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電視劇《白鹿原》終於播出過半，而劇情也發展到了最令人揪心的段落之一——田小娥被白鹿原族人鞭打，開始萌生復仇之心。但相比於開播前的聲勢和劇集的投入，劇版《白鹿原》在收視和傳播上都遠遠稱不上令人滿意。這部立項16年，歷經周折，耗資3億的85集鉅製，產生的話題至今仍只有此前的停播事件和“豆瓣評分9.0收視率卻上不去”這兩條。
畫面大氣、演技精湛、細節考究……為什麼一部幾乎無差評的“良心劇”，沒能成功地俘獲更多觀眾？相比之下，同期播出的《歡樂頌2》持續出產“性騷擾”“處女情結”等話題，儘管爭議不斷卻一直穩居收視排行榜的頂端。這是娛樂化、話題至上的時代氛圍所造就的惡果嗎？我們是否應該對觀眾的品味痛心疾首？
卑視觀眾並不是最好的選擇，今天書評君推送的這篇文章，深入比照了電視劇版與小說原著的內在差異，作者認為，對於文學作品《白鹿原》而言，電視劇版也許註定要少了光采。
撰文 | 林慄
電視劇版《白鹿原》是一部“良心劇”嗎？當然。是一部好劇嗎？應該也沒有問題。但斷續地看了這些天之後，我卻不得不坦然地面對自己有些追看無力的真實感受——在看時，感覺確實還不錯；但隨時放下不看，竟也並非難事。
為什麼會這樣？這種觀看體驗和《白鹿原》原著小說大相徑庭。即便是現在重新找出小說原著從頭讀起，閱讀體驗依然是酣暢又不乏震撼的——所以這並不是因為已熟悉情節導致的“劇透”惹的禍。陳忠實筆下的《白鹿原》除了個個鮮活立體的人物和傳統鄉土社會與時代新潮的碰撞，還有一種瑰異、粗糲又深沉的獨特氣質，而恰恰是這種氣質，在電視劇版中看不到了。
少了“性”、不談“命”
魔幻現實主義變回現實主義
作為一部公開播出的八點檔電視劇，劇版《白鹿原》對小說中大篇幅的性描寫和涉及神鬼、風水等“迷信”的內容進行刪改處理，是意料之中的必然。
比如，翻開過小說《白鹿原》的人都很難不對開頭第一句話記憶猶新：“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裡娶過七房女人。”整個第一章都用來寫白嘉軒前六次娶親的故事，六場洞房花燭夜，六次被命運捉弄似的糊塗死亡，“長了帶毒的倒鉤”的傳聞……這一章內容與全書情節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但白嘉軒的“命硬”得以凸顯，奇異、駭人的氣氛也被渲染出來。而劇版《白鹿原》開頭的場景，是白嘉軒和媒婆在女方家裡提親，白嘉軒不願娶用糧食換回的媳婦，起身離開。前面死去的六任媳婦，僅用地裡的六座墓碑來呈現。
白嘉軒六房妻子的墳墓。（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再比如，小說裡白嘉軒是設法從鹿子霖手裡換來白鹿跑過的那塊風水寶地，才開始了時來運轉。而在電視劇中，換地的情節被處理成“地下有水脈”的科學版本，同時也失去了關鍵的結構性和象徵性作用，僅僅成為表現人物性格的一個事例。
並不是要批評電視劇的劇本，因為這些修改是可以理解並且必須的。但這些要素對於陳忠實的小說原著來說，畢竟非常關鍵。《白鹿原》中的性描寫從上世紀90年代發表之初就是爭議話題，現在印行的定本已經是作者採納了建議進行一定刪改的結果。但作為一部想要寫成“一個民族的祕史”的作品，正因為陳忠實做到了擺脫神祕感和偷窺感去正視性，並且“用一種理性的健全心理來解析和敘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態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結構”，它才能夠實現“民族祕史”的追求與境界。
“性心理結構”對於田小娥這一整部小說中最具異質感的女性角色尤為重要。性既承載了田小娥對自由和個人幸福的追求，又是飽受迫害的她用於復仇的武器。她因女性的身份而備受折磨，卻又擅於利用自己身體的誘惑力。但在電視劇版中，田小娥成了改動最大的人物。由氣質清冷婉約的李沁所扮演的田小娥，主要強調她柔弱、可憐的一面，而看不到那種在情慾和放逐中洋溢著的野性的生命力。
田小娥。（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單純從人物塑造上來說，這樣一個直接喚起觀眾憐憫的田小娥未必不好。但在《白鹿原》中，田小娥身上充盈著的慾望和生命力並不只與她一個人物有關，而是代表了白嘉軒們所維護著的傳統宗族文化想要壓抑而又壓抑不住的一種人性自然。她像一個幽靈，在看似平靜有序的白鹿原上攪起了一陣又一陣風。當電視劇《白鹿原》用相當多的細節提前鋪展開田小娥與白孝文的感情線，或許能讓這樣一對苦命鴛鴦惹人哀嘆，但那種壓抑與復仇的力量卻大大削弱了。
