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外語的人為什麼“沒文化”？
本文來源：愛思想網
轉自：高校人文界
一
大約五六年前，一位學哲學的朋友對我說：學外語的人“沒文化”。
他給出的理由是：外語學生甚至教師知識少、視野窄，看問題缺乏立場和深度，往往把自己定位為一種翻譯或傳聲的裝置。我很是吃驚，也很不服氣，在英語界從業了幾十年，自己的行當還從未遭受如此慘重的貶低。後來仔細想了想，覺得這話並非空穴來風。外語學界的確存在一種不正確的行業風氣，即判斷同行水平的高下，並非首先看他或她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也不是看其思維能力和學術水平，而是首先是看其語音語調是否準確、是否漂亮，口語是否流利。
最近兩三年筆者欣喜地注意到，我國不少外語教師已有這樣的認識：學外語決非僅僅是學好語音語調、語法正確且口語流利，決非僅僅是掌握一門技能，而牽涉到與外語和母語方方面面的人文知識，或者說與外語和母語密切相關的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政治、經濟、民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和學問。一些外語教師已經意識到，由於一直以來不太注意中外文明知識的訓練、積累，自己的外語是有缺陷的。有缺陷的原因不僅在於缺乏有關人文知識或“文化”，也在於缺乏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因為講外語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情境，一種跨文化行為，不僅牽涉到大量相關知識（就中外人文知識的掌握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跟你講中文還是講外語沒有什麼關係；尤其不能因自己是外語從業者便以為自己在中國文化方面的無知可以原諒），還必須有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如果你人文知識不足，更缺乏看問題的適當立場和方法，你很可能只會講出一些皮毛的東西來，你的外語也不可能非常準確；你甚至可能發現腦子裡一片空白，沒有東西可說可寫。簡而言之，學外語而不掌握好相關人文知識或“文化”，是學不好的。如果你在中外人文知識方面有欠缺，你外語說得再好也好不到哪裡去。講英語、法語與講漢語或任何一種語言一樣，得言之有物，不能空對空。
問題是：我們被目為“沒文化”，我們的外語有缺陷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筆者以為，除了有我國高中和大學教育分科太早（美國的好大學在三年級才分科，此前在一二年級，學生無論以後打算學工、理、醫、法、商、還是學文，都得在文學、歷史、哲學、音樂、藝術方面修一套基於古典名著的“核心課程”[甘陽，213 – 264]）這一目前看來極難解決（所以本文將不加以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以外，還有把外語教學與研究機械地劃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大塊所帶來的弊端，以及過分注重實用性或“現實”效用（“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等重要原因。
二
我們先來看看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分天下的弊端。按理說，同更像一門自然科學的語言學相比，文學和翻譯方向從業者在人文知識的掌握方面享有某種先天優勢。不掌握好這些知識，怎麼進行文學、翻譯的研究和實踐？但事實上，大多數文學和翻譯方向的從業者在人文知識甚至思維能力方面不盡人意。也不難發現，無論三個方向中的哪一個，外語從業者都可能有學以致用意識薄弱、學術視野狹窄、學術理路狹隘之缺陷，更有大量外語研究生（包括博士生）、教師年復一年做著重複文章或毫無價值的“研究”。如果我們能不那麼機械地採用文學、語言學和翻譯的三分法，而是能像西方中國研究界研究中國並非侷限於中國文學、語言研究以及漢語和西語的對譯，而同時也廣泛研究中國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民俗、政治等那樣，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培養問題意識和訓練思維能力，不僅更多關注西方和中國的哲學、宗教、政治、藝術、建築、音樂，而且也更多關注西方各國的社會、種族、社區、法律、稅收、慈善、體育、墮胎、吸毒、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之類的具體問題，則不僅我們的文學、語言學和翻譯研究可望上一個新臺階，我們的整體外語教育水平也可望得到較大的提升，外語“研究”者的可憐學術產出與巨大的從業者隊伍相比，方可不那麼比例失調。因為這是一種重要的人文轉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注意力或資源配置將更多轉向人文素質的提高，而人文素質的提高就是外語水平的提高。
