可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為他對學校提意見說，北電作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學府，不應該只學習觀摩蘇聯影片，還要讓學生了解美、法、意三個國家的電影，結果被上綱上線為“反蘇、反社會主義陣營，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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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國電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導演吳貽弓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創作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對中國電影和觀眾影響深遠的電影，但他創作生涯不長，前半生被政治運動“耽誤”，創作漸入佳境卻“服從組織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後出任過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他始終和電影在一起，為中國電影做的事情也遠遠超過一個導演的創作。但他總是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從來都只有“導演”這一個。

他所代表的第四代，是中國電影“新浪潮”的開始

吳貽弓生於戰亂年代，伯父為其取名“貽弓”，“貽”為“收藏”，“弓”乃兵器，“貽弓”意寓“刀槍入庫，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樣，吳貽弓的電影同樣是“文縐縐”的。無論是聯合執導的《巴山夜雨》還是獨挑大樑的《城南舊事》，吳貽弓的電影語言中流淌的是自然怡人的詩意，細膩寫意的抒情調式遊弋鏡頭之間。

吳貽弓的電影生涯有他的傳奇。18歲，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導演系，可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為他對學校提意見說，北電作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學府，不應該只學習觀摩蘇聯影片，還要讓學生了解美、法、意三個國家的電影，結果被上綱上線為“反蘇、反社會主義陣營，反黨”。

1956年9月，吳貽弓（前排左二）與北京電影學院同學合影

回到上影廠，又趕上十年“文革”，吳貽弓在化工廠裡“戰高溫”。為吳貽弓傳記《流年未肯付東流》寫作的電影學者，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在和吳貽弓深入討論過他的藝術生涯之後，感慨這個人的“與眾不同”。“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人關於那段時間的回憶都是‘荒廢、蹉跎了歲月’，結束後‘要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但吳貽弓完全不是這樣。‘文革’10年他從來沒有停止學習，他的業餘時間都在讀書，積累自己，所以特殊年代一結束，他已經是蓄勢待發的狀態，一點點火星，馬上就能點亮。”

吳貽弓的電影在中國電影裡是獨樹一幟的存在，同屬“第四代”導演的宋崇回想，“我們當時上海這些人大多讀的是電影專科學校，特點是繼承30年代中國電影加蘇聯電影的傳統。吳貽弓帶來的北京電影學院的新風，當時他們所暢導的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是中國新浪潮的開始。”

多年前一次對吳貽弓導演的採訪，談起他的代表作《城南舊事》，他將其看作一個時代對電影美學重塑的“典型”。“三段沒有什麼關係的人物構成的毫無聯繫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說的分段式結構，還是打散後重新交織？我們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結尾，裡面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這種情緒積累構成特殊的味道。”其實哪怕抓住了這味道，吳貽弓說自己在拍《城南舊事》的時候，想著將來怕是沒有多少人會看這部電影，“也沒有過多地想怎樣去感染觀眾，只是想著如何把我十分摯愛和同情的這幾個人物誠實地呈現出來。”

可能正因為如此，它才保持瞭如此特別的氣質。用過去標準的劇本標準來套，《城南舊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矛盾衝突，小說裡沒有人物對話，只有旁白敘述。吳貽弓透露，“當時這個本子是北影的‘棄兒’，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故事。” 可是幸而，“那時候我們也不發愁什麼賣得出去什麼賣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場這個概念。”

吳貽弓從電影本體出發，改掉了廠裡原本經過修改的為兩岸統一意識形態主題挖掘先進典型人物的設置，為中國電影史留下了一段溫柔流淌的別緻影像。多年後，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吳貽弓自陳，“雖然‘文革’期間我沒有搞電影，但是積累了很多東西，在拍《城南舊事》時，正好把積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

在電影學者石川看來，吳貽弓作為導演，有些“生不逢時”。“他的藝術生涯從她人生的後半段才開始，但很快她又因為各種行政上的事情無法再專心從事創作。”不過石川提到，其實吳貽弓還有包括像《闕里人家》這樣“嚴重被忽略”的作品，“1993年正是中國電影最不好的時候，那部電影有些生不逢時，其實它的藝術質量和他早期的作品不相上下，但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其實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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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國電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導演吳貽弓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創作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對中國電影和觀眾影響深遠的電影，但他創作生涯不長，前半生被政治運動“耽誤”，創作漸入佳境卻“服從組織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後出任過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他始終和電影在一起，為中國電影做的事情也遠遠超過一個導演的創作。但他總是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從來都只有“導演”這一個。

