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的實用主義，使道家在東西方文化融合中“後來者居上”
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眾所周知，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曾統治了我國長達二千年之久，隨著全球經濟文化的不斷融合，我國的傳統文化精髓也被源源不斷傳播到了西方。
不過有個現象卻讓許很多國人不解：為何對西方文化影響至深的卻是道家而非儒家呢？畢竟儒家文化思想才是我國文化的”正統“呀！
據西方學者統計，自1816年至今，各種外文版的《道德經》已達近三百種，在已發行的世界文化典著中，《道德經》的存在感僅次於排名第一的《聖經》！在互聯網詞條上，類似“Taoism、Dao、Tao“等與道家有關的外語詞彙搜索量也長期居高不下，而相對來說，儒家學說的著作在西方則相對乏人問津。
西方文化更講求的是實用性、功利性，而道家，恰好又是“中國特色的實用主義”代表，在如此高度契合的情形下，難怪西方人會更傾向於道家與《道德經》了！
我國古代的數次盛世多基於道家思想，西方人看重的是其“盛世”的實用價值
先秦時期的齊國，就率先依託道家思想而興起，齊桓公時管仲提出的“君道無為”觀點與老子的思想是完全相一致的。
在治理齊國的時候，管仲就闡明瞭君主與大臣之間的協作關係，這樣的協作模式，對今日西方的議會政體也起到了很大的啟發作用。
管仲指出：在一個國家當中，君王就好比人的大腦，臣民就好比人的五官與四肢；大腦做不了四肢五官的事情，卻能控制它們的具體操作。
管仲的“君道無為”，正是要求君王”多無為、少干預“，讓大臣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如此一來，國家治理就能事半功倍，具有極高的實用性。
司馬遷也曾指出“旨約而易簡，事少而功多”，事實上，西漢初期從固國安民到“文景之治”，依託的就是道家的“無為之治”。
漢代初年的政治家多屬道家體系，“陳丞相平，少時本好皇帝、老子之術”、“參為漢相國，清靜極合道”，漢相張良、蕭何、曹參、陳平等人，都是黃老道家思想的身體力行者。
正是因為他們的“依道而行”，漢朝才得以安然度過秦末漢初的亂世時期。
我們熟悉的唐朝，皇帝都是姓李的，尊的祖宗也是老子李耳；“輕徭役、重德治”，唐朝遵循的同樣是道家的“無為而治”之術。
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登基前曾久歷民間疾苦，深知農耕墾荒等民生基礎亟需老百姓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因而在建國後也採取了與漢初一樣的休養生息政策，還親自注釋了一本《道德真經》大力推廣。
清代初年，順治的“寬待流民”、雍正的“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康熙的“永不加賦”等國策，同樣暗合道家的無為思想。
西方人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最終發現，中國的不少朝代其實是“以道治國、以法治政、以儒治心“。
通過道家的”無為而治“迅速崛起後，再通過儒術進行人心教化的維護統治，正是”儒家中國“背後的必備套路。這也是“儒道法”始終在古代中國並存的核心原因，統治者始終是離不開其他思想體系的，因為儒家多偏重思想禮儀等教化，卻缺失了大量實用性的東西。
儒家分新舊，長期統治我國的實際上是已融合了法家、道家思想的“新儒術”
表面上，漢武帝時期雖然罷黜了百家“獨尊儒術”，但那時候的儒術經董仲舒的整理和重新規範後，其實已是吸納了大量法家、道家思想的“新儒術”。
“獨尊儒術”後的漢朝只是名義上統一了“以儒治國”的方針，在實際操作中卻不可能真正脫離法家、道家思想。
“新儒術”只是一種“新湯裝舊藥”的手段，如此一來，國家對外的統治方針統一了，而部分利於治國的雜家理念也能合法地得到了保留。儒家主張以德化民、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主張信賞必罰、還有兵家的軍事思想等，在我國曆史中實際上一直都普遍存在，只是被套上了“儒”的外衣而已。
象“軍事、科技、文藝、中醫、武術、茶道”等實用性學術一直就是道家的天下，統治者根本是罷黜不得的；當這些實用性文化傳播到國外時，難怪人們就只認識道家而不知道儒家了。
有日本學者甚至認為，日本的國學與老莊哲學具有大量共通性，因而日本的國學範疇應屬道學、而不是儒學。
儒家統治下的中國古代王朝存在諸多弊端，而道家恰是彌補這些弊端的關鍵
按照道學“無為而治”的理念，君王作為大腦的存在，是不應干預“四肢五官”乾的事情的。而現實上，由於儒家經常將簡單事情複雜化，導致歷史上的封建統治者經常大量干預各類事情。
比如，當統治者干預文字工作者的工作，就產生了文化禁錮；當統治者干預百姓出海，就出現了“海禁”；當統治者干預民間工藝技術，許多實用技術就成了“奇技淫巧”。
以上種種弊端，恰恰是導致明清時期我國走向沒落的主要原因，試想之下，西方人還會對那樣的“儒學”感興趣麼？
他們需要的東西正好相反：文藝復興般的學術開放、通向寰宇的航海技術、帶動科技發展的技術偏方......而這一切，恰好在道家中就能獲得彌補。
道家哲學思想與西方的“文化決定論”契合度更高
我國曆史上雖沒出現過正式的“哲學體系”，不過老子的《道德經》卻分明就闡述著大量哲學範疇的理論。西方哲學體系強調事物的純碎性，道家“哲學”也推崇返璞歸真、強調自然主義對社會的影響。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名”要順應時勢而變；老子則說“名可名非常名”，“名”就是樸素、唯一的事物。如此一對比，老子的思想就是自然實用主義，認為事物只有唯一的形態、不應因世俗而產生迷惑世人的其他概念；水就是水，而其他“女人是水、百姓是水”等繁文縟節的東西均是扯淡！
老子的“道”反對巧立名目和形式主義，這樣的理念與今日西方的“文化決定論”也是相契合的。“文化決定論”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國家政權的興衰完全由它所屬的文化來決定。相對比之下，一味強調製度的儒家自然就不得西方人心了！
我國的當代法治思想中，傳統文化裡的道家與法家也正是“為政以德”當中的強大輔助。“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踐行”卻是道家的樸素理念，沒有踐行的法治思想，再好聽也只是一句空話。
東西方文化融合了數百年，今日的世界文化思想已漸趨大同，“自然、實用”不正是普世共同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