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為什麼會感慨王國維先生不得不死？'
梁啟超稱他是：“學界重鎮。”
魯迅說他：“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作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伯希和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
陳寅恪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就是被學術界譽為中國二十世紀傑出的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其學問博大精深，先後從事研究哲學、文學、中國戲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敦煌文獻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還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語言文字學領域多有建樹。
但是，就這樣一個國學大師，卻在學術盛年的五十歲（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農曆五月初三），自沉於頤和園內的昆明湖，結束了自己燦爛的一生。
關於王國維的死，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載：“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本文作者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菸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可知，王國維的死，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好像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十分平靜，一種視死如歸的平靜。
梁啟超稱他是：“學界重鎮。”
魯迅說他：“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作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伯希和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
陳寅恪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就是被學術界譽為中國二十世紀傑出的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其學問博大精深，先後從事研究哲學、文學、中國戲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敦煌文獻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還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語言文字學領域多有建樹。
但是，就這樣一個國學大師，卻在學術盛年的五十歲（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農曆五月初三），自沉於頤和園內的昆明湖，結束了自己燦爛的一生。
關於王國維的死，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載：“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本文作者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菸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可知，王國維的死，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好像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十分平靜，一種視死如歸的平靜。
王國維
王國維之死，傳言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郭沫若謂王之死：被羅振玉逼債而慘死。他認為：“王先生將清華月薪三百元還不夠付羅的息錢。”
實際上，該“說法”純屬捕風捉影。我們可以假設按照當時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貸計算，三百元息可借一萬元，王國維要做什麼事而使用到這筆鉅款呢？雖然羅振玉與王氏晚年決裂，但正如葉嘉瑩教授所說是出於誤會。
羅振玉怎麼會逼死王王國維呢？要知道，羅對王一向很尊重，不論在文字上和與人言談之中都如此，王對羅亦復如是，兩人的友誼互相輝映。
王國維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城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王乃譽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著有遊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四歲時，王國維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跟著叔祖母生活，而他的讀書生活，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七歲起，他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１８９２年７月，十六歲的王國維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儘管揹著才子之名，王國維卻兩次鄉試均不中。當然，這和他沒有將主要精力用在應試上，而是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而忙於博覽群書有關。
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後，數以萬計的西方文化科學輸入中國，王國維接觸到新文化與新思想，對新學十分感興趣。儘管因家貧而不能沒有資金外出遊學，但是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