他所代表的第四代，是中國電影“新浪潮”的開始

吳貽弓生於戰亂年代，伯父為其取名“貽弓”，“貽”為“收藏”，“弓”乃兵器，“貽弓”意寓“刀槍入庫，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樣，吳貽弓的電影同樣是“文縐縐”的。無論是聯合執導的《巴山夜雨》還是獨挑大樑的《城南舊事》，吳貽弓的電影語言中流淌的是自然怡人的詩意，細膩寫意的抒情調式遊弋鏡頭之間。

吳貽弓的電影生涯有他的傳奇。18歲，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導演系，可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為他對學校提意見說，北電作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學府，不應該只學習觀摩蘇聯影片，還要讓學生了解美、法、意三個國家的電影，結果被上綱上線為“反蘇、反社會主義陣營，反黨”。

1956年9月，吳貽弓（前排左二）與北京電影學院同學合影

回到上影廠，又趕上十年“文革”，吳貽弓在化工廠裡“戰高溫”。為吳貽弓傳記《流年未肯付東流》寫作的電影學者，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在和吳貽弓深入討論過他的藝術生涯之後，感慨這個人的“與眾不同”。“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人關於那段時間的回憶都是‘荒廢、蹉跎了歲月’，結束後‘要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但吳貽弓完全不是這樣。‘文革’10年他從來沒有停止學習，他的業餘時間都在讀書，積累自己，所以特殊年代一結束，他已經是蓄勢待發的狀態，一點點火星，馬上就能點亮。”

吳貽弓的電影在中國電影裡是獨樹一幟的存在，同屬“第四代”導演的宋崇回想，“我們當時上海這些人大多讀的是電影專科學校，特點是繼承30年代中國電影加蘇聯電影的傳統。吳貽弓帶來的北京電影學院的新風，當時他們所暢導的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是中國新浪潮的開始。”

多年前一次對吳貽弓導演的採訪，談起他的代表作《城南舊事》，他將其看作一個時代對電影美學重塑的“典型”。“三段沒有什麼關係的人物構成的毫無聯繫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說的分段式結構，還是打散後重新交織？我們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結尾，裡面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這種情緒積累構成特殊的味道。”其實哪怕抓住了這味道，吳貽弓說自己在拍《城南舊事》的時候，想著將來怕是沒有多少人會看這部電影，“也沒有過多地想怎樣去感染觀眾，只是想著如何把我十分摯愛和同情的這幾個人物誠實地呈現出來。”

可能正因為如此，它才保持瞭如此特別的氣質。用過去標準的劇本標準來套，《城南舊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矛盾衝突，小說裡沒有人物對話，只有旁白敘述。吳貽弓透露，“當時這個本子是北影的‘棄兒’，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故事。” 可是幸而，“那時候我們也不發愁什麼賣得出去什麼賣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場這個概念。”

吳貽弓從電影本體出發，改掉了廠裡原本經過修改的為兩岸統一意識形態主題挖掘先進典型人物的設置，為中國電影史留下了一段溫柔流淌的別緻影像。多年後，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吳貽弓自陳，“雖然‘文革’期間我沒有搞電影，但是積累了很多東西，在拍《城南舊事》時，正好把積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

在電影學者石川看來，吳貽弓作為導演，有些“生不逢時”。“他的藝術生涯從她人生的後半段才開始，但很快她又因為各種行政上的事情無法再專心從事創作。”不過石川提到，其實吳貽弓還有包括像《闕里人家》這樣“嚴重被忽略”的作品，“1993年正是中國電影最不好的時候，那部電影有些生不逢時，其實它的藝術質量和他早期的作品不相上下，但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其實非常可惜”。

1983年3月，吳貽弓和石方禹（右）、鄭振瑤（左）於馬尼拉，《城南舊事》在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後合影

耽誤了導演生涯，為中國電影做嫁衣

與吳貽弓相伴相愛一生的愛人、演員張文蓉曾在他們結婚20週年時寫過一篇《話說我的丈夫吳貽弓》。文章的結尾，她寫下對愛人的心願：“我真不願意他當官兒, 我覺得他如果專心致志於他的專業, 他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來。我不是有意拉他的後腿 , 我感到每一個人都應該找到他在生活長河中的準確位置, 而吳貽弓的位置, 應該是在電影創作崗位上。但願他能從繁忙的、不勝負擔的行政領導的苦惱中早日解脫出來。”

這一年，吳貽弓開始擔任上海電影局局長兼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其實任命早就下來了。當時他的《流亡大學》正要開機，吳貽弓不捨自己精心籌備的電影，向電影局請了一年假“延期”上任。

做廠長時，吳貽弓也開創了上影創作的一個黃金期。《三毛從軍記》《緊急迫降》等影片的導演張建亞是“第五代”，從電影學院著名的78班畢業分配回上影廠後頗得吳貽弓賞識，至今非常懷念那個時期廠裡的創作氛圍。

