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主流史學家對於王莽的評價都是負面的。在大多數人看來王莽不過是一個篡漢的偽君子，是一個亂臣賊子。從後世的角度來看待，王莽確實是一個偽君子。但是如果結合了當時的社會主流思想，篡漢的王莽非但沒有“篡漢”，而且也不是偽君子，更有甚者從某一個角度而言，王莽還是一個儒家文化的衛道士。
最後一次真實的禪讓制卻被扣上“篡漢”的帽子
因為東漢末年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多權臣巧借“禪讓”篡奪了前朝君王的帝位。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對“禪讓制”都嗤之以鼻，認為這不過是權臣篡位的藉口罷了。但是王莽的篡漢與後世這些權臣有著本質的區別，那就是後世權臣的“禪讓”是建立在自身強大的軍事實力上的，而王莽的“禪讓”則是社會矛盾爆發時，底層老百姓對西漢政權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在這種不信任感的推動下，老百姓渴望政權更迭，出現一位賢明的君主帶領大家度過難關，這是一種典型的堯舜禹氏的禪讓。
我們都知道西漢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五德終始論”的基礎上，當初西漢取代秦朝，是因為秦朝德衰，所以西漢皇帝要更受命，要禪讓給有德之人。當時的儒家學者根據這套理論得出了“天命不長存，其並非萬世一系的，一德衰而一德興”的結論。
“五德終始論”最鼎盛的時候，就連西漢皇帝自己都認可。漢昭帝時期，眭弘謂：“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時期，蓋寬饒上奏：“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哀帝甚至一度要把帝位禪讓給董賢，可見在西漢時期，“禪讓制”依然保留著堯舜禹時代的特徵。
到了西漢末年，社會矛盾不斷的加劇，這時候深受“五德終始論”、“禪讓制”影響的西漢百姓在內心裡是真切地希望有個“救世主”來取代西漢的統治者。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王莽通過禪讓製得到了天下，而且從四十八萬人上書之事，不難看出王莽是得到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擁戴的。
可見王莽的這種“篡漢”與曹魏的“篡漢”、司馬氏的“篡魏”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毫不誇張的說王莽的這一次“篡漢”是古代中國最後一次合法的“禪讓制”。只不過他的新朝曇花一現，光復漢朝的劉秀自然不會承認這樣一場合法禪讓。倘若王莽的新朝能夠流傳得久一點，那麼現在我們評價王莽時，就不會再說他是個“篡漢”的偽君子，而是會說他堪比堯舜禹。
儒家思想的捍衛者，推行者
之所以會說王莽是一個儒家的衛道士，這是因為在他“篡漢”後，為了解決社會矛盾，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孔子推崇的治世手段。面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民眾賣身為奴的問題，實行了均王田、解放奴婢的政策。所謂的“均王田”其實就是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因為孔子推崇周禮、崇尚西周的制度，所以在王莽看來，要解決現在日益尖銳的土地兼併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學習西周的“井田制”。史載“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
在商業上王莽推行的“五均”、“六筦”、“賒貸”之制也都是以古文經《周禮》《樂語》為依據而提出來的，體現了均平、抑制兼併的思想。縱觀王莽這一系列土地、經濟改革遵循的原則都是儒家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
除了經濟上讓人詬病的改革，王莽還頻繁變更地名、官名。在後人看來難以理解王莽為何要這樣大費周章的更改地名、官名，其實這也是王莽遵循孔子思想的體現。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為了讓一切都名正言順，王莽才會不遺餘力地更改地名、官名。將“單于”為“服於”、 “高句麗”為“下句麗”，則是王莽遵循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思想。
但是王莽所推崇的這一套儒家治世的思想，非但沒能解決社會矛盾，還讓新生的新朝面臨四面楚歌，在起義軍的圍攻之下，這個短暫的復古王朝走向了滅亡。王莽也因為自己對儒家治世理念的捍衛而獻出了生命，這樣一個虔誠的儒家衛道士是讓人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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