１８９８年，王國維受一同鄉邀請，前往上海《時務報》報社工作，偶然進到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據說當年羅振玉到學生宿舍檢查時，無意中發現王國維寫的《詠史》詩，對其中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二句十分讚賞，於是與王國維結交，兩人開始長達三十年的友誼。
由於羅振玉十分賞識王國維的才學，在經濟上對家庭並不富裕的王國維十分慷慨，於１９０１年資助他赴日留學，歸國後任職清政府學部，期間完成了文學批評著作《人間詞話》，這是他學習西洋美學思想後，以新視野對中國舊文學作出的評論，影響了整個中國文藝界；１９１１年，又攜他流亡日本，墊上了其間的大部分開支。除經濟“援助”外，還有其它如辦學研究等，羅振玉都邀請王國維，像他的敦煌學、甲骨學研究都是在羅的引導下才進入的；再如伯希和將其在敦煌掠奪的文物殘卷運到北京時，他只告訴羅振玉，羅假如不把王國維帶去看這些殘卷，王如何進行敦煌學的研究呢？可見，二人的關係不同一般，後來羅振玉還將三女羅曼華嫁王國維長子王潛明呢。很難讓人相信，羅振玉會為了一點債務去逼迫王國維自殺。即使有人一步造謠：《殷虛書契考釋》是羅振玉剽竊王國維，而署其名發表的。連魯迅、郭沫若也持此種觀點。直到１９５１年，陳夢家找到了羅振玉的手稿才揭開真相。此次，又由“抄襲事件”聯想到王國維的自沉，將王的自沉歸咎於羅振玉。說句實在話，迫害一代國學大師，恐怕羅振玉還是難以做到的。
那麼，人們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懷疑”羅振玉呢？主要還是因為羅振玉除了學者身份，還有商人的頭銜，還與日本軍閥、浪人以及黑龍會勾結，謀圖幫助溥儀復辟，漢奸無疑了。
梁啟超稱他是：“學界重鎮。”
魯迅說他：“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作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伯希和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
陳寅恪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就是被學術界譽為中國二十世紀傑出的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其學問博大精深，先後從事研究哲學、文學、中國戲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敦煌文獻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還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語言文字學領域多有建樹。
但是，就這樣一個國學大師，卻在學術盛年的五十歲（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農曆五月初三），自沉於頤和園內的昆明湖，結束了自己燦爛的一生。
關於王國維的死，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載：“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本文作者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菸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可知，王國維的死，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好像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十分平靜，一種視死如歸的平靜。
王國維
王國維之死，傳言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郭沫若謂王之死：被羅振玉逼債而慘死。他認為：“王先生將清華月薪三百元還不夠付羅的息錢。”
實際上，該“說法”純屬捕風捉影。我們可以假設按照當時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貸計算，三百元息可借一萬元，王國維要做什麼事而使用到這筆鉅款呢？雖然羅振玉與王氏晚年決裂，但正如葉嘉瑩教授所說是出於誤會。
羅振玉怎麼會逼死王王國維呢？要知道，羅對王一向很尊重，不論在文字上和與人言談之中都如此，王對羅亦復如是，兩人的友誼互相輝映。
王國維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城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王乃譽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著有遊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四歲時，王國維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跟著叔祖母生活，而他的讀書生活，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七歲起，他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１８９２年７月，十六歲的王國維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儘管揹著才子之名，王國維卻兩次鄉試均不中。當然，這和他沒有將主要精力用在應試上，而是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而忙於博覽群書有關。
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後，數以萬計的西方文化科學輸入中國，王國維接觸到新文化與新思想，對新學十分感興趣。儘管因家貧而不能沒有資金外出遊學，但是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
１８９８年，王國維受一同鄉邀請，前往上海《時務報》報社工作，偶然進到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據說當年羅振玉到學生宿舍檢查時，無意中發現王國維寫的《詠史》詩，對其中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二句十分讚賞，於是與王國維結交，兩人開始長達三十年的友誼。
由於羅振玉十分賞識王國維的才學，在經濟上對家庭並不富裕的王國維十分慷慨，於１９０１年資助他赴日留學，歸國後任職清政府學部，期間完成了文學批評著作《人間詞話》，這是他學習西洋美學思想後，以新視野對中國舊文學作出的評論，影響了整個中國文藝界；１９１１年，又攜他流亡日本，墊上了其間的大部分開支。除經濟“援助”外，還有其它如辦學研究等，羅振玉都邀請王國維，像他的敦煌學、甲骨學研究都是在羅的引導下才進入的；再如伯希和將其在敦煌掠奪的文物殘卷運到北京時，他只告訴羅振玉，羅假如不把王國維帶去看這些殘卷，王如何進行敦煌學的研究呢？可見，二人的關係不同一般，後來羅振玉還將三女羅曼華嫁王國維長子王潛明呢。很難讓人相信，羅振玉會為了一點債務去逼迫王國維自殺。即使有人一步造謠：《殷虛書契考釋》是羅振玉剽竊王國維，而署其名發表的。連魯迅、郭沫若也持此種觀點。直到１９５１年，陳夢家找到了羅振玉的手稿才揭開真相。此次，又由“抄襲事件”聯想到王國維的自沉，將王的自沉歸咎於羅振玉。說句實在話，迫害一代國學大師，恐怕羅振玉還是難以做到的。