田小娥與白孝文。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看似延續了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白鹿原》，又是自覺地超越了這一傳統的。它吸收了馬爾克斯式的魔幻現實主義，也運用了精神心理分析的手法，這些筆法交織在一起，才成為了《白鹿原》。當小說中的慾望洗淨為單純的情感，當魔幻現實主義重新迴歸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就彷彿剛剛張揚出去的翅膀又被迫收束，小說特有的某些氣魄與魅力也就隨之難覓。電視劇有了精緻的視覺呈現，但內核已經變得平庸——至少是平常。和原著比，它是無趣的。
文化思考難以容納
“民族靈魂”是那個時代的主題
雖然陳忠實本人曾經表示，因為小說體量過大，相比起電影、話劇等形式，《白鹿原》的改編寄希望於電視劇。但即便電視劇可以容納足夠多的人物和超長的歷史跨度，在表現文化、表達觀念與思考上卻具有天生的弱勢，很難與文學作品相比。以這一版電視劇85集的體量，全部播完要大概一個半月的時間，觀眾很難通過日復一日的零碎觀劇時間來達成相對完整、宏闊的文化思考，而這正是《白鹿原》的主旨所在。
《白鹿原》1993年出版，但實際上陳忠實在1987年就已經完成了整部小說的構思，之後幾年都是在“沉心靜氣完成這個較大規模的工程”。所以無論是在內在精神還是在文學形式上，《白鹿原》都是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也即文革後“新時期文學”的活躍時段相呼應的。在那個“尋根”盛行的時代，陳忠實和許多作家一樣，想要通過自己的寫作去探尋“這個民族的靈魂”。《白鹿原》的創作主旨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在篇首引用的巴爾扎克的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
《白鹿原》
作者：陳忠實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2年
陳忠實用史詩式的架構去呈現他所理解的中國歷史；他用白鹿原上的一個個人物，去展示自己“關於這個民族生存、歷史和人的生命體驗”。他前所未有地塑造出了莊嚴飽滿的中國農民形象，前所未有地使傳統宗法文化得到了立體而有生命力的呈現。在他寫作的時代，這些正是對“民族精神”的新認識。《白鹿原》因此成為一部極具文化意蘊的小說，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一部總結之作。
他在《白鹿原》中重新思考民族文化與歷史演進。有別於非黑即白的明確表述，他的思考與價值判斷是充滿矛盾的。對於白嘉軒所代表的傳統宗法文化，他無疑投之以肯定和欣賞，但同時也有批判和鞭撻，因為他既看到了宗法文化對於前年來民族延續的基石性意義，又看到了它對人性和自由的壓抑——田小娥的悲劇就是如此。對於現代文明進程，他也同樣是肯定與猶疑並存的。
族長白嘉軒與族人在祠堂。（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這種內在的矛盾與張力造就了小說《白鹿原》的內在空間，讓這部作品有了可被解讀的豐富意蘊，這也是它在二十餘年來被經典化的原因之一。
但在劇版《白鹿原》中，這種疏離感與矛盾性變弱了。儘管剛剛播出過半，還難以對人物下定論，但我們已經看到，作為族長的白嘉軒和共產黨員鹿兆鵬作為被著力表現的人物，在劇中有了更多接觸與交流。鹿兆鵬和黑娃燒燬糧草的情節中，白嘉軒成為了知情人和一定程度上的參與者；兩人甚至一度有彼此相敬相知之感。——這是為了讓傳統宗族文化和革命者作為正面人物達成某種合作嗎？而在兩天前的劇集中，還為鹿兆鵬和黑娃率領的農協增加了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戶的情節。改編的種種細節在昭示：也許在劇版《白鹿原》中，對歷史的呈現終會納入到我們耳熟能詳的主流敘事中去。那種重新述說歷史、重新思考文明的嘗試和氣魄，將只屬於小說。