打破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分天下的困局，意味著在學科分佈方面進行重要改革。這就涉及到體制。目前我國高校外語界與其他行當一樣，正面臨著量化管理的兩難困境。正由於這種情形的存在，在學科分佈的合理性方面進行重大改革，難度非常之大，但也並非一點希望也看不見。僅就英語教學和研究而言，近年來在文學、語言學（包括教學法）和翻譯這幾個傳統方向以之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例如正在形成中的美國社會研究、英國社會研究、跨文化研究、中外文明研究，以及以英語為媒介的的傳播研究（主要是新聞學、媒體學或大眾傳播理論研究）。然而至少從目前來看，這些新方向的界限相當模糊，或者說其學科性尚有待界定。更可悲的是，我們還沒有美國研究、英國研究、跨文化研究或文明研究方面的專門刊物（《美國研究》或是個例外，但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辦的刊物，偏重外交、政治、經濟，所以英語學界只有極少數人在上面發表文章）和大量公認有建樹的學者。其結果是，一個在讀英語碩士、博士或已有教職者的興趣即便並非真正在此三方面，但為了獲得教職、晉升職稱，便不得不在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之間作出選擇，之後又必須不斷在此三方面產出“成果”。一般說來，從業者選了文學，便不能搞語言學，選了翻譯，便不能搞文學或語言學，否則就會因不夠專門化而創不了“新”，出不了成果，利益便得不到保障。在這三個方面，我們恰恰也有不少刊物，如《外國文學評論》、《國外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中國翻譯》等。此外還有不少的學報。從業者甚至能不受刊物篇幅和傾向性的限制，獨立寫出這三個方面的專著來。
但我們無論在何處或無論以何形式發表成果，都很難擺脫文學、語言和翻譯三分天下的困局。因為除了學術刊物和出版物外，英語界學術評估機制也同樣上演著三國演義的故事，同樣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大塊。各級評審委員被視為這三方面的專家（反過來說，如果不被有關方面視為專家，他們也可能根本做不了評委）。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或者說英語界學術出版和評價機制早已被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家既得利益者瓜分殆盡。假如不在這有限的三方面發表文章，哪怕只是轉述性文字（如果不算剽竊的話），甚至只是轉述的轉述，從業者自身的利益就很難得到保障。如此這般，怎麼可能有真正的學術進步？
或有人會說，有歷史、哲學、宗教、政治和藝術方面的專業人員來做這種工作，不用學語言的人來操心。這種看法不對。實際情況是，我國英語從業者雖然數量巨大，但有深厚人文素養和真正研究能力者卻少之又少，與十三億人口極不成比例，與一個全球化時代迅速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的大國的地位也極不相稱。這與西方國家僅以極少量的漢語從業者便能生產大量高質量研究成果形成了極鮮明的對比，令我們每個從業者汗顏。筆者剛從劍橋大學訪學歸來。那裡東亞系中國研究學者只十來人，加上漢語語言教師，不過二十來人；北京大學專門從事英語語言文學研究者有四十來人，加上大學英語教師，全校應有英語教師一百五十人左右；但稍稍比較一下，只看一看皇皇十幾大卷的《劍橋中國史》（每卷篇幅約50萬字）和李約瑟主編、主撰的二十六七大卷（尚未出齊；據筆者所知，至少有兩卷仍然在寫作中）的《中國文明及科學技術史》，便不難發現北京大學的英美研究與劍橋大學的中國研究在學術產出上的差距多麼明顯。另一方面，我國非英語學界雖然有一些人專門研究英語國家的歷史、哲學、宗教、政治和藝術等，但他們人數太少，其英語聽說能力甚至閱讀能力也十分有限，不僅與國外學者口頭交流困難，總體研究能力也因不能快速、大量閱讀英語文獻而大受影響。以其龐大的從業人口，我國的英語界為什麼不可以一開始便注重提高從業人員的人文知識修養，一開始便注意對從業人員進行基本的思維訓練，從而至少十個從業人員裡邊便能產生一個有深厚人文修養的真正的研究者？
三我們被目為“沒文化”，我們所學外語有缺陷，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即急功近利的思維方式。在全球化時代，外語的“現實”效用很明顯，無需多說。這與古語言、文字、歷史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恰恰因此緣故，我們的外語院系在提高學生和教師的人文修養方面不太怎麼花功夫，甚至在課程設置方面採取一種“有用”“沒用”的標準。然而假如我們的目標不是基本的日常交流，而是要把一種外語學透，成為相關國家的“通”或真正的專家，便必得有深厚的人文知識修養；而要成為基於某種外語的文學、語言、歷史、宗教、哲學和藝術方面的真正學者，人文知識修養的要求就更高了。應特別注意的是，基於外語的文學、語言、歷史、哲學或藝術研究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現實價值，或者說不能立即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對於一個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展來說，卻不可或缺。沒有一百多年來數代外語學人不計功利的的努力，我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會是什麼樣子？顯然仍停留在極粗淺的層次。如此這般，我們何以走向世界？