那麼，人們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懷疑”羅振玉呢？主要還是因為羅振玉除了學者身份，還有商人的頭銜，還與日本軍閥、浪人以及黑龍會勾結，謀圖幫助溥儀復辟，漢奸無疑了。
不過，即便如此，我們再來看一下王國維在清華大學任國學院導師的收入，據說月薪五百銀元，且還有額外不菲的稿費收入，如桐鄉徐青原請王國維為自己撰寫一篇印譜序，開價二百銀元。要知道，當時北京的物價也不算高，大米每石僅兩三塊銀元，按此計算，王國維也算得上中產階級的了。按照這種經濟收入，還是可以應付羅振玉的債務的，不至於被他逼到自殺的境地。其實，當時王國維家裡還僱有男、女傭人各一名，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哪來的錢僱傭人？
可見，羅振玉逼債（迫）而導致王國維的自沉，證據都是不充分的，是不可信的。到如今，該觀點更是已漸為世人所拋棄。
由於王國維自沉時，留下遺書一封，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致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能謹慎勤儉，亦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遺書封面有“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等字樣。
於是，很多學者專家提出了“殉清說”、“殉獨立自由之意志說”、“以身殉學術說”、“以身殉文化說”等。
對於王國維的去世，我們來看一下同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反應。
對於王國維自沉之因，一開始時陳寅恪在輓詩中寫道：“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這裡陳寅恪把王國維比喻成屈原，即確定王國維是殉清而自沉的。
不過，陳、王二人常常晤談切磋，即在王自殺前的一二十天中，據《吳宓日記》載，五月十二日“王靜庵先生偕陳寅恪來”，五月二十六日“上午訪寅恪，晤靜庵先生”，可見王與陳、吳二氏的關係不一般。
梁啟超稱他是：“學界重鎮。”
魯迅說他：“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作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伯希和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
陳寅恪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就是被學術界譽為中國二十世紀傑出的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其學問博大精深，先後從事研究哲學、文學、中國戲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敦煌文獻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還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語言文字學領域多有建樹。
但是，就這樣一個國學大師，卻在學術盛年的五十歲（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農曆五月初三），自沉於頤和園內的昆明湖，結束了自己燦爛的一生。
關於王國維的死，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載：“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本文作者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菸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可知，王國維的死，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好像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十分平靜，一種視死如歸的平靜。
王國維
王國維之死，傳言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郭沫若謂王之死：被羅振玉逼債而慘死。他認為：“王先生將清華月薪三百元還不夠付羅的息錢。”
實際上，該“說法”純屬捕風捉影。我們可以假設按照當時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貸計算，三百元息可借一萬元，王國維要做什麼事而使用到這筆鉅款呢？雖然羅振玉與王氏晚年決裂，但正如葉嘉瑩教授所說是出於誤會。
羅振玉怎麼會逼死王王國維呢？要知道，羅對王一向很尊重，不論在文字上和與人言談之中都如此，王對羅亦復如是，兩人的友誼互相輝映。
王國維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城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王乃譽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著有遊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四歲時，王國維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跟著叔祖母生活，而他的讀書生活，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七歲起，他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１８９２年７月，十六歲的王國維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儘管揹著才子之名，王國維卻兩次鄉試均不中。當然，這和他沒有將主要精力用在應試上，而是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而忙於博覽群書有關。
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後，數以萬計的西方文化科學輸入中國，王國維接觸到新文化與新思想，對新學十分感興趣。儘管因家貧而不能沒有資金外出遊學，但是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