“經典”在前的困境
“不要一味地抱怨市場卑視讀者”
創作的心態也同樣是一個問題。電視劇版《白鹿原》一亮相，就看得出主創團隊是抱著“致敬經典”的心態在做的。鉅額的投資、細節的講究、所有演員在農村體驗生活一個月這樣不惜時間成本的準備工作……都是這種心態的正面體現。
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導演劉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是以“拍部這樣的戲，一輩子也就一次機會”的信念來做的。男一號白嘉軒的飾演者，同時也是該劇的藝術總監張嘉譯更是說，《白鹿原》對於他來說“是從小看到大的作品，我把它當‘神品’一樣供著”。
有這樣的態度，劇版《白鹿原》稱為“良心劇”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可另一方面，這樣一種“致敬”的態度又造成了電視劇版《白鹿原》處處都顯得謹慎小心，都像是在“靠近”原著的藝術生命，而自足性有所欠缺。但無論影視還是文學，原創還是改編，每一部熱門作品都必然是與當下的時代有緊密呼應的。
小說《白鹿原》在當時正是做到了這一點，才彷彿橫空出世、一炮打響。1993年《白鹿原》首先在《當代》雜誌連載刊發，立馬造成轟動，單行本出版後，暢銷多年。而陳忠實在作品面世後不久接受採訪時，曾這樣談及自己對這部小說的預測：
作品寫完以後，我有兩種估計，一個是這個作品可能被徹底否定，根本不能面世。另一種估計就是得到肯定，而一旦得到面世的機會，我估計它會引起一些反響，甚至爭論，不會是悄無聲息的，因為作家自己最清楚他弄下一部什麼樣的作品。
他非常清楚，這部小說是具備突破性的，是哪個時代所呼喚、所等待的作品，絕不會悄無聲息。
除了內在精神上與時代的契合，即使在小說的寫法上，陳忠實也沒有秉持所謂“純文學”的正統觀念，而是非常有意識地解決作品的可讀性。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之所以每每讓人慾罷不能，是陳忠實有意為之的結果。他在開始寫《白鹿原》之前，特地研讀了美國通俗小說作家西德尼·謝爾頓的幾部長篇，“謝爾頓的作品啟發我必須認真解決和如何解決作品可讀性”，“可讀性的問題是我所認真考慮過的幾個最重要的問題中的一個”。
西德尼·謝爾頓（ Sidney Sheldon，1917-2007），美國作家，1969年開始嘗試小說創作，代表作有《裸臉》《假若明天來臨》《天使的憤怒》等。曾被譽為“世界最頂級的說故事高手”，其作品全球總銷量逾3億冊。
如今《白鹿原》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經典，很少有人再提及它在可讀性方面向通俗小說的借鑑與學習，儘管這是它成為有巨大影響力的暢銷長篇的重要原因。陳忠實當時說：
構思這部作品時，文壇上有一種淡化情節的說詞，以為要徹底否定現實主義的過時傳統。……但我必須面對現實。現實的情況是文學作品已經開始出現滯銷的不景氣現象。文學圈裡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驚呼純文學出現危機，俗文學的衝擊第一次傷了純文學高貴尊嚴的臉孔，這是誰都能夠感到威脅的，書籍出版沒有訂數的致命性威脅。
在分析形成這種威脅的諸多因素和企圖擺脫困境的出路時，我覺得除了商潮和俗文學衝擊之外，恐怕不能不正視我們本身；我們的作品不被讀者欣賞，恐怕更不能完全責怪讀者檔次太低，而在於我們自我欣賞從而囿於死谷。必須解決可讀性問題，只有使讀者在對作品產生閱讀興趣並迫使他讀完，其次才可能談及接受的問題。我當時感到的一個重大壓力是，我可以有毅力有耐心寫完這部四、五十字的長篇，讀者如果沒有興趣也沒有耐心讀完，這將是我的悲劇。
……我們需要一點否定自己的勇氣，不要一味地抱怨市場卑視讀者，才能從文學自身尋找出路。
當二十幾年過去，我們重讀陳忠實先生的這一段創作談，會發現用來分析電視劇也同樣妥帖而精當。想要避免電視劇《白鹿原》這樣的“叫好不叫座”，也許還是要像陳忠實先生這樣，除了維持自身的“高貴尊嚴”，也同樣用心地去解決讀者或觀眾興趣的問題。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作者：林慄；編輯：小鹽。歡迎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