“當時吳貽弓提出了‘創作集體’的體制，他的電影理念是非常前衛的，是很純粹的電影思維，他的夢想是要以真正的電影讓上影廠這塊金字招牌再度輝煌。”由於長期以來電影一直被當成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所以絕大多數的電影作品從創意初始、萌芽狀態開始就是依附其他載體的，或者戲劇戲曲，或者新聞報道，或者小說故事，甚至是宣傳口號，實際結果是那時的很多所謂電影就是個記錄載體——有畫面的廣播劇、平面版的戲劇、圖畫版的小說、《人民日報》或者《新民晚報》膠片版。”而吳貽弓提出作為獨立的藝術門類，“電影就是電影，要建立電影本體思維，不能永遠依靠柺杖，電影思維以聲光畫、時間空間的形象化思維有別於其他藝術門類的形象思維，有獨特的規律和美學，才讓其成為‘第七種藝術’，這是我們要努力攀登的高峰。”所以，當時組建“創作集體”是導演中心制的體制保障，在製片廠創作的年代，由導演領導一個個創作室推行電影化思維創作的具體實踐。“只有吳貽弓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能夠在這樣的高層面、高水準上設計上影廠的未來！20世紀80年代初真是中國電影也是上影的一段輝煌時期。”張建亞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

作為一個重要歷史時期電影事業的領導，吳貽弓的運作能力和市場操作的意識都足夠超前與優秀。20多年前，他就提出電影早晚要走產業化道路。上海各電影單位在他的一力主持下合併成上海電影總公司。擔任上影廠廠長期間，他率領的領導班子大膽決策, 將在鬧市商業區的陳舊廠房置換成大出好幾倍的郊區土地 , 啟動了中國最早的影視拍攝基地建設。他力主建造的上海影城, 開創了中國多廳影院之先河，至今仍然是中國最好的多廳綜合性電影放映娛樂場所……

當然，身為“官員”的吳貽弓對中國電影做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手創立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電影蓬勃發展，中國電影也積累到了一定的規模程度，“當時亞洲有三四個電影節。那個時候，我是電影局局長，趙丹、白楊、張瑞芳他們都跑來問我，‘搞不搞，搞一個吧？’”吳貽弓說，從地理位置、國家情況等各個方面來說，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確實需要舉辦一個電影節，“但是要怎麼做？沒人知道，只能現學。”於是，他帶著一個翻譯，兩個人跑去德國，鑽研柏林電影節每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瞭解它的功能、作用。回來以後再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哪些是一定要設立的，哪些是可以合併的。

籌辦電影節的過程很艱苦，“一天一塊錢”的伙食，一干就是幾個月，通宵在一個據張文蓉回憶吳貽弓“還沒有我家廚房大”的小辦公室裡打地鋪也是家常便飯。即便出去出差，吳貽弓也是能省則省，全然不顧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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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國電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導演吳貽弓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創作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對中國電影和觀眾影響深遠的電影，但他創作生涯不長，前半生被政治運動“耽誤”，創作漸入佳境卻“服從組織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後出任過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他始終和電影在一起，為中國電影做的事情也遠遠超過一個導演的創作。但他總是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從來都只有“導演”這一個。

他所代表的第四代，是中國電影“新浪潮”的開始

吳貽弓生於戰亂年代，伯父為其取名“貽弓”，“貽”為“收藏”，“弓”乃兵器，“貽弓”意寓“刀槍入庫，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樣，吳貽弓的電影同樣是“文縐縐”的。無論是聯合執導的《巴山夜雨》還是獨挑大樑的《城南舊事》，吳貽弓的電影語言中流淌的是自然怡人的詩意，細膩寫意的抒情調式遊弋鏡頭之間。

吳貽弓的電影生涯有他的傳奇。18歲，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導演系，可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為他對學校提意見說，北電作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學府，不應該只學習觀摩蘇聯影片，還要讓學生了解美、法、意三個國家的電影，結果被上綱上線為“反蘇、反社會主義陣營，反黨”。

1956年9月，吳貽弓（前排左二）與北京電影學院同學合影

回到上影廠，又趕上十年“文革”，吳貽弓在化工廠裡“戰高溫”。為吳貽弓傳記《流年未肯付東流》寫作的電影學者，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在和吳貽弓深入討論過他的藝術生涯之後，感慨這個人的“與眾不同”。“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人關於那段時間的回憶都是‘荒廢、蹉跎了歲月’，結束後‘要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但吳貽弓完全不是這樣。‘文革’10年他從來沒有停止學習，他的業餘時間都在讀書，積累自己，所以特殊年代一結束，他已經是蓄勢待發的狀態，一點點火星，馬上就能點亮。”

