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富二代在玩啥？“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上）
王世襄
王世襄說：“人或稱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對曰實不敢當！實不敢當！以我之家庭背景、個人經歷，實不具備收藏家條件，大都掇拾於攤肆，訪尋於舊家，自難有重器劇跡。在收藏家心目中，不過敝帚耳，而我珍之。”
王世襄，號暢安，漢族，福建福州人，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收藏家、國家文物局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出生於北京，成長於京城的官宦之家。
王世襄
“我的祖上是從江西遷到福建的，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高祖王慶雲是前清翰林，曾任陝西、山西巡撫，四川、兩廣總督、工部尚書等職，祖父王仁東曾任內閣中書、江寧道臺；伯祖王仁堪是光緒三年丁丑科狀元，徐世昌和梁啟超都是其門生。
父親王繼曾和王世襄
我父親王繼曾早年留學法國，一度擔任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祕書，民國後派任駐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後來北洋政府孫寶琦執政時，他擔任過國務院祕書長。我的叔叔王允恭是同盟會會員，與黃興一起參加辛亥革命，民國時駐蘇聯使館擔任過武官。
父親抱著哥哥王世容和王世襄，父親王繼曾字述勤，福建閩侯人，1902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學堂，後赴法國留學，入法國高等學校及巴黎政法大學，畢業回國後，任張之洞之幕僚
我母親也是大家族，外公思想新派，投資開西醫醫院，把幾個舅舅和我母親一起送到英國留學，那還是十九世紀末。母親1902年留學英國，學習西洋美術，著名的花鳥畫家，大舅金城是20世紀初北方畫壇的領袖，四舅金西厓是一代竹刻大師。
母親金章，“我母親是父親的續絃，早年隨舅父去英國留學，我這還保存著我母親在英國學習時的英文作業，字寫的工工整整。”
家裡非常重視教育，父親駐墨西哥兩年，回國後算算是「待命公使」，就是隨時有可能出使。考慮到要帶我們出國，所以我從小就學英語，講得很流利。父親不讓我進官場，認為沒有意思。希望我學一門技術，走科技救國之路。他要我學醫，但我從小到大學，全玩兒了。”
小時候的王世襄
“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過年親戚家派老家人去各家送禮，四色之中有成對的山雞。我兒時喜歡雄雉的長尾，拔下來插在帽子上，左搖右晃，自以為是群英會的周瑜。轉眼之間有待送往其它家的雄雉長尾也被我拔下來，為的是湊成兩根翎子。禿尾巴山雞怎好當禮送，到處惹事，真成了‘七歲八歲狗都嫌’，淘氣而害得老家人為難。”
左邊是哥哥王世容，出生於巴黎，聰明伶俐很得母親喜愛，但王世襄得猩紅熱時哥哥不幸感染身亡
“童年我有一個哥哥名王世容，比我大兩歲。他聰明好學，又懂禮貌，親朋都十分愛他；而我則頑皮淘氣，不肯唸書，到處惹禍，如上房、打狗、捅馬蜂窩等，親友都討厭我。世容不幸十歲時病故，大家都說‘可惜死了一個好的’。我母親剩我一個，不免開始放縱溺愛。但有一個原則，凡對身體有益的都准許玩，如有害身體的，則嚴加管教，絕對不許可。
民國時期賣鴿子的照片，過去玩鴿子是要拜師的，學徒要3年：第一年給師傅養鴿子，鏟鴿糞；第2年師傅給徒弟幾對鴿子養，出小的賣了，除了留下點糧食錢，賣鴿子的錢都歸師傅，第3年賣鴿子的錢都歸徒弟，過年節給師孃買點胭脂就可以了，有不懂的師傅偶爾指點一下。每個徒弟只能養2個品種，這樣互相不拆臺，打價格戰，彼此都有飯吃
我十歲時開始養鴿子，每天舉大竿子攆鴿子，這對身體無害，可以准許我養。此後開始養蛐蛐(蟋蟀)，不僅花錢買，還結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晒得很黑，但步行多少裡，也是個好鍛鍊，所以母親也准許玩。
在清末民初的蛐蛐鬥場，掌局者用戥子稱好蛐蛐的分量，體重級別差不多的才能互鬥。主人下注，旁人也可押碼。蛐蛐進罐之後，主人用老鼠須黏在細竹籤上做的探子誘其相鬥，此時只允許蛐蛐的主人和“監盆”也就是裁判員圍觀，決出勝負。
