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舊文化」 50年代老電影《鐵道游擊隊》拍攝往事'

來源：故園懷舊

電影《鐵道游擊隊》海報

劉知俠與短槍隊

上海電影製片廠1956年底攝製完成的《鐵道游擊隊》，是根據著名作家劉知俠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再現了由魯南煤礦和鐵路工人祕密組成的一支武裝力量，在鐵路沿線靈活、機智地抗擊日寇的英雄事蹟。

劉知俠自小生長在河南北部鐵路邊，父親就是一名鐵路工人，因家境貧寒他和窮苦孩子一起到車站上撿煤核，還學會了扒車的技術，很早就養成一種堅強勇敢，豪爽義氣的氣質。1938年9月，他懷著抗日救國熱忱奔赴延安，因喜歡文學想進魯藝學習，卻偏偏被分到抗大學習軍事。開始他以為吃了虧，但所學軍事知識以及行軍打仗的鍛鍊，使他變得能文能武，為後來創作《鐵道游擊隊》儲備了必要條件。

就在劉知俠因軍事課程成績好，一年後於抗大畢業又被留校繼續學習的同時，八路軍蘇魯支隊派人進入山東煤炭重鎮棗莊，組織鐵道游擊隊，借開炭廠作掩護，祕密發動工人，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打擊鬼子、漢奸。隊員們都會扒火車，有的還會開火車。到1940年夏天，游擊隊活動由祕密轉入公開，從棗莊擴大到津浦線、微山湖一帶。由於隊伍不斷擴大，他們成立了大隊部，下設四個分隊，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襲據點、扒火車、打票車、撞火車、炸橋樑、劫貨車，聲東擊西、神出鬼沒，把敵人打得顧此失彼、狼狽不堪，老百姓把他們看作是諸葛亮、關羽一樣的能人，到處講述其戰鬥故事，因為染上感情色彩也就愈傳愈神。

這時，劉知俠已隨抗大一分校由太行山東進沂蒙山，先後任抗大文工團團長和《山東文化》副主編，鐵道游擊隊的事蹟像磁鐵一樣吸引了他的注意力。1943年在山東根據地第一次戰鬥英雄大會上，他有幸以記者身份訪問了鐵道游擊隊的代表，並在省黨校結識了他們的政委，萌生了創作小說的念頭。然而頻繁的戰鬥、行軍又不可能安下心來謀篇寫作，他便將鐵道游擊隊的事蹟編成故事，在戰鬥間隙講給大家聽，很受歡迎。1945年他根據部分材料寫成小說《鐵道隊》，在《山東文化》發表。隨即他接到鐵道游擊隊的來信，希望他一定要到隊上去，更進一步熟悉和了解他們的鬥爭。這一邀請使劉知俠很為興奮，他不顧路途遙遠，穿越敵人的封鎖線和據點，先後兩度趕到那裡，和他們生活、戰鬥在一起。

在與鐵道游擊隊相處的日子裡，劉知俠與短槍隊的“老哥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做著長久的交談，走遍了他們所戰鬥過的地方。最使他難忘的是在一次年會上，鐵道游擊隊的指戰員們按古老的方式來悼念犧牲的戰友，把豐盛的佳餚美酒擺在烈士牌位之前，一改平時喝酒都要猜拳行令的習慣，全都沉默地隔著酒桌滿含淚水寄託哀思。就在這次新年會餐席上，他們提出兩個要求：一是建議革命勝利後在微山湖立個紀念碑，二是希望劉知俠把他們的事蹟寫成一本書留下來。他當即接受了這個光榮的委託，他感到：“寫這本書不僅是出於我個人對他們的敬慕和熱愛，同時也成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電影《鐵道游擊隊》劇照

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型

正當肩負重託的劉知俠準備傾力投入創作時，解放戰爭打響了，鐵道游擊隊編入主力部隊，他也奉命奔赴前線，寫作只好停下來，直到建國以後才找到機會，從1952年起花了整整兩年時問，終於一氣呵成寫出這部40萬字的長篇小說，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由於它以真人真事為基礎，其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幾乎都可以從生活中找到原型：