吳貽弓的電影在中國電影裡是獨樹一幟的存在，同屬“第四代”導演的宋崇回想，“我們當時上海這些人大多讀的是電影專科學校，特點是繼承30年代中國電影加蘇聯電影的傳統。吳貽弓帶來的北京電影學院的新風，當時他們所暢導的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是中國新浪潮的開始。”

多年前一次對吳貽弓導演的採訪，談起他的代表作《城南舊事》，他將其看作一個時代對電影美學重塑的“典型”。“三段沒有什麼關係的人物構成的毫無聯繫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說的分段式結構，還是打散後重新交織？我們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結尾，裡面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這種情緒積累構成特殊的味道。”其實哪怕抓住了這味道，吳貽弓說自己在拍《城南舊事》的時候，想著將來怕是沒有多少人會看這部電影，“也沒有過多地想怎樣去感染觀眾，只是想著如何把我十分摯愛和同情的這幾個人物誠實地呈現出來。”

可能正因為如此，它才保持瞭如此特別的氣質。用過去標準的劇本標準來套，《城南舊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矛盾衝突，小說裡沒有人物對話，只有旁白敘述。吳貽弓透露，“當時這個本子是北影的‘棄兒’，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故事。” 可是幸而，“那時候我們也不發愁什麼賣得出去什麼賣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場這個概念。”

吳貽弓從電影本體出發，改掉了廠裡原本經過修改的為兩岸統一意識形態主題挖掘先進典型人物的設置，為中國電影史留下了一段溫柔流淌的別緻影像。多年後，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吳貽弓自陳，“雖然‘文革’期間我沒有搞電影，但是積累了很多東西，在拍《城南舊事》時，正好把積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

在電影學者石川看來，吳貽弓作為導演，有些“生不逢時”。“他的藝術生涯從她人生的後半段才開始，但很快她又因為各種行政上的事情無法再專心從事創作。”不過石川提到，其實吳貽弓還有包括像《闕里人家》這樣“嚴重被忽略”的作品，“1993年正是中國電影最不好的時候，那部電影有些生不逢時，其實它的藝術質量和他早期的作品不相上下，但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其實非常可惜”。

1983年3月，吳貽弓和石方禹（右）、鄭振瑤（左）於馬尼拉，《城南舊事》在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後合影

耽誤了導演生涯，為中國電影做嫁衣

與吳貽弓相伴相愛一生的愛人、演員張文蓉曾在他們結婚20週年時寫過一篇《話說我的丈夫吳貽弓》。文章的結尾，她寫下對愛人的心願：“我真不願意他當官兒, 我覺得他如果專心致志於他的專業, 他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來。我不是有意拉他的後腿 , 我感到每一個人都應該找到他在生活長河中的準確位置, 而吳貽弓的位置, 應該是在電影創作崗位上。但願他能從繁忙的、不勝負擔的行政領導的苦惱中早日解脫出來。”

這一年，吳貽弓開始擔任上海電影局局長兼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其實任命早就下來了。當時他的《流亡大學》正要開機，吳貽弓不捨自己精心籌備的電影，向電影局請了一年假“延期”上任。

做廠長時，吳貽弓也開創了上影創作的一個黃金期。《三毛從軍記》《緊急迫降》等影片的導演張建亞是“第五代”，從電影學院著名的78班畢業分配回上影廠後頗得吳貽弓賞識，至今非常懷念那個時期廠裡的創作氛圍。

“當時吳貽弓提出了‘創作集體’的體制，他的電影理念是非常前衛的，是很純粹的電影思維，他的夢想是要以真正的電影讓上影廠這塊金字招牌再度輝煌。”由於長期以來電影一直被當成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所以絕大多數的電影作品從創意初始、萌芽狀態開始就是依附其他載體的，或者戲劇戲曲，或者新聞報道，或者小說故事，甚至是宣傳口號，實際結果是那時的很多所謂電影就是個記錄載體——有畫面的廣播劇、平面版的戲劇、圖畫版的小說、《人民日報》或者《新民晚報》膠片版。”而吳貽弓提出作為獨立的藝術門類，“電影就是電影，要建立電影本體思維，不能永遠依靠柺杖，電影思維以聲光畫、時間空間的形象化思維有別於其他藝術門類的形象思維，有獨特的規律和美學，才讓其成為‘第七種藝術’，這是我們要努力攀登的高峰。”所以，當時組建“創作集體”是導演中心制的體制保障，在製片廠創作的年代，由導演領導一個個創作室推行電影化思維創作的具體實踐。“只有吳貽弓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能夠在這樣的高層面、高水準上設計上影廠的未來！20世紀80年代初真是中國電影也是上影的一段輝煌時期。”張建亞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