１８９８年，王國維受一同鄉邀請，前往上海《時務報》報社工作，偶然進到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據說當年羅振玉到學生宿舍檢查時，無意中發現王國維寫的《詠史》詩，對其中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二句十分讚賞，於是與王國維結交，兩人開始長達三十年的友誼。
由於羅振玉十分賞識王國維的才學，在經濟上對家庭並不富裕的王國維十分慷慨，於１９０１年資助他赴日留學，歸國後任職清政府學部，期間完成了文學批評著作《人間詞話》，這是他學習西洋美學思想後，以新視野對中國舊文學作出的評論，影響了整個中國文藝界；１９１１年，又攜他流亡日本，墊上了其間的大部分開支。除經濟“援助”外，還有其它如辦學研究等，羅振玉都邀請王國維，像他的敦煌學、甲骨學研究都是在羅的引導下才進入的；再如伯希和將其在敦煌掠奪的文物殘卷運到北京時，他只告訴羅振玉，羅假如不把王國維帶去看這些殘卷，王如何進行敦煌學的研究呢？可見，二人的關係不同一般，後來羅振玉還將三女羅曼華嫁王國維長子王潛明呢。很難讓人相信，羅振玉會為了一點債務去逼迫王國維自殺。即使有人一步造謠：《殷虛書契考釋》是羅振玉剽竊王國維，而署其名發表的。連魯迅、郭沫若也持此種觀點。直到１９５１年，陳夢家找到了羅振玉的手稿才揭開真相。此次，又由“抄襲事件”聯想到王國維的自沉，將王的自沉歸咎於羅振玉。說句實在話，迫害一代國學大師，恐怕羅振玉還是難以做到的。
那麼，人們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懷疑”羅振玉呢？主要還是因為羅振玉除了學者身份，還有商人的頭銜，還與日本軍閥、浪人以及黑龍會勾結，謀圖幫助溥儀復辟，漢奸無疑了。
不過，即便如此，我們再來看一下王國維在清華大學任國學院導師的收入，據說月薪五百銀元，且還有額外不菲的稿費收入，如桐鄉徐青原請王國維為自己撰寫一篇印譜序，開價二百銀元。要知道，當時北京的物價也不算高，大米每石僅兩三塊銀元，按此計算，王國維也算得上中產階級的了。按照這種經濟收入，還是可以應付羅振玉的債務的，不至於被他逼到自殺的境地。其實，當時王國維家裡還僱有男、女傭人各一名，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哪來的錢僱傭人？
可見，羅振玉逼債（迫）而導致王國維的自沉，證據都是不充分的，是不可信的。到如今，該觀點更是已漸為世人所拋棄。
由於王國維自沉時，留下遺書一封，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致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能謹慎勤儉，亦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遺書封面有“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等字樣。
於是，很多學者專家提出了“殉清說”、“殉獨立自由之意志說”、“以身殉學術說”、“以身殉文化說”等。
對於王國維的去世，我們來看一下同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反應。
對於王國維自沉之因，一開始時陳寅恪在輓詩中寫道：“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這裡陳寅恪把王國維比喻成屈原，即確定王國維是殉清而自沉的。
不過，陳、王二人常常晤談切磋，即在王自殺前的一二十天中，據《吳宓日記》載，五月十二日“王靜庵先生偕陳寅恪來”，五月二十六日“上午訪寅恪，晤靜庵先生”，可見王與陳、吳二氏的關係不一般。
於是，經過全面考慮，將以上這些說法概括昇華後，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裡寫道：“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論者，又何足怪耶！”
在《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裡，陳寅恪乾脆直接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思想，一姓之興亡。”著重從王國維一生追求真理的學術良心出發，認為王是為維護與發揚中國數千年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自沉，人亡而精神不死。
對於王國維遺信裡“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陳寅恪認為：“凡一種文化價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則其所愛之苦痛亦愈甚。”繼而，陳寅恪先生指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臘柏拉圖所謂Ｉｄｅａ者異曲同工，因此王國維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同時，他還感慨：近數十年來，自道光開始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因為外族侵迫的原因，導致劇烈的變遷；因而綱紀之說無所依憑，今日乃是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因而王國維這樣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會與之共命而同盡，王國維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可見，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是“以身殉文化說”的說法還是有道理的。１９８０年，加拿大女學者葉嘉瑩提出和“殉文化說”相似的“總崩潰說”。葉嘉瑩認為，王國維之死，“實在是當時自以為已經來臨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總崩潰”。兩說無大差別或可將“總崩潰說”視為“殉文化說”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實際上，王國維的死很複雜。不僅有外因還有內因，既有遠慮也有近憂，既有時代文化的因素也有他個人性格的因素……將這些綜合考慮，基本可以知道王國維自沉之因了。
１９２６年，王國維長子王譖明不幸病逝。同年，因撫卹金及婆媳“誤會”（王國維語），與好友兼親家羅振玉鬧翻。
