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大分流”：近代中國是怎樣成為“睡獅”的'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陳楓/文

眾所周知，拿破崙曾經有一段話廣為流傳，即“中國是頭睡獅，當它醒來，世界都會為之發抖。”雖然，許多西方當代學者曾遍翻與拿破崙有關的原始資料，並未發現相關的法文或者其他語言的一手資料證實拿破崙曾直接說過這句話，但睡獅論卻在中國婦孺皆知、深入人心。

師承史景遷的美國漢學家歐陽泰在《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一書中，從軍事角度出發，著眼於中國和歐亞的軍事交流活動，來探求作為熱兵器火藥發明地的中國，是怎樣被西方超越，同時進一步追問西方和東亞分流改道的緣由，並呈現出這其中東西方在軍事方面的相互影響。

從東到西——火藥的產生與西傳

馬克思曾經說過：“火藥、羅盤、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的粉碎。”火藥作為中國的三大發明之一，最初並非是為了預兆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而產生的，而更像是一個無心插柳的美麗誤會：“火藥的發現似乎發生於煉丹者企圖分離出穩定、純粹的化合物的過程中”。煉丹者在將硝石、硫磺和焦炭混合在一起時，會不經意間製造出爆炸。

但早期的火藥化合物卻很難直接在密封的容器中點燃，這與硝石含量過低有關，這也就使早期的火藥只能作為可燃物而不是爆炸品存在。基於這個原因，火藥被髮明初期，更多的是作為表演的雜技出現，煙花類爆炸品是其的代表。這也是魯迅發出“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這一感嘆的原因。

史料中最早發現使用火器的描寫，是晚唐時期。公元904年，吳王楊行密在進攻豫章（南昌）城時，首先使用了“發機飛火，燒龍沙”。這時候的火器主要是火箭，由於火藥成分不純，火箭的主要作用是燒燬敵軍防具。官方背景下大規模製造和裝備火器，始於北宋。宋金戰爭時期，被稱為“火槍”的原始槍支出現在戰場上，火炮也成為攻城的重要武器。到13世紀，爆炸性火炮研製成功，北宋《武經總要》中記載的“霹靂炮”就是爆炸性火炮的代表。

火藥和火器的西傳，與蒙古的崛起和西征有著密切關係。蒙金與宋蒙之間長久的戰爭，使各政權熱衷於火器的研製和裝備，突火筒和突火槍這種管型火銃武器在這一時期大量列裝軍隊，並在作戰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火銃的槍管，也經歷了由竹子、紙到金屬這一材質上的變化。蒙古軍隊在從金和宋獲得火藥和火炮技術併成熟運用後，將這些技術和攻城手段運用到了對歐洲的西征中。

戰爭與和平：第一次大分流

火藥傳入西方後，中西經歷了兩次火藥和火器技術發展的大分流，也直接導致了中國在軍事領域逐漸落後於西方。歐陽泰認為，這兩次大分流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逐漸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封建王朝的和平時期，而歐洲則處於不斷地內部戰爭和對外擴張戰爭之中——這造成雙方熱武器更新換代的動力發生差異。

中西熱兵器技術的第一次大分流，發生在明朝中期。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后，派徐達北征盤踞北京的元政權。此外，對四川和雲南的內部戰爭以及對蒙古和越南的遠征，使明前期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保持有百萬的軍隊規模，武器裝備尤其是火銃技術也非常發達。根據歐陽泰的研究，1380年，明朝軍隊下令，明軍10%的士兵必須裝備火銃，這時明軍總數在130萬至180萬之間，也就是說至少有13萬的明軍士兵是專門使用火器的火銃兵。這比當時整個法國、英國和勃艮第所有的騎兵、步兵和候補騎兵數目的總和都要多！到洪武后期，火銃兵的比例更高。1466年甚至達到了總兵力的30%。而這一水平，歐洲直到16世紀中期才達到。此外，中國還注重火器在陣法中的作用。當時明軍士兵的操練非常嚴格，甚至運用了多隊火銃手依次輪流開槍的火器“輪射”技術。

但是自朱棣之後，中國進入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相對和平時期，而此時的歐洲卻處於一個長期、激烈的、事關生死的戰爭時期：英國玫瑰戰爭、英法戰爭、西班牙與英國的海戰等。英國曆史學家弗蘭克?塔裡特，曾統計過這一時期的歐洲戰爭：“從1480年到1700年，英格蘭參加了29場戰爭，法國34場，西班牙36場，神聖羅馬帝國25場。1610年後的一個世紀，瑞典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每兩年就有一場仗，西班牙每四年要打三場。”