大隊長劉洪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受黨派遣返回棗莊，從建立祕密抗日情報站發展為魯南鐵道隊的首任大隊長洪振海，血染洋行、打票車、劫布車等戰鬥，就是由他率隊進行的，後在一次作戰中犧牲，年僅32歲。另一個是第二任大隊長劉金山，在魯南地區抗日鬥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他率領隊員們堅持戰鬥，並圓滿完成了護送剛剛卸任新四軍政委的劉少奇等中央首長跨越津浦鐵路返回延安的任務。小說出版時，劉金山已是蘇州軍分區副司令員，很多機關、學校請他去作報告，每次報告完，總被青年人團團圍住，問芳林嫂的情況，他只得滿面通紅地回答：“小說中的戰鬥都是真的，至於芳林嫂，那是作家的塑造。”

政委李正，是綜合第一任政委杜季偉等幾位政委的特點塑造而成的。鐵道游擊隊開始建立時只是一個由失業工人和無業遊民為主要成員、以“偷”鬼子為主要職業的散漫團體，後來在八路軍的領導和改造下，才一步步走上正規化道路。

芳林嫂，則是三位女性的綜合：年近30歲、外號“時大腳”的時大嫂，其丈夫是鐵路工人被日本特務殺害，有個叫小鳳的女兒；劉桂清，兒子是鐵道游擊隊隊員，人們稱她為“二嫂”；尹大嫂，她不僅掩護傷員、送情報，還參加過襲擊敵人的戰鬥。小說發表後，當地群眾把她們三人都稱為芳林嫂。令劉知俠沒有想到的是，在他人生最艱難的時刻，曾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鐵道游擊隊隊員的“芳林嫂”再次伸出無私的雙手。“文革”中，《鐵道游擊隊》被批為“大毒草”，時任山東省文聯副主席、山東省作協主席的劉知俠遭到“造反派”的囚禁和武鬥，他從三樓跳下脫身，逃到移居濟南的劉桂清家裡躲藏起來。劉知俠後來曾滿懷感激地回憶說：“她見到我說：'大兄弟，你在二嫂我這裡住就行了，保你沒事！’

導演痛下“肢解”重手

小說《鐵道游擊隊》面世之後，因描寫的是在鐵道線上這一特殊環境裡運用特殊形式進行的抗日遊擊戰爭，又採用了話本形式和傳奇筆法，具有題材新穎、情節別緻、人物生動的特點，迅即風靡一時，要求改編為電影的呼聲隨之而起，上影廠順應民意將其列入攝製計劃。此時恰逢長影《平原游擊隊》捷足先登產生轟動效應，眾多喜愛《鐵道游擊隊》的讀者對該片的拍攝更是翹首以盼，紛紛以各種途徑詢問、建議，其關注熱切程度實為罕見。

上影決定由劉知俠這個“外行”直接改編劇本，同時讓已確定擔任導演的趙明提前介入，參與改編工作。趙明給初次“觸電”的劉知俠幫助不少，起著主導作用，但兩人之間也有很多爭論。趙明從影片的長度不能包括原著小說全部內容，必須突出最主要的東西出發，建議作者省略或合併一些次要人物和情節，對於原作者劉知俠來說，這種割捨畢竟是一種難言的痛苦，就像他自已所言：“小說寫得雖然有許多缺點，可是再不好的孩子，總是自己生的，不免有些偏愛。現在要把它拿來肢解，實在不忍下手。”改編的頭幾稿，他認為已經刪了很多，再精簡不下去了。於是趙明拿過去，再作一番刪削。後來定稿的電影文學劇本的篇幅，僅及小說的十分之一多一些，而實際拍成的影片又有壓縮，比一般影片可映一個半小時的長度更短，僅一小時二十分就映完了。劉知俠雖對導演“果斷處理”表示佩服，感嘆比自已“客觀、冷靜得多了”，但在電影文學劇本出版單行本時，除參照導演的分鏡頭劇本作了修補，還把文學劇本原來就有、銀幕上沒有采納而又自認為好的東西，悉數保留於其中。

