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任千鈞再出發！短短兩週內，上海與深圳，這一東一南、歷來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最響亮名片的兩座城市，再次被委以重任，成為中國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兩大戰略平臺。中國經濟最發達、最開放城市，正勇立改革潮頭，攜手並進。
8月20日上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正式揭牌。距離上海市中心70多公里外的臨港，成為中國實施更高層次對外開放的新高地與支點。半個月前，國務院公佈6000餘字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臨港新片區先行啟動區域面積為119.5平方公里。作為上海面向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臨港，憑海，臨風。
無獨有偶，4000餘字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下稱《意見》）日前由新華社受權發佈。深圳因改革開放而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窗口”。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兩個字的變化，折射出深圳發展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
往前看，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包括《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在內的11份重要方案與意見，為近30天密集的開放組合拳埋下了伏筆。
賦予上海和深圳升級版新使命的兩份重磅文件，幾乎同步推出，時間點之緊湊不免讓人產生聯想。其實，若將兩者置於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整體版圖下，上海自貿區新片區、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均非憑空出世，而是水到渠成之舉，背後有著極強的政策一致性。傾力服務國家戰略，上海與深圳肩負同樣的使命，但角色各有側重。
滬深一樣全面，體量大平臺高
“國際”、“自由”，是貫穿上海自貿區新片區總體方案的兩大關鍵詞。在近1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速公路、鐵路縱橫，北臨浦東國際航空港，南接洋山國際樞紐港，坐擁上海貿易、金融、科技等高端要素集聚優勢，背靠長三角廣闊腹地。這裡萬事俱備，東風正勁。
作為全國自貿區雁陣的“領頭雁”，上海自貿區此番增設新片區相較於2014年至2015年的擴圍意義更為深遠。新片區自誕生之日起便對標全球最高標準，物理空間擴圍的背後，並非原有自貿區適用政策的複製平移，而是由“投資貿易便利化”向“投資貿易自由化”的大跨度升級。總體方案明確，上海自貿區新片區要以投資自由、貿易自由、資金自由、運輸自由和人員從業自由等為重點，打造更具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五個自由”的提法，被外界認為是總體方案最大的亮點。
“上海是一個優秀的畫師，臨港新片區相當於多給了一塊畫布。”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澎記者表示。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國平此前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分析稱，原有的自貿試驗區實際運行中，更偏重於以縮短時間、簡化流程和降低成本為核心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措施。新片區則特別強調以自由化為核心，謀求從自由化破題，將觸及更深層次、不乏革命性的制度創新。
這意味著，上海陸地最東南角、區位優勢得天獨厚的新片區必須以超越現有自貿區開放水平的一批首創性政策和制度，來吸引、集聚和配置全球高端資源要素。根據規劃，到2035年，新片區的區域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再造一個目前的上海浦東新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於2013年，是中國首批唯一一個自貿區，其範圍最初包括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區域，在海上物流、空港物流和保稅方面各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隨後增加的三個區域，金橋出口加工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和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重點聚焦金融業、服務業與高科技。白明認為，上述擴區步伐，與上海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經濟“四個中心”的建設緊密結合。
未來上海自貿區要如何繼續增加含金量？在白明看來，製造業是一個重要的方向，臨港有更多留白空間。其實，上海發展製造業的思路一直很明晰：上海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產業“鏈”的高端和“質”的高端，都是應有之義。“上海前一陣主要是工筆畫，因為空間有限，只能精雕細刻。但是現在說給他多一倍的畫布，作畫空間會更大。”
而如今在北上廣深四大超級城市中作為“小兄弟”的深圳，在上世紀70年代還是一座僅有3萬多人口、兩三條小街的海邊小鎮，40年來，深圳已成為一座充滿魅力、動力、活カ、創新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一座擁有上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深圳“崛起”的背後，與其率先進行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升級等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對於深圳未來的發展給出了明確的目標：到2025年，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白明認為，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和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共同點都是為提高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而生。但在具體的表現形態上，兩者更有側重：上海會更多地表現為從內向外，而深圳更多地表現為從外向內。所謂從內向外，即上海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將更加凸顯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獨特定位。“上海在經濟發展與創新驅動上，可以與世界各國門當戶對。”
而廣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鎮，集聚能力比較強，形成了一些世界級的大企業。“廣東把開放帶來的福利內在化，通過轉型升級，形成新的高平臺。”
此外，上海的周邊腹地更大，經濟實力也更強。 “我覺得這兩個文件的發佈，實際上讓上海更進一步做大做強，讓深圳進一步做強。”白明說道。其他地區雖有各自的優勢與定位，但很難像滬深一樣全面，有這麼大的體量和這麼高的平臺。
破舊立新與化舊為新獲得巨大成功的典範
“上海與深圳，是中國過去整體改革中兩個成功的不同示範。兩者未來承擔的使命，是對內成為中國深入改革的先行示範點，對外中國繼續擴大開放、擁抱世界的兩隻手。”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對澎湃新聞說道。
她認為，上海與深圳再次成為焦點中的焦點並不讓人吃驚，雖然兩者的歷史條件和發展沿革有所不同，但這兩個城市是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以來，以破舊立新和化舊為新獲得巨大成功的兩個典型代表。
所謂破舊立新，意即將以前不太有的東西、或是基本上沒有的東西全部破除，在此基礎上立出新機制來。化舊為新則難度更大，要求在不破壞存量的基礎上，進行增量改革創新。
萬喆認為，白手起家的深圳便是“破舊立新”的典範。在外匯管制時期，深圳最早誕生了協調機制；在國有企業政府當家時代，深圳最早成立了類似於國資委的協調機構；深圳也是最早萌生股份制和資本市場改革意向的地區。“深圳實際上是中國破舊立新改革成功中的代表。”
歷史更為厚重的上海則代表了另一種路徑。早在建國之處，上海便是聞名世界的大都會，具有國際性的商業、貿易和金融中心，文化氛圍深厚。“正因為此，上海在建國初期擁有非常多的國有企業，每一次轉型的時候，由於質量規模以及國內和國際的影響力都非常大，改革使命更為艱鉅。”萬喆分析稱，上海的“化舊為新”改革中，既有破立的成分，比如浦東新區的誕生，也有存量改革的過程，“新片區提出的五個自由，標誌著上海在過去化舊為新的基礎上正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探索更多創新。我們看到上海的改革過程同樣非常成功，在不同的時間和階段，上海的方針政策以及改革的力度都是非常到位的。”
萬喆認為，從未來發展來看，上海將更立足於打造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全球金融中心，對標城市將是美國紐約或是英國倫敦；深圳更側重於立足粵港澳大灣區賦予的任務，發展模式與美國舊金山硅谷更類似。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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