作為一個重要歷史時期電影事業的領導，吳貽弓的運作能力和市場操作的意識都足夠超前與優秀。20多年前，他就提出電影早晚要走產業化道路。上海各電影單位在他的一力主持下合併成上海電影總公司。擔任上影廠廠長期間，他率領的領導班子大膽決策, 將在鬧市商業區的陳舊廠房置換成大出好幾倍的郊區土地 , 啟動了中國最早的影視拍攝基地建設。他力主建造的上海影城, 開創了中國多廳影院之先河，至今仍然是中國最好的多廳綜合性電影放映娛樂場所……

當然，身為“官員”的吳貽弓對中國電影做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手創立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電影蓬勃發展，中國電影也積累到了一定的規模程度，“當時亞洲有三四個電影節。那個時候，我是電影局局長，趙丹、白楊、張瑞芳他們都跑來問我，‘搞不搞，搞一個吧？’”吳貽弓說，從地理位置、國家情況等各個方面來說，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確實需要舉辦一個電影節，“但是要怎麼做？沒人知道，只能現學。”於是，他帶著一個翻譯，兩個人跑去德國，鑽研柏林電影節每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瞭解它的功能、作用。回來以後再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哪些是一定要設立的，哪些是可以合併的。

籌辦電影節的過程很艱苦，“一天一塊錢”的伙食，一干就是幾個月，通宵在一個據張文蓉回憶吳貽弓“還沒有我家廚房大”的小辦公室裡打地鋪也是家常便飯。即便出去出差，吳貽弓也是能省則省，全然不顧及身份。

吳貽弓與謝晉導演

但他堅持上海電影節的“門面”一定要響噹噹、夠分量。按現在的說法，頭幾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陣容，亮出了謝晉和吳貽弓等中國電影人在世界範圍內的“朋友圈”。赫克託·巴本科、卡倫·沙赫納扎洛夫、大島渚、奧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羅·考克思，這些國際上叫得響的名字，裝點了“門面”，也從起點便奠定了一個電影節的胸懷和視角。

吳貽弓有魄力。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最佳影片頒給了中國臺灣電影《無言的山丘》，引起巨大爭議，吳貽弓就說，《無言的山丘》拍得好。他還特別強調，如果連這點胸懷都沒有，那還不如把國際直接拿掉，辦個上海電影節就完了。

到如今，每一年的六月上海都會成為全世界電影人匯聚，普通大眾也沉醉的光影海洋。

吳貽弓把做領導看作是“為他人做嫁衣”的事，行政上的事，都是為電影創作服務的，而這些事總要有人做。這麼想，他的心裡就能得到些安慰。

吳貽弓晚年退休在家，以“申江小吳”為筆名寫博客，從2006年到2013年筆耕不輟，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旅行見聞，也直言自己幾番與肺癌、糖尿病等疾病鬥爭的細節。言語幽默，心態樂觀。

在2006年開博初始，他為自己寫下一段自述：“要說我和電影的關係，自然相當密切。屈指算來，從1960年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正式投身電影起，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然而慚愧的是，即使把和張鬱強聯合導演的一部短片《我們的小花貓》也勉強計算在內，這期間我總共只導演了9部電影，平均5年多才拍一部，數量實在可憐。”

吳貽弓無疑是個被做官耽誤的導演。雖然陸續又拍攝了《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海之魂》等影片，也獲得了不少認可和榮譽，但吳貽弓坦言，創作上的確被分了不少神。吳貽弓曾對筆者感慨他們那一代人，很多時候都處在“被選擇”的境地，拍什麼電影是廠裡分配，要“升遷”做領導也是必須“服從組織安排”。吳貽弓說如果當時能夠選擇的話，他還是想繼續拍電影。“我從來最得意的一個頭銜就是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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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國電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導演吳貽弓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創作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對中國電影和觀眾影響深遠的電影，但他創作生涯不長，前半生被政治運動“耽誤”，創作漸入佳境卻“服從組織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後出任過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他始終和電影在一起，為中國電影做的事情也遠遠超過一個導演的創作。但他總是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從來都只有“導演”這一個。

他所代表的第四代，是中國電影“新浪潮”的開始

吳貽弓生於戰亂年代，伯父為其取名“貽弓”，“貽”為“收藏”，“弓”乃兵器，“貽弓”意寓“刀槍入庫，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樣，吳貽弓的電影同樣是“文縐縐”的。無論是聯合執導的《巴山夜雨》還是獨挑大樑的《城南舊事》，吳貽弓的電影語言中流淌的是自然怡人的詩意，細膩寫意的抒情調式遊弋鏡頭之間。