影片上映後，一些喜愛原小說的熱心讀者同樣感到不滿足，對影片改編的取捨提出不少意見，甚至認為應該包羅原著中的全部重要情節，特別“指名道姓”地提出“'搞布車’既能表現游擊隊的英勇機智，又能表現人民群眾的支持，為什麼不包羅在影片裡”、“'血染洋行’很緊張，為什麼不放上去呢”，就連曾任鐵道游擊隊大隊長、應邀擔任影片軍事顧問的劉金山，也表示影片沒有把這樣生動複雜的場面拍進去“是很可惜的事”。

趙明也坦陳影片對小說所作的改編取捨，存在著估計不足和考慮欠周的地方，如果當初對讀者和觀眾的要求估計得更準確一些，劇作構思上更全面客觀一些，劇本和影片的面貌可能又是一個樣。具體到“打布車”、“血染洋行”的略去，趙明解釋並沒有把它們當作次要情節對待，只是出於使素材保持適當比例和突出鐵道鬥爭特點的要求。因為影片中游擊隊在棗莊時有了“飛車搞機槍”，拉隊伍以後有了“打票車”，經過一段時期休整後有了“撞兵車”，日本宣告投降後有了“阻擊鐵甲列車”，其它“打布車”等相類似的情節就只好割愛了。而“打洋行”雖在鐵路邊，但和鐵道鬥爭特點關係不大，在洋行裡殺鬼子，也與任何游擊隊殺鬼子沒有什麼特殊的差別，加之顧及在銀幕上表現起來太血淋淋，造成過分刺激效果，同樣也就在影片中未作正面展開，而只作為後景氛圍處理。

“拍攝現場就是戰場”

影片經過緊張籌備很快投入拍攝，演員的選擇頗費心思，扮演劉洪的是專門外請的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演員曹會渠，政委李正則由上影演員馮吉吉出演，一個矯健英武，頗有軍事幹部氣質；一個清癯精幹，帶有知識分子特徵，從外形到內在都很貼近，“文武”互補頗為般配。游擊隊其他骨幹王強、小坡、彭亮、魯漢等，分別由馮奇、馮笑、仲星火、鄧楠等扮演，也都各具角色所需的練達、樸實、憨厚、耿直等特徵，唯一的女角芳林嫂，給了與外貌略顯孱弱、單純卻本性聰慧、機靈，形象要求最為接近的秦怡，陰險狠毒的日寇特務隊長崗村，則找了在反派表演中嶄露頭角的陳述。

外景地原擬從故事發生地山東選擇，但考察發現棗莊鐵道線太繁忙，而微山湖又太遼闊，並不適於拍攝，後改選無錫、南京郊區及太湖，並取得上海市鐵道分局支持，在江灣附近撥出一條還沒有正式運行的支線鐵路和幾列火車供拍攝使用。

1956年7月5日影片正式開拍，在攝影棚拍攝了四堂內景以後，攝製組於7月21日轉赴無錫太湖邊進入外景拍攝。時值盛夏十分炎熱，而要拍的偏偏多是冬天的戲，出著滿身大汗還得穿上厚衣服，室外的溫度已達三十四、五度，外景戲基本是頂烈日冒酷暑工作，攝影棚裡因有水銀燈照射著，溫度也高到三十七、八度以上。拍攝中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是揮汗如雨，演員們因要一遍又一遍地試戲更是辛苦，往往一個鏡頭正式拍攝的時候，全身已像從水裡爬出來一樣，尤其是臉上流滿了汗珠，只好由化裝人員趕緊拿著手巾和沙布幫助吸汗。