養蛐蛐的罐，唐《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每秋時，宮中妃妾皆以小金籠閉蟋蟀，置枕函畔，夜聽其聲。”“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鬥蟋蟀之風從宋刮到明，而且廣泛流行，明人有記載：“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鬥以為樂。”
蛐蛐罐又叫“盆”，有瓷制的，最地道的還是泥漿制的。蛐蛐罐的製作始於南宋，盛於元明，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形狀複雜，花紋多，做工精；北派形制簡潔、素雅質樸、結實厚重。
此後又學武功，請老師教八卦和太極拳。我還拜清代遺老宮廷運動員學摔跤，他們都是有等級的‘撲戶’。從此身體特別好，在美國學校曾把美國同學手臂摔斷過。母親為我身體好，也同意我練武。
中國武術
‘撲戶’們都喜歡養鷹捉兔和用強壯的大笨狗捉獾，我又愛上了這兩項非身體好不能玩的玩意兒。燕京大學附近，我父親有一個園子，被人稱為‘王家花園’。實際上只是種些蔬菜，栽些松樹而已,只有幾間平房和泥頂的花洞子。
王世襄家境寬裕，家在成府路剛秉廟東，有一個20餘畝地的園子。王世襄一邊求學，一邊在這裡種葫蘆，制養蟈蟈的瓠瓶，還養鷹、養鴿子和狗，雅聚各類玩家
我大學四年除了上課，就在這兒度過,在那裡養鴿、養鷹、養狗。還有兩位愛鷹、愛狗如命的朋友，但已窮極潦倒，願意和我一塊玩，有粗茶淡飯就行，不要工資。他們都是老行家，教我如何馴鷹馴狗。程硯秋的叔叔榮三爺，就是其中的一位。
養鷹喝茶遛鳥鬥蛐蛐是富貴公子或八旗子弟的生活主要內容
王世襄打獵歸來，意氣風發的少年郎
王世襄養鷹的愛好一直持續到年老
我養蛐蛐，愛聽冬日鳴蟲，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蟈蟈、油葫蘆等。鳴蟲養在葫蘆內叫，故對葫蘆又發生興趣。尤其是中國特有的範制葫蘆，在幼嫩時內壁套有陰文花紋的模子，長成後去掉模子，葫蘆造型和花紋文字，悉如人意。這是中國獨有的特種工藝，可謂巧奪天工，我也曾試種過。
範制葫蘆
十六七歲學摔跤，拜清代善撲營的撲戶為師。受他們的影響和傳授，玩得更野了——熬鷹獵兔，馴狗捉獾。由於上述經歷，我忝得‘玩家’之名。”
王世襄，養鷹去戶外狩獵物
王世襄自稱是“吃剩飯、踩狗屎”之輩：“過去養鴿子的人們，對待鴿子就像對待孩子。自個吃飯不好好吃，扒兩口剩飯就去喂鴿放鴿。他們還有一個習慣，一出門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
他描繪起兒時的鴿市：“過去幾乎每條衚衕上空都有兩三盤鴿子在飛翔。悅耳的哨聲，忽遠忽近，琅琅不斷。城市各隅都有鴿子市，買者，賣者，逛者，熙熙攘攘，長達二三百米。全城以販鴿或制哨為生者，雖難統計，至少也有幾百人。”
養鴿子的人家，他們自己並不稱為養鴿子，而是盤鴿子。盤鴿子每天早晚兩次，把鴿子趕到天上圍著自己的屋舍旋轉，行話叫打盤。二十四隻鴿子叫一撥，一盤就得盤兩撥，這樣飛起來成行成列，彷彿毛筆蘸墨，隨意在天上書寫幾筆，頗為寫意抒情。
讀完幾年私塾，父親送王世襄到北京的美國僑民學校唸書，這是一所專為美英僑民子女開辦的中小學，學生全講英語，只有少數中國學生。
“我在此從小學二年級上到高中畢業，英語不用學，聽就聽會了。”王世襄從三年級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使人誤以為他是在國外長大的。他說：“從小學英語，講得流利。每天從學校回家後，家裡給我請最好的古漢語老師，學經學、史學、小學、音韻等，我學不進去，只喜歡古詩詞，連歷史我也沒好好學。”
王世襄和父母在山中休憩，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王世襄十分受寵愛
他在美國學校本來頗得老師歡心，結果寫作文，一連數週英文作文，篇篇言鴿。老師氣得把作業退回，評語是：“汝今後如再不改換題目，無論寫得好壞，一律給Ｐ（poor，不及格）。”
現在中國鴿子已經很少了，圖為宋慶齡在喂鴿子
王世襄高中畢業後進燕京大學，開始讀的是醫學，結果主課門門不及格，幸好選修課分數高，於是轉到文學院國文系。這下如魚得水，成績好，畢業之後，考取了燕京的研究生，研究中國畫論。
王世襄和父母在一起，母親金章(1884—1939)號陶陶，畫家，是樑思成妹妹樑思賢的好友