北大英語系有古英語、中古英語和希臘羅馬研究的傳統，一直有一些埋頭學問，不求聞達者從事古英語文學、中古英語文學、希臘羅馬文學方面的教育與研究。這種學術如此不實用，以至於相對不那麼功利的北大研究生也不大選這方面的課，但北大英語系卻照樣聘他們為教授或副教授。如果換一個學校，很可能早就把這些課程砍掉，並強迫有關教師改行了。這種看似沒有“現實”意義的研究雖不能產生看得見、摸得著的價值，對於國家的總體文化建設卻非常必要。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總得有一些人做一些非實用學問才行。這是因為人文學術研究雖然不能產生“現實”效益，卻具有長遠的社會文化意義，對一個民族會產生潛移默化的長遠影響。當神舟5號在距離地球350公里的太空飛行時，宇航員為什麼用筆在一個寫字簿上寫畫著什麼？這並不僅僅是在打發時間。實際上，這個畫面極富象徵含義，昭示著中華民族愛和平、重文化、重教育的傳統。在此畫面背後，是一種數千年來由無數人文學者培植、塑造起來的重視文化教育的民族心理。成功的載人航天不僅顯示了中國的國力，也表徵著一種民族性的不太看得見、摸得著的人文品質。
這裡顯然有一個什麼是“現實”的問題。對於我國高校特別是重點大學的外語從業者來說，“現實”不應僅僅是能立即產生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的現實。如果是這樣，一個年收入高達五千萬美元的當紅歌星（譬如近年來在美國紅得發紫的“小甜甜”佈雷特妮"斯皮爾斯）所做之事就最最具有“現實”意義，最最具有“現實”價值。這樣一個歌星兩年的個人收入即夠發射一艘神舟號飛船，與他或她相比，豈不非但外語從業者的工作毫無意義，數萬名航天工作者的工作也毫無意義了？然而，對於維繫學術共同體乃至大學體制本身的存在、運作和發展來說，不僅外語從業者的教學工作不可或缺，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同樣至關重要。學術共同體或大學體制要存在、要運轉、要發展，就必須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來運作。如果從業者不好好搞研究，那麼從邏輯上講，任何一個不學無術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學講臺，把好好搞研究者趕下去。什麼是劣幣驅逐良幣？這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學是一個社會的靈魂所在，是一個民族的良知所繫。大學不僅傳承、更新和創造知識，也是現代條件下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價值體系的守護者。如果不按大學本身的邏輯行事，這一極重要的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發揮，其邏輯後果不僅是學術共同體會崩潰，大學本身也將跨臺，說得嚴重一點，整個社會、民族和國家將散架，沒有前途可言。
弄清了我們“沒文化”的病因，就應該對症下藥。筆者以為，目前在全中國所有外語院系開展一個提高從業者人文知識修養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既不可行，亦無必要。因為我國大多數外語學生最終將走向通常意義上的就業市場，而非在高校、研究所或其他重要的涉外政府部門工作。然而，在十來所重點大學開展旨在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改革，實行有利於這種改革的課程、師資和經費的重新配置，以促成某種實質性的人文轉向，卻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將成為我國外語背景的知識精英，將走向高校、研究單位或其他政府部門的重要工作崗位。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這樣的知識精英，是決不可能正常運轉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多大的決心和意志來發動這場人文轉向，並將其進行到底？
參考書：甘陽：《大學之道與文化自覺》，胡顯章、曹莉主編：《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論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學外語的人為什麼“沒文化”？