吳貽弓的電影生涯有他的傳奇。18歲，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導演系，可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為他對學校提意見說，北電作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學府，不應該只學習觀摩蘇聯影片，還要讓學生了解美、法、意三個國家的電影，結果被上綱上線為“反蘇、反社會主義陣營，反黨”。

1956年9月，吳貽弓（前排左二）與北京電影學院同學合影

回到上影廠，又趕上十年“文革”，吳貽弓在化工廠裡“戰高溫”。為吳貽弓傳記《流年未肯付東流》寫作的電影學者，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在和吳貽弓深入討論過他的藝術生涯之後，感慨這個人的“與眾不同”。“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人關於那段時間的回憶都是‘荒廢、蹉跎了歲月’，結束後‘要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但吳貽弓完全不是這樣。‘文革’10年他從來沒有停止學習，他的業餘時間都在讀書，積累自己，所以特殊年代一結束，他已經是蓄勢待發的狀態，一點點火星，馬上就能點亮。”

吳貽弓的電影在中國電影裡是獨樹一幟的存在，同屬“第四代”導演的宋崇回想，“我們當時上海這些人大多讀的是電影專科學校，特點是繼承30年代中國電影加蘇聯電影的傳統。吳貽弓帶來的北京電影學院的新風，當時他們所暢導的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是中國新浪潮的開始。”

多年前一次對吳貽弓導演的採訪，談起他的代表作《城南舊事》，他將其看作一個時代對電影美學重塑的“典型”。“三段沒有什麼關係的人物構成的毫無聯繫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說的分段式結構，還是打散後重新交織？我們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結尾，裡面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這種情緒積累構成特殊的味道。”其實哪怕抓住了這味道，吳貽弓說自己在拍《城南舊事》的時候，想著將來怕是沒有多少人會看這部電影，“也沒有過多地想怎樣去感染觀眾，只是想著如何把我十分摯愛和同情的這幾個人物誠實地呈現出來。”

可能正因為如此，它才保持瞭如此特別的氣質。用過去標準的劇本標準來套，《城南舊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矛盾衝突，小說裡沒有人物對話，只有旁白敘述。吳貽弓透露，“當時這個本子是北影的‘棄兒’，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故事。” 可是幸而，“那時候我們也不發愁什麼賣得出去什麼賣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場這個概念。”

吳貽弓從電影本體出發，改掉了廠裡原本經過修改的為兩岸統一意識形態主題挖掘先進典型人物的設置，為中國電影史留下了一段溫柔流淌的別緻影像。多年後，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吳貽弓自陳，“雖然‘文革’期間我沒有搞電影，但是積累了很多東西，在拍《城南舊事》時，正好把積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

在電影學者石川看來，吳貽弓作為導演，有些“生不逢時”。“他的藝術生涯從她人生的後半段才開始，但很快她又因為各種行政上的事情無法再專心從事創作。”不過石川提到，其實吳貽弓還有包括像《闕里人家》這樣“嚴重被忽略”的作品，“1993年正是中國電影最不好的時候，那部電影有些生不逢時，其實它的藝術質量和他早期的作品不相上下，但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其實非常可惜”。

1983年3月，吳貽弓和石方禹（右）、鄭振瑤（左）於馬尼拉，《城南舊事》在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後合影

耽誤了導演生涯，為中國電影做嫁衣

與吳貽弓相伴相愛一生的愛人、演員張文蓉曾在他們結婚20週年時寫過一篇《話說我的丈夫吳貽弓》。文章的結尾，她寫下對愛人的心願：“我真不願意他當官兒, 我覺得他如果專心致志於他的專業, 他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來。我不是有意拉他的後腿 , 我感到每一個人都應該找到他在生活長河中的準確位置, 而吳貽弓的位置, 應該是在電影創作崗位上。但願他能從繁忙的、不勝負擔的行政領導的苦惱中早日解脫出來。”

這一年，吳貽弓開始擔任上海電影局局長兼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其實任命早就下來了。當時他的《流亡大學》正要開機，吳貽弓不捨自己精心籌備的電影，向電影局請了一年假“延期”上任。

做廠長時，吳貽弓也開創了上影創作的一個黃金期。《三毛從軍記》《緊急迫降》等影片的導演張建亞是“第五代”，從電影學院著名的78班畢業分配回上影廠後頗得吳貽弓賞識，至今非常懷念那個時期廠裡的創作氛圍。