“我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全玩了。從小學英語，講得流利，但寫不好，名著也讀得少，比起同學來要差，我不用功唄！醫學預科唸了兩年，功課多門都不及格，本來應該是三年後進協和醫院，結果被涮了出來。燕京大學規定，如有兩門不及格就退學，但其他課如有分就可以繼續念。這樣，第三年又轉文學院，當時同學有後來的《文心雕龍》專家楊明照，史學家王鍾翰等。”
燕京大學創辦於1919年，20世紀初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教會聯合在北京成立的教會大學，司徒雷登任校長，曾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燕京文、理、法院系俱全，專業有國學、歐洲文學、哲學、音樂，到物理化學地質軍事，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燕大教授有馮友蘭、錢穆、顧頡剛、周作人、鄭振鐸、冰心、顧隨、吳宓、吳文藻、容庚、斯諾
燕京大學的閱覽室
王世襄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還有臂上架著大鷹或懷裡揣著蟈蟈到學校上課的驚人之舉。他的玩家派頭被同學視為荒誕不經，鄧之誠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講中國歷史正興致勃勃，忽聽一陣“嘟嘟”的蟈蟈聲，同學鬨堂大笑，王世襄揣著蟈蟈葫蘆進了教室，惹得鄧先生惱怒起來，把他請出教室。
蛐蛐裝裡面可隨身攜帶
1939年56歲的母親因為高血壓去世，對王世襄的打擊極大，促成其人生第一次大的轉折。
王世襄曾如此回憶當年心緒：“母親病逝給我極大的震撼，深感玩了多少年，實在讓父母傷心失望，絕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那年考上研究院國文系，仍住在園中，但所有的玩物都不要了，鴿子送朋友，狗成了看家狗，專心致志，上課讀書，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大轉變。由於受家庭影響，也由於狂妄無知，第二年上報‘中國畫論研究’作為碩士論文題目。這是我最早寫又是最難寫的一本書，也是未寫完已覺得不滿意並有羞愧感的一本書。在園中一住又是一年，論文只寫到宋末，獲得了碩士學位。《畫論》是我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個題目，涉及到美學、歷史、藝術許多學科，研究院畢業時只寫到宋代。”
1941年，王世襄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獲文學碩士學位。
“離開學校後父親鼓勵我把《畫論》寫完。1943年才算把全稿寫完。七十多萬字，但自己總覺得很幼稚，不過羅列材料而已，很不滿意，一直想修改，未能如願。”
“燕京有一個哈佛燕京學社，每年派學生去哈佛念博士，齊思和、週一良、翁獨健等都是這樣去的。1941年我快畢業時，課分不錯。討論時，有人提議要我去，因為燕京沒有藝術系，難得有一個學生研究藝術，可以派他去。歷史系主任洪業（煨蓮）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學社負責人，和我們家很熟。他說我精力過人，但不務正業，這兩年稍微好一點兒。如果真正用功，以後會有成就。‘我認為他是個未知數。我們的獎學金有限，不能押在一個未知數上。’後來有一天他碰到我，說‘你留學的事讓我否了。你好自為之。’我回家後告訴家裡人，他們說洪先生很正確，要是我們也會如此。”
1943年的王世襄辭別父親，離開北平，到西南大後方去，開始了輾轉求職的行程。
“此時我父親已年邁，身邊僅我一人，但他還是下決心要我離開北京，南下謀生。我經過成都，燕大覆校，梅校長留我當助教。我不願教書而未就。到重慶，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是我父親的老同學，同意我任祕書，因只能伏案寫公文，不可能見到文物，學不到知識，故請求故宮復原時再參加工作。我很想去歷史語言研究所，那裡集中了多位大學問家，可以求教。請樑思成先生帶我去見傅斯年先生，傅先生只問了一句話‘你是哪裡畢業的？’我回答：‘燕京大學。’他說：‘燕京畢業的不配到我們這裡來。’我只好告退。最後樑思成先生收容我到中國營造學社工作，名義是助理研究員，實際上是學徒。在學社我有機會閱讀《營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則例等，增加了我對傳統傢俱的興趣，對我後來的研究方向起了引導作用。”