本文來源：愛思想網
轉自：高校人文界
一
大約五六年前，一位學哲學的朋友對我說：學外語的人“沒文化”。
他給出的理由是：外語學生甚至教師知識少、視野窄，看問題缺乏立場和深度，往往把自己定位為一種翻譯或傳聲的裝置。我很是吃驚，也很不服氣，在英語界從業了幾十年，自己的行當還從未遭受如此慘重的貶低。後來仔細想了想，覺得這話並非空穴來風。外語學界的確存在一種不正確的行業風氣，即判斷同行水平的高下，並非首先看他或她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也不是看其思維能力和學術水平，而是首先是看其語音語調是否準確、是否漂亮，口語是否流利。
最近兩三年筆者欣喜地注意到，我國不少外語教師已有這樣的認識：學外語決非僅僅是學好語音語調、語法正確且口語流利，決非僅僅是掌握一門技能，而牽涉到與外語和母語方方面面的人文知識，或者說與外語和母語密切相關的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政治、經濟、民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和學問。一些外語教師已經意識到，由於一直以來不太注意中外文明知識的訓練、積累，自己的外語是有缺陷的。有缺陷的原因不僅在於缺乏有關人文知識或“文化”，也在於缺乏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因為講外語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情境，一種跨文化行為，不僅牽涉到大量相關知識（就中外人文知識的掌握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跟你講中文還是講外語沒有什麼關係；尤其不能因自己是外語從業者便以為自己在中國文化方面的無知可以原諒），還必須有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如果你人文知識不足，更缺乏看問題的適當立場和方法，你很可能只會講出一些皮毛的東西來，你的外語也不可能非常準確；你甚至可能發現腦子裡一片空白，沒有東西可說可寫。簡而言之，學外語而不掌握好相關人文知識或“文化”，是學不好的。如果你在中外人文知識方面有欠缺，你外語說得再好也好不到哪裡去。講英語、法語與講漢語或任何一種語言一樣，得言之有物，不能空對空。
問題是：我們被目為“沒文化”，我們的外語有缺陷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筆者以為，除了有我國高中和大學教育分科太早（美國的好大學在三年級才分科，此前在一二年級，學生無論以後打算學工、理、醫、法、商、還是學文，都得在文學、歷史、哲學、音樂、藝術方面修一套基於古典名著的“核心課程”[甘陽，213 – 264]）這一目前看來極難解決（所以本文將不加以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以外，還有把外語教學與研究機械地劃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大塊所帶來的弊端，以及過分注重實用性或“現實”效用（“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等重要原因。
二
我們先來看看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分天下的弊端。按理說，同更像一門自然科學的語言學相比，文學和翻譯方向從業者在人文知識的掌握方面享有某種先天優勢。不掌握好這些知識，怎麼進行文學、翻譯的研究和實踐？但事實上，大多數文學和翻譯方向的從業者在人文知識甚至思維能力方面不盡人意。也不難發現，無論三個方向中的哪一個，外語從業者都可能有學以致用意識薄弱、學術視野狹窄、學術理路狹隘之缺陷，更有大量外語研究生（包括博士生）、教師年復一年做著重複文章或毫無價值的“研究”。如果我們能不那麼機械地採用文學、語言學和翻譯的三分法，而是能像西方中國研究界研究中國並非侷限於中國文學、語言研究以及漢語和西語的對譯，而同時也廣泛研究中國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民俗、政治等那樣，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培養問題意識和訓練思維能力，不僅更多關注西方和中國的哲學、宗教、政治、藝術、建築、音樂，而且也更多關注西方各國的社會、種族、社區、法律、稅收、慈善、體育、墮胎、吸毒、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之類的具體問題，則不僅我們的文學、語言學和翻譯研究可望上一個新臺階，我們的整體外語教育水平也可望得到較大的提升，外語“研究”者的可憐學術產出與巨大的從業者隊伍相比，方可不那麼比例失調。因為這是一種重要的人文轉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注意力或資源配置將更多轉向人文素質的提高，而人文素質的提高就是外語水平的提高。
