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到這個題目,有關公戰秦瓊之感,覺得兩人不生活在同一時代,事蹟也各不相同,無法比較。不過這兩人僅是引子,今日我所談論則是兩人背後社會評價的轉變,或許更直白點作社會道德問題的轉變的緣由。在開始我的問題前,我覺得有必要介紹兩人的生平。

1.兩人生平

馮道,五代十國時人,字可道,瀛州景城人,《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六》記載“其先為農為儒,不恆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這段講馮道祖先為耕讀世家,他性情醇厚,會寫文章,孝敬父母,又愛好學習,即使外面天氣惡劣,也不忘學習。馮道早年擔任桀燕國劉守光的掾吏,後因觸怒劉守光,逃往太原,歸附後唐莊宗李存勖,其最出名的事蹟要數他仕於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六帝,擔任高位而不倒,一時之間被人稱之為政壇不倒翁。

從馮道到文天祥—中國古代道德評價尺度的轉變

長樂老馮道

文天祥,南宋末年吉州吉水人,《宋史·卷四百一十八列傳第一百七十七》記載“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稿,一揮而成。帝親拔為第一。”,文天祥少年得志,二十歲便考中進士,文章寫得尤其好,受到宋理宗的稱讚。在後代人看來,文天祥最主要的功績不是因為他的聰明,而是他堅持抗元而不墜其志氣,一直到行刑之時,他還高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容赴難。

從馮道到文天祥—中國古代道德評價尺度的轉變

文天祥

2.古人評價

關於對二人的評價,寫於宋代和元代的《舊五代史》和《宋史》也給出了不同的評價。《舊五代史》說馮道“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說馮道為人有古人之風,氣量很大,但是因為馮道歷仕四朝六帝,道德上有瑕疵,如同一而再再而三改嫁的女子一樣,沒有人的操行。對文天祥的評價,《宋史》記載“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認為文天祥如同古代的賢人一樣,不因談判失敗而動搖本心,視死如歸,正是古仁所稱的“仁”。

兩人的評價呈現了正反兩極,雖然《舊五代史》認可了馮道的一些事蹟,但因為他不盡臣節,苟活於世的道德汙點,受到後代的駁斥,而文天祥因為殉國之舉,而受到君子中”的“仁”“忠”的評價。

3.宋代是中國古代道德轉向關鍵階段

我們分析這兩種評價,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這個歷史背景是什麼?這個歷史背景正是中國古代社會道德評價尺度的轉變,我們可以在《史記》中看到許多改嫁的女子,過得很好,而不受社會輿論的譴責,比如漢武帝的母親王美人正是改嫁給漢景帝而後生下漢武帝。但是到了宋代以後,我們卻聽到很多貞潔烈女之事,為夫守寡,立下貞節牌坊,這樣的事蹟實在太多。大臣守節,在宋之前很少,漢末的呂布改換門庭頻繁,張遼後歸降曹操,這些都不影響新投靠勢力對他們的使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正是出現中國社會道德評價兩極分化的重要時間段。作為編寫於北宋與元朝的兩部正統史書,《舊五代史》和《宋史》明顯帶有當時人的觀念,這也是克羅齊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註腳。宋代之前的儒學還講究一點大臣的權利,孔子就曾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當國君不是明君時,就可以離開。

宋和其後的朝代道德觀念已經與前朝歷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評價一個人最重要的一個字是“忠”,妻子對丈夫忠,大臣對皇帝忠,這是一種新出現的儒學,但又與之前的儒學很不一樣,表現在社會觀念上最重要的是一個“忠”字,是絕對的服從,當王朝覆滅之時一定要殉國,盡臣節。

宋代出現儒學的轉向,即我們後世人稱作理學的儒學新變體,是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當時,五代十國之際,是道德體系崩塌的時代,朝代、國君如走馬燈似更換不停,而篡位以下犯上等行為更是不計其數,不要忘記宋太祖正是通過發動兵變奪取後周大權,於臣節是有虧的。宋朝建立後,為了以防這種行為再度發生,需要一種新的道德體系的出現,建構一種有利於統治的氛圍,這時候張載、周敦頤、程顥、程頤、真德秀、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相繼登場。而且空談義理,已成為了大臣的風尚,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規矩,我們可以看到王安石受到攻擊,正是因為有私心的道德瑕疵,而受到司馬光等人的抵制。

從馮道到文天祥—中國古代道德評價尺度的轉變

朱文正公

其二,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所處的大環境,都是一個非常動盪的時代。北宋自建立起,北有遼國,後有金國,西有西夏,南有大理;南宋則是先有金國,後有蒙古,可以說生存環境異常殘酷,北宋正是被金國所滅,南宋正是被蒙古所滅。為了維持國家的生存,也需要臣子謹守臣節,這是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如果每個臣子都像馮道一樣的作為,對於宋朝廷來說,是非常危險,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有傾覆之禍,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必須宣揚此種道德,尤其是“忠”,不可不重視。

從馮道到文天祥—中國古代道德評價尺度的轉變

千里江山圖

我們可以看到,古代社會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統治手段。對於宋朝來說,是一種維持統治和保證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此種手段不可不施行,而且相對軍事手段,這也是最便宜的手段,投入小而影響深遠。同時,正是宋朝的這一道德轉向,進而影響了其後朝代的道德選擇,自宋朝開始,都會有一部分臣子、平民因為王朝滅亡而殉節,這在之前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此之後則成為了常態,這是宋朝在社會道德評價史上至關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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