有一場戲是芳林嫂和戰友一起送政委到後方養傷，在湖邊與政委告別。秦怡身穿棉襖，還圍上一條厚厚的毛圍巾，在地表溫度高達攝氏五十度的太陽底下拍攝，熱得火燒火燎，裡面的衣服早已溼透，表面上還要裝作若無其事，堅持把戲拍完。還有一場拍火燒場面的戲，連戰馬都熱得昏倒在地上，秦怡幸好安然無恙。人雖然硬挺了過來，身上卻長滿了痱子，特別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連成一片結成了塊，看上去紅紅厚厚的一層。此時正巧日本著名影星乙羽信子來華訪問，廠裡指令秦怡回上海出面接待。那天天氣實在太熱，秦怡便穿了件低領的連衫裙，露出了脖子上的一圈痱子，見面時乙羽信子老是盯著那裡看。秦怡從對方的無比驚訝眼神中，讀懂了是詫異“中國電影明星怎麼會有這麼一副狼狽相”，便解釋說：“我是因為夏天拍冬天的戲，脖子上長了痱子。”乙羽信子仍搖頭嘆息：“為什麼你讓人把你折磨成這樣呢？”秦怡回答：“沒什麼，這是拍戲的需要。”乙羽信子還是感到不能理解，而且竟然將這件事一直記了幾十年。後來秦怡三次訪問日本見到乙羽信子，每次她都會指著秦怡的脖子問：“還會長痱子嗎？”

拍攝外景戲的生活條件也很艱苦。在無錫時大隊人馬住在山坳裡一個部隊的宿舍，房間裡一臺電風扇都沒有，晚上睡覺都是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會留下一個個汗溼的“人形”。因攝製組裡只有秦怡一個女同志，住宿安排總佔一些便宜，轉點南京拍攝時獨自住了有四張床的房間，可怕熱的她還是一把扇子不離手，鼾聲已起扇子還在搖。當然“苦”中也有“樂”，那就是攝製組中“老合作”不少，相處十分融洽，而且都很風趣。尤其是陳述表現得最不怕累，拍戲之餘忙著給人畫畫、寫拍攝花絮、說各種笑話，盡顯多才多藝，而且他最不怕熱，夏天睡覺也要蓋厚被。

電影《鐵道游擊隊》海報

攝製組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情歡迎與全力支持，人們爭相圍觀拍攝現場，根據裝扮指認誰是劉洪、王強、李正、小坡……，那種歡欣和崇敬的情景，令演職員們深受鼓舞與激勵，自覺克服各種困難忘我工作。曹會渠第一次參加拍電影，就演劉洪這樣一個難度很大的角色，為了在銀幕上展示鐵道游擊隊特有的高超巧妙的駕車與跳車技術，他與其他有關演員一起，在上海鐵道局機務段同志的幫助和指導下，跟著火車在上海與蘇州之間來回跑，反覆練習開車、跳車的關鍵動作。在準備影片高潮“芳林嫂被押刑場、劉洪飛騎相救”一場戲時，為達到拍攝所要求的能自如騎馬飛奔，他又勤學苦練騎馬技術，實拍中更是以堅定意志和頑強精神甘冒風驗。按劇情規定需演員騎著馬追趕火車，並在公路與鐵路交岔口越過火車頭，導演要求馬與火車在同一時間、同一畫面擦肩而過，雖在拍攝之前已對安全保障作了充分佈置，但意外情況還是難以預料。正式拍攝中當劉洪策馬向路口飛奔時，面對疾馳過來的火車，坐騎突然剎了一下腳，好在僅有短暫的兩秒鐘，就又飛奔越過火車，馬尾巴幾乎被火車碰上。位於火車鐵軌五、六米外屏息觀看者，嚇得魂不附體紛紛閉上眼睛，情不自禁地感嘆：“拍攝現場就是戰場”。

多一分勤勞便多得一分收穫，《鐵道游擊隊》在上海首輪映出時，上座率創了新高，轟動全國。1957年，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和《北京日報》聯合舉辦國產新片評選，它又被評為最受觀眾歡迎的十部影片之一，而“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這首浪漫的影片主題歌，則傳唱至今，歷久不衰。