打破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分天下的困局，意味著在學科分佈方面進行重要改革。這就涉及到體制。目前我國高校外語界與其他行當一樣，正面臨著量化管理的兩難困境。正由於這種情形的存在，在學科分佈的合理性方面進行重大改革，難度非常之大，但也並非一點希望也看不見。僅就英語教學和研究而言，近年來在文學、語言學（包括教學法）和翻譯這幾個傳統方向以之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例如正在形成中的美國社會研究、英國社會研究、跨文化研究、中外文明研究，以及以英語為媒介的的傳播研究（主要是新聞學、媒體學或大眾傳播理論研究）。然而至少從目前來看，這些新方向的界限相當模糊，或者說其學科性尚有待界定。更可悲的是，我們還沒有美國研究、英國研究、跨文化研究或文明研究方面的專門刊物（《美國研究》或是個例外，但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辦的刊物，偏重外交、政治、經濟，所以英語學界只有極少數人在上面發表文章）和大量公認有建樹的學者。其結果是，一個在讀英語碩士、博士或已有教職者的興趣即便並非真正在此三方面，但為了獲得教職、晉升職稱，便不得不在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之間作出選擇，之後又必須不斷在此三方面產出“成果”。一般說來，從業者選了文學，便不能搞語言學，選了翻譯，便不能搞文學或語言學，否則就會因不夠專門化而創不了“新”，出不了成果，利益便得不到保障。在這三個方面，我們恰恰也有不少刊物，如《外國文學評論》、《國外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中國翻譯》等。此外還有不少的學報。從業者甚至能不受刊物篇幅和傾向性的限制，獨立寫出這三個方面的專著來。
但我們無論在何處或無論以何形式發表成果，都很難擺脫文學、語言和翻譯三分天下的困局。因為除了學術刊物和出版物外，英語界學術評估機制也同樣上演著三國演義的故事，同樣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大塊。各級評審委員被視為這三方面的專家（反過來說，如果不被有關方面視為專家，他們也可能根本做不了評委）。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或者說英語界學術出版和評價機制早已被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家既得利益者瓜分殆盡。假如不在這有限的三方面發表文章，哪怕只是轉述性文字（如果不算剽竊的話），甚至只是轉述的轉述，從業者自身的利益就很難得到保障。如此這般，怎麼可能有真正的學術進步？
或有人會說，有歷史、哲學、宗教、政治和藝術方面的專業人員來做這種工作，不用學語言的人來操心。這種看法不對。實際情況是，我國英語從業者雖然數量巨大，但有深厚人文素養和真正研究能力者卻少之又少，與十三億人口極不成比例，與一個全球化時代迅速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的大國的地位也極不相稱。這與西方國家僅以極少量的漢語從業者便能生產大量高質量研究成果形成了極鮮明的對比，令我們每個從業者汗顏。筆者剛從劍橋大學訪學歸來。那裡東亞系中國研究學者只十來人，加上漢語語言教師，不過二十來人；北京大學專門從事英語語言文學研究者有四十來人，加上大學英語教師，全校應有英語教師一百五十人左右；但稍稍比較一下，只看一看皇皇十幾大卷的《劍橋中國史》（每卷篇幅約50萬字）和李約瑟主編、主撰的二十六七大卷（尚未出齊；據筆者所知，至少有兩卷仍然在寫作中）的《中國文明及科學技術史》，便不難發現北京大學的英美研究與劍橋大學的中國研究在學術產出上的差距多麼明顯。另一方面，我國非英語學界雖然有一些人專門研究英語國家的歷史、哲學、宗教、政治和藝術等，但他們人數太少，其英語聽說能力甚至閱讀能力也十分有限，不僅與國外學者口頭交流困難，總體研究能力也因不能快速、大量閱讀英語文獻而大受影響。以其龐大的從業人口，我國的英語界為什麼不可以一開始便注重提高從業人員的人文知識修養，一開始便注意對從業人員進行基本的思維訓練，從而至少十個從業人員裡邊便能產生一個有深厚人文修養的真正的研究者？
三我們被目為“沒文化”，我們所學外語有缺陷，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即急功近利的思維方式。在全球化時代，外語的“現實”效用很明顯，無需多說。這與古語言、文字、歷史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恰恰因此緣故，我們的外語院系在提高學生和教師的人文修養方面不太怎麼花功夫，甚至在課程設置方面採取一種“有用”“沒用”的標準。然而假如我們的目標不是基本的日常交流，而是要把一種外語學透，成為相關國家的“通”或真正的專家，便必得有深厚的人文知識修養；而要成為基於某種外語的文學、語言、歷史、宗教、哲學和藝術方面的真正學者，人文知識修養的要求就更高了。應特別注意的是，基於外語的文學、語言、歷史、哲學或藝術研究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現實價值，或者說不能立即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對於一個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展來說，卻不可或缺。沒有一百多年來數代外語學人不計功利的的努力，我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會是什麼樣子？顯然仍停留在極粗淺的層次。如此這般，我們何以走向世界？
