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書法有兩大系統，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簡牘墨跡，它們都是在紙未發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書籍文獻。由於材料不同，書寫的工具不同、內容不同，形制不同及書寫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草率急就者居多。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佈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麼多的束縛，因此，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揩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簡。在《居延漢簡》、《武威漢代醫簡》中有大量的墨跡出現，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漢紙墨跡》相比較。體勢近楷書、行書等各種書體。從竹木簡所看到的書法藝術，是研究秦漢書法的第一手資料。
史冊記載，漢簡直到南北朝後期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有學者把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號稱中國“四大漢簡”。
墓葬漢簡批次——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陸續發現，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批：
1959年7月，甘肅省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出土竹木簡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儀禮》的9篇抄本，約抄寫於西漢末至王莽時期。
1972年，湖南省長沙馬王堆 1 號漢墓（下葬年代約當文帝晚年）出土竹簡312枚，是記載隨葬物的“遣冊”。
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約當武帝初期）出土竹簡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殘碎，包含《孫子》、《齊孫子》（即《孫臏兵法》）、《晏子》、《太公》、《尉繚子》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書（絕大部分是佚書）。同時發掘的2號漢墓出武帝元光元年曆譜一份。
1972年 ，甘肅省武威旱灘坡漢墓 （約當東漢前期）出土醫方簡牘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縣40 號漢墓（為西漢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經炭化的殘碎竹簡，字跡尚可勉強辨認。其中有《論語》、《文子》、《太公》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內容大都見於《孔子家語》、《說苑》、《大戴禮記》等書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還有《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兩次發掘了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的西漢前期墓地，在好幾個墓裡都發現了遣冊。1973年發掘的10號墓裡，還發現了內容主要為鄉文書的一批竹簡和木牘。
1973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貴帛書外，還出土竹木簡600餘枚（包括少量木牘），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講養生之道和房中術的書。
1977年，安徽省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約當文帝時）出土竹簡一批，其中有《詩經》、《倉頡篇》等書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殘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漢墓（約當西漢晚期）出土殘木簡400枚，內容多為軍法。
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張家山247號、249號、258號三座西漢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簡。247號墓出簡1000多枚，其中有漢律、《秦讞書》、《蓋廬闔閭》、《脈書》、《引書》、《算數書》和歷譜、遣策等。249號墓有《日書》。258 號墓有歷譜。80年代，江蘇省儀徵縣胥浦101號漢墓（屬西漢末年）出先令券書等簡牘。
甘谷漢簡
此簡高23cm，簡寬2.6cm，正面墨書兩行。筆畫飄逸秀麗，搖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風格。甘谷漢簡的書法風格，因其已臨隸書形成的東漢晚期，內容為漢桓帝頒佈天下的“詔書律令”，章法規整，既別於《居延漢簡》的篆意，又別於《敦煌漢簡》的率意，更別於《武威漢簡》的章草味，是東漢隸書的典型範本，與《曹全碑》(東漢中平二年，即185年)《張遷碑》相近，兩者結體扁平勻稱、規矩整齊、用筆以圓筆為主、清麗流暢、逸緻翩翩的特點，但樸實雄健、端莊遒勁之趣卻同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東漢建寧二年，即169年)相似，而筆勢放縱、不受拘束、姿態橫溢、有意誇張撇捺的特點，幾乎同於晚其5年的《孔宙碑》(東漢延熹七年，即164年)。這足以說明，東漢碑刻隸書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簡書的營養。