而王國維天性憂鬱。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裡，他說：（自己）“體質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他一生深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影響：人生即慾望和痛苦。１９２５年，王國維受聘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據說經過很有意思。當時，清華國學院的主任吳宓帶著曹雲祥親自寫的聘書去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他對王國維這位晚清遺老的習性、思想作過一番研究。到了王國維住所後，吳宓二話沒說，“撲通”一下子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後起身落座，再慢慢說起聘請之事。這一舉動讓王國維深受感動，當場答應。吳宓後來在日記寫道：“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晚年的喪子之痛，讓原本就極度敏感與內向的王國維更加無奈。他憎惡享樂、拜金，厭棄惡濁之世，欲擺脫名利束縛，追求精神之自由，無奈生活之痛苦無法解脫……各種因素累積疊加，終於擊垮了王國維的精神世界。
梁啟超稱他是：“學界重鎮。”
魯迅說他：“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作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伯希和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
陳寅恪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就是被學術界譽為中國二十世紀傑出的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其學問博大精深，先後從事研究哲學、文學、中國戲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敦煌文獻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還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語言文字學領域多有建樹。
但是，就這樣一個國學大師，卻在學術盛年的五十歲（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農曆五月初三），自沉於頤和園內的昆明湖，結束了自己燦爛的一生。
關於王國維的死，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載：“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本文作者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菸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可知，王國維的死，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好像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十分平靜，一種視死如歸的平靜。
王國維
王國維之死，傳言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郭沫若謂王之死：被羅振玉逼債而慘死。他認為：“王先生將清華月薪三百元還不夠付羅的息錢。”
實際上，該“說法”純屬捕風捉影。我們可以假設按照當時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貸計算，三百元息可借一萬元，王國維要做什麼事而使用到這筆鉅款呢？雖然羅振玉與王氏晚年決裂，但正如葉嘉瑩教授所說是出於誤會。
羅振玉怎麼會逼死王王國維呢？要知道，羅對王一向很尊重，不論在文字上和與人言談之中都如此，王對羅亦復如是，兩人的友誼互相輝映。
王國維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城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王乃譽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著有遊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四歲時，王國維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跟著叔祖母生活，而他的讀書生活，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七歲起，他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１８９２年７月，十六歲的王國維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儘管揹著才子之名，王國維卻兩次鄉試均不中。當然，這和他沒有將主要精力用在應試上，而是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而忙於博覽群書有關。
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後，數以萬計的西方文化科學輸入中國，王國維接觸到新文化與新思想，對新學十分感興趣。儘管因家貧而不能沒有資金外出遊學，但是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
１８９８年，王國維受一同鄉邀請，前往上海《時務報》報社工作，偶然進到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據說當年羅振玉到學生宿舍檢查時，無意中發現王國維寫的《詠史》詩，對其中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二句十分讚賞，於是與王國維結交，兩人開始長達三十年的友誼。
由於羅振玉十分賞識王國維的才學，在經濟上對家庭並不富裕的王國維十分慷慨，於１９０１年資助他赴日留學，歸國後任職清政府學部，期間完成了文學批評著作《人間詞話》，這是他學習西洋美學思想後，以新視野對中國舊文學作出的評論，影響了整個中國文藝界；１９１１年，又攜他流亡日本，墊上了其間的大部分開支。除經濟“援助”外，還有其它如辦學研究等，羅振玉都邀請王國維，像他的敦煌學、甲骨學研究都是在羅的引導下才進入的；再如伯希和將其在敦煌掠奪的文物殘卷運到北京時，他只告訴羅振玉，羅假如不把王國維帶去看這些殘卷，王如何進行敦煌學的研究呢？可見，二人的關係不同一般，後來羅振玉還將三女羅曼華嫁王國維長子王潛明呢。很難讓人相信，羅振玉會為了一點債務去逼迫王國維自殺。即使有人一步造謠：《殷虛書契考釋》是羅振玉剽竊王國維，而署其名發表的。連魯迅、郭沫若也持此種觀點。直到１９５１年，陳夢家找到了羅振玉的手稿才揭開真相。此次，又由“抄襲事件”聯想到王國維的自沉，將王的自沉歸咎於羅振玉。說句實在話，迫害一代國學大師，恐怕羅振玉還是難以做到的。