明式傢俱，王世襄的哥哥在清華大學與樑思成是同班同學，住同一個宿舍。營造學社是樑思成自美國留學歸來後，由朱啟鈐創辦、樑思成主持的古建築研究機構。從此，王世襄開始研究古代建築，和營造學社的同窗們一起進行野外調查。
1945年，王世襄與師妹袁荃猷喜結良緣。
“她是我燕京大學的校友，比我低幾級，而且不同系，她是教育系。大學期間我倆並不認識，一九四○年我在燕大研究院寫《畫論》的時候，荃猷準備編寫一部中國繪畫教材作為畢業論文，燕大沒有美術系教育系主任便介紹她來找我，從此相識。”
後來王世襄離京求職，臨行，他送了袁一盆太平花。在四川，王世襄寫了很多信給袁，只收到兩封回信，其中一封是“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澆水，活得很好，但願生活也能像這太平花。”回到北平的王世襄，給袁荃猷帶了一個火繪葫蘆片小盒，這是他之前在信裡許諾的——要是做好了就送給她。她打開小盒子，裡面靜靜躺著的，是兩顆紅豆。袁荃猷說：“這是我們的愛情信物。”
倆人婚後很恩愛，袁荃猷過的是典型舊派閨秀生活，十指不沾陽春水，他們家的女孩子“不可入門房，不可入下房，不可入廚房”。
倆人結婚之後，王世襄很快發現，太太除了琴棋書畫外家務一竅不通。據說家務活僅限剝蒜，到了剝蔥就不行，一根蔥可以層層剝光，剝完發現什麼都沒有，於是埋怨老王：“你是不是不會買蔥，為什麼蔥裡什麼東西都沒有？”
袁荃猷愛撫琴，1947年與張伯駒、管平湖、王世襄等一同發起組織北平琴學社，與溥雪齋等經常琴會雅集。照片前排左起許健、管平湖、鄭珉中，後排左起王迪、沈幼、袁荃猷。
1945年回到北京的王世襄開始收藏明代傢俱。那時候滿街都是硬木傢俱，拆散著賣，很可惜，拆散的傢俱用來做算盤珠，做琴桿，做秤桿。
明式傢俱是用紫檀木、杞梓木、花梨木等製作的硬木傢俱，古、雅、精、麗，造型優美、穩重、簡樸，選材考究，製作精細，線條簡單、流暢。
1946年7月王世襄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離開北京追繳多項文物，他在回憶文章中說：
“整整一年中，我們都一心放在偵查追繳文物上。當我將德僑楊寧史非法購買的青銅器目錄抓到手中，並把編寫圖錄的德國學者羅越帶到天津與楊對質，使楊無法抵賴時，荃猷和我一樣地喜悅興奮。又當楊謊稱銅器存在已被九十四軍佔領的天津住宅中，爾等可以去尋找查看，而九十四軍竟不予理睬，多次拒絕進入，致使工作受阻，陷於停頓時，荃猷又和我一樣憂心忡忡，束手無策。”
王世襄，中英文俱佳，和國民黨一起查繳接收重要文物，1946年12月，王世襄日本東京追繳被日軍劫掠去的中國古本藏書。這些藏書有從莫高窟盜出的唐代經卷，也有《永樂大典》等珍稀古本。王世襄奔走一年多追回了2000多件珍貴文物，珍貴古籍106箱
荃猷對於王世襄做的所有事情，只有兩個字：支持。某月月底，趕上兒子王敦煌的奶粉吃完了，鴿子的高粱也吃完了。王世襄說，“手裡的錢買了奶粉買不了高粱，買了高粱買不了奶粉。我是買奶粉呢，還是買高粱呢？”兩個人商量，覺得要是借錢買奶粉還算開得了口，要是借錢給鴿子買高粱，那就太不像話了。最後決定，把僅有的錢買了高粱，借錢買奶粉。
她的衣服，破了縫一縫，褪色補一補。他本來給她去鼓樓大街買衣服，結果半道上，看見喜歡的藏傳米拉日巴像，買了回來，衣服忘買了。荃猷見了，卻歡喜說：“要是我也先把他請回來，衣服以後再說。”
王世襄與夫人袁荃猷在北京芳嘉園北屋前合影
他們的朋友鬱風說：“說起袁大姐這位主婦真夠她為難的，家裡已經塞滿各種大小件不能碰的東西，她的吃喝穿戴日用東西東躲西藏無處放，而王世襄還在不斷折騰，時常帶回一些什麼。她常說累得腰痠背痛連個軟沙發椅都沒得坐（因為沙發無處放），家裡全是紅木凳。但是我瞭解她的抱怨其實是驕傲和欣賞，而絕不是夫唱婦隨的忍讓。”
家裡來了客人，談論起別的夫婦為了花錢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荃猷說：“長安別說吵架，臉都未曾紅過，我真不能理解。”王世襄說：“荃荃也從未紅過臉”。他喚她荃荃，她喚他長安（王世襄的乳名）。
倆人相伴六十載，感情甚篤
王世襄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人生經歷請看下一篇，《民國富二代在玩啥？“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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