這造成了中歐之間第一次熱武器的大分流，主要特徵是：西方早期巨炮的消失和新式長管炮的出現。此外，火炮炮彈也由石質炮彈發展到鐵質炮彈，火炮的重量逐漸減輕，新炮的冷卻技術得到迅速發展。此外在裝填技術上，舊式火炮一般用木塞將火藥裝進藥室後塞進木塞，然後發射物被放置於木塞之上。而得益於炮管的加長和火藥粉磨製技術的進步，歐洲的新炮則不需要木塞，炮管和發射物之間也更為貼合，這就使新火炮可以裝填的更快、精準度更高。而這一時期的中國，則沒有發展出可以用來摧毀城牆的火炮，攻城的主要器械依舊是投石車。作為熱兵器主體的火銃和小型火炮的作用，依舊是對單兵個體的殺傷和城樓上木質建築的毀壞。

這一時期熱兵器大分流結果最直接的呈現是，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上半葉西方國家對東方的殖民擴張戰爭：不同於蒙古在西征中氣勢磅礴的軍事壓倒性優勢，這一時期中國在對西方戰爭中武器已經完全處於劣勢。

培根和馬克思的論述，闡釋了火藥對中世紀城牆和騎士階層的粉碎，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歐洲的城牆普遍又薄又脆，而中國則流行夯土的厚城牆。到15世紀中葉至16世紀初期，歐洲除了開始建造中國式的厚城牆外，還設計出了被稱為稜堡的復興城堡。不同於傳統的圓形和方形城堡，稜堡的每個拐角處都突出了一個帶稜角的壘臺，壘臺之間可以相互配合，能夠組成交叉火力，這樣就能有效的阻止敵人靠近。

工業革命和閉關鎖國：第二次大分流

許多著名歷史學家在討論近代西方科技的崛起時，更多的將關注點放在經濟史角度，但根據歐陽泰的研究，18世紀科學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直接，而相比之下科學與18世紀中西軍事大分流的淵源則更加明確。

這一時期，得益於實驗科學的發展，歐洲在火藥生產和槍炮設計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伽利略提出的“拋物線理論”，在這一時期獲得了軍事上的實踐：在這一理論下，槍炮的彈道設計促使歐洲人給火炮裝上了瞄準裝置。此外，空氣阻力學說也推動了槍支設計上精準度的提高。而冶金業的發展，也使歐洲在這一時期能夠發明出威力更大的野戰炮和榴彈炮。歐洲的彈藥技術在這一時期也獲得了長足進步，硝石的精煉技術和木炭提純技術的改進，使歐洲發明了“鐵罐火藥”，而“鐵罐火藥”是可爆炮彈製造的基礎。野戰炮配合可爆炸彈，可以輕易擊垮堅固的城牆和堡壘。

槍支方面，歐洲火帽槍的發明使槍支的射擊速度更快且更安全。此外，火箭技術的進步為歐洲人提供了更強的火力。而造船工藝的進步則讓西式蒸汽戰艦吃水更淺、速度更快，機動性更強，除海戰外還能更靠近海岸支援登陸作戰。

此時的中國，則處於長時期的相對和平中，曾經強悍無比的清軍逐漸因為缺乏訓練而變得孱弱無比。武器方面，當時清軍配備的武器，六七成還是傳統的冷兵器，熱兵器也長久沒有革新。拿火繩槍來說，19世紀中期清軍裝備的火繩槍與17世紀相比，並沒有多大改動。由於弓箭在滿族傳統文化中有崇高地位，清軍更喜歡運用弓箭而不是火器，清廷甚至專門頒佈法令，抑制火器的使用。天朝上國的思想，讓大清帝國的軍事技術在鴕鳥式的自欺欺人中固步不前，“閉關鎖國”追求自保的國策，也讓清廷缺乏與歐洲的交流，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難以被引入和消化。

這種此消彼長的熱兵器技術大分流的差距，在鴉片戰爭中達到了最高峰。當時的歐洲觀察家認為，這一時期的中國火藥粗製濫造、大炮樣式陳舊、冷兵器生鏽嚴重，城防也是形同虛設；而艦船也只有木製的戎克船。這自然難以與西方的堅船利炮相匹敵，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也在所難免。

究其原因，歐陽泰認為，並不能把責任簡單的歸結到強調“文勝於武”的儒文化，清政府內部的黨爭和搖擺不定的政策也損害了改革的延續性。此外，更為結構性的關鍵因素是，經歷了相當長期的和平後，鴉片戰爭並不足以引發清帝國進行內部的深層改革，保守主義盛行和樂於維持現狀的利益集團不肯讓位，讓清末向西方學習的步履維艱，難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