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時代的產物，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常識。沒有能夠完全脫離時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傳世經典作品，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紅樓夢》研究當然也須遵循這一規律，而不能跳出規律之外，靠憑空想象的“天才論”或“超前論”來任意塗抹。紅學從誕生之日起，紅學家們並非不重視對《紅樓夢》時代背景的研究，但不論是索隱派、考證派還是評點派、探佚派，多侷限於對他們“假設”的那個作者本人生活的社會、家族背景的研究，而忽略對作品文學背景的研究；偶爾有幾個重視文學研究的學者，也多侷限於對文本本身的研究，沒有把文本放在文學大背景下，去探討作者為什麼要寫這些內容，又為什麼要這樣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可得乎？
《紅樓夢》確實是乾隆中葉（十八世紀中葉）傳抄開來的一部獨特的小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中國傳統的文學寫法都打破了，開闢了中國小說史的新篇章。研究中國文學史，不能不重視研究《紅樓夢》，這是情理中的事情，因而紅學成為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的一門“顯學”，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既然紅學是文學史領域的顯學，就應該從文學史的角度去對她考證研究，方為正途。譬如，研究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海明威的作品，不研究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文學背景，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這些大師身世的考證或附會上，不是有跑題之嫌麼？但奇怪的是，不論是傳統紅學，還是新紅學，那麼多聲名赫赫的專家學者，都以皓首窮經的勁頭，戀戀於史籍的故紙堆中，或脂硯齋那些亂七八糟的批語中，去研究江寧織造曹家的興衰歷史，反而把對《紅樓夢》的文學研究拋在一邊，使紅學變成了所謂的“曹學”，這種走火入魔的局面，很難說是文學研究的正途。紅學的三個所謂的死結：“芹系誰子”、“脂硯何人”、“續書何人”，正是紅學“跑題”的典型例證。
正由於紅學的“跑題”，使我們今天對《紅樓夢》的文學研究正途上一些亟待回答的問題，仍舊雲裡霧裡，不甚了了。譬如，當今紅學界公認是曹雪芹在乾隆朝中葉創作的《紅樓夢》，公認曹雪芹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但天才就能憑空創造出《紅樓夢》這樣偉大的經典文學作品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需要催生文學作品，只有需要巨人的時代才能產生巨人，只有需要名著的時代才能產生名著，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時代需要，沒有天才也能創造天才；時代沒有產生需要，有了天才也不能產生名著。因此，研究《紅樓夢》首先必須研究《紅樓夢》產生的文學背景、文學底蘊，研究那個時代對產生《紅樓夢》的社會需要。
《紅樓夢》的作者之謎，並非不可以研究，既然有謎，大家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去探測謎底，原無可厚非。但猜謎語也有一定規律，不能胡猜亂懵。索隱派的“猜笨謎”固然屬於附會式的亂猜，但憑心而論，胡適先生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未必不是瞎懵。在不清楚《紅樓夢》的文學背景前提下，“假設”得越“大膽”，出錯的可能性就越大；“求證”得越“小心”，越可能是南轅北轍之舉。如果斷定是乾隆朝的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就必須首先回答，為什麼是乾隆朝而不是其它時代需要產生《紅樓夢》，為什麼是這一時代的曹雪芹而不是其它時代的其他人創作了《紅樓夢》？這些問題回答不清，僅以曹雪芹是天才（似乎還缺乏直接的、過硬的證據；用《紅樓夢》反證曹雪芹在邏輯上不成立），曹雪芹家的歷史同《紅樓夢》描寫的內容相似為理由，似乎與歷史唯物論有悖。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歷史上的文學天才多矣；中國有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像曹家那樣具有“末世”經歷的大家族多矣。僅有清一代，索額圖家族、明珠家族、張侯家族、傅恆家族、和珅家族等，情況都大同小異；要說天才，這些家族中出現的納蘭性德、豐紳殷德等人，不見得比曹雪芹文學修養差。假如把這些家族、這些天才都與《紅樓夢》聯繫起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番，則真是所謂“猜笨謎”了，比索隱派還笨，又憑什麼嘲笑索隱派的“附會”呢？因此，根據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必須拋開既往先入為主的成見，無論是考證派還是索隱派的成見都必須拋開，以一種客觀的、科學的態度，對《紅樓夢》產生的歷史背景、特別是文學背景進行認真的考證，當《紅樓夢》產生的文學背景搞清楚之後，探詢《紅樓夢》作者的光圈自然也就集中了，在此基礎上考證《紅樓夢》的作者，才是科學的學術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結束目前紅學界這種聚訟不休、卻又言人人殊的混亂局面，真正還紅學以“學”的地位。
本文試圖從事的就是對《紅樓夢》的文學考證，以期拋磚引玉。在《〈紅樓夢〉創作背景分析》一文中，筆者已對《紅樓夢》創作的歷史背景，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初步考證，本文擬在原來的基礎上，集中於文學背景的角度，再做進一步的考證分析，以期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並就教於紅學界同好。
一、十七世紀思想解放運動及其特點