簡文內容是當時漢陽郡太守轉發給所屬縣、鄉的詔書、律令及敕命文書。第一至第二十一枚記的是東漢桓帝(劉志)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劉櫃關於維護劉姓皇帝宗室特權的文書。劉秀為了加強劉姓政權，將天下劉姓擢升為皇親宗室，並給予了很多特權，但到了東漢後期，特別是黃巾起義前後幾十年，地方豪強急劇發展壯大，極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權力統治。劉姓宗室如簡文所云“自訟為鄉縣所侵、不行復除”，“言郡被書不奉行”，“州郡奉行，或悉承章”，因為“施行繆錯”，故“令人恩偏鬲”。正如《後漢書》順桓二帝詔令所云：“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玩習”，“疑郡縣用心怠情，恩澤不宜”，所謂“害及元元”；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涼州刺史(劉)治與漢陽太守(劉)濟，逐級下移“屬縣令長”優覆宗室的詔書。史載，東漢時期，涼州刺史部有漢陽郡，郡治冀縣(今甘谷)。
這批漢簡，簡文墨書，出自一人之手。先編後寫，索繩二編，留有空當，整齊劃一，分為三段，隸書抄寫，一枚兩行，每枚60餘字，第五枚多達74字。字體為規範漢隸，行筆筆畫由圓轉變成方折，並演繹出駿發之波磔，結體由堅長變成橫闊，產生俯仰之勢，但又獨具風格。在用筆上，改變了秦篆勻速圓轉的線條，行筆有遲速緩急之變化，左磔右波，輕重頓挫，起筆藏鋒逆入，形成蠶頭，收筆藏露兼之，托出獨特的燕尾或掠腳，形成厚重而飛動，端莊而靈巧的筆勢。如其中“元”字，末筆筆畫在豎彎處，就餘力向右順勢鋪毫，展出一個很長的捺畫，姿婉態妙，勢剛力柔，藏頭護尾，興味綿長。捺畫的誇張，既是意興，又是匠心，這是甘谷漢簡用筆上的一大特徵；在結構上，一改秦篆豎長之形，將舒展、勁健、質樸的點畫組成扁橫結構，給人以寬綽開闊、嚴謹豪放的美感。同時，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剞正、方圓、爭讓、動靜等矛盾雙方相互變化，互為依存，給人以和諧、自然、統一、平衡的韻律感。在章法上，每枚書寫兩行，縱貫行氣，橫畫齊平，每行各有氣勢，相互照應，右行字形小處，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橫書，彼行發豎筆直下，錯落參差，極露靈性，真乃布白比漢印、章法啟行草，其風采神韻為其它簡牘少見。其內容不僅涉及有關宗室管理等問題，而且提到許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別是賦稅名如“門錢”，不見諸史籍，十分可貴，是研究漢代社會制度、政治、經濟的重要依據。
居延漢簡
甘肅北部的額濟納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區，在1930、1972年－1976年和1986年幾次發掘中，獲數萬餘枚簡牘。古居延地區是駐軍屯田之地，故簡牘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因是日常實用文書，書寫時隨意自如，其書法便呈現出輕鬆直率之意。
居延漢簡多為漢代之物，因此書體基本上為隸書章草，從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結體嚴謹，極有東漢史晨之韻；有的輕靈飄逸，爛漫多姿，似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莊古雅，頗似後來《張遷》的風格。
河西簡牘
河西地區的主體地貌是荒漠戈壁，南面是東西走向綿延千里的祁連山脈，北側是騰格里大沙漠。祁連山冰川在春、夏、秋季有季節性徑流滋潤著走廊地區的低地，形成了富饒美麗的綠洲。戈壁綠洲乾燥少雨多風沙，相對嚴酷的地理條件形成了保護古代遺物的良好環境。
西漢武帝時期為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長期威脅，出兵河西屯邊、屯田，隨著漢代對這一地區的經營，出現了大量的簡牘文書，這些文書在河西這種特殊的自然條件下得到良好的保護。今天，河西地區成為了中國古代簡牘最豐富的蘊藏地之一。
武威漢簡
武威漢簡《王杖詔書令》（局部）
武威醫藥木牘
甘肅省武威市漢墓中出土的簡牘統稱武威漢簡。包括《儀禮》簡、王杖詔令簡和醫藥簡牘等。
《儀禮》簡 1959年出土於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計有《儀禮》簡469枚,其他日忌雜佔簡11枚。《儀禮》簡分三種:甲本木簡398枚，每枚長55.5～56釐米，寬0.75釐米,包括《士相見》、《服傳》、《特牲》、《少牢》、《有司》、《燕禮》、《泰射》7篇。乙本木簡37枚,每枚長50.05釐米、寬0.5釐米，內容僅《服傳》一篇。丙本竹簡34枚,每枚長56.5釐米、寬0.9釐米，內容僅《喪服》一篇。
敦煌漢簡
匈牙利人M.A.斯坦因於1907年在敦煌附近發現漢簡後，1914年又在甘肅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漢代邊塞遺址裡，發現了170枚左右漢簡。1944年夏鼐等對敦煌小方盤城以東的漢代邊塞遺址進行考察，掘獲漢簡43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盤城以西的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裡發現漢簡1200餘枚。這是敦煌漢簡數量最多的一次發現。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還分別在酒泉西北的玉門轄地花海農場和敦煌酥油土兩地漢代烽燧遺址裡採集了一些漢簡。斯坦因1914年發現漢簡的地點橫跨漢代敦煌、酒泉兩郡，70年代發現漢簡的玉門花海也應屬酒泉郡，但是習慣上把這些漢簡統稱為敦煌簡。
樓蘭簡牘（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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