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商人為何地位低下，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這點
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士農工商”的排名一直保持不變，商人被排在末尾。然而，雖然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但很多商人卻因經商而大發橫財。這就與我們今天的認知有很大區別了，在現代社會，有錢往往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那麼，古代的商人即便很有錢，為何其社會地位還是很低呢？
這要從是中國封建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重農抑商”說起。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重農思想一直支配著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如《管子•禁藏》篇載的：“民之所生，衣與食也。”與《管子•治國》篇載：“粟也者，民之所歸也。”可見，農業是封建經濟決定性部門，封建國家機器與統治階級都主要是依賴於農業經濟而存在和發展的。西周以前的統治階級將“重農”作為國策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根據現有文獻，從上古至春秋時期沒有絲毫輕商的跡象。《周禮》將商業同三農等並列為“九職”之一；周文王頒發“告四方遊旅”文告，以各種優待招徠商販等，均為一些重視商業的事例。實際上，即使到春秋時期，產生抑商思想和政策的社會條件也還沒成熟。這是因為，周代的所謂工商，多數是官府豢養的工商奴隸。他們為官府奔走販賣，牟取財利，也為官府採辦各種軍需、行政用品以至奢侈品。這就是所謂“工商食官”制度（《國語》）。
隨著工商食官制度逐漸減弱，出現了獨立商人，其身份與角色也被社會所明認。至戰國，人們對於商人“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白虎通德論·卷七·商賈》）的角色定位認識得更加清楚。《莊子》有載：“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莊子·徐無鬼》）荀子曾說：“積販貨而為商賈。”（《荀子·儒效》）。
商人被剝奪政治權利。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並實施“抑商”政策的，是戰國中期的商鞅。當時各諸侯國首要任務是鞏固新興的地主政權，而當時的商人卻盤剝小農經濟，這可是地主政權的經濟基礎。結果，一邊是商賈擁有鉅額財富，君主無能力驅使；另一邊是大量農民破產，淪為奴僕、無業遊民，家底稍好的成為小商販。一來二去，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社會現實，即經商易富而務農易貧，自然刺激了民眾向“從商避農”趨勢發展。
但是當時的秦國原本就地廣人稀，一旦讓“從商避農”的趨勢任其發展，結果是農業勞動力嚴重缺乏，兵源和糧源得不到保障，長此以往，秦國將國將不國。於是，為改變落後局面，秦孝公支持商鞅變法。
為此，商鞅採取了下列措施：第一，令商人及其奴僕與農民同樣負擔搖役；第二，“重關市之賦”（《商君書》），加重商稅負擔；第三，“壹山澤”（《商君書》），由國家對鹽鐵等重要商品實行專賣；第四，禁止商人販賣糧食；第五，提高糧價，使商人以高價向農民購買口糧而受到損失。其中，以重稅和鹽鐵專賣為主要內容。
商鞅推行的上述政策，就是“重農抑商”政策，能有效地限制商業資本的過度發展，保證了農業方針的貫徹，鞏固了秦國地主政權。其特點是，使商人在經濟上無大利以至無利可圖，儘量減少商業人口。
朝廷推行官營、專賣制度與商人爭利。
漢朝初期，工商業進一步發展，富商的生活能與王侯相比，收養一大批豪傑，權傾朝野。從劉邦開始，為了穩定農業生產，漢制定了很多“抑商”的經濟政策。但到文景之世，商業仍不斷增長，晁錯在《論貴粟疏》中感嘆：“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於是提出“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漢武帝之後“抑商”的政策更加嚴厲，實行鹽鐵官營。據《漢書•食貨志》載：武帝時外徵匈奴，大興土木，造成國庫空虛，而富商大賈由於“冶鐵鬻鹽，財或累萬金。”於是禁止民間私鑄煮鹽，將鹽鐵收歸官營。“嚴令”“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儘管朝廷國庫得到充盈，但是這一措施嚴重影響商品經濟的發展。據《史記酷吏列傳》載：“於是湯益尊任, 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 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 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 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旨, 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 排富商大賈, 出告緡令, 駔豪強併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輔法。”
漢朝還實行“均輸平準”政策，目的是“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令各地將原先直接貢納京師的實物折價，加上運費金額，按照當地市價摺合成一定的數量豐饒且價廉的土特產品，就地交給均輸官，均輸官除將其中部分優質品仍上貢京城外，其餘都運往價貴之地出售，稱為“均輸”。“平準”，在京師設立平準機構，各地運來的貢物，官工業製造的器物等商品均儲存於此。當某種商品價格上漲時，“平準”即以低價出售；反之，如某商品價格過低，就由“平準”收買，使物價穩定。
除此之外，漢朝規定商賈不得著絲綢衣服、不得乘馬車；商賈的算賦要加倍徵收；商賈不得擁有私有土地；商賈以及子孫永不得做官；遷徙商人到邊遠地區戌邊等。此後，歷朝歷代均沿襲此政策。
商人受到人格上的羞辱，商業活動受到諸多限制。
西晉統治者規定商人外去做生意時，必須一隻腳穿白鞋，一隻腳穿黑鞋，以標明身份。
到了唐朝，將人分為良、賤。良人指普通百姓，在職業上分：士、農、工、商四類。商人排在最後，享有權利最少，承擔義務最多。朝廷將商人集中的地方稱為“市”，規定高官（五品以上）不準入市。
宋朝，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私有觀念得到深化，對外貿易進一步擴大，使得國家不得不開始立法來保護商人的利益，如：禁止各級官吏借採購之名，勒索商人；借履行公務之名，盤剝商人；徵稅不能超出國家規定的範圍和方法等。但由於商人爭奪的利益太快了，朝廷不得不限制執行這些立法措施。
明清海禁政策裡將對外貿易的商人當作“海盜”，可見當時的營商環境很艱難。商人們通過聯姻來結交士大夫，藉以提高自身的地位。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傳統，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原因，還有地理原因。中國幅員遼闊，在黃河、長江流域很早就誕生了文明。魏晉之前，在長江以北形成了經濟帶，這裡以平原為主，四季分明，物產富饒，可以為人們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加上物產的地域性相差不大，因此物資交流程度不高，商業化刺激不強。
從積極方面講，“重農抑商”政策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定心丸”，大一統王朝的延續得到保證，中國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過歷史的國家。
但是，“重農抑商”政策造成經濟結構的單一，無法完成向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轉型，趕不上世界工業化革命的潮流，近代以來受到了百年屈辱。加上科舉制度的推行，中國古代商業文化、創新意識以及科學精神沒能普及，致使近代以來中國科學技術落後。
可見，中國商人地位低下與“重農抑商”政策有著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