那麼，人們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懷疑”羅振玉呢？主要還是因為羅振玉除了學者身份，還有商人的頭銜，還與日本軍閥、浪人以及黑龍會勾結，謀圖幫助溥儀復辟，漢奸無疑了。
不過，即便如此，我們再來看一下王國維在清華大學任國學院導師的收入，據說月薪五百銀元，且還有額外不菲的稿費收入，如桐鄉徐青原請王國維為自己撰寫一篇印譜序，開價二百銀元。要知道，當時北京的物價也不算高，大米每石僅兩三塊銀元，按此計算，王國維也算得上中產階級的了。按照這種經濟收入，還是可以應付羅振玉的債務的，不至於被他逼到自殺的境地。其實，當時王國維家裡還僱有男、女傭人各一名，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哪來的錢僱傭人？
可見，羅振玉逼債（迫）而導致王國維的自沉，證據都是不充分的，是不可信的。到如今，該觀點更是已漸為世人所拋棄。
由於王國維自沉時，留下遺書一封，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致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能謹慎勤儉，亦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遺書封面有“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等字樣。
於是，很多學者專家提出了“殉清說”、“殉獨立自由之意志說”、“以身殉學術說”、“以身殉文化說”等。
對於王國維的去世，我們來看一下同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反應。
對於王國維自沉之因，一開始時陳寅恪在輓詩中寫道：“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這裡陳寅恪把王國維比喻成屈原，即確定王國維是殉清而自沉的。
不過，陳、王二人常常晤談切磋，即在王自殺前的一二十天中，據《吳宓日記》載，五月十二日“王靜庵先生偕陳寅恪來”，五月二十六日“上午訪寅恪，晤靜庵先生”，可見王與陳、吳二氏的關係不一般。
於是，經過全面考慮，將以上這些說法概括昇華後，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裡寫道：“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論者，又何足怪耶！”
在《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裡，陳寅恪乾脆直接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思想，一姓之興亡。”著重從王國維一生追求真理的學術良心出發，認為王是為維護與發揚中國數千年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自沉，人亡而精神不死。
對於王國維遺信裡“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陳寅恪認為：“凡一種文化價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則其所愛之苦痛亦愈甚。”繼而，陳寅恪先生指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臘柏拉圖所謂Ｉｄｅａ者異曲同工，因此王國維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同時，他還感慨：近數十年來，自道光開始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因為外族侵迫的原因，導致劇烈的變遷；因而綱紀之說無所依憑，今日乃是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因而王國維這樣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會與之共命而同盡，王國維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可見，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是“以身殉文化說”的說法還是有道理的。１９８０年，加拿大女學者葉嘉瑩提出和“殉文化說”相似的“總崩潰說”。葉嘉瑩認為，王國維之死，“實在是當時自以為已經來臨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總崩潰”。兩說無大差別或可將“總崩潰說”視為“殉文化說”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實際上，王國維的死很複雜。不僅有外因還有內因，既有遠慮也有近憂，既有時代文化的因素也有他個人性格的因素……將這些綜合考慮，基本可以知道王國維自沉之因了。
１９２６年，王國維長子王譖明不幸病逝。同年，因撫卹金及婆媳“誤會”（王國維語），與好友兼親家羅振玉鬧翻。
而王國維天性憂鬱。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裡，他說：（自己）“體質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他一生深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影響：人生即慾望和痛苦。１９２５年，王國維受聘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據說經過很有意思。當時，清華國學院的主任吳宓帶著曹雲祥親自寫的聘書去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他對王國維這位晚清遺老的習性、思想作過一番研究。到了王國維住所後，吳宓二話沒說，“撲通”一下子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後起身落座，再慢慢說起聘請之事。這一舉動讓王國維深受感動，當場答應。吳宓後來在日記寫道：“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晚年的喪子之痛，讓原本就極度敏感與內向的王國維更加無奈。他憎惡享樂、拜金，厭棄惡濁之世，欲擺脫名利束縛，追求精神之自由，無奈生活之痛苦無法解脫……各種因素累積疊加，終於擊垮了王國維的精神世界。
陳寅恪故居
曾為王國維寫過兩句詩：“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如此。晚年的他準備歸隱田園，避居廣州。王國維自沉，陳寅恪自隱，卻殊途同歸，均在為傳統文化殉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