“當時吳貽弓提出了‘創作集體’的體制，他的電影理念是非常前衛的，是很純粹的電影思維，他的夢想是要以真正的電影讓上影廠這塊金字招牌再度輝煌。”由於長期以來電影一直被當成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所以絕大多數的電影作品從創意初始、萌芽狀態開始就是依附其他載體的，或者戲劇戲曲，或者新聞報道，或者小說故事，甚至是宣傳口號，實際結果是那時的很多所謂電影就是個記錄載體——有畫面的廣播劇、平面版的戲劇、圖畫版的小說、《人民日報》或者《新民晚報》膠片版。”而吳貽弓提出作為獨立的藝術門類，“電影就是電影，要建立電影本體思維，不能永遠依靠柺杖，電影思維以聲光畫、時間空間的形象化思維有別於其他藝術門類的形象思維，有獨特的規律和美學，才讓其成為‘第七種藝術’，這是我們要努力攀登的高峰。”所以，當時組建“創作集體”是導演中心制的體制保障，在製片廠創作的年代，由導演領導一個個創作室推行電影化思維創作的具體實踐。“只有吳貽弓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能夠在這樣的高層面、高水準上設計上影廠的未來！20世紀80年代初真是中國電影也是上影的一段輝煌時期。”張建亞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

作為一個重要歷史時期電影事業的領導，吳貽弓的運作能力和市場操作的意識都足夠超前與優秀。20多年前，他就提出電影早晚要走產業化道路。上海各電影單位在他的一力主持下合併成上海電影總公司。擔任上影廠廠長期間，他率領的領導班子大膽決策, 將在鬧市商業區的陳舊廠房置換成大出好幾倍的郊區土地 , 啟動了中國最早的影視拍攝基地建設。他力主建造的上海影城, 開創了中國多廳影院之先河，至今仍然是中國最好的多廳綜合性電影放映娛樂場所……

當然，身為“官員”的吳貽弓對中國電影做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手創立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電影蓬勃發展，中國電影也積累到了一定的規模程度，“當時亞洲有三四個電影節。那個時候，我是電影局局長，趙丹、白楊、張瑞芳他們都跑來問我，‘搞不搞，搞一個吧？’”吳貽弓說，從地理位置、國家情況等各個方面來說，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確實需要舉辦一個電影節，“但是要怎麼做？沒人知道，只能現學。”於是，他帶著一個翻譯，兩個人跑去德國，鑽研柏林電影節每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瞭解它的功能、作用。回來以後再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哪些是一定要設立的，哪些是可以合併的。

籌辦電影節的過程很艱苦，“一天一塊錢”的伙食，一干就是幾個月，通宵在一個據張文蓉回憶吳貽弓“還沒有我家廚房大”的小辦公室裡打地鋪也是家常便飯。即便出去出差，吳貽弓也是能省則省，全然不顧及身份。

吳貽弓與謝晉導演

但他堅持上海電影節的“門面”一定要響噹噹、夠分量。按現在的說法，頭幾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陣容，亮出了謝晉和吳貽弓等中國電影人在世界範圍內的“朋友圈”。赫克託·巴本科、卡倫·沙赫納扎洛夫、大島渚、奧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羅·考克思，這些國際上叫得響的名字，裝點了“門面”，也從起點便奠定了一個電影節的胸懷和視角。

吳貽弓有魄力。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最佳影片頒給了中國臺灣電影《無言的山丘》，引起巨大爭議，吳貽弓就說，《無言的山丘》拍得好。他還特別強調，如果連這點胸懷都沒有，那還不如把國際直接拿掉，辦個上海電影節就完了。

到如今，每一年的六月上海都會成為全世界電影人匯聚，普通大眾也沉醉的光影海洋。

吳貽弓把做領導看作是“為他人做嫁衣”的事，行政上的事，都是為電影創作服務的，而這些事總要有人做。這麼想，他的心裡就能得到些安慰。

吳貽弓晚年退休在家，以“申江小吳”為筆名寫博客，從2006年到2013年筆耕不輟，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旅行見聞，也直言自己幾番與肺癌、糖尿病等疾病鬥爭的細節。言語幽默，心態樂觀。

在2006年開博初始，他為自己寫下一段自述：“要說我和電影的關係，自然相當密切。屈指算來，從1960年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正式投身電影起，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然而慚愧的是，即使把和張鬱強聯合導演的一部短片《我們的小花貓》也勉強計算在內，這期間我總共只導演了9部電影，平均5年多才拍一部，數量實在可憐。”