北大英語系有古英語、中古英語和希臘羅馬研究的傳統，一直有一些埋頭學問，不求聞達者從事古英語文學、中古英語文學、希臘羅馬文學方面的教育與研究。這種學術如此不實用，以至於相對不那麼功利的北大研究生也不大選這方面的課，但北大英語系卻照樣聘他們為教授或副教授。如果換一個學校，很可能早就把這些課程砍掉，並強迫有關教師改行了。這種看似沒有“現實”意義的研究雖不能產生看得見、摸得著的價值，對於國家的總體文化建設卻非常必要。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總得有一些人做一些非實用學問才行。這是因為人文學術研究雖然不能產生“現實”效益，卻具有長遠的社會文化意義，對一個民族會產生潛移默化的長遠影響。當神舟5號在距離地球350公里的太空飛行時，宇航員為什麼用筆在一個寫字簿上寫畫著什麼？這並不僅僅是在打發時間。實際上，這個畫面極富象徵含義，昭示著中華民族愛和平、重文化、重教育的傳統。在此畫面背後，是一種數千年來由無數人文學者培植、塑造起來的重視文化教育的民族心理。成功的載人航天不僅顯示了中國的國力，也表徵著一種民族性的不太看得見、摸得著的人文品質。
這裡顯然有一個什麼是“現實”的問題。對於我國高校特別是重點大學的外語從業者來說，“現實”不應僅僅是能立即產生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的現實。如果是這樣，一個年收入高達五千萬美元的當紅歌星（譬如近年來在美國紅得發紫的“小甜甜”佈雷特妮"斯皮爾斯）所做之事就最最具有“現實”意義，最最具有“現實”價值。這樣一個歌星兩年的個人收入即夠發射一艘神舟號飛船，與他或她相比，豈不非但外語從業者的工作毫無意義，數萬名航天工作者的工作也毫無意義了？然而，對於維繫學術共同體乃至大學體制本身的存在、運作和發展來說，不僅外語從業者的教學工作不可或缺，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同樣至關重要。學術共同體或大學體制要存在、要運轉、要發展，就必須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來運作。如果從業者不好好搞研究，那麼從邏輯上講，任何一個不學無術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學講臺，把好好搞研究者趕下去。什麼是劣幣驅逐良幣？這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學是一個社會的靈魂所在，是一個民族的良知所繫。大學不僅傳承、更新和創造知識，也是現代條件下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價值體系的守護者。如果不按大學本身的邏輯行事，這一極重要的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發揮，其邏輯後果不僅是學術共同體會崩潰，大學本身也將跨臺，說得嚴重一點，整個社會、民族和國家將散架，沒有前途可言。
弄清了我們“沒文化”的病因，就應該對症下藥。筆者以為，目前在全中國所有外語院系開展一個提高從業者人文知識修養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既不可行，亦無必要。因為我國大多數外語學生最終將走向通常意義上的就業市場，而非在高校、研究所或其他重要的涉外政府部門工作。然而，在十來所重點大學開展旨在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改革，實行有利於這種改革的課程、師資和經費的重新配置，以促成某種實質性的人文轉向，卻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將成為我國外語背景的知識精英，將走向高校、研究單位或其他政府部門的重要工作崗位。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這樣的知識精英，是決不可能正常運轉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多大的決心和意志來發動這場人文轉向，並將其進行到底？
參考書：甘陽：《大學之道與文化自覺》，胡顯章、曹莉主編：《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論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