十七世紀是人類歷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個世紀。在歐洲，以１６４０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標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沖決封建經濟羅網，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已上升到統治地位，資本支配下的帝國主義擴張進程急劇加速。在中國，正處於明末清初社會大動盪的陣痛之中。明末資本主義的萌芽，使市民階層要求個性解放的意識形態，相對於傳統的封建禮教，特別是窒息人性的理學，產生了強烈的異化。關外新崛起的異族統治者，雖然用鐵蹄扼殺了剛剛萌發的資本主義幼芽，但由於統治機器的不完善和統治者籠絡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卻沒有扼殺掉明朝後期萌生的個性解放意識，反而由於對異族統治的逆反心理，使市民階層的個性解放意識在扭曲中繼續發展。總而言之，明末清初，幾乎終十七世紀，在中國的文化界，經歷了一場以個性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上，大體上經歷了四次比較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期間，禮崩樂壞、百家爭鳴，為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第二次是魏晉南北朝，疑古諷今，創新風度，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峰巔盛唐時代的到來，掃清了思想障礙；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群經辯偽，言情濫觴，為康乾盛世的出現，提供了思想先導；第四次是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開闢了思想先河。這四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是在天崩地裂般的社會大動盪條件下出現的，都是在統治階級的正統統治理念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新興意識形態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情況下發生的，因而是時代的必然，歷史的必然，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疑經辯偽，二是言情濫觴。所謂疑經辯偽，就是對統治階級奉為至高無上權威的封建禮教發生了嚴重的懷疑，對宋明兩朝沿襲下來的儒家經典，特別是程朱理學、王陸心學，以辯偽的方式，進行了猛烈抨擊，把除了《論語》、《孟子》之外的幾乎所有儒家經典，都斥之為“偽書”，把朱熹、王陽明對儒學的權威詮釋，一概斥之為“偽學”，提出了“去宋歸漢”的儒學正宗觀念。與此相對應，對沿襲了千年的科舉制度，也進行了激烈的否定；對君權相對於民意的地位，提出了挑戰；對文臣武將忠君的理念，提出了懷疑。總之，那是個“懷疑一切”的時代，封建社會奉為圭臬的傳統思想，都發生了動搖。從這個意義上看，十七世紀思想解放運動，幾乎可以同先秦諸子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盛況媲美；學術思想的活躍也促進了人才輩出，李贄、金聖嘆、張岱、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陳確、閻若璩等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猶如群星燦爛，以敏銳的思想、淵博的學識、宏富的著述，推動著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並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大筆具有重要影響和地位的文化財富。進入十八世紀以後，從康熙晚期至雍正朝再到乾隆盛世，隨著清王朝統治的鞏固，以《大義覺迷錄》為開端，最高統治者開始強制推行封建正統觀念，對學術界疑經辯偽的局面開始限制。特別是乾隆朝，文字獄幾乎年年發生，知識界噤若寒蟬，乾嘉學派雖然也熱中考證，但多為純學術性的，從政治角度大膽否定儒家經典的行為基本收斂；乾隆皇帝還通過編撰《四庫全書》，對明末清初的學術著作大量禁燬和抽毀，把明末和清初順康年間的學術著作和市井文學作品幾乎一網打盡。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此終結。
所謂言情濫觴，就是指言情宣淫的文學作品氾濫於世和纏綿綺靡之音崑曲大行其道。明末清初，在知識界（清初主要是具有遺民思想的知識分子）對統治理念進行疑經辯偽的同時，市民階層對統治階級推行的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壓抑人性，窒息思想，以另一種形式進行了消極的然而是激烈的抵制，這就是言情宣淫的文學作品和戲劇作品大行其道，幾乎風行天下達一個世紀之久。在文藝理論和文學作品方面，馮夢龍的《情史》，李漁的《閒情偶記》，以及風靡天下的《金瓶梅》、《聊齋志異》、《紅樓夢》，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至於乾隆年間禁燬的格調低下的明末清初淫穢作品，更是不勝枚舉。從現在重新出版的清代禁書殘餘作品看，其數量之濫、品味之淫，今天看來也令人瞠目結舌！崑曲是宋元南戲的變種，其唱白以雅為特色，強調纏綿綺靡，特別適於表現才子佳人的故事。明末清初，崑曲大行其道。首先是出現了一大批崑曲傳奇的作家作品，其開先河和集大成者是明末的湯顯祖，他創作的“臨川四夢”，特別是《牡丹亭》，對後世影響極大。至清初，“南洪北孔”創作的《長生殿》和《桃花扇》，把崑曲作品推向了極致的高峰。十七世紀，不論是帝王將相、士大夫階層還是普通市民，都對觀看崑曲演出趨之若騖，康熙皇帝就曾親自觀演《長生殿》和《桃花扇》，並親定“賞格”。市民階層對觀演崑曲更是如醉如痴，旗亭酒家，無不談論新搬演的傳奇。官僚巨族家庭，徑相家養戲班，不惜花費巨資，豢養優伶，置備行頭。史載，某些官僚為演出《長生殿》，僅置辦行頭，就花費白銀三十萬兩之巨！至雍正年間，朝廷開始查禁淫書，禁止官員家養戲班。乾隆年間，明末清初的淫書淫戲，都被嚴格禁燬，各地總督巡撫，陸續開始禁演萎靡之音，戲壇淫風大為收斂。崑曲於此時開始衰落，逐步為“花部”戲曲所取代；演出內容，也逐步由纏綿的才子佳人戲轉變為悲壯的俠義清官、義夫節婦戲，舞臺風氣大變，明末清初思想解放運動的這一重要特徵也隨之消失了。
我們在清楚瞭解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及其特點之後，再來詳細閱讀《紅樓夢》，就不難發現，《紅樓夢》一書，深深的打著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印記，清楚地反映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特點。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和文學創作一般規律，我們可以據此推斷，《紅樓夢》應是十七世紀實際康熙年間思想解放運動尾聲時的作品，而不可能是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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