吳貽弓無疑是個被做官耽誤的導演。雖然陸續又拍攝了《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海之魂》等影片，也獲得了不少認可和榮譽，但吳貽弓坦言，創作上的確被分了不少神。吳貽弓曾對筆者感慨他們那一代人，很多時候都處在“被選擇”的境地，拍什麼電影是廠裡分配，要“升遷”做領導也是必須“服從組織安排”。吳貽弓說如果當時能夠選擇的話，他還是想繼續拍電影。“我從來最得意的一個頭銜就是導演！”

“他這個人太好了！”

從事上海老電影研究的學者石川，因一篇論述吳貽弓電影藝術的文章與吳貽弓結緣，到2011年上海電影家協會打算推出一系列老藝術家傳記回憶錄的叢書計劃時，吳貽弓便點名讓石川來幫他完成傳記。有一陣石川每週會和吳貽弓相約文聯聊上一下午。“創作是他在回憶時最樂意提及的部分，對於創作生涯他是非常念念不忘的”，石川回憶，“這些年很多人都會問他，不做導演有沒有後悔，他當然知道他說最適合我的工作肯定是導演，但是其他工作也總得有人做。”

在上海電影局時期就作為吳貽弓副手的江平，一直稱吳貽弓為他的老師。這位同樣是學導演出身，但一直身兼行政職務的電影人，如今已經成為中影集團公司的副董事長、總經理。這些年，吳貽弓也會和他說起心中遺憾，並且開解他為電影事業奉獻，“服從組織安排。”

江平深知吳貽弓心中一直記掛創作，這些年因為身體原因心情也不甚明朗。“我看他情緒不好，又知道他心裡是非常渴望拍電影的，所以就邀請他一起再拍個電影。作為他八十歲的生日禮物。”這就是去年上映的《那些女人》。不過到拍完給電影署名的時候，“我們師徒幾十年來第一次翻臉了。我要給他掛總導演，他說他的電影一定是從臺本開始從頭過問的，這部電影他沒有從頭著手做，就不肯讓我署名。他不願意‘沽名釣譽’。”最後兩人各讓一步，上映的時候吳貽弓署了個監製的名，這也成為他最後一部參與拍攝的電影。江平還透露，因為“當時吳貽弓一分錢不肯要，於是電影劇組所有演員，大家都沒拿一分錢。”

《那些女人》最早是一部電視電影，當時吳貽弓的愛人張文蓉也參演了其中的角色。吳貽弓當時就很喜歡這個故事。江平透露，電影拍攝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吳貽弓經常來片場，每次坐在監視器後面十分專注。多年不拍片，他一點不“手生”，“現場他對每個鏡頭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想法還很新，甚至會教訓我說，不能拍得那麼老套。”

江平隨吳貽弓工作多年，見證了這位電影藝術家待人接物的種種善意和修養。比如吳貽弓年輕時煙癮大，但如果路邊沒有垃圾桶，他就只是掏出煙盒來聞聞味道。又或者新來的保安沒見過他不肯放行，保安以為得罪了一把手嚇得要命，他卻給保安加了工資。“他這個人太好了！”

去年年底，吳貽弓在上海影協過80歲生日，石川為他寫的傳記也終於順利“面試”。沒想到之後包括籌建電影博物館等繁雜事務一樁樁一件件接踵而來，石川的傳記一拖就是五年，“那一陣子我都不敢見他，可是上海有一些活動總會碰到，躲也躲不開。每一次我見到吳導很不好意思，反而是他總安慰我說‘沒關係，早晚都一樣，反正我的事都蓋棺定論了，你別為這個耽誤你自己的事情’。等到新書發表的時候，那時候聽說他身體也不好，人消瘦了很多，但還是在現場坐了很久為大家簽名。”

當時吳貽弓面對來為他新書首發祝賀並給他慶生的電影界同仁們，感慨良多，“糊里糊塗，怎麼就80歲了呢？”

現任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執行院長的蔣為民是吳貽弓在1988年帶的第一個研究生。蔣為民回憶，當時吳貽弓是上影廠廠長，工作繁忙，因此自己是每週去他家上課。研究生期間，吳貽弓為他們開具書目，每次上課交流讀書心得體會。雖然是“電影評論”方向的研究生，但她和師弟還被吳貽弓帶著全程參與了當時他執導的電影的拍攝。“這對我來說是一段特別受益匪淺的經歷，現在也少有研究生能夠這麼深度全程地參與導師的工作實踐。”蔣為民回憶，吳貽弓在片場對每個工作人員都十分和善，“他的劇組氛圍總是那麼融洽。從來沒見他為什麼事跟人紅過臉。”

那部電影叫《月隨人歸》，是一個發生在中秋節的故事。三十年後，吳貽弓在中秋節之後的清晨離開這個世界，蔣為民十分感慨，“好像那部電影的片名成了很應景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